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评与明代基层舆论监督
郭海东/安阳工学院
摘 要： 乡评作为古代社会民间舆论的集合，在基层社会起到了凝聚乡民共识的作用。乡绅通过参与乡评，引导舆论的方式成为了公众舆论的领头羊，也成为了民与官沟通的纽带。然而，明朝过分倚重乡评，却又对基层舆论监管不力，致使乡评在明代后期的基层治理中无法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关键词： 明代 乡评 舆论监督
乡评是“乡里人对地方社会中特定的人物、事物之品评意见的集合。”［1］它作为中国古代基层社会舆论的集合是民意的体现，长期以来备受统治阶层的重视。乡评的参与者是地方普通民众，评论的对象包括在职的官员、致仕居乡官员，以及科举士子等等。清人赵翼在论及乡评的作用时讲到，自汉代以来察举孝廉，必须先“清其源，专归重于乡评，以核其素行。”［2］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中，对于被考察人在乡里的品行，政府通过乡评的方式进行初步审核。
在明代，乡评不仅是朝廷评价在职地方官员依据的来源，也是民间舆论的一种反馈方式，同时还是乡人对地方社会中特定人、事之间品评意见的集合。万历时期的顾元镜认为“官箴重于朝，乡评重于野”［3］,并且乡评已经称为晚明政治生态的一大特色。这也说明舆论在明代社会治理，以及选拔人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既然乡评如此重要，那么哪些人有资格成为乡评民意的汇集者呢？
在伊朗干旱的环境中，为了保证施用的肥料仍然能起到最大的作用，所有的农户都会经过专业的施肥培训，施用的氮、磷、钾肥料均是高含有机质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土壤结构和增加施肥效率。除此之外，伊朗的中部省份主要种植的是果树，由于果树对钙元素的需求量较高，农民还会施用一些钙含量比较高的化肥，用以满足果园中对钙元素需求较大的作物的生长。
一、乡绅是乡评的汇集者
在明代基层社会中，存在着一个称之为“乡绅”的群体。他们能在官与民之间进行沟通，起到官民互动的纽带作用。乡绅是由古代社会居乡士子、知识地主、致仕居乡官员以及宗族元老等组成的。冯艳春认为乡绅处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他们“既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的延伸，又是乡民利益的代表。”［4］他们通过其所具有的文化背景，在官与民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现阶段，新型的物联网技术、大数据工具等先进的技术手段频繁地出现在了生活的多个方面[5]，使得人们的生存环境以及具体活动内容有了较大的改善，先进的物联网技术以及智慧浪潮已经覆盖了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因此，学校管理系统引入物联网技术势在必行。教学活动中经常接触到的考试监控系统、指纹查证、教学评价体系等管理系统的应用，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使其可以通过更为便捷的手段了解学校内部的课堂教学情况、教职人员的工作内容以及出勤状况，很好地避免了学校管理活动中出现的流于表面的评判标准。
明代地方治理中就十分看重乡里的评论。明太祖建国后制定惠民政策时，便要考虑乡评的意见。明朝规定“凡民年八十、九十而乡党称善者，……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6］以这条优待老人的政策来看，乡党称善是其中政府评定受助者的一个基层意见。此外，在明代科举考试中，乡评的意见也十分重要。明宣德年间，由于科举考试存在诸多弊病，只重视文章写作而缺乏品行考验，因此侥幸、叼滥者居多。明宣宗诏谕有司，今后开科取士“平日乡党称其孝弟，朋友服其信义，资质端重，学业优赡者，方许入试。”［7］只有符合在家守孝道、居乡讲信义等道德标准才能参加科举考试，可见乡评对于考生之重要程度。
在明代基层社会中，虽然县令是皇权的代表，但是由于严格的地域回避制度，使其在地方关系网中上不能形成长久的影响力。而乡绅们则具有此种优势，他们或拥有雄厚的财力，或拥有广博的人脉关系，或多年历经官场门生故吏遍布四野。由他们组成的乡绅群体，存在于在基层社会，使得知府、县令在施政过程中必须考虑这一群体的意见。因此，地方官员在涉及基层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必须听取乡绅们的意见，以期获得支持。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情况，笔者以为乡绅手中握有乡评的权力。而乡评所反映的乡民群体共识和道德认同，则是统治阶层必须重视的舆论。吴琦和马俊通过对晚明乡宦与乡评之间互动的研究，认为乡评“因兼具公论批判的性质与评断是非的功能，成为晚明乡宦借以维持威望的舆论资源。”［5］
由于乡绅是知识阶层在基层的代言人，他们通过制定乡约来维护基层社会的秩序。通过对明代地方志史料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地方社会中乡绅经常参与到修桥铺路、兴修水利、筹建义仓、主持赈灾、救助鳏寡和解决乡民纠纷等事务中。他们在民间有很强的号召力，而且经常扮演基层意见的代言人。同时，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素养，致使其能够通过舆论引导乡民，从而形成多数人认可的乡评，这种舆论在基层社会非常有影响力。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国家的政令、法规向民间传播，必须通过乡绅进行推广。同时，基层民众对于朝廷政令的意见也是经由乡绅反馈到官府。因此，乡绅扮演了统治阶层与基层民众的桥梁。
虽然乡评出自民间，但由于其具有凝聚群体共识的作用，所以受到官方的认可。在明朝政府救济贫困，士子科举应试，评价本乡籍官员时，乡评都发挥着舆论监督的作用。明代中央巡视的官员到达地方后，都要听取乡人的言论，因此乡评为官员采访民风提供了直接的信息来源。乡绅们则通过操控乡评，引导地方公众舆论风向。
二、乡评的舆论导向作用
剧场的大门开了，人们头也不回地朝外走去，我相信在以后的日子里，即使碰见，他们也会装作不认识，即使别人问起，他们也不会对外多说半个字，这次演出将和他们的秘密一起被埋在心底的最深处，永远不再碰触，而他们的表演，也已被记录下来，将放映在那些专爱花大钱欣赏最真实的人性表演的富人面前。
实验结束后，分别对两班学生的实验报告进行评分，并于期末进行理论考试，总成绩包括实验操作成绩（占30%）和理论考试成绩（占70%），即总成绩=实验操作成绩（每个实验分别为6分，5个实验总计30分）+理论考试成绩（卷面成绩×70%）。两班学生成绩用（±s）表示，利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0.05差异具有显著性。
乡评不仅对百姓、士子的评价有影响，对致仕官员同样有效。当官员退休还乡后，在乡间的口碑也非常重要。很多官员去世后，家属希望朝廷能赐予其谥号以示慰勉，这对其家族而言也非常重要。在朝廷为其追赠谥号时，乡评也是一项参考指标。如曾任两广总督、户部右侍郎的萧彦，为官期间品德高尚、才华出众。他去世后家属请求朝廷赐予谥号，明廷的批文中就写道“其居家也，事父兄则称孝友，处乡党则颂仁让，尽瘁生前流芳，身后佥论，既定易名允宜准予谥。”［8］可见对于萧彦死后赐予谥号时，也充分参考了民间的意见。
三、晚明乡评的消极弊端
由于乡评在舆论评价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基层的士绅中便会有一部分别有用心之徒，以乡评为攫取利益的手段。他们在地方作威作福，甚至为达目的不折手段，通过要挟地方官的方式获得自己利益。为此，明廷对于那些徇私舞弊的行为也予以警示。如果主持乡评者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推荐，则会被追究责任，“苟有废公狥私者，并许御史给事中指实紏劾，连坐其罪。”［9］虽然明朝统治者已经意识到舆论评价权的重要之处，也进行了必要的规范，但乡绅、宗族的影响力持续发酵，势必会冲淡政府律令的约束。
明代嘉靖年间，浙江巡抚朱纨在其写给朝廷的奏疏中就讲到，福建地区的乡评对于明朝廷论的影响。地方官员都受制于乡评，“盖威福之柄移于乡评，是非之公，乱于野史久矣”。［10］朱纨是中央下派的浙江、福建巡抚，属于巡视监察官，他巡抚福建时发现，此地的乡贤牢牢地控制乡评。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反映出明代地方社会治理中士绅阶层以及他们所掌握的舆论评价重要地位。
同为监察御史的张瀚，他也认为即使身为御史，对待别人的评价也是十分谨慎。他在《松窗梦语》中写道，“余宦游三十余载，兢兢以名节自励，而萋菲之口，每攻其所恃。”［11］从这段张瀚的自省中可以了解到，即使作为监察官员，依然需要注意自身的言行，否则在评议中遭到攻击，这种攻击可能来自公论的是非之争，也可能来自于私下的诋毁，而这些评论中既可能来自官场的政治攻击，也可能来自家乡或为官之地的乡评。明朝官员吕坤也认为，“今之国语乡评，皆绳人以细行。”［12］
综上所述，在明代基层社会治理中，乡评作为民间舆论的集合，发挥着凝聚群体共识的作用。同时，由于乡绅群体长期居于乡里，能够及时将民众的意见汇集并反馈给官府，使其得到了官府和民众的双重信赖。因而，乡绅最初作为沟通官府与民众的桥梁，起到了地方施政润滑剂的作用。但是，在缺乏有效监督的基层社会，皇权无法企及乡里，这就给乡绅留下了参与乡村治理的权力空间。尤其是乡绅中的邪恶之徒通过操控乡评的方式，实现其要挟官员，为恶乡里的不法勾当。这极大地恶化了乡村社会舆论环境，败坏了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
［1］［5］吴琦,马俊.晚明乡宦与乡评之互动及其对地方秩序的影响［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4(5).
［2］(清)赵翼.廿二史札记［M］.卷8.台北:世界书局,1936.
［3］(明)顾元镜.九华志［M］,卷8.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
［4］冯艳春.乡绅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J］.改革与开放,2017(4).
［6］明太祖实录［M］.卷178.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
［7］明宣宗实录［M］.卷11.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
［8］明神宗实录［M］.卷320.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
［9］明英宗实录［M］.卷224.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影印本,1962.
［10］(明)朱纨.阅视海防事［M］.收于《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明)张瀚:松窗梦语［M］.卷7.北京:中华书局,1997.
［12］(明)吕坤.呻吟语［M］.卷4.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 郭海东（1981-），男，山西大同人，安阳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