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大发展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革故鼎新的理论勇气——十月革命八十年来社会主义三次大发展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发展论文,革故鼎新论文,实事求是论文,十年来论文,勇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十月革命至今八十年来，世界社会主义有三次大发展：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这三次大发展，都是以思想理论上的大突破为先导：列宁的“一国胜利”论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突破了十月革命的“城市中心”论；邓小平的市场经济、共同富裕、发展生产思想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公有制设想，否定了传统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三大发展靠的是思想上的三大突破，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大发展同样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革故鼎新的理论勇气。
十月革命至今整整八十年了。回顾八十年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程，社会主义有三次重大的发展。第一次是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加入了社会主义的行列，使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空前壮大；第三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成功地探索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三大发展不容置疑，但有一个问题令人颇为惊讶并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实践上的三大发展都是以思想上的重大突破为前提、为先导，而思想上的重大突破，恰恰是对前人提出的设想、结论或已形成的模式的辩证否定或修正。回顾历史可以这样讲：若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革故鼎新的理论勇气，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三大发展，就没有今天蓬勃前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列宁创立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同时发生”的论断，才有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才有了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大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必然是在文明国家里“同时发生”，舍此不会有其它选择。最初明确提出这个思想的是恩格斯，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1〕为什么要同时发生呢？ 恩格斯认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1872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才能取得成功。他说：“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2〕1892年4月，恩格斯仍然认为：“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3〕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列宁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才能胜利的思想，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若孤军奋战是没有胜利希望的。1905年，他在《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一文中讲道：“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那末，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4〕。以后， 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研究，逐步否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同时发生”的论断，而得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写道：“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5〕1916年4月，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6〕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社会生产力最发达的几个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这两种论断在各自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或许都是正确的，但不得不承认，这两种论断的内容却是背反的。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很难想象列宁敢于提出这样截然相反的论断。而没有对前人结论的否定，没有内容背反的新的论断，俄国革命就只能等待发达国家革命的发生，就绝不会有十月革命。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是一条完全不同于以城市为中心的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出现了第二次大发展。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以城市为中心，由城市工人率先暴动，然后推及广大农村，最后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条道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 被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1928年7月， 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准备城市起义，强调“城市领导作用底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底高潮，都将要表现它的决定胜负的力量。”〔7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30年11月给中共中央的信和1930年6月、1932年8月执委会的有关决议中，仍然一再敦促中国共产党将力量集中在城市，把城市无产阶级的罢工、示威等斗争形式提到首位。1930年6—10 月李立三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时期，推行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损失。1932年至1934年，王明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时期，也重犯过进攻城市的冒险主义错误。一直到1937年底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带来的仍是城市中心论，主张把党中央迁到白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分析了中国特殊的国情，没有机械地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提出并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他认为，中国具体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不能走俄国十月革命式的道路。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使统治阶级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在广大农村则相对薄弱。中国是一个落后农业国的国情还决定了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农民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的出发点。”〔8〕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 中国革命必须走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十月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为革命队伍的主力军，革命势力推展的方向是从城市推向农村。中国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革命队伍的主力军，革命势力推展的方向是从农村推向城市。历史证明，这两条道路都是适合俄国、中国各自国情的正确的道路，最后都导致本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但同样不能不承认，这两条道路所包含的内容也是背反的。特别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在党内主张“城市中心论”的左倾路线几度占统治地位的大环境中，毛泽东同志毅然提出和十月革命道路内容背反的中国式道路，这同样依靠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巨大的理论勇气。甚至不仅是理论勇气，在当时敢于与共产国际和左倾领导的意见相违背，还要冒着相当大的生命危险，还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领导探索这样一条道路，革命就不会成功，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徘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始找到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摆脱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公有制形式方面有着重大的突破，使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了根本意义的成功，使社会主义有了第三次大发展。
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产品经济，它将消除商品和竞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之一。他们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9 〕“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将消灭竞争，而代之以联合。”〔10〕社会主义将是无商品、无市场、无货币的计划经济的社会。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战时共产主义，苏俄就消灭了商品市场，实行了实物分配，凭消费证领取需要的消费品。这样做的结果使十月革命的胜利几尽夭折。列宁总结教训，认为不能过早消灭商品，适时地推行了新经济政策。1936年，苏联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后，国家经济完全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这种模式在斯大林时期逐步形成并定型，以后，被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搬用。可见，社会主义将消除商品市场，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其设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成果，而明确肯定并论证了的，其模式主要是在斯大林时期经过实践而形成的。思想渊源与体制定型双重原因，就形成了关于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长期而顽固的思维定式：社会主义经济就应当是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地考察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逐步否定了这一传统认识。他认为，长期形成的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维定势是不正确的。它严重阻碍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为破除这一思维定势，邓小平同志做了长期的不懈努力。从1979年11月至1992年春天的南巡谈话，邓小平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达十多次。1992年以后，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才开始被全党接受。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每个企业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社会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两对矛盾激化的结果，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基于对这些矛盾的观察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必须消灭私有制，使整个社会生产变无政府状态为全社会参与管理的有计划、有秩序状态，生产力才能进一步得到解放和发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论述的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所在。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微观上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宏观上的生产管理的无计划，社会主义就是微观上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与宏观上的生产管理的有计划，这是不容置疑的。随着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特别是在经历了本世纪三十年代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变无计划为有计划。正像小平同志讲的：“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11〕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发现，经济发展仅有计划而没有市场是不行的。计划只能一定程度上解决经济发展的秩序问题，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经济发展动力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讲靠价值规律、靠竞争，而价值规律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会产生并发挥作用，竞争离不开市场交换。所以，社会主义必须有市场。正是基于这些新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关系问题上提出了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思想。这一思想，在教条主义者看来是离经叛道的，但它是符合国际国内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的，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要求和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需要的。没有这一大胆的突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只能停滞不前，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就不会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产生真理的唯一源泉。邓小平同志像列宁、毛泽东同志一样，在追求真理、实践真理方面是无所畏惧的。
消灭剥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又一设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私有制的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也必然消灭，按资分配将被按劳分配所取代。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应实行按劳分配生活消费品的原则，“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12〕马克思设想，这种分配形式是：每个劳动者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长期以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资制度，农村实行记工分的办法，就是这种“劳动证书”分配方式的变型。实践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靠计划没法测定每个社会成员可比较的劳动量。结果，按劳分配演变成平均主义分配，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就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解放思想、激发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一个大政策提了出来。这个大政策，以承认差别为前提，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条件，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在整个经济改革和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在这方面，有四点重要的突破：一是在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的前提下，允许其他分配方式的存在，给按资分配以合法的地位；二是承认了私营企业主的合法经营也是一种劳动，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并鼓励他们发展；三是通过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真正在整个社会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的平均主义；四是把共同富裕确定为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目标取向，先富促后富，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占有，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另一设想，也是最重要的设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3〕“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4〕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谈论私有制的消灭与公有制的建立、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问题时，是针对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在说“两个必然”的同时，他们也强调“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5〕列宁掌握了“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提出一旦时机成熟，先取得政权，再发展生产的构想并将其付诸实践，使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先于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两个必然”的思想使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想尽快和资本主义彻底决裂，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走了一段追求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路子，而“两个决不会”的历史唯物主义铁律又通过社会现实教训了头脑发热的“左”的变革者，使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又走上了改革的路子。在这期间，拒绝改革者、改革偏向或者失控者相继丢掉了政权。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自己探索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特别是对所有制问题的认识上有着新的思考和突破，并以此指导改革的实践。
第一，明确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发展不平衡，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不仅存在多种形式的公有制，而且存在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这一认识，既坚持了“两个必然”的信念，更重要的是，接受并贯彻了“两个决不会”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承认我国生产力落后，主张建立适合生产力水平的多种形式的公有制和各种非公有制经济。
第二，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由注重其外在形式而深化为注重其内在本质，由注重生产关系而深化为注重生产力。在这一方面，邓小平同志的晚年思想有一个深刻的发展变化。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在不同的时期，邓小平同志有着不同的答案：1979年，公有制与按劳分配；1985年前后，公有制为主体与共同富裕；1986年以后，发展生产与共同富裕。这里面，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就是邓小平同志把能否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是否达到一定水平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标准，而不再把公有制作为首要标准。把生产关系特别是公有制作为判断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标准，必然导致所有制形式的盲目超前变革，而把能否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是否达到一定水平作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才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的本意，又不致于在实践中出现违背“两个决不会”思想的历史唯心主义错误。遗憾的是，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至今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正像他讲了十几年计划与市场问题，最后才被全党接受并发挥巨大作用一样，邓小平这一思想一旦成为全党的共识，我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将会有一个新的解放，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将会大大推向前进。
第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说到底是生产力标准，它纠正的是总问姓“资”姓“社”的生产关系标准，克服的是只注重追求生产关系变革的“左”的思想倾向和行为。在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同时，邓小平同志还发明了“不搞争论”，提出不要被是“公有”还是“私有”的无休止的争论所困扰、所耽搁，先干起来再说，最后让生产力来评判，让人民来评判，让历史来评判。
在所有制问题上，比较符合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应该说是传统的所有制模式。但实践证明，传统的所有制模式并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因为它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水平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的设想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问题，关键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政治上可以抓住机会取得政权，但生产关系却不能超越生产力水平。是拘泥于经典设想、固守传统模式，还是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建立适合生产力水平的所有制形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后者，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根本意义上的成功，使八十年来的世界社会主义有了第三次大的发展。
回顾历史，是为了启迪未来。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20世纪八十年来社会主义的三次大发展，无一不是靠的以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三代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巨大的理论勇气。人类社会即将跨入21世纪，同样，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大发展，也离不开新一代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革故鼎新的理论勇气。
注释：
〔1〕〔10〕〔13〕〔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6 月版第1卷第241、237、286、29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6月版第2卷第33页。
〔3〕〔9〕〔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6月版第3 卷第718、633、30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
〔4〕《列宁全集》第10卷第71页。
〔5〕〔6〕《列宁选集》1995年6月版第2卷第554、722页。
〔7〕《六大以来》（上）第9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4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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