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形而上主义？！———场关于启蒙研究的深入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论文,道德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次论争是由于张光芒的一篇文章——《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3期）引起的。但是，在此之前，也就是在2002年7月，随着张光芒的《启蒙论》和张宝明的《自由神话的终结》这两本考察中国百年启蒙运动的专著由同一家出版社的出版，论争就已隐然开始了。这两本专著考察的对象虽然都是中国百年来的启蒙运动，但是由于方法论的不同，使得它们得出的结论也是截然相反的。两位研究者也自觉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方法论的差异。因此在最近这场引人注目的有关“道德形而上主义”的启蒙研究论争之前，他们已经就启蒙研究的方法论展开了一次论争。这次论争因为是由于两位作者之间关于研究方法的歧异而产生的，所以主要局限在他们二人之间，论争的文章也较少。
道德形而上主义？——论争的展开
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以下简称《道德》）是“道德形而上主义”启蒙研究论争的导火索。这篇文章先后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4期）和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2年第11期）转载，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论争的展开。
最先对张光芒的这篇文章感兴趣的是一直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陈晓明。他很快发表了一篇近两万言的长文：《道德可以拯救文学吗？——对当前一种流行观点的质疑》（《长城》2002年第4期）来批驳张光芒从道德形而上学出发对中国近百年启蒙的基本判断以及对中国未来启蒙的基本构想。随后，《河北学刊》也开始有意识地参与到这场关于启蒙研究的论争中来。在《河北学刊》2003年第3期上，刊出了张宝明质疑张光芒《道德》一文的《从“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终结——对一个“启蒙”与“反启蒙”命题的破解》和张光芒的回应之作——《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对张宝明的质疑与反质疑》。这两篇文章一起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4期）和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2年第7期）转载。与此同时，曾经刊发陈晓明的质疑文章的《长城》也在2003年第3期上发表了张光芒对陈晓明的回应文章：《再论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至此，这场围绕着“道德形而上主义”的启蒙研究论争热热闹闹地开始了。
感受到这一论争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河北学刊》在2003年第5期上又以“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争鸣”专栏的形式刊发了4篇论争文章：《天文、人文与文化的超越性》（王晓华）、《与其南辕北辙，何若从身边做起》（姚新勇）、《道德形而上视角对于文学的意义》（罗宗宇）、《如何拯救学术本身》（刘士林）。这些文章角度不同，观点各异，表达了刊物对这一论争的期待：“道德问题自古以来即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命题，但近年来在后现代及全球化语境下，道德主义多遭诟病；而与此同时，又有人高擎道德主义的大纛。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简单地消解或者高扬道德，而在于如何重新理解和阐释道德与文化、文学及历史的关系，如何重构新世纪的道德思想、道德哲学与道德精神。”（专栏“编者按”）刊物的这种有意识地参与使得这次论争的文化建设意味更加凸显。
随着论争的展开，论争的参与者日益增多。陈明在《博览群书》2003年第8期发表了《张光芒启蒙新论批评》（此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及《文艺理论》2003年第11期转载），张中锋也在其著作《徘徊于审美与审丑之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7）发表了与张光芒商榷的文章：《启蒙不等于教育，道德也难以形而上——就〈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与张光芒先生商榷》。这表明这次论争正在向更广的层面展开。
形式与原则：论争的焦点
从自己数年来的启蒙研究的成果出发，张光芒在《道德》一文中，试图对中国百年来的启蒙运动进行诊断。他从《启蒙论》所建构的中国启蒙思想体系出发，把道德形而上学看作是启蒙哲学的形式基础。以这种角度来观察百年来的中国启蒙思潮，他就很敏锐地看到两次启蒙高潮都有道德形而上学层面的缺失。因此他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怎样处理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的？”这样一个命题作为百年中国新文学研究的突破点。他得出的结论也是独特的，他发现，在中国百年的启蒙运动中“五四”和“新时期”这两次所谓的启蒙高潮中，都染上了“道德实用主义”的“软骨病”，反而是文学史上被贬抑的“十七年至文革文学”中蕴涵着启蒙所需要的形式哲学的因素：“1949-1976年文学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将道德实用主义上升为革命道德形而上主义，还原了道德主义的先验本质。由于它的内涵与古典传统道德主义已经不同，不妨称之为红色道德形而上主义。在这一层面上，文学的政治性已与主流政治话语失去了直接关联，而成为一种自足自律的审美道德体系”；“这说明十七年至文革文学必然蕴含着某种魅力独具的审美精神，它隐藏在文化／文学价值的深层结构之中。我认为这种深藏于内的审美力量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它建构起了一种道德形而上主义”。“恰恰是两次启蒙高潮缺乏道德形而上主义的建构姿态，却沉沦在道德实用主义、道德形而下的层面上。从深层文化意蕴言之，这正是启蒙文学的最大缺陷，只是这种缺陷被完全掩盖在纷乱的旗帜背后，以致让人难以察觉”。从突出1949-1976年文学中所蕴涵的启蒙所需要的形式哲学的因素出发，张光芒给了这段文学以很高的评价。
为了避免误解，张光芒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一再强调，这段文学的启蒙意义主要是形式层面的而非内容层面的，论争还是由此展开。陈晓明正是从张光芒对“红色道德形而上主义”的正面评价处发难，把张光芒的观点当作“代表了时下的卷土重来（也许从来就没有退潮，从来就占据主流）的看法”来看待的。这种看法把“道德性的话语提升到某种高度，把它作为重新规划文学史的尺度标准，把它作为文学的本质，把它作为审美的决定性因素”。由此陈晓明认为，由于“意识形态诉求经常采取了道德的姿态，道德与意识形态乃是一个硬币的二个背面”。因此“道德并不构成文学艺术作品的决定性因素，文学艺术作品的思想力量也不是道德形而上或形而下这种概念所能概括的”。
这种峻急的态度在许多论争者身上都可以看到：张宝明、姚新勇、陈明、张中锋。这些文章虽然论述的方式不尽相同，但都表达了同样的对道德形而上主义的警惕和担心。张宝明感到张光芒对1949-1976年文学的评判“令人心惊胆战”，他所担心的主要是张光芒所主张的“道德形而上主义”对启蒙的消解。
张光芒面对发难，先后发表《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对张宝明的质疑与反质疑》、《再论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为自己的启蒙研究进行辩解。张光芒看到发难者在方法论上都把启蒙思想的形式原则与启蒙运动的实际相混淆，因此他强调“剥离”的必要性。
张光芒的坚守得到了一些论者的响应。王晓华在《天文、人文与文化的超越性》一文中把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的启蒙诉求看作是对人文世界超越性的欲求。他认为：“既然对于超越性的拒斥与中国当下文化的欠缺有因果关系，那么，包括张光芒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对于超越性的追求就是完全合理的。”罗宗宇也在《道德形而上视角对于文学的意义》一文中支持张光芒以“道德形而上主义”对百年文学的考察。他认为：“它给文学研究尤其是启蒙文学研究带来的是一种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学术理性。”
但是在反方那里，张光芒的解释并没有得到谅解。陈明和姚新勇在随后的文章中仍然表现出对“道德形而上主义”的担心，他们甚至比张宝明、陈晓明走得更远。陈明担心张光芒的启蒙研究最终会走到启蒙的对立面——宗教的窠臼里去：“道德、形而上，接下来，对了，自然是宗教。”“所以，有必要提醒，在张氏鼓吹的结构中，如果不明确感性对理性在逻辑和价值上的优先性，而一味强调双方结合的重要性，就会走向启蒙的反面，走向乌托邦，走向宗教。”姚新勇也把张光芒的启蒙研究作为一种“不良学风”的代表。
论争如何深化？
如何把这场关于启蒙的“基础性问题”（王晓华）的论争深入下去也是一部分论争者所关心的问题。在论争的目标上，许多论者包括《河北学刊》都希望这次论争能够对新世纪的中国文化的走向产生影响。王晓华认为：“在他们（张光芒和张宝明）的争论中，许多汉语文化急需解决的问题凸显出来。”因此王晓华与罗宗宇一样，在文章中已经流露出与张光芒在《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相类似的学术构想：重建中国的启蒙哲学。
这种重建当然不能借助于意气之争所带来的研究结论。因此，论争者对论争本身所出现的情绪化的倾向也有所警惕。刘士林在《如何拯救学术本身》（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3年第11期转载）一文中就是希望这场论争能够限制在学术层面上。他认为：“一种真正可以生产出意义的学术对话需要何种条件才能成立？它显然不是只有说话的热情和冲动就可以达成的，而是需要一些我们称之为先验条件与规则的东西做基础才行。”
有鉴于论争中存在的“独断论化”和“霸权主义化”，刘士林就论争的“批评对象的准确内涵问题”、“以己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证方式、论争者的主体意识3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第一个方面，刘士林以为应该尊重论者所持的概念的准确性内涵；关于论证方式，他希望论争者能够注意观念的经验有效域，不应该超越论者的观念有效域来解构对方的观点；关于论争者的主体意识，刘士林希望论争者能够“为人类生命中的高尚精神而思考和否定”。他认为，这是一切人文论争的价值尺度。一句话，论者希望在这次论争中，“为知识活动奠定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和价值尺度”。因此，这次论争如何深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目标在于重建中国的启蒙哲学；方式应该限制在学术层面。
2004年的新动向
2004年第一期《河北学刊》又推出了4篇后续文章。张宝明在《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一文中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作为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道德形而上缺失与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则从相反的方向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在《道德形而上主义与人文精神的资源》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了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的《“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二难选择》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二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二难性质，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这几篇文章观点、角度及立场纷纭不一，或补缺罅漏，或拓新空间，从不同的层面和侧面推进了讨论的深广度。
正如该刊意识到的，“这些文章在提出新问题的同时也留下了新的缺憾，正可谓抛砖引玉。”的确，这场讨论虽然以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为核心命题，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重写文学史、重新理解文革文学、启蒙文学，以及文化、哲学、美学、当代道德建构等多层面的问题。它所涉及到的启蒙与现代性、道德与信仰、文化重建与人文精神等等，更是当下学术思想领域的一系列热门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