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之前美国高教“课程设置”的沿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沿革论文,内战论文,美国论文,高教论文,课程设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636年，马萨诸塞州议会拨款创办哈佛学院，它是美国首所高等院校。继哈佛学院之后相继创办的学院有威廉·玛丽学院(1700)、耶鲁学院(1701)、新泽西学院（1746，即今普林斯顿大学）、国王学院（1754，今哥伦比亚大学）、费城学院（1755，今费城大学）、罗德岛学院（1764，今布朗大学）、昆士学院（1766，今鲁吉尔大学）、达特默斯学院。这九所学院被称为殖民地学院。
殖民地学院主要承袭了剑桥、牛津为代表的英国大学的办学观念。哈佛以牛津、剑桥为范型，而哈佛又是其它学院的榜样。哈佛学院的建校宣言是“为社会造就适合的人力，主要是培养教会人士。”（注：滕大春：《美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哈佛学院的首任院长邓斯特是剑桥毕业生。他为哈佛设定的课程体现了欧洲教育发展中的三种主要倾向，它们是中世纪的七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兴趣及体现宗教改革的新教思想。这些课程承袭了培养有学问的神职人员这一清教传统。除费城学院外，其它八所殖民地学院都依附于教会，为不同的教派所控制，服务于各教派的利益。因此，培养基督教教派人士就成为殖民地学院的主要任务。古典性、人文性、宗教性是这些传统学院共同的特征。
殖民地学院的课程主要包括：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伦理学、古代史、希腊文及希伯来文，它们中的大多数教科书采用拉丁文编写和讲授。这些课程是严格规定的，任何学生要想取得学位必须修完规定的课程，学生不同的兴趣和未来不同的职业打算是不予考虑的。这种课程体系重视语言和人文学科，即使在专业性较强的法律、医学等专业中也被视为当然。古典语言和文化是身份和有教养的标志。这种古典类型的课程虽然在整个殖民地时期都居于支配地位，但是，由于欧洲启蒙思想和科学知识在美国的传播，1750年之后，殖民地学院中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兴趣在日益增加，古典课程的地位明显受到影响。如最负盛名的哈佛学院，早在1728年就设立了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席位，负责科学研究和教学，到18世纪中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科学实验所需的仪器。殖民地时期第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课程方案是宾夕法尼亚学院首任院长威廉·斯密士设计的。在这一课程方案中，古典科目占三分之一；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科目占三分之一，包括几何学、三角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植物学和动物学；余下的三分之一为逻辑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论辩术。这一新的课程方案与古典的课程体系不同，它代表了启蒙思想和功利主义的新方向。
二
独立战争胜利后，州立大学尤其是医学院、法学院及理学院等专业学院的兴起，在课程上进一步冲淡了殖民地时期神学和古典主义的色彩，转向注重实用知识和科学知识。
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者托马斯·杰佛逊率先改革传统的课程体系，他打破“垂直”安排必修课的传统做法，“平行”地开设古典语言、现代语、数学、自然哲学、自然历史、解部学与医学、道德哲学、法律八门课程。同时，他还允许学生有一定的选课自由。弗吉尼亚大学的课程立足于传播世俗的、实用的科学知识，代表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新方向。古老的哈佛大学在课程改革的浪潮中走到了前头。从德国留学归来的乔治·提克诺是杰佛逊的朋友，他为哈佛提出了类似的课程改革建议。在必修课之外，允许高年级学生进行限制性选修；加强演讲课程的教学指导；倡导学术自由；主张大学采用系科制；允许非攻读学位的学生学习“部分课程”。“平行”课程计划和“部分课程”制度以后为许多院校所采用，而系科制则始于这次改革。
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课程改革的浪潮冲击着美国的大学，也冲击着以保守著称的耶鲁大学。它迅速地对这一浪潮做出反应，其结果是发表了著名的《一份关于自由课程的报告》，习惯上称之为《耶鲁报告》(1828)。报告宣称自由教育的目的在于训练心智，使用古典语言讲授传统课程是最为合适的学院制度，这些传统的具有规定性的课程，一部分是为训练心智而制定，它源远流长；另一部分则是为未来的职业打基础。与此同时，它并不一味反对专业教育和实用知识的教学，而坚持所有专门的或职业的训练都应在本科学院之外实施，以保证学院教育中人文课程作为整体的核心地位。报告所反映的观念是以它为代表的英国式古典传统学院对为适应现实需要所进行改革的新的教育观念的一次强有力的反抗，它使得本来就居于统治地位的古典课程体系进一步加强，阻碍了这一时期部分学院兴起的改革热潮。
但是，古典课程悠久的历史和好名声并没有使要求大学改革的呼声停下来。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工业化和西部拓疆的迅速加快，教育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对于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而言，这是一个国力迅速增强，民族自觉和民族意识不断加强的时代。这一时期美国最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家爱默生表达了新时代的精神。1837年他在哈佛大学的著名演讲《论美国学者》中为新的教育改革摇旗呐喊。他呼吁，教育要适应美国人民的生活，而不是让人民去适应目前的教育；教育要促进美国人民智识的养成，而不是驯服地遵从来自异域的年代久远的规定性课程。他说：“我们从属别人的日子，我们长期学习其它国家文化的日子已经结束，我们对于欧洲宫廷文艺女神已经倾听得太久了。”“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操作，我们要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注：Brubacher J.S.& Rudy W.,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New York,Harper,1976,p.106.）
爱默生在哈佛演讲后不久，哈佛大学在课程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当时的哈佛校长昆西崇信科学，认为追求真理应是大学的最高目标。1836年，他曾建议校董事会恢复刻有“真理”字样的原校印印章，虽遭拒绝，但矢志不移。在他的敦促下，1839年哈佛大学教授会允许学生在一年级之后选修诸如科学、现代语、历史等课程代替原来必修的拉丁语和希腊语；1841年校董事会采用提克诺所倡导的“平行”课程计划。昆西所进行的课程改革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出提克诺建议的范围，但他仍然遭到古典语教授的反对。在他1845年离任之后，哈佛除保留了三门选修课之外，又恢复了所有的规定性课程。但他毕竟为古老的哈佛留下了一座天文台和劳伦斯理学院。
三
19世纪中期美国大学改革最有影响的倡导者之一是布朗大学的校长韦兰德。1827年韦兰德就任校长之职，起初，他虽然在规定的课程中增设了现代语和几门自然学科的课程，并致力于建造图书馆和添置科学仪器，但是他似乎并不主张对传统的规定性课程进行过急的改革。这时，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训练学生的心智，而不是单纯地传授知识。40年代初，他游历欧洲并考察了剑桥、牛津、爱丁堡等英国大学。他虽然对英国大学评价不高，但回国后却积极倡导改革美国的学院体制。
他认为，自殖民地学院建立以来，课程科目和知识的总量成倍或数倍地增加，而学生的学习时间并未延长，课程内容超过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学生被动地接受而非主动地学习所学知识。这导致了学生为完成课程而不求甚解，教与学两方面都存在肤浅化的趋势。针对这种情况，韦兰德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这时他并不赞同昆西在哈佛所采用的相当宽泛的选修制。他指出：首先，应该通过限定课程科目真正加强学院教育，使学生获得货真价实的学位；其次，如果在规定性课程之外增加新课程，学生可延长学习时间到5至6年；最后，增加职业性的或为未来职业做准备的实用性学科，增设理学学士学位。韦兰德建议中关键的和有新义的是最后一条。但是，布朗大学在课程方面的改革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因为学生入学人数下降，办学资金严重不足。为此韦兰德呈请辞去校长职务，未获准许。
针对布朗大学的状况，韦兰德提出了更为激烈的课程改革方案。新建议要求打破传统的获取学位所必需的规定性课程，积极倡导在理学学士学位课程中采取一种宽泛的选修制。要改变生源不足缺少经费的状况，学校所开课程就要适应社区的需要以吸引更多的学生交费上学。其具体建议为：取消四年制的规定性课程，允许学生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增设社区需要的课程，在修课时间上也放宽了限制；增设有关农业、工程技术类科目。韦兰德认为，科学知识在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传播不仅会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而且会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富裕。农场主、商人、机械师是国家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应该与律师、医生、神职人员一样具有获得知识的权利和机会，如果现存的学院不能为他们提供服务，学院将失去发展的机会。韦兰德所倡导的新的课程计划最为激进的部分是对攻读学位所必修的课程的改革。通常攻读理学士学位须3年的时间，但在选课上学生有了较多的自由；而拿一个哲学博士学位则只相当于以前攻读文学士的时间（4年)和课程。事实上，新的课程计划降低了攻读学位的条件和要求，这在客观上扩大了招收学生的范围和数量，把大学教育传播到更为广泛的民众之中。
韦兰德的新课程计划反映了社会地位日益增长的工商业人士的要求，反映了一个经济迅速增长和需求多样化的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与此同时，向社会各阶层开放办学既赢得了工商业阶层的支持又为大学提供了良好的财政基础。韦兰德的课程改革的思想既体现了杰佛逊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的思想，又与战后艾略特所提倡的选修制息息相关，因此，他的教育思想对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四
战前对美国现代大学的形成最有影响的教育家是密芝安大学校长亨利·塔潘。
与韦兰德民主和实用的大学理想不同，塔潘理想中的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塔潘早年曾游学欧洲，对德国大学重视学术研究，强调教学自由、学习自由，开展研究生教育的作法印象深刻，建立德国式大学就成为他改革美国大学的目标模式。1851年，塔潘发表了阐述其大学理想的论文《大学教育》。他认为，真正的大学应该是非教派的、公立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大学只有与整个的公立教育系统相联系才能为任何一个领域提供比较完备的知识训练，同时获得由公共税收支持的稳定的财政来源。塔潘的这一思想影响了后来成为康乃尔大学首任校长的安德鲁·D·怀特，并成为康乃尔大学办学原则的一部分。当时的美国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公立教育系统，而大学的教育水平明显低于欧洲尤其是德国。
塔潘认为，为改变因必修课程过多而存在的教学肤浅化的现象，提高大学的实际教育水平，在课程设置上必须打破原有的规定性课程体系，扩充科学与其它方面的课程，在古典与科学的课程之间建立可选择性课程体系。这样，大学课程被分成三种类型：以获得文学士学位为目的，学制四年的古典语言课程；以获得理学士学位为目的，重点为工程、天文、化学及其他应用学科的四年制课程；不授学位的“部分的”或“可选择的”课程。选择性课程是为了满足有特殊需要的学生而设置的，这类不要学位的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所学课程和学习时间。随后，塔潘还在一些科学学科中实行了选修制度，这些学科为：历史、天文、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理学、德语、哲学、希腊语和拉丁语。塔潘在古典语言课程之外采用的科学的和可选择性的课程，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各州尚未形成完整的公立教育系统，美国大学中的相当一部分课程在欧洲是由中等学校完成的，这种状况在公立教育系统的其它部分与大学很好地衔接起来之前是难以改变的。与此同时，塔潘相信，随着实用学科的增设、教学方法的改进和选修制的引入，大学的实际水平会得到提高。密芝安大学这种把大学与州公立教育系统密切联系起来的做法为其它州立大学树立了榜样。塔潘改革大学课程体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使大学的课程设置适应社区的需要，正是这种现实的需要导致了科学和实用学科的确立。塔潘改革大学课程设置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他把密芝安大学建成德国式大学的理想，为此，他重视研究生教育，强调学者和图书馆在大学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大学是一种大型的研究机构，它集书籍、仪器和学者于一体，而人类的知识是相互依赖的，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应进行交流以促进学术发展，因此，大学应有一定的规模。塔潘踌躇满志的改革计划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难以在密芝安大学完全实现。他的反对者在报纸上警告说：安阿伯（密芝安大学的所在地）不是柏林。
与韦兰德一样，塔潘虽然最终被反对派解除了职务，然而他的思想和影响保留了下来，并且为南北战争后美国现代大学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深受其办学思想影响的美国高等教育家怀特声称：“美国现代大学的真正起点不是在剑桥或巴尔的摩，而是在安阿伯”（注：A.D.White,Autobiography,Vol.1,New York,1906,pp.291-292.）。
五
内战之前美国高教课程设置的沿革已经形成了两个不同方向，一是注重实用知识；二是注重学术研究。强调科学学科的重要性，重视课程设置的专业化趋势，主张采用宽泛的选修制，这些对现代大学至关重要的方面在战前都已初见端倪，它们为战后美国现代大学的形成和发展从内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一般认为，美国现代意义的大学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至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它们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为直接服务工农业生产、服务现实生活而建立的“实用型”大学，比较著名的像康乃尔大学；二是受德国的影响以研究学问为目的的“研究型”大学，这类大学以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当然，无论是康乃尔大学，还是霍普金斯大学，它们都不是简单地重视“实用”或“学术”。康乃尔大学的首任校长安德鲁·D·怀特深受塔潘的影响，他和后来成为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任校长的丹尼尔·D·吉尔曼是大学时代的好友，曾一起游学欧洲，对德国大学推崇倍致。在他的努力下，康乃尔大学真正成为“集书籍、仪器、有学问的人于一体的地方”（塔潘语）。而以“学术”著称的霍普金斯大学在许多方面都以康乃尔大学为先导，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那就是亨利·塔潘。康乃尔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现代大学的两面旗帜。康乃尔大学的成功带动了美国州立大学的发展，州立大学为美国培养了大批的实用人才，推动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在美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影响下，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相继出现了一批学术性大学，像克拉克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而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老牌大学也纷纷转向学术型大学。在20世纪初美国大学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跃居世界前列。内战之前美国大学的课程改革是美国大学制度改革的源头，它所形成的重视“实用知识”和“学术研究”的大学理念成为现代大学的两大显著特征。如果没有战前大学内部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变革，内战之后美国现代大学的迅速形成和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我国高校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问题，但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改革是目前高教改革的一个关键。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存在着学科老化、内容陈旧、不切实际等方面的问题。课程设置不合理既有体制内的原因也有体制外的原因，但课程设置的改革需要注意的一个总的原则就是“立足社会需求，着眼未来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的课程设置有两个指挥棒，一是要立足于服务社会，二是要有发展的眼光，看到学科的发展方向。美国内战之前的课程改革就比较好地兼顾到了这两个方面。尽管我国与美国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差异，但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却存在着某些相似性。愿本文对我国的高教改革有所启示。
收稿日期：200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