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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厢》在明清两代备受推崇的决定性原因自然因为她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一曲缠绵动人的恋歌。王实甫发挥自己卓越的艺术才华，运用戏曲表现手段，赋予这个传统故事以独特的艺术魅力。但是，一部文学作品的接受和传播决定于多种因素，有时候甚至是非常特殊的因素。当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接受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时，这部文学作品的传播也就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机遇。明清文人向王《西厢》吸取艺术营养以资八股文写作就是一例。这种带有明显功利目的的借鉴为王《西厢》的广泛传播营造了一个特殊的时代氛围。当我们对此予以关注的时候，会不无惊异地发现，明清许多文人竟是从如此独特的角度来解读《西厢记》，欣赏《西厢记》，利用《西厢记》，宣传《西厢记》的。于是乎，《西厢记》与本意是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这种解读、欣赏、利用和宣传，为《西厢记》的社会性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动力。
《春秋》一部喻《西厢》
八股文题出于“四书”“五经”，所以明清两代的“四书”“五经”崇拜较历代对儒家经典的崇拜有过之而无不及。有趣的是，崇拜《西厢记》的明清文人往往将之与“四书”“五经”相提并论，这是其它任何一部戏曲作品都不具有的殊荣。明槃薖硕人增改本《西厢记》评云：“夫《西厢》传奇，不过词室一曲耳，而至与‘四书’‘五经’并流天壤不朽，何哉？大凡物有臻其极者，则其精神，即可□□□宙。曲而至此，则亦云极矣。”《西厢记》与“四书”“五经”同是各自领域中“臻其极者”，故无高下之分。
更为有趣的是，《西厢记》竟有《春秋》别名。元杂剧《范张鸡黍》第一折中首次以《春秋》诨指《西厢记》，此后却一发不可收拾。明嘉靖间郭勋编《雍熙乐府》卷十九收入《摘翠百詠小春秋》，咏崔张故事。任中敏先生解释说：“摘翠意谓摘取全部之精粹，小春秋谓小西厢耳。”（注：《散曲丛刊·曲谐》卷一。）嘉靖36年丁巳张雄飞为董解元《西厢
弹词》所作序云：“关氏《春秋》，世所故有，余既概而刻之矣，而董记号为最古，尤不可少者。”明人多有将王《西厢》属之关汉卿者，此又当别论，但张氏称《西厢记》杂剧为《春秋》，却毫无疑义。而且，无论是张氏还是《摘翠百詠小春秋》的作者，称《西厢记》为《春秋》均十分正经认真。传之既久，明代书肆中出售的《西厢记》竟然直接标名为《春秋》或《崔氏春秋》。李开先《词谑》首条云：“尹太学士直舆中见书铺标贴有《崔氏春秋》，笑曰：‘吾止知《吕氏春秋》，乃崔氏亦有《春秋》乎？’亟买一册，至家读之，始知为崔氏莺莺事。”《西厢记》何以被称为《春秋》，李开先的解释是：“以会合以春，别离以秋云耳；或者以为如《春秋经》笔法之严者，妄也。”（注：《词谑》“《西厢记》谓之春秋”条。）李开先的解释未见得有道理，被他斥之为妄说者也未见得无根据。《春秋》开编年记事体例，笔法谨严，据传乃孔子修订鲁史而成，在“五经”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后代编年史书往往沿用这一名称。《西厢记》又名《春秋》的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它作为叙事文学描写崔张的恋爱史，与作为史书的《春秋》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二、它章法结构严谨，明清文人对《西厢记》的批评鉴赏无不突出这一点。在中国文学史上，《西厢记》开创了纯文学作品沿用“春秋”这一名称的先例。实在不可低估这一文化现象的意义。社会性认同表明以《西厢记》为首的戏曲，再也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
在将《西厢记》定名为《春秋》的过程中，明清士人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他们发现了《西厢记》“如《春秋经》笔法之严者”，并一一剔示给世人。今人或以为有生拉硬扯、牵强附会之嫌，但他们借助于两者的相通之处，将《西厢记》推举为中国古代戏曲的经典，却是文学史上意外的收获。纵观明清文化史，文人喜欢在各个层面上将戏曲与八股文进行类比，以提高戏曲的地位。将《西厢记》冠以“春秋”之名，已不是一般层面上的类比，而是有意识将《西厢记》等同于八股文阐发意蕴的对象——儒家经典。这是一种实际地位的等同，一种最高层面的等同。正是这种最高层面的等同，对明清“西厢热”的兴起和持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八股奇文写《西厢》
明清八股文并非完全如今人所想象的那样千篇一律“代圣贤立言”。这种文体看起来与戏曲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两者是最为接近的代言体。清张雍敬《醉高歌》传奇自序云：“庚辰岁，章子禹陶，从予问制艺法。予谓作文之法，其妙悉于传奇……情文相生，能使古人重开生面，神情口角，无不曲肖，令观者听者，俳则颐解，怒则发指，乐焉而歌，感焉而泣，皆有不期然而然者。夫文章至于肖其神情，肖其口角，而可喜可怒，可歌可哭，则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制艺之法，亦若是焉已矣。”既然八股文与戏曲同样需要神情口角无不曲肖，于是，许多追求新奇的明清士人便利用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转而代剧中人立言。代王《西厢》中人物立言的八股文在众多的代戏曲人物立言的八股文中更是一枝独秀。“四书”“五经”是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题库，而号为《春秋》的《西厢记》也是文人代剧中人立言的题库。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后收入总名为“才子西厢醉心篇”的24篇八股文。有代张生立言的，如《隔墙儿酬和到天明》；有代张生立言写莺莺的，如《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有代张生立言写红娘的，如《穿一套缟素衣裳》。代莺莺立言的共6 篇：自诉衷肠的如《昨宵今日清减了小腰围》，埋怨老夫人的如《他谁道月底西厢变做梦里南柯》，依恋张生的如《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代红娘立言的竟多达9篇：或写张生，如《笔尖儿横扫五千人》； 或写莺莺，如《晚妆楼上杏花残》；或写莺莺张生二人，如《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或写自己，如《立苍苔绣鞋儿冰透》；或嘲郑恒，如《只好偷韩寿下风香头》。全部24篇的安排颇具匠心。除第一本第一折、第二本第二折、第二本第四折、第四本第三折每折选两题外，其它各折均选一题。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一篇作为殿后，突出《西厢记》的主题。这24篇八股文的作者不是同一人。其中《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一篇为清初尤侗所作（注：尤侗《西堂全集·杂俎》。）。曲家黄周星称奇，欣然和之，竟成六篇，号为《秋波六艺》。尤侗大加赞赏说：“奇思妙解，侧生挺出，其视拙作，不啻十倍。”（注：尤侗《西堂全集·杂俎》。）《才子西厢醉心篇》中此题仅尤侗一篇，黄周星所作当不在其内。康熙42年癸未，《西厢记》有石城钱酉山改本，名《雅趣藏书》，又名《绣像西厢》，实际上是一部以诗、词、八股文刻画《西厢记》人物的专集，作者意在“借一时逸兴，为艺林另开生面”。“其摘题作八股也，写张生，则字里行间，依然一风魔解元；写双文，则笔尖纸上，宛然一千金娇女；写红娘，则楮头墨迹，隐然一慧心婢子。梵刹院宇僻静地，都是相思处；月色林阴幽雅间，皆成风流景。极意摹拟，曲尽形容。”（注：《绣像西厢》陈玉序。）由《才子西厢醉心篇》、《秋波六艺》、《雅趣藏书》等可见，明清士人代《西厢记》人物立言的八股文当不在少数。
不可否认，用程式化的八股文代《西厢》人物立言，形式上不免受到种种限制，但由于内容方面脱离了代圣贤立言的束缚，形式方面脱离了考试衡文的种种标准，作者却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可以任意择取自己感兴趣的题目遣兴寄怀；可以不拘泥于八股程式，如《才子西厢醉心篇》中有的仅六股；可以不必强求对偶而因文害意。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八股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文学的因素。它们是《西厢记》批评的别一种形式，是“西厢”作品系列中一个特殊的品种。戏曲唱词是人物心理的抒情性表达，以八股文代《西厢记》人物立言者心领神会，化其身为剧中之人，成功者往往能对人物心理作更深的开掘。如《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一篇代红娘立言，道尽了红娘的一腔心事。
代《西厢记》人物立言的八股文颇有影响，对明清的“西厢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侗的《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传诵一时，竟至于流传禁中，为康熙所赏：“立索览，先以钞本进，复索刻本。亲加批点，称才子者再。”（注：尤侗《西堂全集·杂俎》自跋。）论者充分肯定《才子西厢醉心篇》有助于解读《西厢记》。《吴吴山三妇评笺第六才子书·凡例》云：“至外附佳文二十余首，足见才人狡狯伎俩，无所不可。读是集者，尤不可不读是文。”钱酉山《绣像西厢》书成，时人赞誉说：“《西厢》书，赖以抽扬不废。天下锦心绣口，才子佳人，能不倾倒于是选乎哉？”（注：《绣像西厢》陈玉序。）语虽夸饰，但八股奇文写《西厢》，为《西厢记》开辟了另一方新天地，以别一种形式显示了《西厢记》的艺术生命，令一贯以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文人一新耳目，有功于《西厢记》的传播，却是不言而喻的。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凡校点金批《西厢》者，均不识《才子西厢醉心篇》所收皆为八股文，自然无法根据八股文的结构层次进行标点（注：见傅开沛、袁玉琪校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和江苏古籍出版社《金圣叹全集》第3册。）。
“文机活趣”借《西厢》
八股文与戏曲同为代言体的特性使得明清许多文人坚信优秀的戏曲作品能够为八股文的写作提供灵感。《牡丹亭》、《琵琶记》、《西厢记》均曾被视为这样的优秀作品，但最后王《西厢》脱颖而出，成为这方面的首选之作。黄周星《人天乐》传奇第17出云：“昔年诸理斋负笈遨游，囊中惟携《西厢》一卷，说道‘能活文机’。”《吴吴山三妇评笺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干脆以“文机活趣”作为醒目的标题，冠于全书之首。《凡例》中详加解释云：《西厢记》颜曰‘文机活趣’，何也？乃所以涉趣也。迩来士子攻举子业，研心经史，精楛神敝，最是困人。人一困，则意趣便不森发，文焉得工？学者诚取是书，细玩而吟咏之，则描神写景处，自有一种仙风道骨，如生龙活虎之不可捉摸矣。”说是不可捉摸，其实还是可以捉摸的。代言体最根本的要求是在代人立心的基础上代人立言，才能到达“描神”的境地，诚如李渔所云：“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注：《闲情偶寄·词曲部》“宾白第四”。）在所有的中国古代戏曲作品中，王《西厢》尤得代人立言之三昧，人物形象维妙维肖，口角神情，纤毫毕现。“摹出（莺莺）多娇态度，点出（张生）狂痴行径，令人恍惚亲睹。”（注：《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第一出总批。）细读深味，自能激活代人立言的想象能力，转而为八股文，追摹孔孟精神气象，不难设身局中，潜心腔内，梦往神游，无所不至。所谓“能活文机”、“文机活趣”，此之谓也。
以《西厢记》意趣助八股文思，在明末清初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风气。师以此训徒，友以此相尚。李延昰《南吴旧话录》卷11《规讽》中云：“往闻之先辈云：岭南廖同墅为孝廉时，以行卷谒吾乡陆文裕公。公谓之曰：‘曾读《西厢》、伯喈否？’廖博雅自命，不读非圣书，颇讶其语不论。又经月，复以行卷谒公，公曰：‘尚未读二传奇何也？’廖始异其语，归而读之。又经月，文裕见其文曰：‘若早读之，何至肩上更有一人相闻鼻息。’”《西厢记》等传奇读与不读，早读一月与晚读一月均大相径庭，夸大之辞或许不免，但也不全是故弄玄虚，口出大言，以耸视听。汤显祖指导学生精读自己的《牡丹亭》后再去写八股文，学生顿觉“笔具锋刃，墨生烟云，纸呈香泽。”（注：贺贻孙《激书》卷二《涤习》。）吴伟业训徒，促其终日观玩优人演剧，生徒“游月余始赴塾，试一拈管，觉思风发而言泉涌，笔墨为之歌舞矣。”（注：钱元熙《过庭纪闻》。）既然如此，《西厢记》“能活文机”的效果也就无庸置疑了。
“文机活趣”借《西厢》助士人成就了功名。张诗舲《关陇舆中偶忆篇》毫不含糊地标榜自己的举业得力于《西厢记》。范秋塘为《新西厢记》所作《跋语》云：“昔余年十三，文思苦涩，滞禹门，金夫子命读《西厢记》，笔意超脱，情事风流，心以为真才子书，真才子事，诵之羡之，如获奇宝。次年，即入泮省。”真是立竿见影。
显而易见，《西厢记》颜曰“文机活趣”，并不是一般的牟利求售的商业广告行为，而是对同属代言体的戏曲与八股文两者之间深层次的交叉影响有深切体验后作出的结论。黄周星作《秋波六艺》，以八股文代《西厢记》人物立言，又认为熟谙《西厢记》有助于写好八股文，所以在《人天乐》传奇中宣称《西厢记》“能活文机”，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而这一结论又是以很有说服力的实际效果作为依据的。但是这一标题又确实起到了广告的作用。可想而知，一部颜曰“文机活趣”的《西厢记》对广大士人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不必担心备极苦功而文思枯涩，毫无进展。只要《西厢记》一部在手，自有源头活水来，忘情吟诵那如同行云流水般的曲词，陶醉于优美动人的传奇情爱故事之中，面对拭目可见、触手可及的人物形象，不知不觉间就已获得了为文的灵感和意趣。如此轻松便捷，何乐而不为之？这种带有明显功利目的的借鉴进一步提升了王《西厢》的地位。知识阶层的趣味好尚必然影响整个社会，因此，将《西厢记》视为“文机活趣”的渊薮，客观上是对《西厢记》的一种极有影响力的宣传，对《西厢记》的社会性普及具有重要的意义。更何况，八股文对《西厢记》的借鉴尚不限于此呢！
文章妙法仿《西厢》
《西厢记》“能活文机”，乃“文机活趣”之渊薮，这属于《西厢记》对八股文作者在心理结构、精神意趣层面的影响，乃深层次影响，而八股文作者借鉴《西厢记》的“文法”则属于后者对前者在技巧手法层面的影响，乃浅表层次的影响。惟因其属于浅表层次，所以更易于引起一代代士人的注目，对《西厢记》倾心不已，而且具有持续不衰的热情。
王骥德云：“套数之曲，元人谓之乐府，与古之辞赋，今之时义（即八股文——笔者按）同一机轴。有起有止，有开有合……务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注：《曲律》卷三“论套数第24”。）而王氏所举的例子便是《西厢记》两折套曲之间的衔接过渡：“《西厢记》每套只是一个头脑，有前调末句牵搭后调做者，有后调首句补足前调做者。”（注：《曲律》卷三“论套数第24”。）他是认为作为“同一机轴”的套曲与八股文，《西厢记》在首尾相应、针线细密方面足可为八股文效法。类似的主张在明清的《西厢记》评点中比比皆是，登峰造极者则为金圣叹批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金批《西厢》在清代之所以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固然在于金圣叹以不同寻常的艺术眼光挖掘出《西厢记》的种种精妙之处，显示给世人，表述了许多高明的文学见解，为其他批点本所望尘莫及，但如果从《西厢记》的传播史着眼，尤其值得注意的倒是金圣叹较全面地总结出《西厢记》的“文法”以资八股文写作。对于这一点金圣叹直言不讳，而且引以为独得之秘。他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云：“仆昔因儿子及甥侄辈要他做得好文字，曾将《左传》、《国策》、《庄》、《骚》、《公》、《穀》、《史》、《汉》、韩、柳、三苏等书，杂撰一百余篇……名曰《才子必读书》，盖致望读之者之必为才子也。久欲刻布请正，苦因丧乱，家贫无资，至今未就。今既呈得《西厢记》，便亦不复更念之矣。”“做得好文字”也即做得好八股文。面对如此坦率的陈述，我们对金圣叹批点《西厢记》的目的之一是为八股文写作提供借鉴的结论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金圣叹究竟是化用八股文法批点《西厢记》还是挖掘《西厢记》的文法以资八股文写作，应该说两者兼而有之，互为补充。纵观金氏对诗、文、小说、戏曲的批点，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点：他企图抽象出一套既凌驾于各种文体之上又适合于各种文体的文法理论，因此对分属于不同文体和文学样式的《离骚》、《庄子》、《史记》、《杜工部诗》、《水浒传》、《西厢记》“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第9条。）。当然，在这套文法理论中， 八股文章法理论是重要的支撑点。金氏又希望找到一部几乎穷尽和融汇各种文法的作品，《西厢记》成为他理想中的这部作品，所以他认为他的《西厢记》批点本一出，取材于《左传》、《史记》等十多家绝大著述的《才子必读书》可搁置勿论。
金圣叹化用八股文法批点《西厢记》，借助于这部传神的叙事作品使八股文法具体化、形象化、系统化，同时又充分挖掘《西厢记》的艺术技巧，拓宽他的文法理论体系，使读者转而以此写八股文触类旁通。“天下之理，一而已矣。苟得其一，则凡事可通。况制艺之于填词，均文类乎？”（注：《醉高歌》潘耒序引张雍敬语。）“《西厢记》，词之至奇者也……制艺之法，亦若是焉已矣。”（注：《醉高歌》自序。）撇开其中一些生拉硬扯、牵强附会的成分，类似的说法自有其道理。不同的文学样式、不同的文体尽管有其质的规定性，但彼此又有声气相通之处，即使是八股文这种特殊的文体也不例外。今人大可不必因为对八股文的历史评判而对它作为一种文体与其他文体之间存在的普遍而复杂的联系视而不见。
批点《西厢记》以资八股文取法，这一目的使得金批《西厢》在科举时代有了不同寻常的附加值。李渔称其“晰毛辨发，穷幽极微……乃文人把玩之《西厢》。”（注：《闲情偶寄·词曲部》“填词余论”。）便指出了这一点。《吴吴山三妇评笺第六才子书·凡例》云：“《西厢记》妙在有生情，贵乎能悟入……读书不能悟入，便生龙活虎，皆成土木；作文若有生情，则落花水面，尽是文章。指点须要机锋，领受必须夙慧，岂不然哉。金圣叹所评《西厢》，便是指点机锋也。熟读之，何患不能发人慧性耶？”在金批《西厢》之前，没有哪一部《西厢记》评点本受到如此推崇，更没有哪一部评点本由如此独特的角度受到推崇。熟读《西厢记》，不仅“能活文机”，而且可以领略丰富的为文之法。正是这一浅表层次的相通之处为《西厢记》又赢得了无数的读者，实现了《西厢记》的一次大普及。写于乾隆年间的长篇小说《歧路灯》第十一回中竟出现了塾师以《西厢记》作教材为生徒讲授八股文的描写。这位塾师云：“这《西厢记》文法，各色俱备……忽而寺内见面，忽而白马将军，忽而传书，忽而赖简，这个反正开合，虚实浅深之法，离奇变化不测。”这种评论语言，全来自金批《西厢》。第95回又写一次官员聚会热闹时，一位河道建议戏班演唱《西厢记》，因为他“在家做措大时，常称《西厢》是好文章”，“料各大人俱是以《西厢》为脍炙的”。无论小说作者在这两处描写中的褒贬态度如何，金圣叹批点《西厢记》以资八股文写作的影响却于此可见一斑。
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旁见侧出或歪打正着的现象并不鲜见。《西厢记》与八股文的结缘既证明了《西厢记》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无所不达，也为它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是明清“西厢热”持续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一问题上，打破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有助于我们拓宽视野，更深入更全面地把握丰富复杂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