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与深化船山学研究（笔谈）——船山学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新方法论文,新视野论文,船山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05)01-0001-11
一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网络普及化的情境下，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宗教意识都面临着冲突和转换。这就不能不冲击着固有的一定之规和一律之矩，原有的“范式”面临着解构，习以为常的学术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也被多样、日新的视野和方法所替代。研究视野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及理论体系的创新，就成为当下时代的诉求。
自1962年、特别是1982年以来，船山学在前辈学者和两湖学者的推动下，日新月异，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有才华、有成就的船山学研究者，船山学也成为大陆、以至台湾地区学术研究的热点。无论是文本的整理，还是义理的阐释，都获得空前的、丰硕的成果。前者是16册《船山全书》的出版，其中《拾遗》二卷，为存世船山著作之最完善者，为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后者义理的阐释，或哲学、文学、史学，或经学、美学、宗教学都有深入研究和专著问世。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中，除孔子和朱熹外，船山学研究的成果是最显著的。
二
帕斯卡尔讲过：“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显示了人的尊严与伟大，创新促进了思想的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是最善思、爱智慧的民族，她为人类文化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王夫之的尊严就在于他的思想，他的思想也代表了明清之际的尊严。
船山思想的尊严表现在那“天崩地裂”的时代，在王船山思想中所引起的激烈的震撼和冲突，报国的壮志，抗清的实践，在现实中惨遭失败；理想的期望，明主的寄托，在实现中不断破灭；官场的腐败，现实的丑恶，亲眼目睹，亲身受辱。这就在他思想深处重重地打上一个问号？其罪魁祸首是中国文化？典章制度？抑或宋明理学、陆王心学？他追根究底，孜孜不倦。他出入周秦百家和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道之学及宋明理学；他探究经、史、子、集及诗、词、歌、赋，在常人所难以忍受的极其恶劣环境下，以超人的毅力和坚韧的精神，孜孜地追求人们安身立命的途径，终极关切的方案。
船山思想的尊严表现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它是对国家生命和人民生命存在的人文关怀，是对个体和整体人类生命存在的命运、变化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的表征。船山面对现实社会的更替、动乱、衰弱、腐败，忧心如焚。《周易》作者，处优患而演六十四卦，与船山所处氛围、遭际相似。“心有灵犀一点通”，两者思想相契合会通。所以他钟情《周易》40余年，其学术生涯几与《周易》的研究诠释相始终。他说：“阳之仅存于位，而以俯临乎阴；人君子民情纷起之际，君子于小人群起之日，中国当夷狄方张之时，皆唯自立矩范，不期感化，而自不敢异志。若其不然，竞与相争，亵与相暱，自失其可观之德威，未有不反为其所凌者也。”（《观》，《周易内传》卷二上，《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1998，第200页）此“之际”、“之日”、“之时”，即船山当时身处的现实情境。在此情境下，如何自立“矩范”？严君子小人之分，这是为人的节操。君子处乱世，爱身爱道，德威自重，存仁存礼，在己而不在物。所云：“《易》为君子谋”，是教君子如何处非常之变化，理险阻之时空，广安身之至道。于是船山每处忧患“之际”、“之日”、“之时”，感受《易》道之精神，而使其忧患意识转化为救世救心的实践活动。
船山思想的尊严表现在自觉的批判意识。批判意识意蕴着反省意识、对话意识、平等意识和自主意识、独立意识、超越意识。船山说：“六经责我开生面。”“责我”是一种自我的责任感、承担感，其实亦非“六经责我”，而是“我责六经”。在“责我”与“我责”之间，是一平等的互动，相互的对话，这种对话使主体与《六经》之间可以互相敞开，体贴其间的本真本意。《六经》作为历史文本是实存的；实存的文本本身它不会责我、责人，它也不会改变文本本身以适应我或时代的需要，而是负有时代责任感的人按照时代需要对《六经》文本做出不同理解或诠释。负有时代责任感的船山对《六经》的理解，蕴含着自主的反省，而独立的、超越的开出“生面”，船山转换为新生面的《六经》价值理念，这种“新生面”的开出，便内在地渗透着自觉的批判意识，否则便不可能开出新生面。新生面建构如下表：
由于船山从批判契入元典文本，逆反而至于思想的源头，顺流而梳理出脉络，而体贴出新视野新方法。他于《周易》，以“乾坤并建为宗”，发挥天道与地道的思想，即人为天地立道建极；于《尚书》开出道心人心，互藏交发，天日命、性日受日成。探讨了作为道心、人心基础的性的发生、演变问题；于《诗经》阐发诗风民情，情以柔婉之仁为正，未发已发之中和；于《礼》则续大礼，立人道，天理人性，仁体礼用；于《春秋》则严夷夏、王霸之辨，以道权并行为春秋之密藏，确立是否亡礼、丧礼为夷夏、王霸之辨的标准和价值取向。
《四书》之学，本是宋明理学对于其所依傍的诠释文本的重新选择。他们把本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选出，重新分章注释，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这种依傍文本的选择，标志着一种新理论思维形态出现的需要，以有别于以往理论思维所依傍的诠释文本。虽然宋明理学各派对《四书》的注重程度、理解视野有异；《四书》之间的轻重亦有别，但都没有逾越《四书》为其理论思维的诠释文本。船山把《四书》列入经的范围，并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其疏、解、训、说的依傍文本。因此，船山与程朱、陆王之异，是理学内部之异，即理学内部的批判者，而非反理学者。《五经》与《四书》圆融会通，交相互发，相得益彰，辉煌生面，而构成船山哲学新视野、新方法的根基。
三
思想是精神的言说机制。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凝聚，哲学思想总是以核心话题的方式体现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造，并通过核心话题的反复论辩，梳理盘根错节的生命情结，建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核心话题的时代转向，是哲学创新的话语标志。
宋明理学自程颢提出“天理二字，却是吾自家体贴出来”以后，唐以降的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便落实到“天理”上，并建构了新的理学理论思维形态，理学理论思维形态的发展，便开了二程、朱熹的“性即理”派，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即理”派，张载、王船山的“气即理”派，由理而气、心、性。在这里，船山学属理学核心话题之内，而没有实现核心话题的转换。
船山的理论价值的创新是颠倒了程朱理先气后的关系，提出了“理者气之理也”的命题，气是船山哲学对于宇宙万有追根究底的终极证明。气从存有的状态上看是阴阳二气冲突融合的呈现，这种融突的形式便是纲组。因此，船山称这种气为“和气”，或称“阴阳和合之气”。“诚”在船山哲学逻辑结构中，虽非最高范畴，但却是“气”范畴依以确定其最高范畴地位的关系范畴，换句话说，“气”只有在与“诚”的相对相关中，才能在船山哲学逻辑结构中获得定位。“诚”说明“气”范畴虽然是无形的、不可见的，但却是真实存有的，即无形而“实有”。“诚”的实有性由“气”得以认定和定位，“气”的实有性又有“诚”予以规定。（参见拙著《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2001，第94-103页）在“气”、“诚”互动中所展开论辩的话题，仍然是宋明理学的理气、道器、体用、理一分殊、理欲之辩等，没有实现近代性的转型，或曰现代性转型。
直至20世纪“五四”运动以后，冯友兰的“新理学”接着程朱理学讲，梁漱溟、熊十力及其弟子牟宗三等接着陆王心学讲，以及一些人接着张（载）王（船山）气学讲，亦未实现核心话题的转换，况且王船山？明清之际的船山学，他批判陆王心学的空谈心性，以致误国，主张经世致用，但也没有超越宋明理学而转生出新的理论思维形态。经世致用本就是儒学的入世品格，而不是这个时候才存在的。因此，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哲学思潮之间，是直承地“接着讲”，而没有跳过另一哲学思潮曲折地“接着讲”。
四
“哲学”一词和中国哲学学科都是西学东渐以后的产物。中国哲学一诞生，就与如何治中国哲学的方法（形式）分不开。蔡元培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中说：“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1页）胡适是运用西洋哲学中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来治中国哲学，其后冯友兰是用新实在论的方法来治中国哲学；李石岑、范寿康运用唯物论、唯心论方法来治中国哲学，1949年以后继续用唯物、唯心方法。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研究方法呈多元化倾向，中国哲学研究也有采用西方的理解学、诠释学、分析哲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方法。这对于扩大研究视野，参照西方哲学研究方法，互动比较，取长补短，是有裨益的。
然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属于不同系统的哲学。当今，我们必须走出“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的陷阱。在中、西、东多元方法的融突和合中，建构适合于中国哲学的方法。这就是说，我们不能照着西方哲学讲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注脚；船山哲学也不能照着西方哲学、纳入西方哲学而叙述之。若如此，就不是船山哲学，船山哲学精神也就丧失了。
中国哲学之所谓中国哲学者，不能“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这在中国哲学学科初创时，有其内外因缘促成，有其积极的影响。但在当今，人们对中西哲学有较多的理解之后，便可以根据中西哲学其诞生、发育、发展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的差分，以及其讲述“话题本身”和“话语方式”的不同，对中国哲学和哲学史做出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规定。我曾把中国哲学规定为：“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中国哲学史是指把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以名字的形式大化流行地展示出来，并力图把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统摄到体用一源、理一分殊之中的智慧历程，
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体贴和规定，既使中国哲学和哲学史有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又使中国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有了自己遵循的矩范性。这种“自立矩范”，也是中国哲学的一次觉醒。它无疑为船山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新方法。
中国哲学的研究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相融合的。中国哲学史上每一新的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或具有元创性的哲学思维，都要回到它的源头，获得哲思的智慧和诠释文本的依傍。船山对《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和《四书》做了大量的考异、稗疏、笺解、引义、训义、传、解、论、说和章句等，对哲学思维源头的探索可与朱熹并驾齐驱，谓之双峰。但朱熹以《四书》实现了其新理论思维形态所依傍的诠释文本的转换，而王船山没有自己所依傍的独立诠释文本，这是与船山没有自己新的“核心话题”分不开的。“核心话题”的转换，不决定于哲学家的能量和智慧，而决定于社会的转型、人与诸多因素冲突内涵、性质的转变，以及现实的有较长影响的内因外缘促成的。因此，“核心话题”的转换，往往与那个时代精神相联系，哲学的“核心话题”，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精神。
船山学的研究可以依融突而和合的视野及和合学的方法，根据中国哲学的规定，以提升船山学研究的学术水平。
收稿日期：2005-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