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谈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试析解释学转向给奥地利学派带来了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地利论文,学派论文,解释学论文,带来了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陷入过于理论化僵局的奥地利学派近几十年来在解释学①(hermeneutics)的旗帜下实现了一种复兴运动。从19世纪70年代拉赫曼的激进主观主义开始，一代一代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如拉沃伊、勃特克等人重新寻找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的根，试图把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跟学派早期卡尔·门格尔和米瑟斯的研究和其丰富的历史哲学遗产重新连接在一起。本文旨在以奥地利学派原有的主观主义本体论立场(ontology of subjectivism)和解释学认识论基础(hermeneutic epistemology)为出发点，重新构建学派的理论和方法。除了充分讨论什么是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硬核及其基本原则之外，将甄别及评价奥地利学派的所谓“解释学转向”给学派理论框架的完整和发展前途可能带来什么新意。我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解释学的认识论和方法是否能帮助奥地利学派解脱历史遗留下来的两大方法论难题，即“坚持主观主义方法论教条的奥地利学派如何从事制度和宏观单位的研究？”和“奥地利学派在坚持先验主义的同时如何从事经验性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答复不仅仅对奥地利学派的复兴至关重要，而且对其他着重研究事物的动态变化的社会科学理论，包括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标志着由解释学带领的一种发展转向和理论方法的创新。以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实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对中国学术界同样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研究领域。 一、回顾奥地利学派和解释学的共同关系 近几十年来以拉赫曼、拉沃伊、勃特克、埃贝灵(Ebeling)、霍维茨(Horwitz)、马蒂森(Madison)、普雷契特克(Prychitko)等人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开始突出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跟解释学(hermeneutics)的共同历史和哲学背景，使得奥地利学派往一个“解释学的科学研究纲领”的方向去发展。②奥地利学派和解释学都以“理解”(verstehen)人的主观世界为本体论基础和“解释学循环”(hermeneutical circle)为主要实证工具。③奥地利学派和解释学的摇篮都是19世纪的欧洲大陆。在思想传统上它们都深受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康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④反对英法实证主义浪潮的德罗森(Droysen)“主观历史学”(subjectivist historiography)⑤和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对叙述循环的阐述它们给予了方法论的基础。 通过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来吸收德罗森主观历史观的门格尔一直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在德国历史学派的基础上，是后来新一代德国历史学派学者施默勒(Gustav Schmoller)跟门格尔进行方法论争议时才贬义地给门格尔和其弟子起了“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两个学派的主要分歧在于对经济学是否一门精密的学科，并且是否可以演绎出普遍性规则的问题的不同看法。跟注重历史个别性和相对性的德国历史学派不同，门格尔的主观主义从来没放弃对所谓“精密科学”的追求，它只不过强调经济学因为跟物理学性质不同，因此能达到精密科学成果的方法也不同。⑥这种辩证性地结合主观和客观的本体论基础，使得奥地利学派跟在部分和整体之间不断漩涡的“解释学循环”有着不可否认的共性，为两个理论的融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第一和第二代奥地利学派学者当中，主要是门格尔和米瑟斯的作品接近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在门格尔《经济学原理》(
der Volkswirthschaftslehre，1871)和《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阐述》(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insbesondere，1883)两本书中可以发现有解释学理论的萌芽。可是有学者认为，门格尔的弟子庞巴维克(
von Bawerk)和韦塞尔(Wieser)的工作违背了解释学的传统，而更倾向于把门格尔所奠基的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跟那时崛起的新古典学派相融合。⑦⑧⑨ 两个德国哲学家狄尔泰(Dilthey)和胡塞尔(Husserl)⑩的哲学对解释学的贡献，以及年轻一代德国历史学派学者韦伯(Weber)对解释学的方法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上的实践应用，为奥地利学派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深受韦伯影响的米瑟斯继承并推进了门格尔的工作。(11) 大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部分学者认为奥地利学派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主流经济学。可是在米瑟斯和哈耶克(Hayek)思想的基础上，有后来几代奥地利学派学者，如罗斯巴德(Rothbard)、拉赫曼、柯兹纳(Kirzner)、里佐(Rizzo)、拉沃伊、勃特克、霍维兹(Steven Horwitz)、普雷契特科(Prychitko)等人把奥地利学派发展成经济学中的一种独立的科学研究纲领。(12) 在20世纪70年代，拉赫曼的“激进主观主义奥地利学派”重新挖掘奥地利学派跟解释学共有的哲学传统和历史背景。深受韦伯社会学和舒茨(Schütz)现象社会学方法论影响的拉赫曼称经济学应该以“理想型”(ideal type)为抽象范畴和“解释学循环”来滋养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发展。他认为这些来自于解释学和韦伯“理解社会学”(verstehende soziologie)的方法论工具对于探索市场的运行(market process)及其他经济学问题是非常需要的。(13)(14)拉赫曼的工作催生了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科学创造过程。在他的基础上有新一代奥地利学派学者如拉沃伊、勃特克等人继承及发展了解释学的视角，为奥地利学派理论和方法的进步做出了贡献。(15) 接下来，笔者将试图从奥地利学派的本体论立场出发，重构奥地利学派理论硬核和方法论；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将鉴别解释学给该学派的理论完整和发展前途带来的影响。 二、从本体论出发寻找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硬核和方法论特点 谈及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硬核时，首先要强调的是：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硬核不是转化成意识形态的自由市场和民主。这二者都是政治手段，是奥地利学派的部分理论跟个别社会集团的利益和价值观发生耦合的特殊结果。 一个学派的硬核应该更加简单和淳朴。因此，本文将不涉及奥地利学派有关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的讨论，而完全集中在形成奥地利学派基础的本体论立场和理论本身。(16) 为了寻找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硬核，我们先看看书上是怎么写的。学者们往往把奥地利学派的本质制定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现代解释学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勃特克在传承数代的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教条中除了刚才提到的两点之外，还列入了“着重研究对象的动态发展和变化过程”(而不是像主流经济学那样着重均衡)。在这三个方法论教条的基础上，勃特克又把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概括为两点：其一，经济学要把复杂的经济学现象理解为主观有意的个人行为(purposive human action)；其二，经济学不仅仅要试图理解人的有意的行为的原因，而且也观察人的没有意识到的行为的后果和副作用。(17)(18) 在上述方法论教条的基础上，可以做进一步的探索和解说。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奥地利学派基本原则就是“主观主义”(subjectivism)。主观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教条，而且同样是奥地利学派从新康德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遗留下来的思想基础。因此作为微观层面的研究对象的“个人主观意识”(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r lived exerience)应该是奥地利学派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就像柯兹纳写道： “门格尔的边际思想与众不同的是它以主观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为本体论核心，使得它跟新古典主义的机械式的模型格格不入。”(19) 正好是这种本体论基础催生了奥地利学派在认识论跟新古典学派不同的范式属性。笔者把社会科学的范式分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 or critical rationalism)和反实证主义(anti-positivism)。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又会导致不同的方法论，因此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基于主观主义的本体论决定反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和解释学的方法论。(20)“方法论个人主义”倒是从主观主义演绎出来的方法论原则。它也是奥地利学派硬核的一部分，但是笔者认为它隶属主观主义。因此，笔者把主观主义指作“一级原则”，方法论个人主义指作“二级原则”。 下面接着讨论勃特克关于经济学主要任务的两个教条：第一，经济学要把复杂的经济学现象理解为“主观有意的个人行为”(purposive human action)。这句话也就可以理解为主观主义的衍生品。只有奥地利学派“着重研究对象的动态发展和变化”和勃特克的第二个方法论教条，即“奥地利学派不仅仅要试图理解人的有意行为的原因，而且也观察人的没有意识到的行为的后果和副作用”是独立的。除了刚才讲的几点之外，笔者对什么是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核心这个问题还要补充一点。笔者认为一直贯穿奥地利学派的科学作品的原则就是学派内部争论不休的“对客观法则和精密科学的追求和信赖”。这早在奠基人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对“客观科学”(exact science)的追求和在米瑟斯的《人类行为》一书中对“先验方法”的着重都充分体现出来的。因为对客观性的追求跟主观主义原则本来无关，因此笔者把“对精密科学的追求”视为“第二个一级原则”。那“奥地利学派不仅仅要试图理解人的有意行为的原因，而且也观察人的没有意识到的行为的后果和副作用”这个重要的经济学命题是可以从“第二个一级原则”演绎出来的。探索人的有意行为的无意后果认可主观的内在世界和客观的外在世界的互相联系和对立统一。这意味着它认可一个客观世界的存在。根据上面对奥地利学派的阐述，可以把“奥地利学派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概括如表1。
从上述的两个“一级原则”中我们可以发现奥地利学派本体论的二重性。微观层面的本体论强调“主观”、“个别”、“个人”、“意识”，而宏观层面的本体论强调“普遍性规则”和对“精密科学的追求”。这种不同层面的本体论的对立统一反映奥地利学派的本质，也就是它之所以跟同样具有辩证性色彩的解释学可以水乳交融(21)。 下一步，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奥地利学派理论和方法论的特点，我将把它跟主流经济学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相比较。 三、通过比较研究寻找奥地利学派理论和方法的特点 (一)奥地利学派与主流经济学(22)的比较 一方面，奥地利学派奠基人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跟瓦尔拉斯(Léon Walras)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
lements d'économie pure ou théorie de la richesse sociale，1874)和杰文斯(Jevons)的《政治经济学理论》(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871)一同催生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对经济学的发展的影响深远。可是另一方面，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跟主流学派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着巨大的差别。从70年代开始，像拉赫曼、柯尔兹纳、拉沃伊和后来勃特克等奥地利学派学者对解释学的吸收和接纳以及对门格尔和米瑟斯作品的重新解读，又进一步突显了这个区别，使得奥地利学派走向“解释学转向”。(23) 实际上，在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学边际革命中，因为门格尔的认识论立场跟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不同，所以他们探索边际效应和边际价格的方法和内涵也不同。但是它们的区别的核心在何处呢？注重主观主义本体论的奥地利学派跟德国历史学派在认识论上一同属于反实证主义的解释学范式，而瓦尔拉斯和杰文斯的出发点正好是照搬物理学式的实证主义认识论选择。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又导致了不同的实证方法。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以数学为实证方法，而门格尔的方法则以解释学哲学为主。 门格尔认为，数学不适合探索作为他所理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说人的行为的主观理由，因而提倡经济学跟物理学的性质不同，因此学者应该以解释学的方法解决经济问题。门格尔跟瓦尔拉斯的通信来往见证了他们对方法的不同看法。(24)虽然门格尔在1871年写《经济学原理》时，由于狄尔泰和胡塞尔的解释学理论大作还没写成，而且齐美尔(Simmel)和韦伯对解释学方法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实践应用也还没有出现，但是拉赫曼在门格尔的作品里看到解释学和叙述循环(hermeneutical circle)的萌芽。(25) 至于认识论观点的含义，它不仅决定定性或者定量的学术方法，而且同样决定表面上相同的方法论原则的区别。我们考察一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原则，它简单而言意味着“人是唯一可以做选择及行动的主体”(only individuals choose)，因此，人在社会科学中应当是唯一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企业、制度、阶级或者其他宏观范畴。(26)方法论个人主义意味着所有的研究务必从个人的微观层面出发，对奥地利学派来说，就是从人的主观意识出发。对制度范畴或者群体的探索，也只能通过对个人主观世界的理解而实现。 那么新古典的主流经济学，就是说“瓦尔拉斯科学研究纲领”跟奥地利学派哪里不一样呢？新古典学派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参照物是“使得自身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经济人模型之所以享有这么核心的位置是有重要原因的：它可以比较容易被翻译成数学语言来表达人的理性选择，并且它方便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预测。这样，追求实证主义和机械化的因果关系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保留了方法论个人主义，但是为此它付出的代价是其所理解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过于僵硬。它把经济人模型作为所有人的主观偏好的化身和钢铁似的方法论前提，这也蕴含着新古典经济学将在模型中的经济人和现实中的人画等号。总而言之，瓦尔拉斯科学研究纲领继承了方法论个人主义，但是因为它假设一种“使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理想性模式”，所以探索不了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主观意识。因此，主流经济学是以获取数学的准确性而放弃了主观主义。可悲的是，传统的经济学模型在预测现实经济的状况的成功率并不高，(27)(28)能够预示金融危机的学者们也不多。因此，追求实证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派的定量模型可概括为预测功能高，但准确性低。 门格尔的解释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正好相反。因为它坚守主观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因此把经济主体行动的原因都归于人的主观意识。必须要指出的是，在对精密科学的追求这个基本原则上，门格尔跟瓦尔拉斯的研究目的是一样的。门格尔并不觉得解释学的实证方法次于数学的实证方法，正好相反，他认为以定性的解释学方法才能探索个人的主观偏好和行为的主观原因。奥地利学派在这一点上来自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克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的思想传统比较明显：“是研究对象的实质决定研究方法，而不是相反”。(29) 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能帮我们探索个人意识窝藏的知识的妥当渠道不是数学公式的演绎，而是微观层面的“理解”(verstehen)。(30)奥地利学派也不会像主流经济学派把“理性”跟“使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画等号。米瑟斯对理性的定义决然不同，他选择了最可能广大的、能够包含一切行动(action)的定义。米瑟斯称所有的源于某人有意的行动(purposive human action)都是理性的，就是说没有不理性的行为。(31) 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的演化经过了几个阶段。在门格尔《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主观主义意味着“主观愿望”(subjectivism of wants)。后来米瑟斯把它的意义扩大到“主观目的和手段”(subjectivism of means and ends)。(32)(33)(34)米瑟斯在《人的行为》(Human Action)一书中认可因为所有人的主观意识不同，所以每个人的偏好和选择也不同。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米瑟斯说，奥地利学派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的主观意义”(subjective meaning or purpose)。米瑟斯明确指出：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质的事物，而是人，人的行为和行为的主观意义。产品、资源、福利等现象不是自然的，而是人的意识和行为的产物。想研究它们的学者不能观看外边的所谓客观世界，而要探索人的主观的内在世界。”(35) 可见，不管是印度的禁欲主义者或者是希腊的享乐者也好，他们的行动、偏好和选择在微观层面上都符合他们自身主观的逻辑，即他们的一切行动在米瑟斯的研究框架都是理性的选择。 这样看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实际上是在成千上万的个人主观意识当中被选取的一种“理想型”。这种理想型后来被作为整个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方法的特点跟新古典经济学正好相反，它可以包容世界上千形万象的主观心态，它能通过“理解”的方法抓住五颜六色的影响着主观个人的决策的因素，也就是说，它保留真正的最广大的主观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奥地利学派为此要付出的代价是它缺乏一个像“经济人”那样的适合用数学方法推理的模型，并且过于主观的世界观引起的两个方法论问题使得奥地利学派陷入理论僵局。 最后，奥地利学派跟新古典学派方法论上的大隔阂也是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的不同认识论立场和不同社会科学范式的归属性的自然结果。笔者认为，奥地利学派的认识论立场和理论硬核属于一种“解释学的科学范式”，它跟照搬物理学的静态因果关系的“实证主义范式”和波普尔的“伪证主义”都有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哈耶克也支持经济学是一种解释学学科的观点，并且严厉批评了实证主义。他早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就抨击了社会科学对“物理学的羡慕”(physics envy)，以及经济学的语言和方法对“物理学的奴隶般模仿”。(36) (二)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比较 1871年，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Grundzüge der
)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德文出版，标志着奥地利学派的问世。作者当时认为他的著作主要是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的挑战和补充。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共享反实证主义的人文主义解释学历史遗产和方法论。两个学派的硬核都要在本体论层面上的主观主义去找，可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观主义不像奥地利学派的那么绝对。跟奥地利学派不同的是，“制度”和其他宏观单位在德国历史学派可以明确作为研究对象和理论构建的重要部分。两个学派之间的区别归根究底是来自于奥地利学派亚里士多德现实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康德及黑格尔理想主义哲学的不同哲学传统区别。(37)这些思想传统能够解释它们对什么是主观和客观知识的定位以及对追求精密科学的不同态度。从门格尔跟德国历史学派代言人施默勒(Schmoller)的“方法论争辩”(Methodenstreit)中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一点。论争的根源在于门格尔批评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个别主义和相对主义。门格尔称经济学是一种精密学科，其目的在于找到普遍性规则；德国历史学派认为经济问题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总是特殊的，不可能找到经济现象之间本身的穿越时代的因果关系和普遍规律。(38) 笔者认为，门格尔超越了施默勒的德国历史学派的相对论。奥地利学派的特点在于它在保留个体的主观性和个别相对性的同时，也追求了普遍性的法则。它寻找跟自然科学同等，但是有差别的精密科学的方法。这就是上述描述奥地利学派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时所提到的“辩证性”和“本体论二重性”。奥地利学派跟其他学派不一样的是它在微观层面强调“主观”、“个别”、“个人”、“意识”，而在宏观的层面上强调“普遍性规则”和“精密科学”，以便不同层面的本体论基础的对立统一。属于年轻一代德国历史学派的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方法已经超越了施默勒方法论的相对主义，吸收了狄尔泰解释学和新康德主义的碰撞的韦伯式“理解社会学”通过对米瑟斯和后来拉赫曼的影响实现了德国历史学派跟奥地利学派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融合(见图2)，韦伯的方法也结合了主观层面的理解和客观层面的解释。(39)跟门格尔既扎根于主观意识又寻求客观规律的科学是可以融合的。韦伯的方法正好迎接“对微观主体的理解”和宏观的“理想型”之间发生的循环型交流，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深化和推进了门格尔所概括的经济学方法。这样，韦伯成为了解释学奥地利学派的重要环节和可能甚至是“救星”。 (三)奥地利学派与新旧制度学派的比较 详细阐述奥地利学派跟新旧制度学派的关系会超出这篇文章的范围，可是笔者想指出的是，奥地利学派跟制度学派是有亲密联系的。(40)除了被主流经济学边缘化之外，两个学派还从方法上着重于经济学动态发展过程(路径依赖的演化过程)的分析和探索。从本体论比较的话，着重主观主义的奥地利学派是以个人为出发点去解释整体，继承黑格尔整体主义的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正好相反，是以历史和制度的整体来解释个人。这种关联性不是偶然的。美国制度学派深受19世纪在美国大学有了支配力量的德国历史学派思想的熏陶。
图1 解释学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传统的历史源流 此外，可以看到奥地利学派的另外一个方法论教条，即“社会经济的复杂现象经常是人的主观行为的无意结果”(41)，与科斯新制度学派所关注的方法和核心问题有着明显的共同点。所有像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交易成本等问题可以在这样的理论框架得到系统性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将来几十年里发展最蓬勃的经济学理论领域会在奥地利学派和这些学派的交界之处。 四、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创新和两大方法论难题的解决方向 我们分析最近几十年奥地利学派的发展时会发现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科学研究纲领”是一个还没完成的理论构建，还有许多可以创新和做出贡献的地方。笔者认为该学派之所以长期没有敢于更快速地去发展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因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以及米瑟斯“先验主义”(a priorism)两个原则给学派遗留下来的长期未得到解决的方法论难题。对两个概念的狭隘理解和误解限制了奥地利学派发展经验性研究和从事制度研究的能力。它们引起的具体问题是：第一，一个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奥地利学派如何研究制度以及超越个人的宏观集体现象；第二，一个坚持先验主义的奥地利学派如何从事实证研究并寻找数据支持它的观点。 关键在于深受主观主义影响的“奥地利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不认可除了个人之外有任何其他有动员经济资源能力和作用的主体，国家、阶级、制度、机制，甚至企业的研究都在这样的本体论立场受一定的限制。有科学家认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中的个人主义一直会把主观的个人放在分析的中心位置，而从理论上排斥以企业、制度等概念为主要杠杆或变量的分析，因此，奥地利学派一直缺少自己的制度理论甚至企业理论。(42)(43) 其实，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不代表不能研究企业、制度、国家等，它只强调所有的科学探索要以人为主要对象，以人的主观意识为出发点。但是，奥地利学派实际上从门格尔开始，一直也没有真正地忽视制度。最典型的是门格尔对货币制度的性质和功能的分析或者拉赫曼在1970年基于韦伯的制度学理论。(44)但是对制度的分析不意味着有一个奥地利的制度理论，奥地利学派对制度的研究一直缺乏概念、理论和方法上的统一。(45) 新解释学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如勃特克(Boettke)和埃贝灵(Ebeling)对怎么研究超乎主观意识的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引入“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概念。(46)(47)(48)这个思想的来源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以及吸收它和韦伯社会学的舒茨(49)的现象社会学。“主体间性”把外界从多数主观的个人建起，它也认可外界的存在。通过多人的主观世界的分析可以一步步建立一个更加客观的世界。胡塞尔的现象学对解释学奥地利学派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0)(51)他提供的本体论框架和方法不仅仅给奥地利学派提供了实现从微观的“主观个人”到宏观的集体或制度的转向的知识工具，而且笔者认为给过于理论化的奥地利学派敞开了经验型研究的大门。 另一点可以帮助解释学奥地利学派从事制度研究的方法是韦伯式的“理想型”。(52)(53)这个方法叫我们用目前的知识去构建几个范畴，就是说理想型，以便简单帮我们更好理解研究问题的实质。现代“理解社会学”对理想型的发展会通过经验性的研究一步一步跟现实世界进行交流，(54)一步步构成更加准确和符合实际的理想型。属于解释学范式的“理想型”是“实证主义范式”的“数学模型”的等值物。两者都旨在反映现实的一个简单化的缩影，以便更好地理解它的实质。 笔者认为，我们刚才讨论过的两点，即现象社会学的“主体间性”对奥地利学派本体论基础的补充和“理想型”作为方法论工具的应用，完全足以建立一个基于解释学的奥地利学派研究制度和宏观单位的理论。 第二个方法论难题是一个坚持先验主义的奥地利学派可以从事实证研究找数据支持它的观点吗？先验主义这个争论不休的原则经常被误解。有人把它狭隘地理解为因为知识是先验的，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奥地利学派不能从事经验性的研究。这是错误的。其实，米瑟斯并没有排斥经验型研究本身，而他称先验性是指在经济学的“基本原则”(first principles)如“人的行动”(human action)等。(55)米瑟斯称人的行动是一种跟“因果关系的存在”同等的先验性基本原则。可是出于先验性原则的具体研究问题，当然必须通过经验性研究去探索。笔者认为米瑟斯的先验主义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对外界的客观存在的认可”。这样先验主义成为在本体论上制衡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探索外界的方法论原则，它也反映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外界的存在跟我们的主观意识无关”的法则的含义。这样理解，米瑟斯先验主义就意味着“对精密科学的追求”，而它基本上跟门格尔的精密科学(exact science)是相同的，它只代表主观的个人在一个客观的现实世界的嵌入性而已。(56)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刚才提出的第二个关于从事经验性研究的问题呢？笔者认为，基于解释学和《理解社会学》的经验性研究方法，如“解释学循环”和“扎根理论”可以揭示原来存在的、但是未知的先验知识。这样，奥地利学派的方法代表着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互相融合和对立统一。 对米瑟斯“先验性”这个概念的理解反映奥地利学派对“个人和制度的关系”的研究问题的处理立场。就像奥地利学派需要现象社会学的“主体间性”的概念以便实现从个人到多人或集体主观意识的转向，奥地利学派同样需要“先验主义”和“对精密研究的追求”来实现从探索主观的内在世界到客观的外在世界的转型。 秉承它独有的本体论立场，奥地利学派不仅仅坚持了其最为核心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而且也成为一种可以通过经验性研究方法敢于探索外界的学派。奥地利学派前几十年的过于理论化的趋势因此可以得以实现一个经验性的转向。 五、评论解释学奥地利学派的创新和局限 “解释学转向”(hermeneutical turn)对奥地利学派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上面已经看到了解释学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它给长期困扰着奥学的两大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解决的方向，并且把奥地利学派从过于抽象化和封闭的理论象牙塔解放出来，给学派敞开了向经验性研究和制度的研究去发展的大门。奥地利学派的本质在解释学转型的影响下是不可动摇的。奥地利学派一直是从主观的个人出发的，把人的主观意识、偏好、行为和选择放在研究的核心位置。 我们再回顾一下解释学给奥地利学派带来的两大方法论转向是：第一，从微观的“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和主观主义(subjectivism)到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sm)的演化过程；第二，使得奥地利学派的先验主义(a priorism)对经验性探究(empirical inquiry)的开放。从此两点可以看到解释学奥地利学派的本体论立场具有双重的辩证性：其一是主观个人和客观外界的对立统一，其二是先验的知识和经验性研究的对立统一。这两种循环型的互相矛盾的原则是推动叙述循环和奥地利学派科学创新的发动机。 这意味着奥地利学派通过其解释学遗产的重新发现和补充终于在理论上具备从事制度研究和经验性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这不仅仅有期待打开学派对企业和其他宏观制度概念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大门，而且也会使得奥地利学派对各界学者们成为一种真正的理论和方法论的选择。 最近几年的一些科研成果见证了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方法有着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笔者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研究在以下领域比较有发展前途： (1)在企业经济学：比如说古卜达(Gupta)、(57)库克(Krug)(58)等对企业的研究证明了可以用奥地利学派的框架做实证研究。笔者想特别突出库克对中国企业家的研究。虽然说她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但笔者认为她的方法是解释学奥地利学派的一个代表性作品，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采用奥地利学派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的作品来丰富经济学的科研成果。 (2)外部性问题和其他以动态的视角解释人的主观选择的无意后果的研究问题。一个奥学派的外部性理论的发展和构建有待出现。 (3)所有涉及解释企业家、消费者、员工、公务官员等受制度制约的决策者的偏好、选择和行为的研究问题。 可见，奥地利学派理论和方法的构建远还没有结束，将来，解释学奥地利学派跟制度经济学一样会给学者们提供很多可以创新的地方。笔者推荐以“扎根理论”(Malinowski)(59)和像马林诺夫斯基(Geertz)(60)和格尔茨(61)的归纳性的解释学人种学似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62)为经验性研究的理论导向补充奥地利学派解释学方案。此外，奥地利学派与其他着重研究事物的动态发展变化的学派，如科斯的新制度学派、凡勃伦老制度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也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值得研究的议题。有可能会在学派之间出现某种互相融合的趋势。 但解释学奥地利学派绝不是社会科学的灵丹妙药，它代表着社会科学反实证主义解释学范式在当时的情况下的一种创新。可是从整体来看，它独有的理论视角跟其他学派一样有优点和缺点。笔者认为它的局限性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解释学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还是缺少明确性：奥地利学派最大的优点和特点就是对人的主观意识的探索，但又是它最大的缺点。著名奥地利学派学者施特莱斯勒(Streissler)关于门格尔的方法的局限性写道：“(门格尔)设计了一个完全基于主观主义的理论，因此他不得不放弃从它萃取准确的结果。他满足于给大家显示经济学领域成千上万的潜在因果关系的同时运作和互相侵扰。这正好是门格尔理论失败之根——变量的过多导致他提不出来明确的假设”。(63) 第二，只站在主观主义本体论的立场上研究客观整体对理论的深度会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从系统学那里知道，一个系统的整体大于其部分的总和。即制度可以发展自己独有的、它个别组成部分不具备的运转机制。跟奥地利学派相对立的研究现象的宏观整体，如制度经济学派也好或者马克思经济学派也罢，都关注制度的整体运转机制。比如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它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奥地利学派怎么妥当地理解超乎主观意识的客观制度是一个难题。 第三，奥地利学派理论和方法的虚无主义(64)的危险在解释学转向的奥地利学派还更加明显。学派的发展和创新包含的基本悖论是奥地利学派越继续扎根于主观主义，它就越不能研究制度；反过来，奥地利学派越敢于用解释学的工具去发展研究制度和宏观概念的方法并且从事经验研究，它就越远离自己主观主义和先验主义的根。到一定地步，我们要问的是，“一个完全能解决制度和从事经验性研究的奥地利学派还能叫奥地利学派吗？”详细回答这个问题已经超越此篇文章的能力，但是笔者的想法是，鉴于主观主义代表奥地利学派的出发点和本体论内核，所以它一旦抛开它就再不能叫奥地利学派了，可以叫它解释学派或者解释学经济学。如果这条路继续往前走，那奥地利学派早晚可能就会消失，或者至少跟制度经济学甚至马克思经济学会有一定的融入趋势。 总而言之，虽然解释学奥地利学派不能解决社会科学的所有问题，但是它在自己的历史阶段还是有一定的功能和价值。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言，比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的既互相对立又互相弥补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是很有意义的。对坚守主观主义的奥地利学派而言，人对世界的探索会一直从微观到宏观；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从宏观到微观的方向来进行。两个学派只不过反映叙述循环饶不同方向的运转过程，实际上它们是相得益彰。必须以这种融合性的态度而不以对立性的来治理各种学派理论和方法之间的矛盾，科学源源不断地创新才是可能的。 从奥地利学派的例子可以看到，解释学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极大扩大了奥地利学派的研究视野，并且给学派长期困扰的两大难题提供解决的方向，为它将来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奠定了基础。笔者认为，与奥地利学派面临类似的过于理论化之困的中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可以回到它自己的解释学传统上，重新发现个体和整体之间的无止境的、复杂的循环关系，并且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复兴。 ①解释学在中文也叫做诠释学或者阐释学，在原本上的意义旨在对文本的理解和解说，特别是对于圣经和其他古老文本。可是解释学在广义上不限于文本，而指的是对世界的理解和解说。本篇论文当中用的一贯是广义解释学的含义，即意味着“理解世界和不同主体对世界的主观理解和客观解说”。 ②Lavoie,Don,"The Interpretive Turn",in Peter Boettke: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Edward Elgar Publishing,1998,p.54. ③Madison,G.B.,"Getting beyond Objectivism-The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of Gadamer and Ricoeur",in Lavoie,Hermeneutics and econom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p.49. ④⑤Oakley,Allen,The Foundations of Austrian Economics from Menger to Mises-A critico-historical retrospectiv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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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Lachmann,Ludwig,The Legacy of Max Weber,London:Heinemann,1971,pp.56,57. (12)Boettke,Peter,"Postwar Heterodox Economics,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1959-2000",in Warren J.Samuels,Jef E.Biddle,John B.Davis,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Blackwell Publishing,2003,p.447. (13)Lachmann,Ludwig,The Legacy of Max Weber,London:Heinemann,1971,p.49. (14)Gloria-Palermo,Sandye,"An Austrian Dilemma:Necessity and impossibility 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s",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no.11(1999),pp.31-45,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p.37. (15)Lavoie,Don,"The Interpretive Turn",in Peter Boettke: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Edward Elgar Publishing,1998,p.54. (16)“理论硬核”这个概念来自于艾梅·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对“科学研究纲领”的阐述。它指某理论的最基本的与时俱进从来不变的原则。“外围”指那些可以发生变化的保护理论硬核的绷带(protective belt)。参见Backhouse,Roger E.,"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in Davis,John B.,Alain Marciano,Jochen Runde:The Elgar Companion to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4,pp.181-196. (17)Boettke,Peter,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Edward Elgar Publishing,1998,pp.3-4. (18)其他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讨论奥地利学派的硬核和原理的还有Rizzo和Machlup。参见Rizzo,Mario J.,Mises and Lakatos-A reformulation of Austrian methodology,Economic Research Reports,C.V.Starr Center for Applied Economics,New York University,1982,pp.1-44; Machlup,Fritz,"Austrian Economics",in:D.Greenwald(ed.),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New York:McGraw-Hill,1982,p.42. (19)Kirzner,I.M.,The Meaning of Market Process:Ess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ustrian economics,London:Routledge,1992,pp.73-83，转引自Oakley,Allen,The Foundations of Austrian Economics from Menger to Mises-A critico-historical retrospective of subjectivism,Cheltenham,UK:Edward Elgar,1997,p.38. (20)新古典经济学倒根本不讨论本体论的问题，而是以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范式为出发点，而这又决定了它模仿物理学的实证方法。 (21)Klamer,Arjo,"Towards the Native Point of View",in:Lavoie,Hermeneutics and Econom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pp.27,40. (22)主流经济学是指所谓瓦尔拉斯科学研究纲领。见Backhouse,Roger E.,"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in:Davis,John B.,Alain Marciano,Jochen Runde:The Elgar Companion to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4,190; Weintraub,E.Roy,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Studies in Apprais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112. (23)Boettke,Peter,"Postwar Heterodox Economics,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1959-2000",in:Warren J.Samuels,Jef E.Biddle,John B.Davis,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Blackwell Publishing,2003,p.447. (24)Jaffé,W.,Correspondence of Léon Walras and Related Papers,vol.I:1857-1883,Amsterdam:North-Holland,1965,p.768,转引自Oakley,Allen,The Foundations of Austrian Economics from Menger to Mises-A critico-historical retrospective of subjectivism,Cheltenham,UK:Edward Elgar,1997,p.75. (25)Lachmann,Ludwig,"Austrian Economics-A hermeneutic approach",in:Lavoie,Hermeneutics and Econom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p.132ff. (26)Christiansen,Gregory B.,"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in:Boettke,Peter: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Edward Elgar Publishing,1998,pp.11-16. (27)Rothbard,Murray N.,"Praxeology:The methodology of Austrian economics",in:Dolan,E.G.(ed.),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Austrian Economics,Kansas City:Sheed & Ward,1976,pp.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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