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平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世界大战论文,试论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德国和平运动的出现，是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1892年德国和平协会的建立，标志德国和平运动的产生。和平纲领追求的目标是废除战争，争取和平。德国和平运动是资产阶级和平民主运动，它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在德国的历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对世界和平运动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二是有助于德国的社会民主化。
一、德国和平运动的兴起
1892年德国和平协会的建立标志着德国和平运动的产生。和平运动在德国的出现，正是德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国际讲，欧洲大陆两个军事集团的形成，军备竞赛的加剧，紧张的国际局势，使有识之士提出裁军和限制军备，以此制止战争，维护和平。19世纪末长时间的相对和平环境也使人们看到，和平是可以争取的，战争已不符合时代要求。1889年第一届国际和平大会的召开以及不久的第一届国际议会大会，都推动了世界和平运动的发展。从德国国内讲，1890年非常法的废除，为德国和平协会的创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德国和平协会是由两位文人，即奥地利女作家伯莎·冯·苏特纳和阿尔弗里德·弗里德筹备和创立的。
苏特纳1843年生于布拉格。1889年发表反战小说《放下武器！》，引起巨大的轰动。她毕生为揭露战争追求和平而奋斗。190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弗里德1864年生于维也纳，当过记者和出版商，社会民主党党员。积极投身和平事业，191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从1891年起，弗里德与苏特纳取得了联系。在苏特纳的鼓励下，弗里德为筹建德国和平协会奔走呼吁。首先，他创办了德国第一份和平主义杂志《放下武器！》（1899年改名为《和平瞭望台》）。到1914年该杂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杂志之一，在卡内基捐献基金的帮助下，享有1万份的销行量。《放下武器！》杂志在动员公众参加和平运动上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次，着手在柏林的重要人物中寻找支持，以便为即将建立的和平团体召集一个令人尊敬的立法委员会。1892年3月他为苏特纳安排了一次对《柏林人联合会》杂志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记者和政治家的讲演，但与会者对建立和平协会没有任何热情。为了激发人们对和平团体的兴趣，1892年上半年，弗里德继续接近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家、编辑、著名作家和柏林大学教授等，向他们宣传建立和平协会的意义。苏特纳则在维也纳给包括俾斯麦在内的重要人物写信，阐述她的和平思想。
1892年8月，国际和平大会在伯尔尼召开。参加大会的德国代表发出了公开呼吁，要求在德国“建立地方组织以宣传和平思想”。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弗里德于1892年11月9日，组成了一个包括赫斯、巴特、维尔特等人的委员会，柏林大学的法学教授约瑟夫·科勒出任主席。11月末，委员会起草了给德国人的呼吁书，其宗旨是“通过加入和平协会公开宣称他们热爱和平的意向”[①]。最后12月21日正式成立了德国和平协会。
国际和平运动对和平主义渗入军国主义心脏兴高采烈，苏特纳给弗里德写信称之为“一个圣诞节的成就”[②]。
最初德国和平协会主要通过公开呼吁书阐明自己的主张，“我们通过实践的手段来追求我们的目标，最有力的方法是公众舆论，一旦和平协会成员的数量增加到他们的愿望代表了公众的愿望时，那么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发动战争”[③]。这种呼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893年和平团体开始在全德出现。
德国和平协会纲领是由赫斯起草的，1897年5月呈交给代表大会，然后交给地方小组表态，1898年11月通过。
和平协会的纲领主要内容是：
第一，纲领指出，战争是现今文明国家发展阶段的矛盾产物，无论从宗教原则，还是从国家和人民生活的立场上看废除战争都是必要的，因为“正义的、持久的和平道路能够调节国际间无休止的冲突”[④]。由此号召人们以较高的爱国责任投入所有力量以预防战争及其无法预见的后果。
第二，纲领指出战争的主要根源在于野蛮的过去所造成的成见和狂热。如何消除这一战争根源？纲领指出，由于“不同的国家不仅培育了敌意的对抗，而且彼此互相补充互相促进构成全部人道主义的一部分，他们之间真正的、持久的利益是一致的”[⑤]，因此只要把这一认识灌输给学校、家庭以及一切影响公众舆论的机构和组织，人们之间的成见就会日益变成相互理解。
第三，纲领强调指出，和平机构的目的就是促进国际关系中以法制代替权力的思想。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建立国际仲裁法庭制度，并号召所有国家在保持独立的情况下加入仲裁法庭。
第四，纲领指出，“军备竞赛消耗了人民的活力，妨碍了消除社会弊病和履行必要的文明使命”[⑥]。提出了限制军备和裁军的主张，认为这样能够“减轻负担，制止有毁灭危险的战争”[⑦]。
从德国和平协会的纲领，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和平主义者追求的目标就是废除战争、争取和平，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有三，其一是教育公众影响舆论；其二是建立以法制代替权力的国际仲裁法庭制度；其三实行裁军和限制军备。虽然和平主义者对战争根源的分析带有严重的片面性，但是它的纲领表明和平运动的积极意义。在19世纪末军国主义、沙文主义猖狂的德国，德国和平协会能够提出上述和平主张，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它主张用和平主义思想教育公众有助于清除军国主义、沙文主义思想对群众思想的侵蚀。它提出的裁军与限制军备主张则代表了人民的心声。恩格斯早在1893年发表了《欧洲能否裁军？》一文，指出军备竞赛是压在人民头上的沉重负担，而且孕育着普遍的毁灭性的战争，他建议签订一项国际裁军的协议[⑧]。德国和平主义者关于仲裁法庭的设想是具有预见性的，对于鼓舞人们为和平而努力有重要意义。
二、德国和平运动的发展
德国和平协会建立后，主要从三个方面发展了德国的和平运动。
首先他们着眼于“教育公众”，从小学开始。他们的目的是使“无辜的青年”在被“黩武精神反复灌输”之前接受世界和平的思想。他们发现，德国小学的课程是用来培养顺从的爱国者的。1904年，一个和平主义者对德国学校的教育进行了报导：“当他翻开今天用的课本，这个问题马上提醒了有觉察力的观察者：‘这是一本历史书还是一本战争指南？’一个统治者的所有成就集中在他发动的战争上，以致于在书中没有对勇敢、勇气和勇猛的赞美时，学生也必然得出结论，一个统治者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多地发动战争”[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和平主义者把注意力放在了教师和教科书上。
德国和平主义者向教师发出呼吁，要求教师拥护和平协会的纲领，揭露战争的罪恶。这种呼吁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德国和平协会20%的成员由小学教师和低级教育管理员组成，几个地方教师联合会以合作的形式加入了和平协会。
在教科书问题上，和平主义者主张废除、或者减少德国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倾向。1895年，国际和平局要求各国和平协会检查教科书。当德国和平协会的巴登支部检查课本时发现这些书重点强调了战争，并且包括对“世袭敌人”、“法国的贪婪”的反复提及。巴登和平协会因而在1897年对邦议会提出了请愿书，要求从课本中删除“沙文主义标志”，减少广泛的战争阐述，更多地强调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史。尽管请愿书遭到了国家主义者的指责，但巴登邦议会在广大和平主义者的压力下赞成了请愿书，只是提出检查必须由政府监督。
巴登和平协会的行动影响了其他地区的和平主义者。他们也向本邦政府提出请愿书，但是大都被拒绝了。自由保守党认为请愿书在“不成熟的儿童中注入仲裁法庭能代替战争的观点是危险的”[⑩]。
其次，和平主义者在德国中学的行动是试图以5月18日（第一次海牙会议纪念日）代替对9月4日色当胜利的纪念。他们认为对9月4日的庆祝是打算重新点燃旧的对抗主义。但他们的行动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
那么德国的大学，作为教育制度的最高层，对和平运动作出了怎样的反应呢？“从1870年起，普鲁士间接或直接地控制了超过半数的德国大学的政策”，同时，“许多普鲁士大学的优势，使普鲁士对德国高等教育发挥了重要影响”[①①]。这种情况势必使德国大学受到严重的军国主义影响，为权力政治服务成为德国大学的主要倾向。德国大学里的传统学科诸如历史、经济和哲学对和平运动的反对是最为典型的。德国的历史科学强调权力和国家，尤其是统一运动后，更加剧了这种倾向。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莫姆森认为第一次海牙会议是一个“世界历史的印刷错误”[①②]。和平主义者在德国大学遇到了极大的敌意，和平协会的纲领被看成是对国家的“背信弃义”或“可耻的天真”。和平主义者在德国大学的活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德国和平协会从事和平运动的第二个目标是军队。军队在德意志帝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在军队中的主要活动是提出以防御的民兵代替正规军，以此保卫国家的安全和减少军队对国家生活的影响。但他们的主张没有得到任何响应。
第三，和平主义者还对报刊和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平主义者在几份报纸中找到了支持，最重要的是《法兰克福报》和《柏林日报》。在对教堂的积极活动中，到1912年在超过35000人的新教和天主教牧师中有117人参加了德国和平协会，大约是300∶1的比例[①③]。
在和平主义者的努力下，和平运动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德国和平协会的成员在不断增加。最初全德有6个和平团体，到1895年有26个，1898年增加到56个，1898年汉堡的团体人数达到800人，斯图加特团体达到600人[①④]，1902年有6个拥有6000人的地方团体[①⑤]。
虽然和平运动有了发展，但和平主义者在实践中遭到的反抗，使弗里德认识到和平理论与现实的差距。1905年，他发表了《和平运动手册》，详尽地阐述了他的科学和平主义思想。
首先，弗里德试图将和平主义建立在科学原则的基础上。他肯定了阶级社会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斗争，但是他认为在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法律会禁止冲突的发生，斗争将被升华为文明的、合法的竞争。
其次，弗里德相信立法关系范围内的扩展是自然的和不可抗拒的过程，与较高有机体的生物进化相似。他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经济的发展为国际社会和法律团体提供了物质基础。
最后，弗里德预见了战争的最后结果。这一点是接受了波兰银行家伊·布洛赫的《在技术、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未来战争》一书的影响。布洛赫认为，“近代国家之战争，其最后结局，即或有所获，亦必以全世界银行之破产而结束”[①⑥]。弗里德进而指出，现代条件下的战争将毁灭国际关系中最具体的网络，导致参战国经济的崩溃和社会革命的到来。他相信法律将很快调整所有的国际冲突，从而废除物质冲突，代之而起的是国家之间为人类最高利益而进行的和平竞争。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弗里德科学地预见了战争的结果，从而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避免战争、争取和平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揭露战争的罪恶性质是制止战争、争取和平的一条重要途径。弗里德还科学地论证了法制发展的必然性，并预示了一个世界团体的到来。以上两点丰富完善了战前的和平主义思想。
但弗里德的科学和平主义又是不科学的，因为他夸大了法的作用。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①⑦]。20世纪初的国际局势恰好为弗里德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相反的证据。因召集海牙会议而被和平主义者称为和平沙皇的尼古拉二世发动了日俄战争。这充分说明弗里德的“斗争已升华为和平的竞争”的理论的不科学。
随着科学和平主义的产生，在学术领域出现了赞成和平运动的学者。在历史学方面，少数史学家改变了以前对和平运动的态度。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在20世纪初成为和平主义的热心支持者。1910年，他称和平主义为“欧洲政治文化的最庄严的兴旺时期”[①⑧]。和平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路德维希·奎德就是历史学家。在德国的法学界也出现了对和平运动的重新认识。1906年波恩的法学教授菲力普·左恩发表了一篇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反映许多学者的看法，其中写道“简单地用幼稚可笑的耸肩来看待现代的和平运动，人们也许已经习惯了，但再不能这样做了。他们的思想已遍及了整个世界并且在当代国际生活中构成了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因素，我们因而必须细心注意他们”[①⑨]。
德国和平运动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国际谅解联合会的建立。弗里德认为德国和平协会自成立起到20世纪初在动员舆论方面一直效果不佳，他试图建立一个新组织弥补这种不足。1910年5月，弗里德和奥弗里德·尼波德以公开呼吁书的形式宣布了这个组织计划，“我们必须为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的政治制度努力，特别是通过扩大国际仲裁和促进同其他国家的条约去传播世界和平的保证……〔德国人〕必须认识到竞争国家的共同利益要比他们的竞争利益大，因而国际理解是可能的”[②⑩]。呼吁书得到了许多有影响的学者的拥护，著名的有赫尔曼·科恩、海克尔、阿道夫·哈纳克、卡尔·兰普雷希特和马克斯·韦伯等人。1911年6月，41名代表在法兰克福集会，正式成立了“国际谅解联合会”，主席为慕尼黑的法学教授埃曼努伊文·冯·乌尔曼，尼波德任副主席。
联合会的活动集中在以国际理解思想影响公众舆论上。一方面，联合会认为有威望的人物对国际理解的有见识的评论将对舆论产生有益的影响，因而他们组织成员发表关于国际关系的小册子来影响公众的思想；另一方面，召集国际大会，以促进国际理解思想，著名的有1912年伦敦的英德协调会议和1913年在伯尔尼召开的法德议会代表大会。但联合会存在的真正顶点是它自己的两次全国大会，即1912年海德堡大会和1913年的纽伦堡大会。
和平主义者对国际谅解联合会的建立兴高采烈，他们纷纷加入到联合会中。但联合会对和平协会的态度却令和平主义者深感失望。尼波德为了使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在成立大会上没有邀请弗里德参加，并且强调联合会“将是一个杰出的实践的和现实的事业”，以显示与和平协会不同。1911年夏，尼波德从行政委员会解除了两个和平主义者的职务。1913年在纽伦堡大会上，尼波德宣布“联合会不论同泛德联盟在政治上的酒精中毒还是与和平主义者的节欲都没有任何关系”[②①]。和平协会对此的反应是强烈的，二者之间的冲突逐步升级，最后甚至国际和平局站在和平协会一边加入到争论中，1913年才出现了不稳定的休战。二者之间的争吵大大削弱了和平运动的力量。
从联合会对德国社会和政治影响的立场上看，联合会的意义很小。它对进步学术界和政治家的有限呼吁，不能对那些制定德国外交政策的人发挥任何影响；上流社会的大会也不能使公众改变对国际关系的态度。从联合会的成员看，学者特别是法理学家占支配地位。一方面这代表了和平运动最重要的发展，因为它第一次设法在狭小的和平协会和地理局限外扩大，表明了德国和平运动在组织上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他们比和平协会更为胆怯软弱，害怕触怒当局而影响他们的政治、学术生涯，因而他们更具妥协性。由此可见，一战爆发后，联合会所有成员支持战争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以上和平运动的发展看，我们不能不说，和平主义者取得的成就是微小的。他们几乎在德国社会的各个部门都遇到了反抗，加之其自身的弱点使和平运动必然走向失败。
三、德国和平运动的失败原因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和平运动的两个中心组织德国和平协会和国际谅解联合会纷纷放弃了他们的和平纲领，转而支持战争，这一运动因此而名存实亡。我们试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其失败原因。
首先，从主观方面讲，德国和平运动的失败是由其自身的局限性造成的。
第一，德国和平运动的领导人害怕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忽视或拒绝接受阶级冲突作用的合理性，他们不主张改变德国现状，只希望改革资本主义社会。正如列宁指出的，“和平主义的核心是这样一种思想：似乎战争同资本主义没有关系，不是和平时期政治的继续，这是理论上的欺诈，在实践上就是躲避社会革命”[②②]。和平主义者主张废除战争，是惧怕战争会引起社会革命，这种思想决定了他们不能像社会民主党一样提出更为激进的主张，只满足于在现存社会基础上的改良。
第二，和平主义者过份依赖当权人物的作用，从而使运动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尼古拉二世、威廉二世等人的身上，希望他们实行开明改革，从而达成和平协定，签订仲裁条约。
第三，德国和平运动的组织涣散，领导无力，难以保证整个运动在各方面的协调统一。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之间缺少联系，互不支持。尤其是德国和平协会和国际谅解联合会的争吵严重削弱了和平运动的力量。从各个组织的成员看，虽然人数不断增加，但真正起作用的少，参加协会的人甚至不了解和平纲领。一个和平主义者把和平协会的会员比作“对牧师说的一切只会点头同意，但不能做任何事情的教区居民”[②③]。这种状况削弱了和平纲领的实行。
第四，德国和平主义者狭隘的爱国主义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个运动的局限性。其表现如下：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他们从国家利益出发，始终坚持国际正义的基本原则是欧洲现状的合法性；在殖民问题上，他们赞成德国殖民扩张。一方面，他们认为国际正义制度将为人口稠密国家提供和平扩张和在欧洲以外人口稀少地区建立殖民的道德权力；另一方面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使命是教育未开化的民众，文明会给野蛮人以幸福，使落后地区摆脱战争。这实质上为德国沙文主义提供了口实。在战争问题上，和平主义者为德国进行战争辩护。德国和平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奥托·乌姆弗里德说，即使战争是为不义而战的，我们对士兵的鼓励应是“你在为一个神圣的事业战斗，你在为你的祖国流血和牺牲，责任不在你，而在那些发动战争的人”[②④]。国际谅解联合会的教授认为国家为防御自己，可以诉诸战争。当1914年战争爆发时，当时的和平协会主席路德维希·奎德写道：“……战争破坏了我们的意愿，威胁着我们的人民，使他们处在遭遇严重的斗争中，我们每一个德国和平主义者面对祖国应同每一个德国人一样履行责任[②⑤]。这一点违背了和平运动反对战争的纲领，标志着它的失败。
其次，从客观方面讲，军国主义的盛行和德国政府对和平纲领的反对促成了一战前德国和平运动的失败。
德国政府强烈反对和平主义者提出的仲裁、裁军等主张。仲裁的国际原则用来限制德国的。霍尔斯太因和标洛都认为，仲裁仅仅以合法的纠纷拖延武装敌意的实际爆发，对于能够迅速动员的大国是不利的。德国在第一次海牙会议上被迫同意了仲裁法庭。但威廉二世说：“我同意这一废话只是为了沙皇不致在欧洲面前丢脸。然而，在实践上我只信赖和依靠上帝和我自己锋利的剑！我得……依靠他们的一切决定。”他们认为，仲裁的国内原则对德国政治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他们认为，仲裁和裁军的实现，仅仅有利于积极鼓励议会控制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这与德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水火不容。威廉二世说：“德国只有一个主人，这就是我，我不能容许有另外的主人。”[②⑥]他们反对仲裁和裁军这种“错误的舆论导向”，认为它会促使政府裁军，由此削弱皇帝在外交和军事领域的强有力的统治，并进一步威胁建立在君主特权之上的政治体制。
德国政府对和平运动的反对，使和平主义者希望政府实行改革的希望变成泡影，同时，政府的态度也影响了各个机构，使和平主义者的活动受到层层阻碍。
19世纪末，德国军国主义、沙文主义盛行对群众思想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黩武主义、军国主义在社会生活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甚至连高级官吏、科学家都以获得军衔为荣”[②⑦]。和平纲领与德国的军国主义、沙文主义背道而驰。历史学家特赖施克曾说，“建立国际仲裁法庭是与国家的性质不相容的”，“那些提出普遍和平这一愚蠢概念的人表明他们对雅利安民族的国际生活毫无所知”[②⑧]，这也多少反映了德国各阶层对和平运动的看法。这种状况使德国和平运动中的各组织在财政上处于拮据状态，虽然也有不少热爱和平的人解囊相助，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和平主义者处在乞讨状态”[②⑨]。这就使德国和平主义者举步维艰。而19世纪末出现的一系列军国主义组织，诸如德意志海军协会、殖民协会及泛德联盟都得到了大财阀埃·基尔多夫和阿·克虏伯的大力支持，仅舰队联谊会就是用军火大王克虏伯50万马克的捐款开始活动的。
综上所述，在德国政府和军国主义的反抗下，加之其自身难以摆脱的局限性，一战前德国和平运动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四、德国和平运动的性质和意义
从以上所论述的德国和平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失败原因，我们不难看出，一战前的德国和平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运动。
首先，和平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和平世界、民主国家。在他们设想的世界里，国家领导权自然移交到进步的资产阶级身上。英法的议会民主制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他们认为没有任何社会制度像资本主义一样更好地适合保证和平，在这个制度里，人们的侵略行为会升华为和平的竞争，而不需要更进一步的社会变化。由于德国的特殊历史状况，和平主义思想直接与政治社会现实冲突。他们提出的议会控制政权实际是对皇权的否定；他们提出的仲裁及裁军原则是对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否定。从这方面讲，和平主义者所要求的是一种民主权利；它们的活动是致力于使德国成为民主国家。1911年弗里德在著作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德国发展为一个民主政治，并且执行民主的外交政策，我们在欧洲将有和平……和平问题因而是一个德国内部的政治问题，它在于对容克的征服，在于自由主义和民主的胜利”[③⑩]。
其次，从和平主义者的身份看，和平运动是“中小资产阶级现象”。在德国和平协会中主要有小商人、教师、牧师、记者等成分，在国际谅解联合会中主要有学者、教授等。前者之所以参加和平运动是因为他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社会上都不是“身居高位”，他们既没有在军队中保持军衔也没有大学文凭，所以他们易于接受和平主义的宣传，而不用担心参加和平运动而损坏自己的前途。后者中的学者和教授抱着推行国际法的目的参加到和平运动中来，但是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同无产阶级一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能进行资产阶级的改革，这也决定了和平运动的性质。
尽管一战前的德国和平运动有种种局限性，但德国和平运动（1892～1914年）23年的历史仍具有重要意义。
从国际范围讲，一战前和平运动能够产生在军国主义盛行的德国，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对于世界和平运动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和平主义者提出的世界联邦思想成为一战后的国际联盟乃至今天的联合国的历史渊源。他们所提倡的仲裁与裁军思想对于今天人们避免战争、维护和平仍有其现实意义。他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以法代替暴力的原则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
从国内方面讲，和平主义者进行的活动有助于德国社会民主化。到20世纪最初10年，德国的民主倾向上升不能不说和平运动应有一份功绩。
注释：
①、②、⑨、⑩、①②、①③、①④、①⑤、①⑧、①⑨、②⑩、②①、②③、②④、②⑨、③⑩ Roger Chickering：《德意志帝国和没有战争的世界》英文版，第47页、第47页、第171页、第174页、第135页、第197页、第53页、第197页、第138页、第151页、第159页、第159页、第63页、第32页、第67页、第120页。
③、④、⑤、⑥、⑦、②⑤ Wolfgang Benz:《德国的和平主义：1890—1939年德国和平运动文献》，法兰克福1988年，第91页、第91页、第91页、第92页、第92页、第222页。
⑧《马克思全集》第22卷，第435页。
①① Charles E.Mccleuand《1700—1914年德国国家、社会和大学》英文版，第235～236页。
①⑥蔡元培：《世界和平运动》第53页。
①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91页。
②②《列宁全集》第35卷，第268～269页。
②⑥《德国近现代史》平森著，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79页。
②⑦《德国通史简编》，丁建弘、陆世澄主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3页。
②⑧《德国近现代史》，平森著，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18～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