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204(2016)01-0089-09 DOI:10.13766/j.bhsk.1008-2204.2014.0356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每个人的直觉都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今天比一个世纪以前生活得更好。然而，经济学家们可以列举出准确的证据表明，今天的人均产出相比多年前有多大幅度的提高，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78-2005年间的GDP增长了11.7倍，年均增长率接近9.6％，人均GDP从1978年的180美元提高到了2007年的2360美元，这种持续的高速增长十分罕见，被誉为“中国奇迹”。2000-2011年中国人均GDP的情况如图1所示，其中，北京市、天津市属于东部地区；湖南省、安徽省属于中部地区；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属于西部地区。 但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较快的经济增长呢？这也是经济学家们一直热衷研究的问题。目前，经济学家主要用3种理论来解释经济的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以Solow为代表，20世纪50年代，Solow将经济增长仅仅归因于产出与投入的相互作用，完全不涉及消费选择，研究发现，外生的技术进步是人均增长的关键。[1]Solow模型实际上考虑的是一个部门的经济，虽然简单，但是由于其基本性而被公认为增长理论的基准模型。然而这种简化，使得经济增长理论在较为简单的数学形式下处理，但终究无法给出经济增长机制令人满意的解释。以Romer和Lucas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开始了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研究，建立人力资本内生化的技术进步方程，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2-3]然而上面的增长理论几乎没有考虑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而难以对制度背景比较复杂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解释。以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则提出了全新的观点：North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规定了人们之间的行为范式。他还认为技术创新、规模经济、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其实是经济增长本身，制度变迁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4]
图1 2000-2011年人均GDP的情况 综上所述，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新制度经济学派给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交易费用的降低，而降低交易费用的关键就是制度变迁。[5]同样，在现实生活中，任何经济的运行都依托着一定的制度环境，尤其上文提及的“中国奇迹”就更是在特定的制度下发生的，那么究竟制度变迁对“中国奇迹”的区域经济的增长有着怎么样的关系呢？ 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Scully对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自由度进行测算，研究发现具有较大政治、经济自由度的国家和地区拥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6]Barro用跨国回归研究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认为，民主政治总体上对经济增长有微弱的负效应，当政治自由度水平较低时，较大的民主自由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一旦政治自由度达到合适的水平，则会阻碍经济的增长。[7] 而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拥有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来说，制度变迁可以多大程度上作用于经济增长，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邹薇和庄子银将分工作为一种生产性的基本制度安排来探索长期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8]黄少安用“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进市场化进程”这一假说，来解释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他认为，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占据核心位置，中国政府利用国家的强制力推动社会向市场经济迈进。[9]钱颖一则从政府分权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奇迹”，中央向地方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可以积极参与到地方建设中来，改善了经济运营环境，扩大财政收入，推动了经济的增长。[10]高萍和孙群力以经济体制变迁和产权制度变迁为样本来研究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了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区域有显著不同，推进制度变迁是不同区域加快经济增长的战略选择。[11]53-60吕晓刚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是非均衡增长，应及时进行制度的创新才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12]陈华从制度角度出发，研究了长江三角区域的经济增长，研究发现制度建设是长江三角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13]周宝砚从政府角度出发，研究了政府制度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尤其对欠发达地区，应加大政府制度建设。[14]史晋川和谢瑞平利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对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的经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方式的特点。[15]潘慧峰和杨立岩将制度引入内生增长模型，求解社会计划者问题的均衡解。[16]74-83吴洁等将制度引入模型，通过动态最优化方法，分析求得二维系统的稳定性。[17]62-65 综合上文的研究发现：考虑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多数是基于实证角度来进行的，同时，建立理论模型的研究多数考虑的是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考虑到地区经济的差异化，文章做到了两者的结合。高萍和孙群力在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以经济体制和产权制度变迁为样本，研究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在人力资本越来越重要的今天，他们并没有将人力资本纳入研究之中[11]53-60，而文章在实证部分考虑了人力资本的重要影响；潘慧峰和杨立岩建立了制度内生的经济增长模型，但是他建立的是两部门的增长模型[16]74-83，文章构建的是一个4部门的经济内生增长模型；吴洁等在Ramsey模型中引入制度，但他认为制度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结果，并没有将制度内生化[17]62-65，文章将制度变迁内生化，构建了理论框架。文章所做的工作有：首先建立制度内生的4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并将人力资本内生化纳入模型，建立理论框架，得到了最优经济增长率；接着在实证部分分别选取了东西部地区的11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并给出了相应的结论。 二、理论模型构建 笔者对模型有如下的假设： 假设1：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看，一是制度通过促进人们各种投资的增加，加快了技术进步的进程；二是制度通过优化资源的配置，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因此，制度这一稀缺资源就如同物质、技术一样作为促进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要素。Skott的模型也提供了佐证。[18]在文章的模型中，笔者也将制度引入了生产函数中。 假设2：制度变迁的因素有很多，从微观的角度看，有人力资本、技术以及制度本身等，文章的模型中，笔者考虑将人力资本以及技术引入包含制度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中来。经济中有4个并列的部门构成：物质生产部门、技术部门、人力资本部门以及制度创新部门。毫无疑问，由于“干中学”的原理，现有的制度对制度变迁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也为本文的制度创新函数提供了佐证。借鉴杨友才[19]的思想，在模型之中又引入了人力资本并将制度内生化，建立了与之不同的模型。 (一)考虑制度的生产函数 代表厂商只生产单一的产品，生产函数满足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基本假设，可以表示为： Y=F[K(t)，N(t)] (1) 其中：t为时间；Y为总产出；K(t)为资本存量，N(t)为有效劳动。 又假设当制度和技术变量与劳动力变量有效结合在一起时，称为有效劳动。从而， N(t)=A(t)×I(t)×L(t) (2) 其中：A(t)为技术进步变量；I(t)为制度变迁变量；L(t)为劳动力。 进而，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二)物质资本积累方程 物质资本存量的增加等于总产出Y减去总消费C和折旧，从而，得到如下方程：
(五)制度创新函数 制度创新以技术存量水平为支撑，同时结合“干中学”的作用，制度创新也和当前制度存量有关。结合齐次性的假设，制度创新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
表示制度变迁增量；
＞0为生产率参数；0＜β＜1，为人力资本要素在制度创新函数中的弹性系数；1-β为技术要素在制度创新函数中的弹性系数；0＜γ＜1为既有制度存量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作用。 (六)效用函数
至此，已经构建出制度变迁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基本框架，下文将从实证角度探讨中国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数据方法 (一)数据来源 笔者的实证分析，选取的是2000-2011年的统计数据，全国22个地区的两个统计样本，其中包括东部地区的11个省份和西部地区的11个省份。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和海南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 1.制度变迁数据选取 目前，学者们将制度指标作为变量引入经济模型之中，然而由于制度本身包含很多方面，从而这些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用单一的指标构建制度指标体系，另一类则是选择许多指标的合成来代表制度的综合要素。出于理解角度的不同，不同的学者采取了不同的指标来描述制度变迁。樊纲和王小鲁从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主要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21]金玉国选取了产权制度变迁、分配格局变迁、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4个方面来描述中国的制度变迁，从这些角度出发，他选取的制度指标有非国有化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的程度，并且还测定了各个制度变量的边际影响率和弹性系数。[22]傅晓霞和吴利学吸收了金玉国的研究成果，选取了与之相同的4个制度变量来描述制度变迁，接着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制度进行量化测度，最后研究了量化的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3] 综上所述，制度变迁单一指标的选取不能全面反映出制度的多种影响因素，而多个指标的合成则不能直观、清楚地看出每个指标的具体影响。文章选取产权指标、对外开放指标以及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3个指标，将这3个指标同时纳入回归模型之中来研究其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 (1)产权指标(N) 中国的产权制度变迁主要表现为产权结构从国有经济为主向多种所有制结构的转变。经济成分的非国有化改革集中地体现在中国的工业领域之中，高萍和孙群力采用了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产权制度的变迁。[11]53-60文章也采取工业化总产值中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即非国有化率来测度产权指标。 (2)对外开放程度指标(O) 罗幼喜等认为开放是经济运行的外向化水平，从而衡量国家或地区对外开放的通行指标是对外贸易比率，也就是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24]然而文章认为，对外开放主要是贸易往来，应综合考虑国家的出口与进口总额，采取反向指标表示，其公式为： O=gdp-J/gdp (34) 其中：J为进出口总额。 (3)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指标(G) 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政府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调控应处于必要的程度内。显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本国政府对于其经济的干预程度。文章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2.其他数据的来源 文章用人均GDP作为因变量，来衡量经济增长，用E表示；
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主要有：cy为产权结构，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产业结构优化的结果，将其引入模型之中，用非农业化水平来描述，用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测度；hr为人力资本，目前学者们对于人力资本的度量有不同的方法，而文章采用的是劳动力数量与人力资本水平的乘积作为其衡量指标。 人力资本水平，依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关于受教育程度的分类，加权求和，从而得到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来测度人力资本水平。
(二)模型的设定 实证部分参照了现有学者们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以人均GDP作为因变量，用E表示，用上面提及的非国有化率N、对外开放O和政府干预G为自变量，并引入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接受后，相应的计量检验不断地涌现，但至今还没有统一公认的计量模型。已有的文献中，使用的或是简单的相关分析和一元回归分析，或者是多元回归分析。文章采用的是简单的一元回归分析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i和t分别为省份和年份；α，β，γ，η和
均为系数矩阵；
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分析 (一)实证结果 笔者所要研究的是制度变迁对东西部经济增长的差异性作用，在实证部分通过东西部地区两个样本来进行分析：第一个是东部地区11个省份的样本，第二个是西部地区11个省份的样本。采用eviews 6.0软件，得到表1和表2的实证结果。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和海南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实证部分使用的是面板数据，首先要对模型是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方程(1)至(8)的W为Hausman检验值，且W值均显著，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是合理的。 (二)实证结果对比分析 表1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和海南省11个省份作为一个样本进行回归，表2则将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1个省份作为一个样本进行回归，得到了表1和表2中的实证数据。可以看出： 1.东部地区的非国有化率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近年来，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东部地区的主导力量，以自发的市场力量进行循环，可能意味着非国有化率已经不再是形成东部地区之间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了。而从方程(5)～(7)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非国有化率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产权变迁制度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方程(5)为例，非国有化率每增加1％，经济增长水平将增加0.0520％，这说明，在西部地区，非国有经济也是地区经济的增长点，也应将其发展为主体力量，扩宽非国有经济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发展空间，从而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相比于东部地区而言，非国有化率在西部地区表现出较大的影响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可以充分发挥非国有经济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东部地区反向指标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但这一指标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意味着，对开放度已经较高的东部地区而言，对外开放程度已经不再是东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因素了。而方程(5)、(6)和(8)中，西部地区反向指标对外开放(open)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方程(5)、(7)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方程(6)的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相比于东部地区，开放在西部地区表现出更加明显的经济促进作用。这也验证了我国西部大开发这一重大举措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西部大开发也就会伴有西部地区的大开放，应赋予西部地区较大的开发自主权，以开放拉动经济的增长。 3.从方程(1)、(3)和(4)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政府干预(gov)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以方程(1)为例，政府干预每增加1％，那么经济增长将会增加0.1650％。而方程(5)、(7)和(8)都表明，西部地区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也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也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以方程(7)为例，政府干预每增加1％，那么经济增长水平将增加0.0290％。周黎安等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政治格局下，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之中，政府干预的作用依然是必不可少的。[25]实证的结果验证了这一点，也就意味着，政府对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干预对于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是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4.回归方程中其他变量，东部地区产权结构和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以方程(1)为例，产权结构每增加1％，经济增长将增加5.1073％；人力资本每增加1％，经济增长将增加0.3684％。而西部地区产权结构和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也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以方程(5)为例，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其对经济增长有着较大的贡献，每增加1％，经济增长水平会增加0.8330％；人力资本每增加1％，经济增长会增加0.2467％。这说明，完备的产业结构与丰富的人力资本是东部地区取得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在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也要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产业结构失衡和人才缺乏的制约，也是影响其经济发展的因素。 五、结论 (一)研究结论 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带有制度变迁约束的内生增长模型，设定了3个衡量制度变迁的指标，分别是产权制度变迁、对外开放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并利用中国2000-2011年22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并用这3个指标来解释制度变迁与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以下的结论： 1.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实证部分的结果也表明，非国有化率、对外开放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都会对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还是存在差异性。例如：在方程(1)和方程(5)中，非国有化率每增加1％，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将增加0.0079％，而西部地区的则增加0.0520％；并且东部地区的非国有化发展迅速，以自发的力量进行循环，可能也就意味着非国有化率已经不再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了，而在制度建设较落后的西部地区，非国有化率则表现出巨大的影响力；同样地，对外开放指标在东西部地区间表现出的差异化作用与非国有化率类似，也就是对外开放对西部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这也验证了中国西部大开发这一举措的重大意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这个指标在东西部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都很显著，并且在东部地区表现出更加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经济格局下，东部地区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更加迅速，因为政府的干预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相较于市场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政府干预的作用对东部地区的作用更大。上面得到的制度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结论，能够在缩小东西部差距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路。 2.文章引入了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非制度控制变量，其中产权结构的优化有利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并且它们在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作用也存在着差异性。例如：产业结构的优化在东部地区的作用要更明显，东部地区有较好的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的经济促进作用要比产业落后的西部地区更加明显；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东西部地区的发展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要不断提高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来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综上所述，政府在制定政策发展经济的同时，应该综合这些因素，从而可以更好地平衡经济的发展。 (二)政策建议 1.加强制度建设，加快制度创新。从前面的研究来看，制度变迁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应该着力进行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同时也应该考虑到东西部地区的差异，建立一套适应区域环境的制度体系，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2.优化产业结构，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产业调整，使得各个产业健康协调发展，加强国家产业政策的合理引导，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最终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根据文章中计算人力资本的方法可以看出，应该通过提高人们受教育程度或者增加人员就业率来增加人力资本，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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