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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4)07-0865-04
崇尚中庸之道的国人，常常习惯性地把均衡状态当作理想境界。从“中央帝国”到“均贫富”，从“四合院“到京剧舞台上的“四方步”，非如此不以为美，非如此不以为协调。以至于当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很多人感到匪夷所思。这种情况，在我们体育界同样屡见不鲜。在不少人的思维定势中，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就要齐头并进；管理体制改革就要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刀切；体育人口中，中年人比例低了，就要优先抓中年人体育。此类事例，不一而足。然而，举目世界，回顾历史，哪一个社会、哪一个时期，不是在击碎了旧的世界，在极度非均衡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非除旧无以布新，没有非均衡的存在，就没有发展，就没有进步。
1 非均衡理论的辨析
非均衡理论是上世纪中期逐渐兴起的经济学理论，后来的经济学家把该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所谓非均衡发展通常指不同地区、行业、人群在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分配、财富积累、经济收入、权利运用等方面产生不平衡或不均衡现象，或呈现愈来愈显著的差异趋势。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通过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的途径，逐步实现各地区经济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
非均衡发展理论是针对均衡发展理论提出的，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均衡发展理论注重于促进社会公平、缩小地区差距和维护社会稳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有利于协调发展。但又有其明显的局限性。首先是不发达地区通常不具备均衡发展的条件，各种差距的存在无法实行均衡发展。其次，如果注重均衡发展，势必忽视效率。如果经济条件差异明显，投资效率和经济效果就会各有不同。非均衡发展首先追求的是效率，在效率得到提高，而且差别逐渐缩小或消除后，再强调在高效率下共同的协调发展。面对非均衡的经济基础，我国在建国初期，实行均衡发展，即“全面撒网、共同进步”的经济战略，曾使我国经济发展一度遭受重创。
非均衡发展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不平衡、不均称的状态，而把非均衡发展理论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作为一种较长期选择和运用的经济发展战略，则是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提出了非均衡发展论，即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所以说，非均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均衡、静止是相对的。邓小平关于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而设计和制定的。
邓小平在非均衡发展战略中确立“先富带后富”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鼓励有条件有能力的地方和个人先富裕起来，寻求实现最终共同富裕的途径。这一理论在我国已经得到证明是切实可行的，而且收到了显著效果。“邓小平的非均衡发展思想有四个重要特点：对我国发展来讲，均衡是相对的，非均衡是正常的；非均衡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非均衡不等于不发展，我们需要的是非均衡发展，而不是均衡的停滞；非均衡的程度要有一个限度，即不能危及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1]。
关于均衡与非均衡的发展问题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来考察。社会的发展一直处于一种由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这样一个动态变化中，由于非均衡的存在，使得落后的或较差的不断赶超先进的、发达的，促使社会在波浪式前进，事物呈现螺旋式上升态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不均衡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它不但在我国，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而且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非均衡发展是从资源有效配置角度，考虑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分配于最有生产潜力的地方。“非均衡发展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均衡发展，只不过均衡发展是目标，非均衡发展是手段”[2]。当从非均衡开始时，为了接近均衡就需要有进一步的非均衡。
我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取得了辉煌成就，而由此派生的地区经济差距、收入分配倾斜、消费水平断层、产业升级滞后、市场环境局部瓶颈等问题已成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国家提出协调发展战略。于是有人对非均衡发展提出质疑，“非均衡是不是与协调发展相悖呢？”
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社会的协调总是相对于不协调或失调发展而言的，绝对协调是不存在的。协调与均衡具有同样性质，是暂时性、有条件的。协调的相对性表现为：“协调是失调在一定条件下转化而来的，总是相对与失调存在的；协调是有条件的，它需要经过人们的实践努力才能达到；协调体现着社会发展的稳定性、有序性，而社会发展的稳定性、有序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3]。非均衡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而且具有普遍性，在实施非均衡战略过程中所采取的倾斜政策、优惠政策、扶植政策，加之原有的不同差异，引发许多新问题，如城乡差距、东西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社会公用事业严重滞后等等。当这些矛盾较为突出时，就需要社会的协调。协调发展的主体是人，其核心是社会发展的自身，正是因为各种差距的存在，使得社会具有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总是在均衡与非均衡的矛盾中进行，必要时进行协调，由均衡、非均衡、再均衡，循环往复，不断发展。“任何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目标取向必须是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是社会发展本质的内在要求。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论告诉我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的根本体现在于差别，差别表现在社会发展上必然是非均衡的发展”[4]。
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是协调发展的两翼。非均衡协调发展是通过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的途径，逐步实现共同发展的长远目标。非均衡发展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促进效率前提下体现公平，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原则，同时又要防止贫富差距悬殊等负面效应。
2 非均衡发展中的中国社会
2.1 区域差异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基础与发展条件不尽相同，各地区资源禀赋差别巨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投资、财政、金融等方面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的政策与体制倾斜，人为地加大了东西差距。区域间差距的加剧，进一步扩大了固有差距（人群、文化、城乡、资源等差距）。到2002年，我国东部沿海区人均GDP为10768元，中部地区为5978元，西部地区为4606元，东部沿海地区人均GDP是中部地区的1.8倍，是西部地区的2.34倍。中部与东部的绝对差为4790元，西部与东部的绝对差为6162元。中部与西部的人均GDP绝对差为44.5%，西部与东部的人均相绝差为57.2%，其绝对差与相对差分别达到了改革开以来的较高水平[5]，并且，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经济实力雄厚，投资环境良好的东部地区将吸纳更多的生产要素，加之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这一拉大的趋势还将持续相当一个时期。
2.2 城乡差异 按照国家行政区划的级别来分析中国人口的分布，我国人口呈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其中不足20%的人口分布在中央、省、市、区（县）及乡镇的各种性质、大小不等的单位中，80%的人口基本上分布在广大农村（行政村）。另外，由于我国在社会管理上，长期以来，对农村和城市实行两大行政制度因素为核心管理体制：一是户籍壁垒，城乡居民被严格分为非农业、农业两种户口；二是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城乡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福利、社保、金融等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从而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城乡分割发展的格局。这一方面，使大量农民被限制在农业上，农业人口比重过高；另一方面，由于工农产品“剪刀差”使农民收入过低，贫困人口多，又加大了城乡差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中国经济农业绿皮书》统计，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按可比价格比上年增长了4.8%。但当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703元，实际增长了13.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89∶1扩大到3.11∶1，也说明这种实际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2.3 历史与文化差异 黄河流域曾是多数朝代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唐末宋初重心南移，使得长江以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行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由于受资本主义经济与文化冲击，区位优势又加大了沿海与内地的差距。在文化上，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于自然环境、社会风俗、经济状况等众多因素迥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2.4 资源差异 在自然资源上，“我国国土辽阔，有三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部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地势有三大阶梯，即西高东低、由西至东层层下降，形成地形上阶梯，西南部及西部的青藏高原是我国最高一级阶梯，由青藏原往北、往东地势显著降低而形成第二个队梯，大兴安岭、太行山、伏牛山一线以东则是地势最低的一级阶梯。这三大综合自然区和三大阶梯从根本上决定中国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6]。在人力资源上，我国不同地区的群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教育水平呈现显著差异，农民受教育水平较低。“1995年，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6.09年，东部地区达6.86年，中、西部为6.01年和5.05年”。[5]
以上仅从几个层面上简单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非均衡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直接影响中国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问题。
3 非均衡发展中的中国群众体育
在任何国度，体育都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体育的发展形态，都是由社会环境的形态所决定的。在充满差异的中国社会中，体育也必然地处于非均衡发展的状态中。在群众体育领域中，这一状态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管理体制、体育人口的各种结构性比较、地域与城乡之间以及投资与效益的诸多关系中。
3.1 管理体制 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中的一次研究中，作者曾提出：“由于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多元化管理体制将保持相当一个时期。在部分经济落后、文化闭塞的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力量薄弱，不足以承担支持和管理体育的责任，政府管理型体制仍将不得不保留下来，而在少数经济高度发展，体育市场发育成热的地区，不排除出现社会管理型体制的可能”[6]。之后发生的事实，支持了这一假设。
20世纪90年代，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体育仍由政府机构——体委全权管理的同时，在另一个市场经济更为成熟的城市——深圳，体委即被一个半官方半杜团的组织——体育发展中心所取代，管理体制多元化的趋势初见端倪。而在最近，在国家以及省市体委的职能大幅度弱化，相当一部分权力已由项目管理中心接管，大部分县级体委（体育局）已不复存在的今天，笔者的一位硕士生在他的学位论文中却反其道而行之，指出：西北某省份撤并县级体委的改革招致了该省群众体育的全面衰退。也就是说，在那些经济欠发达的省份，仍然应该保留政府管理型体制。这一观点认识不一，甚至有人担心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值得我们探思的是，国家的改革政策是就全国整体而言的，但它是不是无条件地适用于所有的地区，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僵硬的“绝对真理”？如果回答“是”，那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不是就毫无价值可言？我们的地方政府和部门领导是不是就可以不需要创造性的工作？全国所有的地区是不是就应该毫无区别地齐头并进？如果回答“是”，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认为全国所有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已完全同一？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管理体制才具有同一的前提。
显而易见，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环境中，群众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仍应在遵循国家统一布置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加以必要的调整。多元化的管理体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保持下去。
3.2 体育人口 体育人口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群众体育发展程度的核心指标。2001年中国群众体育调查的数据说明，在体育人口的各类结构比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非均衡现象。
在性别结构上，2000年体育人口中，男性占62.5%，女性占37.5%[8]。这一比例，显示了男性参与体育活动的程度远远超过女性。因而有的专家提出，要集中力量开展妇女体育活动，要力争使体育人口中的男女比例实现平衡。这一愿望是良好的，但在实践中，要实现这一愿望，却缺乏一个必要的前提，那就是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是等同的，男性和女性对于体育的关注程度，以及他们可用于参与体育活动的可支配时间是相同的。然而，就在同一次调查中，表明男性和女性在这些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就告诉我们，要实现体育人口的男女平衡，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体育参与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体育工作者的努力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回报，但问题的真正答案，却要由社会的发展来做出。
在年龄结构上，2001年群众体育调查告诉我们：“其整体情况仍然呈‘马鞍型’的态势”，“我国体育‘两头热，中间冷’的状态仍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8]。中年人参加体育的状况仍然令人堪忧。在课题组分析这一问题时，本人曾试图提出“重点抓中年人体育参与”的建议。然而在应用非均衡发展理论观察这一现象后，我放弃了最初的观点。因为中年人的体育参与，与妇女一样，同样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体育问题。这次调查又指出：“体育人口16～25岁时为33.4%，26岁时降至14.4%”[8]，此种状态一直持续到45岁年龄段。对于所谓的“25岁现象”可能有以下几点假设：1)25岁前后是大学毕业年龄，许多在学校参加体育的学生，在走出校门后即失去了学校体育的环境；2)25岁左右是走进社会的年龄，工作压力的增加，使一部分人失去了体育参与的条件；3)25岁左右是走向婚姻的年龄，婚姻前后生活方式的转变，又使一部分人放弃了体育参与。如果以上假设成立，则不顾社会环境，集中资源强行发展中年人体育，必将事倍功半。
以上分析说明，实现体育人口年龄结构上的均衡发展，前提是承认非均衡发展的合理性。要解决中年人体育参与不足的问题，首先要像《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指出的：“全民健身计划以全国人民为实施对象，以青少年和儿童为重点”，加强学校体育，使学生树立终生体育的现念，从青少年辐射到中青年，最终从非均衡走向均衡。
3.3 地域与城乡《中国群众体育调查》和其他若干研究，都表明我国不同地域间和城乡间的群众体育发展存在着巨大的非均衡现象。
2001年群众体育调查资料显示：“在2000年，我国东部地区体育人口为21.5%，人均体育消费为74.27元；中部体育人口为21.4%，人均体育消费为49.57元；西部体育人口为8.1%，人均体育消费为47.52元”[8]。这两项指标均呈现出从东部、中部到西部依次递减的态势。同年，“城镇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口比例为50.8%，而农村仅为26.90%”[8]。又显示了城乡间体育的显著差异。
地域与城乡间存在的差异，主要的制约因素是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其它社会因素，如受教育程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等。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体育工作者，一方面不能消极观望，无所作为；另一方面也要实事求是，不追求盲目的均衡与公平。
《2001中国群众体育调查》的子课题《我国大城市“全民健身路径”使用与管理现状调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实例：在某大城市社区设置的健身路径，不仅保持了很高的使用率，而且得到了精心的维护。即使松落了一个螺钉，也会有群众主动装上。而某些乡镇的健身路径，却早已锈迹斑斑，甚至因失窃而无影无踪。这一事例启示我们：在进行资源配置的时候，不仅仅要关注公平，更重要的，往往是效率和效益。把健身路径平均地分配在不同的地区是公平的，但却难以实现预期的效率。我们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把资源投向弱势群体或地域是“雪中送炭”，反之，则是“锦上添花”，甚至是“画蛇添足”。然而问题在于，我们送去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花”送到了需要“炭”的地方，它的命运又将如何？对于农村来讲，最重要的、最能发挥作用的也许只是一幅简易的篮球架，而不是耗资上万元的健身路径。这很形象地说明了均衡与发展、公平与效益的关系。片面地追求均衡与公平，必将以丧失发展和效益为代价。
从这一系列的数据和实例中，我们认识到：在群众体育领域中，必须辩证地认识均衡与非均衡，一般与个别，公平与效益的关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因时因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具体的环境与条件，以寻求制定出最优的政策与策略。
4 群众体育非均衡发展的模式
群众体育发展的非均衡性在我国已是一个现实存在，而且从目前国情来看，非均衡发展具有暂时性、渐进性的特点。从我国的经济整体和群众体育现状考虑，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经济收入、体育资源、体育观念等方面差异显著，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贫富差别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还要持续一定时间。群众体育非均衡发展是从我国体育实际出发，鼓励和提倡具备一定经济条件与体育基础的地区和人群，优先发展体育运动，带动其它地区和人口快速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发展的一种发展模式。非均衡发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认清非均衡的现实，不能同一步伐、同一模式，而应区别对待，分清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分步推进。其实质是让群众体育在追求高效率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公平发展，是一种由非均衡到均衡、不公平到公平的过程性发展。
群众体育的非均衡在全国范围表现为沿海与内陆、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等地区之间的差异。而某一地区群众体育非均衡表现集中到三个层面来考虑，即城市体育、小城镇体育、农村体育三方面的不平衡性。这三者现在的差异表现分别扮演着水平不同的同一赛场上三部分长跑运动员，城市体育水平高，处于冲刺阶段，人数较少；城镇体育水平一般，在进行途中跑，人数较为集中；农村体育则水平低，被远远落在后面，人数较多。这样不同水平的选手，要同时到达终点是不可能的。各地区、各层次群众体育面临的条件和各自水平不同，应从各自实际现状入手，采取针对性措施。整体来看，非均衡发展可能有如下几种模式。
4.1 波浪模式 全力发展农村体育，推动小城镇体育，向城市体育看齐，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我国东西部之间无论在体育发展水平、质量、规模、速度还是体育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十分显著。1996年群众体育调查资料显示，“占我国国土面积16.5%和29.92%的城市人口拥有体育场馆比重占全国的78.8%，而占国土面积83.5%和70%以上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却只拥有20.20%的体育场馆资源”[9]。由于地域的差异以及其它原因，相当一部分群众还处在困难的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内地和老、少、边、山区的经济落后，体育资源极度缺乏。在经济落后的内陆地区，即使现在配置一定数量的体育场馆设施等资源，由于人们体育思想观念跟不上，经常出现体育资源闲置的浪费现象。从现阶段来说，边远地区、农村地区的体育发展不是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所能解决的问题，其可能性只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而逐渐得到改善，应在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寻找切入点。
4.2 彗星模式 优先发展城市体育，带动城镇体育和农村的发展，这是运用“先富带后富”理论。经济条件优越的沿海地区应充分发挥资源、财力、管理、人才等优势，优先快速地发展群众体育运动，为其它地区树立榜样，通过产生的示范力量和广告效应，对经济相对落后的内陆产生推动和鼓舞作用。国内许多沿海城市已成为体育先进城市或体育模范地区，创建了城市的体育名片和体育品牌，引导人民大众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品牌项目的运动中，极大地推动了群众体育的发展。同样的体育资源，配置到不同经济地区，由于人们的体育观念、体育意识差异较大，起到的效果和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大有不同。一般情况下，沿海地区要远远高于内陆。在群众体育社会化与市场化较为成熟的经济发达地区，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办体育，国家提供相应的政策，在宏观上进行调控。城市体育要以社区为重点，城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社区体育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单位体育社会化、人口老龄化、余暇时间增多等因素，给城市中的社区体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建立了一批新兴的体育站和活动点，使社区体育开展的非常火热。目前，社区体育的组织正在有街道办事处下沉，向居委会过渡，使各居委会体育充分活跃起来，在组织和管理方面更加具体化。
4.3 橄榄模式 大力发展小城镇体育，辐射城市体育和农村体育，借鉴“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城镇是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部，兼有城市和农村的特点，体育的发展空间非常广阔。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城镇化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人口向城镇聚集，相应的带来物质要素的聚集、人才的聚集、信息的聚集。这种态势给全民健身活动开展创造了更多的有利条件。2001年群众体育调查显示：“2000年，群众体育调查小城镇居民参与公共体育场所消费接近三分之一人口数量，在部分人中已具有体育消费的惯性，体育人口也呈增长势态”[8]。鉴于这样一个有利发展时机和条件，可以构建“城市体育←小城镇体育→农村体育”这样一个“推前带后”的发展新模式，重点投向城镇，鼓励发展城镇体育。根据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规划规模、社会环境确定小城镇体育特色模式。尽量结合本地区特点、民族传统，让每一城镇有一项或几项群众擅长运动项目和特色活动，争取让这些活动成为约定俗成的体育模式。各城镇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发挥城镇体育资源优势，调动居民体育积极性，形成以小城镇为中心的磁场效应，带动各个层次群众加入到群众体育队伍中，扩大体育规模，提高体育水平。
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非均衡发展战略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较多地强调了效率，较少地强调了公平。过分地突出非均衡发展，易于导致人为地扩大差距，引起社会动荡。本文的目的，仅在于提出一个新的思路，而无意于进行深入的研究。非均衡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群众体育，是否能够解决中国群众体育中的实际问题，假设模式是否成立，均有待于后人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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