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泰语系诸语四季名称来源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系论文,名称论文,来源论文,阿尔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分别使用着不尽相同的季节名称。研究这些季节名称的来源时发现它们的词源都与该民族赖以繁衍生息的生存环境和自然地理条件以及他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季节名称的词源关系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些民族先民的活动地域、生存环境和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等情况，而且通过这些词的词源联系可以了解到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
一、蒙古语族语言
蒙古语族语言中保安语、土族语、东乡语和莫戈勒语等由于受到周围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分别改用了藏语、汉语和波斯语的季节名称，但其中有的语言还不同程度地并列使用着固有的和借用的两种季节名称。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达斡尔语和东部裕固语等仍使用着互相间已经有了某些语音变化的固有的季节名称。对此见下表：
鉴于上述情况下文中只讨论固有的季节名称的同时为了节省篇幅仅以蒙古书面语为代表。
1.关于qabur“春”
从结构上分析，qabur是由词根qabu-和词缀-r两个部分构成的。在语音形式上qabu-同动词词根qabu-“肿、胀”完全一样。“春”的qabu-同“肿、胀”的qabu-这种完全一致关系使我们有可能考虑它们曾有过同源关系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解释清楚“春”和“肿胀”之间存在的语义联系。
表面上看的语，“春”和“肿、胀”之间的语义联系不够明显，所以有必要借助与“春”和“肿、胀”两个语义都有明显联系而且在语音形式上比较相近的另一个同源词进行分析。蒙古语中有一个表达“发芽、发青”意义的kübüri-一词。比较qabur同kübüri-，它们的主要区别仅表现在元音的不同上，即qabur-一词的元音属于阳性元音，kübüri-一词的元音属于阴性元音。这一现象同蒙古语中存在的元音交替现象相联系。蒙古语中存在着同源词的元音交替现象，例如：qariya“院子、所属”，qoriya“院子，委员会”，küriye“院子”。这三个词的主要区别表现在元音的不同上。(1)kübüri-中的kübü-同qabu-之间的区别属于这种性质的问题。
在语义上，“发芽、发青”与“春”之间保持着如下联系：从自然界的变化看，天气转暖，积雪融化，草木发青吐绿，这些自然景象象征着漫长的冬季的结束和明媚的春天的到来。春天的重要的自然标志——草木的“发芽、发青”年复一年地给人们提示着春天的到来，久而久之，人们就将草木的“发芽、发青”同“春”相联系，于是，“发芽、发青”就逐渐具有了“春”的含义。人们的这种观察和对自然界的认识完全符合客观实际。
而“发芽、发青”同“肿胀”之间则保持着如下联系：草木在发芽发青时首先要经过发芽部位的“发胀”过程，之后才从这一部位抽芽吐绿长出新的嫩茎或绿叶来。那么，从现象上看，“发胀”同“肿胀”是相同的，于是从“肿胀”中引伸出“发芽、发青”的语义并不偶然。由于在语义上保持着“肿胀”→“发芽、发青”→“春”的演变联系，所以，在语音形式上qabu-“肿胀”和qabur“春”保持一致关系就不奇怪了。
从qabur一词可以知道在早期曾以元音交替方式与kübüri-并列存在过*qaburi-，它在语义上同kübüri-一样，表达“发芽、发青”。以后，*qaburi-通过*qaburi-qabur的方式变成了名词qabur,并且在语义上由“发芽、发青”演变成了“春”。可是，kübüri-却原封不动地被保存下来了。
满语gala“手”，维语尔语qol“手”，蒙古语γar“手”；
满语moholo“短角牛”，蒙古语moqor“秃角”；
满语debtelin“书”蒙古语debter“书”等。
由此可见，namur“秋”来源于abala-“打猎”。那么，在语义上为什么“打猎”演变成了“秋”的季节名称呢？
史籍中明确记载着蒙古族原先是一个狩猎民族，她们生活在额尔古纳河沿岸的原始森林里，所以史籍中也称她们为“林中百姓”。那么，她们的主要经济活动当然离不开狩猎了。从狩猎角度看，秋季时野兽的皮毛已经长厚，肉也肥了，同时也便于储放肉食了，所以，秋季是狩猎民族猎取野兽的大好时节。由于这种经济生产特点，人们将这一时节称为“狩猎”季节，久而久之，“狩猎”这一动词逐渐演变成了称呼该季节的名称了。
4.关于ebül“冬”
那么，表达“前面”语义的*ebüle又怎样演变成了“冬”的季节名称呢？我们认为，“冬”是从“前面”→“向阳处，山阳”→“冬”的方式演变过来的。这种演变关系与下述情况有联系。
此时，蒙古族已经从森林里走出来来到了大草原，并且其生产活动也已由原来的狩猎生产改变为游牧生产。在游牧生产条件下，她们还没有使牲畜安全过冬的设施，所以只能利用自然条件，那么，唯一的选择是将牲畜转移到避风向阳的山坡地。就是说寻找并转移到向阳的冬营地是当时该季节的主要活动。于是，例行的这种转移活动逐渐变成了这一季节的名称。
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季节名称在诸语言之间没有多大区别。对此列表如下：
以上分析表明，“春”来自“展开”。这种词源关系反映了满通古斯语族的先民对春天到来时所进行的观察和认识，他们发现，春天到来时树叶开放、野花绽开。自然界的这些变化都与“展开”相联系，于是他们就称这一时节为“展开～展开的时节”。久而久之，这一“展开”的动词形式就演变成了季节名称。
3.关于bolori“秋”
bolori的固有词是bolo-，-ri是
ri的简缩形式。bolo-见于bolombi“决胜负”一词中的bol-，bol-在这里表达“撕杀”，对此还可以比较belembi“杀”中的词根bele-，从bol-和bele-的词义中可以知道bolo-的原有语义是“杀”。
那么，“秋”的季节名词同“杀”之间存在一种什么联系呢？大家知道，满通古斯语族的先民们曾居住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他们世代以打猎为生。对于猎民来说秋季是进行狩猎的大好时节，因为这时的皮毛已经厚实，兽肉也肥了，也易于保存了，正是为漫长寒冷的冬季准备衣食的时候。于是人们将此时称为打猎时节或者打猎，久而久之。打猎便成了称呼这一时节的季节名称。
这里我们看到，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和蒙古语族语言在表达“秋”方面尽管它们采用了不同词源的词，但是它们的语义却是相一致的，都来源于“打猎”的语义。这表明，当时蒙古语和满语的先民们分属于不同的两个群体，但是他们都生活在林区里从事着狩猎生产活动。所以，蒙古语的先民们来到草原从事牧业生产的时间应是在其后发生的。
4.关于tuweri“冬”
看来“夏”和“冬”都来源于一个“火”。从自然属性上看这两个委节是截然相反的两个属性，一个是热，另一个是冷，怎么能采用一个词源的词呢？实际上这种词源关系并不矛盾，因为“夏”是取义于“火”的“热”，即“火→热→夏”；而“冬”则是取义于“火”的“取暖”，即“火→取暖→取暖的时候～冬”。这反映了冬季特点——严寒以及抵御严寒的唯一办法——生火取暖。
三、突厥语族语言
突厥语族语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春”和“夏”采用同源词的不同变化形式以及有的语言中“春”采用几种形式来表达。
下面将诸语言的四季名称列表如下：
下面以维吾尔语为代表进行讨论。
最初，突厥语民族不加区分“春”和“夏”两个季节，或者说他们也没有区分这两个季节的需求。因为他们生活在大草原从事着游牧生产，在这种条件下与他们生活有直接影响的重要事情是草场的好坏。在渡过了漫长的寒冬后牲畜都变得很瘦弱，他们渴望着青草的早日长出。对于青草的生长，“春”和“夏”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完全可以以“变绿”来称呼这两个季节。
但是以后人们开始意识到“春”和“夏”的区别，于是就有意识地区别称呼这两个季节，根据时间顺序将“春”称为“早绿”，将“夏”用原有“绿”来称呼，而在有的语言中则用“发芽”～“变绿”等来称呼“春”，以便与“夏”相区别。
“力气”→“秋”的这种语义联系表明，该季节名词反映了当时突厥语民族的牧业经济特点，因为，秋季是使牲畜抓好膘长好力气，为安全渡过漫长的冬季的生产季节，换句话说，秋季是牲畜“长力气”的季节。基于这个生产特点，人们就将该季节称为“长力气～力气的季节”，于是，该词逐渐演变成了指称“秋”的季节名称了。
四、几点体会
(1)阿尔泰语系诸多语言的季节名称依据不同的语族语言构成了独具特点的相互区别的季节名称。季节名称在词源上与相关人群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他们的经济生产方式有着密切联系。
(2)大体看出，突厥语的季节名称来源于牧业生产活动，所以认为：①在季节名称出现时他们的经济方式已经转变为游牧经济，因而他们的活动区域是草原地带；蒙古语的季节名称独具特点，“春”、“夏”、“秋”的来源同满通古斯语相一致。其中，“夏”在词源上还保持同源关系。可是，蒙古语的“冬”的词源反映了游牧经济特点，因而它同突厥语又一致起来。这种情况表明：季节名称出现时蒙古族尚处于狩猎经济时期并生活在森林地区；②“冬”的词源关系则反映了蒙古族走出森林来到大草原并开始从事游牧生产的转变情况，因而在时间顺序上应晚于上述几个季节名称出现的。那么在这之前，蒙古族是否有过“冬”的另外称呼，或者在这之前曾有过同满通古斯语一样的名称，这些都无证可考。
以上情况还与下面的看法相吻合：
①根据季节名称的来源关系，看到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关系密切，所以可以将他们视为一类，突厥语族的季节名称的来源关系独具特点，因而视为另一类。这种情况反映了共同阿尔泰语最初分化为两个集团：突厥语集团和蒙古语、满通古斯语集团；(5)
②“冬”的来源方面，蒙古语不同于满通古斯语的情况表明，蒙古语、满通古斯语集团又进行分化，变成了蒙古语族语和满通古斯语族语两个集团。
以上情况同时也表明，在地域上突厥语集团位于西部大草原地区，蒙古语、满通古斯语集团位于东部森林地区，以后，蒙古语集团走出森林来到了草原地带。这一情况与史籍中所记载的蒙古族曾是“林木中百姓”，他们生活在鄂尔古纳河沿岸，以后（大概是七世纪左右）来到了大草原的历史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