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德育理论发展面临的挑战与走向论文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德育理论发展面临的挑战与走向论文

●理论前沿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德育理论发展面临的挑战与走向

龙宝新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中国德育理论70年的演变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知性德育理论阶段、自性德育理论阶段、关系德育理论阶段,中国德育理论发展是三者彼此迭代的过程。当代中国社会是收缩型社会、城市型社会、消费社会、碎片化社会与生态化社会,其对中国德育理论提出了新要求,这就是:唤醒国族伦理、关注市民公德、提升消费德性、增进道德整合与构筑共生格局。面向未来,中国德育理论发展应确立面向中国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定位系统,构建扎根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容系统,探究涵养“中国人”心性的方法体系,研制瞄准中国道德问题的道德改革方案。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德育理论;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德育生命

理论是观念的前端,观念是行动的生母,先进德育理论的供给与生产是中国德育事业始终保持蓬勃发展态势的重要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特色德育理论经历了萌芽、破土、成形、完善的蜕变历程,其精髓成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坚强魂魄所在。回顾这段历程,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我国德育理论的主题不断变换,德育认识的视角日益多元,德育主体的地位持续飙升,德育思想的库存日渐膨胀……唯有反思才是德育理论回归初心、守正务本的必由之路,唯有发展才是德育理论永葆青春、生命茁壮的强劲之道。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眸70年来德育理论的演进历程,并面向当代中国社会需求,探求未来中国德育理论发展的方向,是我国德育理论研究者的天职与使命。

一、中国德育理论70年演变轨迹回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德育事业走在一条由非德育、泛德育向专业德育、中国德育迈进的轨道上,它时而被思政教育所取代,时而被生活教育所顶替,时而被团队活动所冲淡,时而被智育劳育所挤压,真正归位、正宗、科学的特色德育实践相对不足。究其根源,这一德育发展困局的形成是不成熟、不先进、不合身的德育理论所致。70年德育理论演进史其实就是中国德育理论的成长史,是其在吸收国外理论、反省传统理论、酝酿本土理论中日益成熟的生命史。

其实,每一种德育理论都具有三个关键要素:根基、主调与表象。其中,理论根基最为抽象、本原,理论主调相对清晰、具体,而理论表象则较为多变、鲜活。所以,理论根基差异是德育理论间的原点差异,是区分不同理论形态的最佳凭据。从理论分析角度看,德育理论的根基可以区分为三种——知性、自我与关系,分别依托的是客观道德知识、主观道德自我与社会人际关系,由此延伸出了三种层递式德育理论形态——知性主导理论、自我主导理论与关系主导理论。参照这一分类,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德育理论发展主要脉络可以描述为:知性德育理论阶段(1949—1978年),其典型德育基调是“德育是思想政治、道德规则、群团观念的知识化灌输”;自我本位德育理论阶段(1978—1996年),其典型德育基调是“德育是道德学习者的主体性启蒙、自我性归位、自由性彰显的过程”;关系德育理论阶段(1997年至今),其典型德育基调是“德育是主体间沟通、对话、交往、共生的关系实践,是人与自我、自然、社会间的关系趋于和谐的教育实践,是道德学习者在社会实践、生活世界中学会做事成人的过程”。需要阐明的是,德育理论发展是上述三种基本德育理论形态的彼此迭代过程,三者间自然存在交叠期,特定社会时代的德育理论脊梁正是判定何种德育理论形态正处主流的直接依据。

(一)知性德育理论阶段(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德育理论的意识形态色彩明显,直接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巩固与稳定。在此时期,各种非德育、泛德育、社会德育形态盛行,杜威所言的“关于道德的观念”充斥了中小学德育教材,德育理论演变成为政治宣传、道德规则、道德知识的集装箱,“德育科学研究当然也没有了存在、发展的可能”。[1]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传统文化受到摧残,“批林批孔”运动甚嚣尘上,德育理论退化为政治教条、阶级规范、意识形态口号,道德学习者作为“人”的身份在德育理论与实践中被蒸发,德育研究只需进行阶级斗争纲领的推演,无须理性的思考与科学的探究,与之相应,德育理论自然没有跻身“科学”丛林的资格。1970年8月,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公报指出:“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把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2]由此,在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德育理论尚处在政治立场阐释、阶级意识传达的初生形态,真正基于德育主体自由心灵的德育理论不可能形成。王炳照先生指出:“‘四人帮’高喊极左的口号,推行极右路线,表面上十分重视德育,实际上他们对学校教育中的德育破坏最为严重。”[3]这正可谓本阶段德育理论状况的生动写照。受这一德育理论水平影响,该阶段我国德育实践中“灌输”做法盛行,政治宣传、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社会教育、背记伟人语录成为学校德育实践的主体形式。

(二)自我本位德育理论阶段(1978—1996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领域“拨乱反正”时代发端,德育理论与研究迎来了春天,自性德育理论受宠,道德自我本位的德育主张登场,一场针对灌输德育、规范德育、美德袋德育、宏大德育的理论斗争正式拉开帷幕。所谓自性,就是自我的存在性、意识性、情感性、自主性、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自性德育理论泛指一切以自性启蒙、自我参与、自由人格、个体自由意志为内核的德育理论总体。尊重自性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科学化、人文化的标志,自性启蒙与实现是德育理论走向现代化、科学化、人性化的内在要求。在这一历史阶段,我国德育理论的主题发生了重要变动:政治德育、无“人”德育日渐从德育理论视野中隐退,德育概念辨析、德育本质争鸣、德育学科构建、德育心理研究、自我道德教育、引介国外理论、倡导主体性德育、关注德育超越性、重视道德认知情感等成为本时期我国德育理论的新主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黄向阳、檀传宝、陈桂生等人对学校德育或“小德育”概念的推崇,鲁洁、王奉贤等学者对德育超越性与德育享用功能的揭示,潘菽、班华等人对品德心理、德育过程要素说的探究,古人伏、仇春霖等人的德育理论教程的出版,西方道德认知学派和价值澄清学派等德育理论的引介等,都引发了德育理论界对学习者“道德自我”的关注与重视。上述代表性德育现象表明:该时期我国德育理论科学化的进程已经启动,而实现德育科学化的理论基点正是确立了德育过程中道德学习者的主体地位以及对学生品德形成规律的承认。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德育理论探究的两个主要成就是:其一,“德育理论一方面继续在科学化轨道上前进,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人性化的倾向,而且二者正在逐渐走向整合”;其二是“主体性德育思想的确立”。[4]

在本阶段,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左右着我国德育理论发展轨迹:其一是1981年《人民教育》杂志社举办的“教育实践中的心理学、教育学”座谈会,据此,心理学成为德育理论研究的学科基础,奠定了德育理论科学化的基础;其二是1996年《教育研究》举办的关于“德育超越性本质”的笔谈,将德育本质论研究推上了历史巅峰,为德育理论人性化、生本化发展奠定了基石。其实,二者都是德育理论关注自性、主体与心理的标志。可以说,本时期德育理论的精髓是启蒙道德学习者的主体性,强调“道德乃是人探索、认识、肯定、发展和创造自己的一种积极手段”[4],而德育正是借助人的自我肯定、自由意志促使其实现自我完善、德性教化的成人实践。进言之,德育的本质是价值导向与自主建构的耦合运动,德育主体的道德需要与亲身实践是德育效能的首要决定要素。

其二,关系型德育理论成果达到巅峰。中国知网数据显示:生活德育、公民德育、关怀教育、责任教育的论文成果分别在2011年、2013年、2014年、2013年出现了峰值,标志着我国德育理论开始走出了讴歌德育主体的时代。

(三)关系德育理论阶段(1997年至今)

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我国德育理论进入关系为本的新时期,一系列全新的德育论题出现,分别是:生活德育论、生命德育论、公民德育论、关怀德育论、责任德育论、商谈德育论、生态德育论、主体间德育论,等等。其实,在纷繁复杂德育理论背后都潜藏着关系德育的原型:生命德育关注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公民德育、关怀德育、责任德育、商谈德育关注的是人与他人的关系,生态德育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生活德育兼顾两重关系——人与自我、人与他人间的关系经营。生活的核心是“做人”,是“意义的创造”,是“处在主体间际的人与环境相互作用、满足需要、创造意义的过程”,故生活德育论是一种复合性关系德育论。[5]相对而言,知性德育理论关注的是单向度的社会存在,自我本位德育理论关注的是单向度的个体发展,而关系德育理论关注的则是与道德人相关的立体式道德关系网络。应该说,德育研究的意图并不仅仅是解放道德学习者或建构出超稳定的社会群体,而是教人学会在众多道德关系中找到最佳平衡点与着落点,实现人、自然与社会间的和谐相处与共融共生。在这一意义上,这一理论形态的科学性毋容置疑。在本阶段,有三个典型事实表明我国德育理论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其三,关系型德育理论主宰了德育理论界。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02年鲁洁在《教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关系中的人:当代道德教育的一种人学探寻》被引频次达到了469次(截至2019年4月6日),代表了本领域研究的一个影响力峰值,足以表明关系德育已成为当代德育理论研究的热点。

其一,德育生活化成为时代主题。其标志性事件是:1997年刘铁芳发表《现代德育的困境与德育向生活的回归》,随后德育生活化研究成果遽然升温;2003年,鲁洁发表《回归生活——“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与教材探寻》,启动了将德育生活化理论课程化、教材化的进程。

在这些德育理论的推动下,本阶段我国德育实践强调德育首位、德育实效、德育活动、德育模式等研究内容,其意图正是借助德育实践的科学化来提升德育工作效能,充分释放德育实践的多重功能。

皮亚杰把人的认知发展分为了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对应的年龄段分别为:0—2、2—7、7—11、11—成年。很明显,初中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属于形式运算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学生,能够根据逻辑推理、归纳或演绎的方式解决问题,抽象概括化水平高,思维发展接近成人水平,此外一个特征便是青春期自我中心:青少年并不否认他人有不同的感知和信念,并开始关注他们自己的观点、信念、态度。

经历了单纯追求经济效率、GDP、生产力标准时代的洗礼,绿色发展、循环经济、生态效益、天人共赢等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改革的理念,环境评估、蓝天战争、节能减排、合作共治、环境友好行为等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日常话语,中国社会宣布进入生态文明主宰的生态化社会。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第三种文明形态,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与人、与社会间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持续繁荣,强调的是人、自然与社会的发展后劲与循环发展能力,强调的是个体、政府、企业等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兼容与利益合作。一句话,生态社会更为关注的是有机性、持续性与共生性。在生态社会,德育也必然强调生态性,道德是维护个体、社会、自然的生态机制的有力武器,国家必须建立“道、德、伦、序”[13]系统,帮助各种经济、社会、文化主体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实现整个社会的道德化发展。进言之,生态社会要求建立两种道德形态,即生态道德与道德生态:前者要求将整体性、有机性、共生性的生态精神擢升为一种道德精神并将之贯穿到所有人类活动领域中去,向整个社会生活中嵌入生态观念与生态道德的一维;后者要求完善道德领域内的生态机制,确保每一种道德观念、道德行为、道德思维都具有生态性的考虑,都具有可持续性与生命力。当前,一旦道德生态失守,中国社会扼制不道德行为的力量就会减弱,不良道德观念极易获得存活滋生空间,道德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随之下降。正是如此,道德生态的维护与经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绿色发展的免疫系统,其为学校德育事业绘制出了全新的发展蓝图。

综上所述,我国德育理论70年演进史就是一部德育思想进化史,一部德育回归根本、回归真实、回归关系的历史。判断德育理论性能的关键标准有二:理论解释力与实践引领力。可以说,我国德育理论供给并不匮乏,而这些理论是否真正是中国社会需要的理论,它能否助力德育实效性偏低这一难题的解决,仍然是值得存疑的。

心肌缺血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心血管疾病,同时伴有心绞痛,严重时可危及患者的生命[1]。因此,心肌缺血治疗的重点在于提高心肌供血量,减少心肌缺血的次数,缓解心绞痛症状。西医治疗虽然有一定的疗效,但是副作用大,并且远期疗效差[2]。所以,临床上仍需寻找一种有效地治疗心肌缺血的方案。近年来中药在冠心病治疗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瓜蒌薤白桂枝汤是中医临床用于心肌缺血的常用方剂[3],可以加强患者抵抗心肌梗死和心肌缺血的能力。所以,本文主要将西药与中药瓜萎薤白桂枝汤加味联合治疗心肌缺血,现报道如下。

(3)介质回收系统技改后,生产介耗由4.5 kg/t降低至3.0 kg/t,按年入洗原煤240万t计算,可节省450万元。

二、当代中国德育理论体系面临的社会挑战与使命

德育理论服务于理想社会形态的建构,因应变革中的社会而灵活调适是德育理论保持生机的选择。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正显现出一些新特征,中国德育理论体系需要因时而变才可能持续延伸其生命力,彰显对中国社会进化的能动作用与助推功能。

将阅读迁移到生活中也有很大的探索空间。比如,陪学前阶段的孩子读日本绘本作家五味太郎的《鳄鱼怕怕,牙医怕怕》时,如果孩子刚好也有补牙的经历,家长就可以引导孩子:“你看鳄鱼要去见牙医,他多害怕啊!对了,你前几天进牙医诊室的时候也害怕吗?”孩子会说“害怕”或者“不害怕”。说“害怕”,家长就可以引导他们体会鳄鱼的心情,做到有同理之心,感同身受;说“不害怕”,家长可以和孩子聊聊为什么不害怕,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等等。由阅读迁移到对生活经验的理解和表达,这本身就把阅读的外延扩大了。

(一)当代中国德育理论面临的社会形态挑战

德育是族群进化、社会重构、个体发展的重要工具,是维系个体与社会间良性循环的关键链环,学校德育正是通过“有道德的人”的造就来实现自身功能与社会使命的。换个角度来看,学校德育与社会发展之间构成一种张力关系,彼此的吻应性与间距性是构筑二者间共生共强关系的物质前提。随着时事境迁,当代中国社会悄然步入收缩型社会、城市型社会、消费社会、碎片化社会与生态化社会,它们从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生活结构、文化结构等方面对中国特色德育理论建构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1.收缩型社会

从人口结构看,当代中国社会进入收缩型社会,其具体表现是:2000年开始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达到了10.46%;2011年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拐点,劳动年龄人口达到9.4亿峰值后开始呈下降之势[7];预计在2027年,中国人口负增长将出现[8]。与之相应,中国人口规模、经济总量、生产能力、社会活力等将进入全面收缩阶段。人口生产不仅是个体生产、家族生产、社会生产的核心环节,更是国家崛起、经济振兴、民族复兴的物质前提。为此,国人的生育观念、生育伦理、养老观念等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枢纽链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保持持续上升的发展态势,就需要国民具备清醒的人口意识、家族意识、族群意识、国家命运共同体意识,具备较强的奉献意识、整体意识、公民意识,以灵活调整人口出生率,保证老年人口生存质量,促进社会稳健发展与种族延续。

2.城市型社会

以SPSS 20.0统计学软件分析所获各项临床数据,计量资料以(±s)表示,以t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以卡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其次,注浆施工技术在运用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硬件和软件支持。在运用注浆施工技术的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注浆施工技术方法可能会需要运用到不同的机器设备,所以,在建筑施工的过程中要想发挥注浆施工技术的作用一定不能够缺少机器设备的支持。先进的机器设备是发挥注浆施工技术方法作用的首要前提,所以,在房屋建筑建设的过程中首先应该要确保机器设备的齐全。

从经济结构来看,当代中国社会是城市型社会、消费型社会。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农村地区迅速萎缩,农村人口、农村事业、农村教育大规模向城镇转移,城市迅速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乡村社会迅速消逝。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中指出:我国已经有10个省区进入城市型社会,其中有3个直辖市已发展为高级城市型社会。[9]相对农村社会,城市社会是人口集中、高度有序、文化发达、分工细密、矛盾交织、沟通频繁的社会形态,它向市民提出了更高的道德素质要求,如合作包容、民主友善、诚信和睦、公平仁爱、尊重理解、遵纪守法等。只有具备了这些品质,城市人才可能具备参与城市事务、融入城市文化、维系城市命脉的能力,城市也才可能以经济共同体、空间共同体、发展共同体的面貌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

生态护岸为蓄水闸上下游近坝段护岸,其中左岸0.96 km,右岸长1.2 km,总长度约2.16 km。护岸坡度设计为1∶3.0。结构形式,蓄水位1 007.0 m以下0.5 m为格宾石笼,厚0.5 m,防止护岸冲刷破坏;蓄水位1 007.0 m以下0.5 m至顶护岸高程为土石笼袋,厚度0.5 m,防止护岸冲刷破坏,同时可种植水生植物、美化环境;岸坡护脚为格宾石笼,深入河床地面以下2.0 m,布置4层,单层厚度0.5m,下部两层宽度4.0m,上部两层厚度2.0m,底部铺设1层土工反滤布。

3.消费社会

茉心笑道:“小主放一百二十个心,是主子娘娘身边的莲心亲口来告诉奴婢的,说是听见皇上与主子娘娘说的。给莲心一万个胆子,她也不敢撒这样的弥天大谎啊!”

从社会发展所依托的主要经济活动是生产优先还是消费优先来看,社会可以分为生产型社会与消费型社会,二者间的区别是:前者依靠供给侧,即社会生产、生产效率来维系“生产—消费”循环运转,后者则主要依靠消费侧,即民众消费、消费能力来维系“生产—消费”链条运转。消费不仅仅是个性行为、消耗行为、经济行为,更关涉着一个公正社会、文明社会、和谐社会、美好社会的构建与再制,消费道德成为中国社会中最为重要的道德内容之一。21世纪开始,中国社会进入消费社会,奢侈品消费、旅游服务消费、品牌商品消费、网络服务消费等剧增,全新的消费方式、消费结构、消费趣味、消费水平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前行的重要内驱力。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进口食品来源国(地区)上升到17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食品金额首次超过600亿美元,达到616亿美元新高,成为最大的进口食品消费国[10];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0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国[11]。相对生产而言,人类消费行为具有更多的道德含量,消费品中的精神消费、公益消费、文化消费、教育消费等的含量直接反映着中国公民的道德水准,与之相应,借助道德教育来提升国人消费行为的正义性、合法性、健康性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4.碎片化社会

从生活结构角度看,当代中国正处于碎片化社会,而网络空间、信息传媒则是促成这一社会形态来临的推手。“人们生活方式、态度意识的多样化趋向是社会阶层‘碎片化’的直接原因。”[12]随着大众信息传媒的入侵,人类生活世界裂变为两个空间——现实生活空间与虚拟生活空间,手机APP的使用更使原本整全的社会生活分解为形形色色的碎片空间,这在当代中国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进言之,中国社会的碎片化体现为三个方面:其一,贫富差距扩大导致了社会阶层碎片化,其结果是,不同阶层的人由于话语方式、生活趣味、工作特点等的差异性而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生活空间;其二,智能手机出现将人的日常生活肢解为碎片化的生活空间,每天生活随时会被手机使用隔断,碎片化阅读司空见惯,在虚拟世界中人被归入不同的“朋友圈”,每个人的生活世界都变得碎片化、多态化了;其三,旅游业的发达、人口迁移的频繁、信用体系的建立使当代中国人具有了更强流动性,打破了传统社会中人们长期处在同一社会时空的格局,导致生活空间的碎片化。在碎片化社会,道德具有了多样性,增进不同世界、阶层间道德的理解性、共容性、沟通性变得异常重要,它考验着国人的道德潜能与德育事业的创新力。为此,国人必须具备跨文化、跨空间、跨界层生存的能力,必须具备文化宽容、文化尊重、文化理解、网络道德、阶层共容等跨界道德素养。

5.生态化社会

生活是一个关系体、连续体、立方体。德育走向生活也表明:当代我国德育理论正式走入交融期、整合期、多元期、沉潜期,用复杂多维的德育理论来解读异质杂生的道德生活,培育出能够应对真实道德冲突、融身复杂道德场景、处置网状道德关系的“道德人”,正是当代我国德育理论探究的新使命。正如鲁洁所言:“生活是道德存在的根据与形态,整体性、实践性、生成性是生活世界道德的主要特征;回归生活世界的道德教育要走进方方面面的生活、生活的方方面面。”[6]因之,生活德育论是关系型德育理论的关节点,是当代我国德育理论的主流形态。在实践中,生活化德育课程的研发、基于德育基地的参访、大中小贯通式德育体系建设、公民道德教育的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倡导、立德树人中心式课改的发动、课程思政思想的勃兴等都成为本时期关系型德育理论的重要实践表达,德育理论对实践的影响力日渐显现。

慢性肾功能衰竭。通过临床检查、血液检查、生化检查、尿检及影像学检查结果,当B超显示肾萎缩、不规则形、皮质脊髓边界不清楚时,肌酐、尿素氮、血磷均显著。肌酐升高442~884 L,可诊断慢性肾功能衰竭。

(二)当代中国德育理论研究面临的时代使命

针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结构、新格局,我国德育理论研究必须与时俱进、对焦研究、调适主题、知难而进,大力增加中国特适型、时代型德育理论的供给,勇敢肩负起理论探究、理论导航、理论自觉的社会使命。真正有力的德育理论研究必须具备三重属性,即先进性、针对性与效能性。当代中国德育理论研究应该大力推进以下五方面道德内涵研究,积极研判将之植入到中国社会与国民心灵的有效路径与教育艺术,持续增强当代中国德育理论的上述三重属性。

1.唤醒国族伦理

面对国民生育意识的逆转、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以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族群意识为中心的国族意识迅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我国德育必须将国家整体意识、民族独立精神、族群繁衍观念纳入学校德育领域,充分发挥德育调控国家人口、唤醒养老良知、增强民族情感力与生命力的特殊功能。“国族”不同于“民族”,它是一个“以政治、文化等方式将文化接近的不同民族凝结成为同一国家的族群概念”[14],其前身是“民族”,但其强调重点是“国家”意识。国族伦理是维系整个国族人口、血脉、文化持续繁衍的伦理精神、伦理观念、伦理秩序、伦理准则等构成的伦理综合体,其核心意指是:个体利益要遵循国族利益持续壮大、有力实现的原则。在当代中国,国族伦理的核心是爱国主义、集群主义,是心系中华民族大计的整体伦理精神。只有国族伦理教育落到实处,中华民族的持续强大与永续发展才有保证,那些自私自利的生育观、教育观、养育观、敬老观才可能被抵制、被摈弃。为此,当代中国德育理论研究必须重点推进国族伦理教育,确保学校德育理论发展更符合当代中国人口国情的要求。

2.关注市民公德

3.提升消费德性

在城镇化时代,我国公民的主要社会身份不再是乡民、村民,而是市民,是现代城市的主人,为此,市民道德教育成为重要的德育理论研究领域。城市是一个异质文化、多样族群的混生地,是一个交通拥挤、经济发达的新时空,是一个观念碰撞、关系交织的人口密聚体。一旦缺乏市民道德秩序的维系,现代城市时刻面临坍塌境地,污染、垃圾、冲突随时可以淹没一座城市。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空间的扩容、功能的拓展、人口的增量,更是市民自身的城市化、现代化与高素质化,城市化的核心内涵正是:市民身心向城市文化的融入,市民城市生活素养的获得,以及市民道德素养的城市化达标。正是基于这一现实,市民德育是城市化的焦点,市民德育理论研究异常重要,它将成为维系中国城市顺利运转的生命线。市民道德理论主要涉及市民身份认同教育、市民家庭教育、市民规范教育、市民环境道德教育、城市精神教育等,它们构成了一个以“市民素质教育”为内核的市民德育体系。加大对这一领域的德育理论研究,将有力助推现代、文明、国际化的大都市建设,为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市民素质支持。

消费不仅仅是物质被消耗的过程,更是道德被生产的过程,提升消费德性是当代中国社会进化的关键内涵。目前,我国消费教育还面临着历史性挑战:国民国外奢侈品消费暴涨、公益慈善性消费增长缓慢、不健康消费与不环保消费仍占有较大比重、精神文化性消费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为此,开展消费德育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任何消费活动都会带来三重效果:物质消耗、社会影响与人品呈现。在生理型消费中,物质消耗占主导;在慈善型消费中,人品呈现占主导;在服务型消费中,社会关系建构占主导。每一次消费活动都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道德效益的三位一体。消费德育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借助消费方式、消费结构、消费倾向的调控来培育我国消费者的消费德性,最大化地增加国人消费行为的道德效益。消费德育理论研究的内核是消费价值观研究,其意图是借助消费欲望、消费倾向、消费心态的引导来增强国民消费行为的道德性、利他性与价值性。为此,当代消费德性理论研究必须抓住中国人消费特性的分析,关注国人消费品位的研究,增强国人借助消费来提升自身道德形象、道德生活、道德创造的能力,使消费行为优化成为国人建构其道德人性的重要手段。无疑,这一理论研究必将重构国民的消费观念,彰显其消费行为的品位,提升消费活动的综合社会效益。

4.增进道德整合

在2018年里,依波立足打造立体式的品牌推广体系,推广形式上追求多样化、深度化,品牌跨界艺术、时尚、娱乐领域,举办了一系列极具创新和特色的品牌盛事,依波品牌的时尚优雅形象大幅跃升,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内涵。

在碎片化社会,道德整合能力对中国公民道德生活建构而言日趋重要,甚至成为维系国人道德自我连续性、同一性、生命线的有力工具。当代中国人正被形形色色的世界所“瓜分”:他的头颅可能置于职业生活世界,其身体可能悬置于虚拟网络世界,其双脚可能站立在特定社会阶层。碎片化的阅读、不定期的迁移、多样化的交际圈等,都使现代中国人生活在复杂多变、彼此区隔的文化世界中,其道德自我很容易被肢解、被悬搁。吉登斯指出:脱域机制是现代性的核心,它将人从本土区域化关联中解脱出来,再将之置于重构的社会关联或抽象系统之中。[15]显然,网络、迁移、社会交往等正是造成脱域机制发生的幕后之手。随着5G时代的到来,当代中国将成为信息化高度发达的国家,脱域生存将成为国人的日常生存状态。在这种形势下,保持道德自我的整体性与同一性是提高国民道德生存能力、道德生活水准的要求。如何用统一的道德规则来联通国人的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社交圈与生活圈、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异域生活与本土生活?如何让同一道德自我在不同文化世界中登场现身?如何培育国人跨时空、跨文化的道德自我同一性?如何基于公共道德来构建宽领域、广时空的社会信任机制?这都是当代中国德育理论研究面临的现实挑战。

5.构筑共生格局

在生态社会,共生是各种社会关系、道德关系的实质内容,借助道德教育来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的共生关系是生态社会赖以运转的有力手段。在各种共生关系中,道德教育的功能点是不一样的:在人际共生中,道德教育的功能是帮助人与人之间找到各种利益、价值、观念的共通点、共赢点,学会用中庸哲学来实现主体间生存;在人与自然共生中,道德教育的功能是引导人用友善的态度对待自然、亲近自然,在资源利用上找到人类代际利益的平衡点,修复人与自然间的生态关联;在人与社会共生中,道德教育的功能是引导人在奉献与索取、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实现个人成功与社会和谐的兼顾与共荣。因此,道德教育既要在各领域倡导生态道德,又要精心经营道德生态,为人类、人际、自我内部生态关联的构建提供敏锐的道德智慧支持,将国人生存的一切世界都纳入大生态的格局,努力构建人与自然、社会间的生态共生体。

三、当代中国德育理论的发展图景与未来走向

由上可见,当代中国德育理论正步入关系主导发展阶段,如何乘胜追击、继续前行,不断增强其解决中国道德问题、回应中国社会需求、传承中国文化传统、服务中国改革开放的功能,是当代我国德育研究者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如前所言,中国德育理论的底色是中国社会,当代中国德育理论的生命力来自其对五种社会形态——收缩型社会、城市化社会、消费型社会、碎片化社会、生态化社会提出的道德要求的适应性与回应力。因此,“构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本土理论体系”[16],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学术含量较高”中国道德教育理论图景,正是当代中国德育理论前进的方向。从系统论角度看,德育理论系统至少包括四个子系统,即价值定位系统、内容形成系统、方法创制系统与改进优化系统,他们构成了描述我国德育理论发展图景的四个点位或侧度。基于我国德育理论发展状况,立足中国德育的社会要求,我们相信,当代中国德育理论图景是:构建服务中国命运共同体,扎根中国社会生活,服务中国人性进化,应对中国道德问题的中国特色德育理论新体系,全面服务于中国特色德育理论建构的总方向。

(一)高站位德育价值:面向中国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定位系统

从关系体走向共生体,从生活连续体走向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德育理论转变的价值立基点,其内在必然性昭然若揭:一方面,收缩型社会、生态型社会都要求当代中国社会必须加强国人的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的道德命运共同体,否则,我国德育理论研究将迷失价值方位;另一方面,随着人际关联性、事际互联性的加深,中国社会内在依存度加深,中国人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存在状况日益明显。在这一意义上,未来德育理论发展的价值定位必须是高站位的,即立基于中国命运共同体定位的德育理论研发,据此培育中国公民的道德公心,积极适应中国社会形态转型、有机性增强的现实要求。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中国社会的定心丸,是构筑中国人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压舱石”,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体系研究具有现实迫切性。所谓命运共同体,就是人在特定历史境遇中合作共谋、同舟共济、共享权力,协力应对一切外来挑战,共同决定未来命运的价值共同体。由于社会时代的共在性、利益追求的共同性、奋斗目标的公共性,当代中国人都乘坐在同一条“大船”上,确保船上所有“乘客”相向而行、同心一致的根本依托正是基于“命运共同体”的共同道德理想、共同价值信念。因此,当代中国德育理论研究必须致力于扩大中国公民、社会阶层、利益团体间的价值共识、道德重叠区,致力于为这一目标的达成提供德育方案,贡献道德智慧,创新道德思维,以最大限度地彰显道德理论研究助推中国社会凝聚力提升的内能。

(二)低重心德育内容:扎根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容系统

中国特色德育理论不仅要研究德育价值定位系统,还要研究德育内容遴选系统,因为德育内容研究是德育理论研究的主体环节,是承载德育资源、彰显德育价值、培育德育文化、延续德育命脉的物质依托。在过去,中国文明形态主要是农业文明、农村文化,而当今,现代文明、城市文化日益主宰中国文化系统,德育内容必须积极应对这一转变,努力构筑一种基于城市文化的中国文化系统,并将之作为中国特色德育课程的主体。在德育内容研究中,当代中国德育理论应该强调三点:其一是德育内容的生活亲和度,其二是德育内容的中国文化含量,其三是德育内容的中国表达方式,分别强调的是德育内容选择的三大标准,即低重心、文化性、中国化等标准。进言之,德育生活化仍旧是当代中国德育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只不过是这一理论中所涉及的“生活”内容将更为丰富。如果说中国人的生活主要包括三个领域,即私人生活、公共生活(或市民生活)与国民生活,那么,学校德育要回归、指导、引领的是国人的私人生活、公共社会、国民生活,其意图是:致力在生活中培养国人的自我心、公共心、中国心,不断增强国人的强大内心世界、公共精神意识与家国命运情怀。所谓生活德育,就是指“以有价值的生活经验为起点,力求在生活情境中开展德育,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让学生在生活中体验道德规则、感悟与建构德性”[17]。为此,在德育课程、德育活动、德育资源、德育文化、德育教材遴选标准研究中,研究者必须坚持“从道德生活经验中凝练德育课程,从德育课程建设中创生德育理论,从德育理论创造中透视道德生活”的研究逻辑,努力构建道德生活、德育课程与德育理论间的德育研究回路,完善“道德经验—道德体验—道德感悟—德性建构”的生发链环,不断增进中国学校德育内容建构机制的科学性,促使中国特色德育课程论的迅速形成。

(三)沉潜型德育方法:涵养“中国人”心性的方法体系

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一定是基于中国文化、关注中国表达、潜入中国人心性的理论,是让中国人更具有“中国魂”“中国味”“中国心”的德育理论,因此,富有中国特色的德育方法论研究是未来我国德育发展图景的重要构成。在碎片化社会时代,中国人心性面临着被碎片化阅读、碎片化生活、碎片化社交圈所肢解的风险,立足涵养“中国人”心性的德育方法论,追求潜入人性、心性与灵魂的深度德育方法体系,是未来我国德育理论研究的重要路向。在历史上,中国人心性的整全性是靠中国文化的文脉来延续的,是靠一系列灵魂教化的方法,如朱子经典读书之法、道家体道修行之法、儒家内修外王之术等实现的,其最大优点是:潜入心灵、身心兼修、转变心性。这种德育方法既不同于基于道德认知、价值澄清的西方主流德育方法论,也不同于信息化时代的碎片德育、富媒体德育,而是以道德体悟、慎独静修、自性升华为特征的沉潜式德育方法论。值得欣喜的是,我国德育理论界正在向这一方位进发:以我国德育年会主题来看,2013年主题是“道德教育与中国人的精神基础重建”,2017年主题是“儒家文明与道德教育”,等等。这一现象表明:中国德育方法论正在回归传统中自觉肩负其培育中国人整全心性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德育方法论初见端倪。面向未来中国社会,我国德育方法论研究必须重点探究这种源自中国文明原点的沉潜式德育方法论,帮助中国人克服消费社会带来的浮躁、信息社会带来的肤浅、现代文明带来的功利情结,促进中国人心性的有机整合,努力构筑一个连续性、整全性、中国化的道德生活新世界。

(四)定制型德育方案:瞄准中国道德问题的道德改革

著名教育家杜威指出:“道德实质上是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而不是某种固定的观念和习惯。”[18]从这一角度来思考,真正中国的德育关注的是中国道德问题,谋求的是中国道德问题解决的中国方案,而非标准化、统一性德育理念、方法与内容的研制,而非普适型、国际通用型德育服务的打造。如上所言,当代中国社会是收缩型社会、城市化社会、消费社会、碎片化社会、生态化社会,与之相应,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道德问题是:生育观调适问题、新市民素质提升问题、狂欢式消费问题、道德人格分裂问题、道德生态修复问题,等等。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令人瞩目的当代中国道德问题尤为值得德育理论研究者关注,如重庆公交车事件折射出来的“市民道德冷漠问题”,贫富差距带来的底层阶级“仇富心态问题”,旅游景区“破坏文化遗产问题”,等等。这都是中国社会面临的特有时代性道德难题,解决这些难题需要定制型德育方案的研发与针对性德育改革来实现。在过去,中国德育理论过于关注普适性、公共性、抽象性德育理论研究,而对中国德育面临的真正问题关注不够、透视不力,导致了“德育理论空中飞,德育实践地上爬”的尴尬境况,德育理论的实践解释力、现实变革力还显得较为脆弱。可以预见,面向未来,中国德育理论必须在解决中国自身道德问题,研制中国自身德育方案中大显身手,同时让德育理论在深入实践中再获昂扬发展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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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檀传宝.德育原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41.

[2]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2019-01-01].http://www.taodocs.com/p-162948124.html.

[3]王炳照.“四人帮”“批智育第一”是对德育智育的全面破坏[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3):41-48.

[4]王啸,鲁洁.德育理论:走向科学化和人性化的整合[J].中国教育学刊,1999,(3):17-21.

[5]张忠华,叶雨涵.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德育理论研究主题嬗变[J].高校教育管理,2018,(6):14-21.

[6]鲁洁.生活·道德·道德教育[J].教育研究,2006,(10):3-7.

[7]老龄蓝皮书: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历史拐点[EB/OL].(2013-02-27)[2019-01-01].http://money.163.com/13/0227/15/8ONS46BD00253B0H.html#from=relevant.

[8]年轻人为何一孩都不愿生?中国人口拐点逼近[EB/OL].(2019-01-08)[2019-03-30].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1-08/doc-ihqhqcis4054901.shtml.

[9]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EB/OL].(2012-08-15)[2019-03-30].http://www.scio.gov.cn/zhzc/8/4/Document/1203142/1203142.htm.

[10]中国已成为最大的进口食品消费国[EB/OL].(2018-11-08) [2019-03-30].http://wemedia.ifeng.com/86057851/wemedia.shtml.

[11]中国已成全球第二大消费国[EB/OL].(2016-01-21) [2019-03-30].https://finance.china.com/qqjjdt/11173321/20160121/21238598_all.html.

[12]黄升民,杨雪睿.碎片化背景下消费行为的新变化与发展趋势[J].广告研究(理论版),2006,(2):4-9.

[13]金建方.生态社会[M].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1-5.

[14]许纪霖.国族、民族与族群: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如何可能[J].西北民族研究,2017,(4):10-20.

[15]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和,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24.

[16]戚万学,唐爱民,韩笑.改革开放40年德育理论研究的主题及进展[J].教育研究,2018,(10):20-31.

[17]张忠华,耿云云.对生活德育理论研究的反思[J].教育科学研究,2009,(10):62-66.

[18]卢建华.现代德育理论新发展窥探[J].教育发展研究,1999,(4):58-61.

The Challenges and Trends of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Theories During the Past 70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LONG Bao -xin

(School of Edu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Shaanxi 710062,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70 years,Chinese moral education theories have undergone three phases,which are the phases of intellectual moral theories,self-nature moral theories and relational moral theories,the iteration processes among which have fuel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theories.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is a society which is shrinking,urbanized,fragmented and ecological and has puts forward several new requirements for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theories to awaken national ethics,care about citizen’s social morality,promote consumption morality,enhance moral integration and construct the intergrowth pattern.In the prospect of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theories,the positioning system geared to the building of a Chinese community of common future should be established,the content system rooted in Chinese culture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he methodological system culturing Chinese people’s disposition should be explored to develop the moral reform plan targeted at Chinese moral problems.

Key words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Chinese moral education theories;development phases;Chinese society;moral life

作者简介: 龙宝新(1973— ),男,陕西洋县人,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原理、教师教育学研究。

基金项目: 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大学教师教学实践中的教学伦理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XJA880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068( 2019) 02-0037-09

收稿日期: 2019-04-23

DOI: 10.19563/ j.cnki.sdjk.2019.02.005

[责任编辑:罗雯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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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德育理论发展面临的挑战与走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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