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期上皮性卵巢癌的预后影响因素（论文文献综述）
丰颖[1]（2021）在《小剂量雷公藤多苷对人上皮性耐药卵巢癌A2780/DDP细胞的抑制作用及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和目的:作为妇科常见的恶性肿瘤,上皮性卵巢癌具有较高的致死率,对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研究显示,上皮性卵巢癌总体缓解率在10%-35%之间,且缓解期相对短暂。尽管在治疗上皮性卵巢癌方面,已经取得了显着进展,但大多数晚期疾病患者仍然难以避免地经历了复发,最终由于化疗耐药而导致死亡,其中以铂耐药发生率最高。临床上,人上皮性耐顺铂卵巢癌和晚期卵巢癌的治疗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此外,上皮性卵巢癌的耐顺铂往往表现出多因素的机制,耐药机制比较复杂,目前尚未被完全了解和认识。因此,现阶段治疗铂耐药/铂难治卵巢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序贯单药化疗来维持生活质量和缓解症状,目前的难题仍需要通过创新疗法的临床试验来实现突破。导师带领的课题组一直以来都在中药领域探索,尝试从中药宝库中挖掘出能辅助治疗和改善这些卵巢癌患者疗效的有效中药或中药复合物,期望可以用于这些晚期或耐药卵巢癌的治疗。因此,寻找安全有效的中药用于耐顺铂卵巢癌的治疗意义重大。本研究将小剂量雷公藤多苷（GTW）作用于人上皮性耐顺铂卵巢癌A2780/DDP细胞株,通过体内体外实验观察小剂量GTW对人上皮性耐药顺铂卵巢癌A2780/DDP细胞的生长、侵袭和迁移的抑制作用,并揭示GTW抑制上皮性耐药卵巢癌的作用机制,为GTW临床应用于辅助治疗晚期或上皮性耐药卵巢癌提供实验数据和体内体外评价模型。第一部分GTW对人上皮性耐顺铂卵巢癌细胞的作用目的尝试从细胞水平评价GTW对肿瘤细胞侵袭迁移能力的影响。方法1.A2780/DDP细胞的培养、冻存及计数:将A2780/DDP细胞放置在含有链霉素、10%胎牛血清、青霉素的培养液内进行培养。培养条件:环境温度37℃,5%CO2,90%空气湿度,换液周期为2-3d。当细胞贴壁率达90%左右时,进行细胞消化传代。当细胞形状变为圆形时,加入RPMI-1640培养基,并停止消化。取出上清液,得到细胞沉淀物。按9:1的比例,分别加入胎牛血清900μl和DMSO 100μl制作成细胞冻存液1ml,调节细胞浓度。将调节后的冻存液和细胞沉淀均匀混合后冻存。在细胞沉淀物中加入10%胎牛血清等,打散细胞悬液,调整细胞悬液密度至5×104/ml后进行细胞计数。2.采用CCK8法检测不同浓度GTW、DDP作用于人上皮性耐顺铂卵巢癌A2780/DDP细胞株的细胞存活率,并计算GTW、DDP作用于A2780/DDP细胞后的IC50测定。3.采用Transwell迁移、侵袭实验检测不同浓度GTW对A2780/DDP细胞进行干预前后的肿瘤细胞的侵袭、转移能力的变化。分组同前。实验重复3次,取穿膜细胞均值作为反映细胞迁移能力指标。4.采用单向方差分析或双向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并以均值表示±SD。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差异。结果1.查阅文献、进行了大量的预实验,并借鉴我们课题组前期研究采用的实验方案,我们选择如下不同浓度梯度的GTW（50μg/ml、200μg/ml、800μg/ml、1600μg/ml、3200μg/ml）作用于A2780/DDP细胞24h,GTW最低的有效抑制浓度为200μg/ml。随GTW浓度的升高,各实验组的细胞存活率呈进行性降低趋势（P<0.05）,GTW对A2780/DDP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且IC50为882.1 ug/ml。说明GTW呈剂量依赖性抑制A2780/DDP细胞增殖的作用。2.不同浓度DDP（0.625μg/m L、1.25μg/m L、2.5μg/m L、5μg/m L、10μg/m L、20μg/m L）作用A2780/DDP细胞24h,DDP最低有效抑制浓度为1.25μg/m L（P<0.05）。随DDP浓度的升高,细胞存活率逐渐下降（P<0.05）。DDP作用于A2780/DDP细胞上的IC50为1.891μg/m L。表明DDP具有剂量依赖性抑制A2780/DDP细胞增殖的作用。3.小剂量GTW对A2780/DDP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的抑制作用随着浓度升高而逐渐增强。浓度为200/800/1600/3200μg/m L时,差异显着,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GTW对A2780/DDP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呈剂量依赖性。第二部分GTW通过ILK/AKT/GSK3β/Slug信号通路抑制人上皮性卵巢癌耐顺铂作用的研究目的探讨GTW是否能够通过抑制ILK/AKT/GSK3β/Slug信号通路来抑制上皮间质转化,从而增强DDP的敏感性,抑制肿瘤细胞侵袭转移及耐顺铂作用。方法1将A2780/DDP细胞进行基本分组,分为空白对照组、GTW组、DDP组和GTW+DDP组。分别用si RNA-ILK、si RNA-Slug、AKT抑制剂、GSK3β抑制剂作用于各基本分组后,并通过Transwell实验对细胞的变化（侵袭、迁移）情况进行检测。2用Western blot法测定各组细胞ILK/AKT/GSK3β/Slug信号通路相关蛋白E-cadherin、N-cadheriin、ILK、AKT、p-AKT、GSK3β、p-GSK3β、slug的表达情况。3采用单向方差分析或双向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并以均值表示±SD。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差异。结果1.与正常对照组相比,DDP组、GTW组、GTW+DDP组能够有效抑制Slug的表达,并且GTW+DDP组抑制作用明显（P<0.005）。转染si RNA-Slug后,N-cadherin的表达进一步下调,而E-cadherin表达进一步上调,以GTW+DDP组尤为显着,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5）。说明si RNA-Slug协同增强了GTW+DDP组对A2780/DDP细胞的侵袭迁移能力的抑制作用（P<0.005）。2.在si RNA-ILK转染后,A2780/DDP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减弱。与正常对照组相比,DDP组、GTW组以及GTW+DDP组A2780/DDP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以GTW+DDP组抑制作用明显（P<0.005）。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未转染前,各组ILK、p-AKT、p-GSK3β和Slug的表达下调。尤其在GTW+DDP组,抑制作用最为显着,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5）。转染si RNA-ILK沉默ILK后,ILK、p-AKT、p-GSK3β和Slug的水平下调更为显着,N-cadherin的表达进一步下调,而E-cadherin的表达进一步上调,以GTW+DDP组尤为显着,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5）。说明si RNA-ILK协同增强了GTW+DDP组的抑制作用。3.AKT抑制剂（MK2206）可抑制A2780/DDP细胞的生长,且呈剂量依赖性。AKT抑制剂协同促进了GTW、DDP和GTW+DDP对A2780/DDP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抑制作用,差异显着,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5）。AKT抑制剂促进了GTW组、DDP组和GTW+DDP组的p-AKT、p-GSK3β、ILK蛋白水平的进一步下调。促进了各组A2780/DDP细胞的E-cadherin水平的上调及N-cadherin水平的进一步下调,差异显着,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5）。4.GSK3β抑制剂可抑制A2780/DDP细胞的生长,且呈剂量依赖性。GSK3β抑制剂协同促进了GTW、DDP和GTW+DDP对A2780/DDP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抑制作用,以GTW+DDP组抑制作用最为显着,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5）。GSK3β抑制剂诱导了GTW组、DDP组和GTW+DDP组slug、p-GSK3β水平的上调,但不影响p-AKT、ILK。GSK3β抑制剂协同促进了各组细胞的E-cadherin水平上调、N-cadherin水平下调,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GTW可协同DDP抑制人上皮性耐顺铂卵巢癌A2780/DDP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增加A2780/DDP细胞对顺铂的敏感性。2.GTW通过靶向调控ILK/AKT/GSK3β/Slug信号通路,对耐顺铂卵巢癌A2780/DDP细胞的增殖、迁移、侵袭产生有效抑制。通过靶向调控ILK/AKT/GSK3β/Slug信号通路,EMT相关蛋白E-cadherin的水平上调,N-cadherin、ILK、p-Akt、p-GSK3β和Slug的水平下调,以GTW+DDP组尤为明显,说明GTW可通过ILK/AKT/GSK3β/Slug途径靶向抑制肿瘤细胞的EMT来增强对DDP的敏感性,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耐顺铂作用。第三部分GTW抑制人上皮性耐顺铂卵巢癌裸鼠体内成瘤作用的研究目的通过构建荷耐顺铂人上皮性卵巢癌裸鼠腹腔移植瘤模型,尝试通过体内实验进一步证实GTW可通过抑制ILK/AKT/GSK3β/Slug信号通路,抑制EMT,从而抑制肿瘤细胞EMT相关转移及化疗耐药（DDP-耐药）。方法1.取4～6周龄体重15～20 g的雌性裸鼠48只,按每组12只,随机分为四组,驯化一周。2.取人上皮性耐顺铂卵巢癌A2780/DDP常规培养,在裸鼠腹腔建模时候,取0.2ml的细胞悬液进行接种,密度控制在每ml细胞数量为2×107个。接种满96 h后,在裸鼠尾静脉处抽血0.2ml,离心后吸出血清,-80℃保存,备用。抽血完毕后,当肿瘤体积达到50mm3时,接受以下处理:（1）对照组:每隔一天取生理盐水0.2 ml对裸鼠进行灌胃处理,持续10次。（2）GTW组:1 mg/kg/d GTW生理盐水稀释成终体积0.2 ml,腹腔注药,持续14次。（3）DDP组:顺铂4 mg/kg/d,腹腔注射给药,第1、8天给药,总共用药2天。（4）GTW+DDP组:1 mg/kg/d GTW生理盐水稀释成终体积0.2 ml,腹腔注药,持续14次。在第1天、第8天,按照4 mg/kg/d的剂量腹腔注射DDP,总共用药2天。3.接种后,每天观察荷瘤裸鼠的活动情况、肤色、精神状态,并在接种的第7天起,对荷瘤裸鼠的体重、腹围进行隔日观察,当荷瘤裸鼠的腹围增大时,认为腹腔转移瘤产生。实验截止到最后一次给药后第二天。每周测量两次肿瘤体积,并称重小鼠。实验第22天时,每组取3只小鼠进行安乐死后解剖,观察腹腔成瘤、成瘤位置,统计肠系膜上肿瘤的数量,取下肠系膜以及上面的腹腔转移瘤进行称重。同时留取移植瘤标本,保持无菌,-80℃保存。其余小鼠用于评估生存曲线。4.采用ELISA法检测GTW、DDP及两者联用治疗荷瘤裸鼠后,血清肿瘤标志物CA125、HE4水平的变化5.用Western Blot检测人上皮性耐顺铂卵巢癌裸鼠腹腔移植瘤组织中E-cadherin、N-cadheriin、ILK、AKT、p-AKT、GSK3β、p-GSK3β、slug蛋白表达水平的改变6.采用单向方差分析或双向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并以均值表示±SD。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差异。结果1.裸鼠腹腔内成瘤后,各组肿瘤体积及重量均有不同程度改变。各组瘤体积:对照组平均为1916.463±52.491mm3,DDP组平均为1014.021±52.553mm3,GTW组平均为1196.322±51.681mm3,DDP+GTW组平均为680.321±33.652mm3。对照组的肿瘤体积最大,DDP组、GTW组及联合组瘤体积均明显小于对照组,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DDP+GTW组的减小程度最明显。而GTW组和DDP组瘤体积次之（P<0.05）。各组瘤重:对照组平均重0.8210±0.1260g,DDP组平均重0.4797±0.0054g,GTW组平均重0.5413±0.049g,DDP+GTW组平均重0.2777±0.0046g。对照组的肿瘤重量最大,GTW组、DDP组及联合（DDP+GTW）组瘤重均明显小于对照组（P<0.05）,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DDP+GTW组瘤体重量的减小程度最明显。而GTW组和DDP组瘤重次之（P<0.05）。2.各组瘤生存期方面,对照组的肿瘤生存期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34.6天、37天,DDP组的肿瘤生存期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41.4天、44天,GTW组的肿瘤生存期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39.8天、40天,联合（DDP+GTW）组的肿瘤生存期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46.6天、49天。DDP+GTW组的生存期最长,生存期最长可以达到50天。3.采用ELISA法检测各组中的CA125、HE4水平时发现:和对照组进行比较,GTW组、DDP及GTW+DDP组使得荷瘤裸鼠血清肿瘤标志物CA125、HE4水平明显下降,以GTW+DDP组下降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人上皮性耐顺铂卵巢癌裸鼠腹腔移植瘤组织中E-cadherin、N-cadheriin、ILK、AKT、p-AKT、GSK3β、p-GSK3β、slug蛋白表达水平的改变。结果显示:GTW组和DDP组移植瘤组织中的E-cadherin水平均上调,N-cadherin、ILK、p-AKT p-GSK3β和Slug水平均下调。DDP+GTW对肿瘤组织中上述相关蛋白表达的调控作用更为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体内实验再一次证实:GTW可通过抑制ILK/AKT/GSK3β/Slug信号通路,抑制EMT,从而抑制肿瘤细胞EMT相关转移及化疗耐药（DDP-耐药）
易韵[2]（2021）在《DEC1通过调控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对上皮性卵巢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机制研究》文中指出研究背景和目的:卵巢癌（Ovarian cancer,OC）是妇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卵巢癌中最常见的病理类型是上皮性卵巢癌（Epithelia Ovarian Cancer,EOC）,占比达80-90%。与子宫内膜癌、宫颈癌、外阴癌相比,OC死亡率居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首位,且发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威胁着女性的生命健康。据美国癌症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约22530例新发病例和13980例死亡病例。解剖学上由于卵巢位于盆腔深处,早期无明显临床表现,另缺乏早期筛查手段,导致病人早期难以得到诊断。临床上约70%左右的患者首次以腹胀、腹水、腹痛就诊,诊断时即为晚期。起病隐匿、发现晚、恶性程度高、易转移及预后差是OC的主要临床特点。早期OC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超过75%,晚期OC患者仅为30-40%。卵巢肿瘤细胞减灭术和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以及PARP抑制剂等是晚期OC患者的标准化治疗模式。随着诊疗水平的提高,OC患者5年生存率由1975年的36%上升至2014年的47%。然而,仍有大约70%的晚期OC患者在治疗后的前2-3年内复发,不断复发及化疗,最终导致肿瘤耐药。因此,对于卵巢难发现、高复发、难治疗、预后差的现状,迫切需要开发新的治疗策略来改善OC患者的预后。分化型胚胎软骨发育基因1（Differential embryo-chondrocyte expressed gene 1,DEC1）,属于BHLH转录因子家族,在人体大部分器官和组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达。DEC1在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涉及细胞分化、细胞周期和昼夜节律调节、缺氧、应激反应等过程。近年发现DEC1在多种肿瘤中异常表达,且与肿瘤的生长、凋亡有关。如DEC1对缺氧诱导的胃癌细胞生长具有积极的抗凋亡作用。DEC1对缺氧诱导的Hep G2细胞中E-钙粘蛋白的表达产生负面影响。沉默DEC1可通过诱导S期细胞周期停滞来抑制乳腺癌的增殖。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是细胞内最重要的信号传导通路之一,在调节细胞正常生长、运动、分化和肿瘤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β-catenin作为wnt/β-catenin的关键分子,在细胞质中积累后转移到细胞核中,激活细胞核中下游的信号分子。现有研究表明,wnt/β-catenin通路异常激活与许多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如Wang等发现基因在H1299细胞表达下调后,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受到抑制,GSK3β表达水平明显升高,而p-GSK3β、核-β-catenin、cyclin、c-Myc、MMP-7表达明显降低,致使H1299细胞增殖、侵袭能力下降。有研究显示,在正常结直肠组织中,wnt信号通路调控肠干细胞的平衡、增殖和分化。另有研究显示,OC细胞内wnt通路被激活,促进β-catenin进入细胞核内,作用于TCF和LEF转录因子,诱导OC干细胞生长、分化和转移。上述研究显示,DEC1在其他多种肿瘤中异常表达导致肿瘤细胞增殖、侵袭,然而,DEC1对卵巢癌的可能影响和潜在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DEC1在EOC中发挥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我们推测下调DEC1可通过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明显抑制EOC细胞增殖、迁移、侵袭,诱导细胞凋亡。我们的研究结果将为DEC1在EOC的生物学功能和潜在机制提供新的见解,并将为EOC的诊断或治疗提供新的治疗靶点。方法:1、通过q RT-PCR、免疫组化和Western blot实验方法检测106例上皮性卵巢癌组织及其癌旁组织中DEC1的m 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并利用Kaplan–Meier法分析DEC1的表达与患者总生存期（OS）之间的相关性。2、采用Western blot和q RT-PCR实验方法检测人正常卵巢上皮细胞系（IOSE80）和上皮性卵巢癌细胞系（SKOV3和OVCAR3）中DEC1的蛋白和m RNA的表达情况;对SKOV3和OVCAR3细胞株转染DEC1干扰质粒构建sh DEC1稳转细胞株,利用Western blot和q RT-PCR检测转染效果;3、通过CCK-8和Ed U实验方法观察在上皮性卵巢癌细胞中下调DEC1的表达后sh DEC1上皮性卵巢癌细胞增殖能力变化;4、通过TUNEL实验观察在上皮性卵巢癌细胞中下调DEC1的表达后sh DEC1卵巢癌细胞凋亡水平变化,并采用Western blot检测凋亡相关蛋白（Caspase-3、Cleaved-caspase-3、PARP和Cleaved-PARP）的表达水平变化;5、通过Transwell和划痕实验观察在卵巢癌细胞中下调DEC1的表达后sh DEC1上皮性卵巢癌细胞侵袭迁移能力变化,并采用Western blot检测EMT相关蛋白（E-cadherin、Vimentin和α-SMA）的表达水平变化;6、采用Western blot检测在上皮性卵巢癌细胞中下调DEC1的表达后细胞中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关键蛋白（p-GSK3β和β-catenin）的表达水平变化;检测下调DEC1的表达后上皮性卵巢癌细胞中β-catenin总蛋白和核蛋白表达及TCF4转录活性变化;通过Western blot和蛋白质免疫共沉淀实验检测上皮性卵巢癌细胞株中下调DEC1的表达后β-catenin蛋白泛素化水平变化。结果:1、上皮性卵巢癌组织中DEC1的m RNA水平显着高于癌旁组织（P<0.01）;DEC1的蛋白表达显着高于癌旁组织（P<0.01）。高表达DEC1上皮性卵巢癌患者比低表达DEC1上皮性卵巢癌患者总生存期（OS）更短（P<0.05）。2、上皮性卵巢癌细胞（SKOV3和OVCAR3）中DEC1的蛋白表达和m RNA水平均显着高于人正常卵巢上皮细胞（IOSE80）;上皮性卵巢癌SKOV3和OVCAR3细胞转染DEC1干扰质粒后DEC1的蛋白表达和m RNA水平均明显下调。3、下调DEC1的表达后,上皮性卵巢癌SKOV3和OVCAR3细胞中细胞增殖能力受到显着抑制。4、上皮性卵巢癌细胞中下调DEC1的表达后细胞凋亡水平明显增加;检测凋亡相关蛋白Caspase-3、PARP表达减少,Cleaved-caspase-3、Cleaved-PARP蛋白表达增加。5、上皮性卵巢癌SKOV3和OVCAR3细胞中下调DEC1的表达后细胞侵袭迁移能力受到显着抑制。检测EMT相关蛋白表达发现E-cadherin蛋白表达明显增加,Vimentin和α-SMA蛋白表达减少。6、上皮性卵巢癌细胞中下调DEC1的表达后细胞中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关键蛋白GSK3β表达不变、p-GSK3β蛋白和β-catenin蛋白表达减少。Western blot和蛋白质免疫共沉淀实验检测在上皮性卵巢癌细胞（SKOV3和OVCAR-3）中下调DEC1的表达后β-catenin蛋白泛素化水平升高,β-catenin蛋白表达下调。结论:本文研究结果显示:1、DEC1在上皮性卵巢癌组织和细胞中表达均明显升高,且与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高表达DEC1患者比低表达DEC1患者生存期更短;2、在上皮性卵巢癌细胞中下调DEC1的表达后可通过调控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显着抑制细胞增殖和侵袭迁移能力并诱导细胞凋亡。我们的结果为研究DEC1在上皮性卵巢癌中的生物学功能和潜在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为诊断和治疗上皮性卵巢癌提供新的治疗靶点。
丁春香[3]（2021）在《血清HE4预测新诊断晚期卵巢癌复发风险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 的]卵巢癌是妇科恶性肿瘤中死亡率最高的肿瘤,70%的患者初次就诊时已是临床晚期,经手术及紫杉醇+卡铂方案化疗约25%的患者会在停药后6至12个月内复发[1],3年内约70%患者复发,5年生存率低于50%[2],预后差。以PARP抑制剂为代表的维持治疗的应用有望改善晚期卵巢患者的5年生存率。但是,如何甄别真正高复发风险的最佳获益人群成为临床决策卵巢癌维持治疗的关键。血清肿瘤标记物人附睾蛋白4（Human epididymis protein 4,HE4）在卵巢癌的诊断、监测复发及预后判断等方面具有广泛应用,与临床最常用的肿瘤标记物CA125相比,具有更高的特异性。本研究跟踪随访了 115例在我院完成全部治疗的FIGO Ⅲ-Ⅳ期的上皮性卵巢癌患者,计算患者的无复发生存时间,并回顾分析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记录患者治疗期间多时点血清HE4数值,通过分析患者治疗期间血清HE4的转归规律与患者的无复发生存期（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之间的关系,探讨血清HE4在新诊断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复发风险中的预测价值,为临床决策提供简便易行的参考。[方 法]收集2018年01月至2020年04月在云南省肿瘤医院暨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完成全部治疗并达到临床完全缓解（CR）的115例FIGO Ⅲ-Ⅳ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完整记录患者治疗期间多时点血清HE4数值并跟踪随访至2021年01月15日。参照公式[3]:T/2=（t2-t1）/2*log（c1/c2）计算出血清HE4半衰期、CA125半衰期（其中c1为治疗前血清HE4、CA125数值,c2为经治疗血清HE4、CA125首次降至正常水平的数值,t1、t2分别为相对应的时间）;血清HE4、CA125下降率=（治疗前血清HE4或CA125值-治疗后血清HE4或CA125值）/治疗前血清HE4 或 CA125 值 ×100%。以复发为金标准,分别绘制出血清HE4半衰期、CA125半衰期及两者联合的ROC曲线,找出最佳截断值,并以截断值进行分组,分析血清HE4半衰期与患者RFS的关系。单因素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患者的FIGO分期、血清HE4半衰期、患者手术前后HE4下降率、术后3程化疗后HE4的转归等与患者无复发生存时间的关系,并根据新辅助化疗与否进行分层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COX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探讨血清HE4在新诊断晚期卵巢癌复发风险中的预测作用。以手术结局为金标准,分别绘制出术前血清HE4、CA125及两者联合的ROC曲线,找出最佳截断值及AUC面积,分析术前HE4、CA125水平与卵巢癌减瘤术中病灶残存的关系,探讨各指标在预测减瘤结局中的临床价值。[结 果]1.115例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年龄34岁-69岁,中位年龄54 岁（IQR:49-58 岁）;已绝经 70 例（60.9%）,未绝经 45 例（39.1%）;FIGO分期 Ⅲ 期 85 例（73.9%）,Ⅳ 期 30 例（26.1%）;浆液性癌 100 例（87%）,非浆液性癌15例（13%）;组织病理学分级为高级别108例（93.9%）,低级别1 例（0.9%）,因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T）无法判断组织病理学分级6例（5.2%）;围手术期输血69例（60%）,未输血46例（40%）;术前行新辅助化疗46例（40%）,未行新辅助化疗69例（60%）;总的化疗疗程数范围是4程至11程,平均化疗疗程数为8程,其中不足6程化疗的患者仅有2例,均为患者无法耐受化疗副作用,但病情已达到临床缓解;随访截止至2021年1月15日,中位随访时间15个月（3-29个月）;复发患者共45例（39.1%）,死亡7例,均死于肿瘤的复发、疾病进展。中位RFS为18个月,1年无复发生存率为62%。115例患者中,新辅助化疗（NACT）组中位RFS为12个月,未行新辅助化疗组中位RFS未达到,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x2=6.167,p=0.013）。2.单因素分析结果115例患者中,Ⅲ期患者的中位RFS未达到,Ⅳ期患者的中位RFS为10个月,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x2=7.572,p=0.006）。根据NACT与否进行分层分析,在未行NACT的患者中,Ⅲ期患者的中位RFS未达到,Ⅳ期患者中位RFS为18个月,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x2=1.576,p=0.209）;在行NACT的患者中,Ⅲ期患者的中位RFS为16个月,Ⅳ期患者中位RFS为6个月,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x2=5.514,p=0.019）。115例患者中,术后辅助化疗疗程数≤6程组的中位RFS未达到,术后化疗疗程数>6程组的中位RFS为12个月,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x2=4.413,p=0.036）。根据NACT与否进行分层分析,在未行NACT的患者中,术后疗程数≤6程患者的中位RFS为未达到,术后疗程数>6程患者中位RFS为18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x2=2.780,p=0.095）;在行NACT的患者中,术后疗程数≤6程患者的中位RFS为16个月,术后疗程数>6程患者中位RFS为9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x2=2.442,p=0.118）。115例患者中,术后3程化疗后血清HE4降至正常组中位RFS未达到,未降至正常组中位RFS为10个月,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x2=5.216,p=0.022）。根据NACT与否进行分层分析,在未行NACT的69例患者中,术后3程化疗后血清HE4降至正常者中位RFS未达到,术后3程化疗后血清HE4未降至正常者中位RFS为11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x2=5.356,p=0.021）;在行NACT的46例患者中,术后3程化疗后血清HE4降至正常者中位RFS13个月,术后3程化疗后血清HE4未降至正常者中位RFS为6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x2=1.008,p=0.315）。115例患者中,以复发作为金标准,血清HE4半衰期预测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复发的最佳截断值为35天,根据ROC截断值进行分组,血清HE4半衰期≤35天组中位RFS未达到,>35天组中位RFS为9个月,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x2=9.062,p=0.003）。根据NACT与否进行分层分析,在未行NACT的69例患者中,血清HE4半衰期≤35天患者的中位RFS未达到,血清HE4半衰期>35天患者的中位RFS为9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x2=2.544,p=0.111）;在行NACT的46例患者中,血清HE4半衰期≤35天患者的中位RFS为16个月,血清HE4半衰期>35天患者的中位RFS为9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x2=2.162,p=0.141）。3.多因素分析结果参照 FIGO Ⅲ 期:Ⅳ 期患者复发的 HR 值为 2.367（95%CI:1.246-4.499）,p=0.009,即FIGO Ⅳ期组患者出现复发结局的风险是FIGO Ⅲ期组患者的2.367倍;参照术后3程化疗HE4降至正常组:未降至正常组患者复发的HR值为2.348（95%CI:1.067-5.164）,p=0.034,即术后3程化疗后HE4未降至正常组患者出现复发结局是降至正常组患者的2.348倍;参照HE4半衰期≤35天组:HE4半衰期>35天组患者复发的HR值1.933（95%CI:0.999-3.741）,p=0.050,即HE4半衰期>35天组患者出现复发结局的风险是≤35天组患者的1.933倍。4.术前血清HE4对减瘤结局的预测价值以术前两周内的测量值计数,115例患者术前HE4值预测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不满意减瘤术的最佳截断值为286.95 pmol/L,灵敏度85.7%,特异度56.4%,AUC为0.747（95%CI:0.600-0.894）;术前CA125值预测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不满意减瘤术的最佳截止值为828.2KU/L,灵敏度57.1%,特异度75.2%,AUC为0.664（95%CI:0.509-0.820）;两者联合检测,预测不满意减瘤术的灵敏度85.7%,特异度 56.4%,AUC 为 0.748（95%CI:0.601-0.895）。术前血清 HE4>286.95pmol/L时,不满意减瘤的比例显着高于满意减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earson x2=8.550,p=0.003）;术前血清 CA125>828.2KU/L 时,不满意减瘤的比例显着高于满意减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earson x2=5.140,p=0.023）。[结 论]1.我院新诊断晚期卵巢癌患者,经规范治疗后,中位无复发生存时间RFS为18个月,1年无复发生存率为62%。2.初治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RFS与FIGO分期、血清HE4半衰期、术后3程化疗后HE4的转归、术后化疗疗程数及术前是否行NACT相关,FIGO分期越晚、血清HE4半衰期>35天、术后3程化疗后HE4未降至正常、术后化疗疗程数>6程、行新辅助化疗的患者RFS较短。3.FIGO分期、血清HE4半衰期、术后3程化疗后HE4的转归是影响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RFS的独立危险因素,血清HE4半衰期>35天、术后3程化疗后HE4未降至正常的患者预后较差,复发风险更高,可能需要临床及早干预以改善患者预后。4.术前血清CA125、HE4水平对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手术不满意减瘤结局有一定的预测价值,HE4、CA125水平越高,不满意减瘤的可能性越大。其中,HE4预测不满意减瘤结局的价值优于CA125。
李玲[4]（2021）在《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术后并发症危险因素分析及防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分析影响初治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相关因素,并进一步探讨预防措施,为临床医生提供参考,以期降低并发症的发生进而改善患者预后。[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7月～2020年12月在云南省肿瘤医院接受初始肿瘤细胞减灭术（PDS）和新辅助后间歇性肿瘤细胞减灭术（NACT-IDS）的Ⅲ-Ⅳ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术后30天内并发症及术后60天内死亡情况,根据Clavien-Dindo分级系统将术后并发症分为轻度（Ⅰ-Ⅱ级）和重度（Ⅲ-Ⅴ级）,单因素分析影响术后重度并发症发生的相关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独立影响因素,同时,统计分析接受上腹部、肠道及淋巴结手术患者的术后主要并发症情况及相关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315例患者,其中Ⅲ期236例（74.9%）,Ⅳ期79例（25.1%）,高级别浆液性腺癌为最常见的病理类型;161例患者（51.1%）行PDS,154例（48.9%）行NACT-IDS;77.6%患者达到满意减瘤（R0+R1）,其中达到R0切除率为53.7%。99%患者术后30天内出现手术相关性并发症,其中,轻度并发症发生率为79.7%,重度并发症发生率为19.4%,非预期再次剖腹手术率为1.9%,术后60天内死亡率为1.3%。大量胸腔积液/液气胸需穿刺引流是术后最常见的重度并发症,发生率为12.1%。上腹部手术提高了ⅢC-Ⅳ期行PDS患者的满意减瘤率（79.4%vs 63.5%,p=0.037）,但同时会导致术中出血量及输血率增加,手术时间延长,术后盆腹腔感染和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升高（p<0.05）。膈肌手术为最常见的上腹部手术,占上腹部手术的78.8%,膈肌全层切除术后胸腔积液/液气的发生率较表面剥除组升高（71.1%vs 47.5%,p=0.016）,膈肌全层切除术后胸腔穿刺率风险高达40.0%。进行肝脏手术患者术后未观察到肝脏相关性严重并发症及死亡。发生胰瘘患者2例,均发生于接受脾与胰尾联合切除术患者中,在联合切除术中胰瘘发生率为28.6%（2/7）,2例均保守治疗后痊愈。卵巢癌减瘤手术同期肠管切除率为17.1%（54/315）,48例（88.9%）肠切除吻合术后患者中发生吻合口漏8例,吻合口出血1例,另有1例吻合口漏发生于部分肠壁切除吻合患者中。4例吻合口漏和吻合口出血患者保守治疗后治愈,4例需手术干预,1例拒绝手术后死亡,在肠壁肿瘤剥除患者中未发生肠瘘。淋巴结术后淋巴囊肿的发生率为45.9%（61/133）,其中,7例患者出现症状性淋巴囊肿及腹腔乳糜漏。淋巴囊肿与淋巴结手术显着相关（p<0.001）,且接受系统性淋巴结清扫患者术后淋巴囊肿的发生率较局部切除患者显着升高（76.3%vs 21.6%,P<0.001）。与未进行预防性抗凝患者相比,术后进行预防性抗凝在PDS组中可降低术后VTE的发生率（7.4%vs 20.5%,OR0.31[0.11-0.87],p=0.033）。单因素分析显示:分期、NACT、术前CA125和白蛋白水平、肿瘤负荷PIV值、术中腹水量和出血量、术中输血、手术时间、肠切除术、上腹部手术及是否满意减瘤与术后重度并发症的发生相关（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Ⅳ期（p=0.011）、PIV>4分（P=0.04）、术中腹水量>500ml（p=0.045）和进行上腹部手术（p=0.027）是术后发生重度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达到R0切除的患者术后重度并发症发生率较非R0患者低（13.6%vs 26.0%,p=0.005）,控制分期、腹水、PIV值及上腹部手术四种危险因素后,R0切除并不增加术后重度并发症的发生率（p=0.563）。发生重度并发症患者术后抗生素使用时间、通气时间、住院时间及化疗间隔均延长（p<0.05）。[结论]1.初治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术后并发症种类多,发病率高,但重度并发症及术后60天死亡率较低,在可接受范围。减瘤术同期行上腹部手术、肠道手术及淋巴结手术是安全可行的;2.膈肌全层切除患者术后发生大量胸腔积液/液气胸风险高,建议术中预防性留置胸腔引流管;3.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术后VTE发生率较低,预防性抗凝可降低PDS患者术后VTE的发生率,且不增加术后出血风险;4.晚期上皮性卵巢癌实施更彻底的手术并不增加重度并发症的发生,重度并发症的发生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积极改善患者的术前低蛋白血症、选择性行NACT、缩短手术时间和减少术中出血有利于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对于Ⅳ期、腹水量>500ml、PIV>4分及进行上腹部和肠切除手术患者需加强围手术期管理,警惕重度并发症的发生。
黄于峰[5]（2021）在《腹水及血清CA125动力学对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化疗敏感性及预后的相关性分析》文中认为背景及目的:卵巢癌是妇科三大恶性肿瘤之一,其流行病学特点是高复发率、高死亡率以及低存活率,上皮性卵巢癌（EOC）为最常见的卵巢癌类型,约占卵巢癌发病中的90%,其5年生存率仅为46%,晚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有29%,在上皮性卵巢癌中最常见的病理类型为浆液性卵巢癌,约占EOC患者的52%。其中最常见和致死率最高的是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HGSOC）。由于该病的早期阶段没有明显的症状,故约三分之二的患者诊断时即为晚期,对于晚期HGSOC患者而言,最常见的症状为腹水引起的腹胀,在初次诊断时超过三分之一存在腹水,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复发病例均存在腹水。血清癌抗原125（CA125）是目前认为对HGSOC较为敏感的肿瘤生物学标志,治疗期间血清CA125的动力学改变可以反映患者体内肿瘤残留的情况并且能够相对早期的提示肿瘤的铂类耐药及复发。故本研究旨在探讨血清CA125动力学和腹水量在预测HGSOC铂敏感性和预后中的价值。以期为临床治疗HGSOC的个性化治疗方案提供判断依据,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131例接受手术治疗和以铂为基础的化疗的II-IV期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和约登指数确定了预测HGSOC中铂耐药的腹水量和血清CA125转阴时间的截断值。采用单因素分析腹水量、血清CA125动力学与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预后的相关性,使用多变量cox比例回归模型计算校正潜在混杂因素后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的风险比（HR）和95%置信区间（CI）。结果:共纳入131例HGSOC患者。所有患者的复发和死亡率分别为56.49%和25.96%。接受者操作特性曲线显示,预测HGSOC铂耐药的最佳腹水量临界值和血清CA125转阴时间分别为850ml和96.5天。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FIGO分期（P=0.046）、腹水量（P=0.01）、腹膜转移（P=0.007）、启动化疗时间（P=0.000）是影响PFS的独立预后因素。腹水量（P=0.025）和血清CA125半衰期（P=0.008）被确定为OS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腹水量和血清CA125转阴时间是预测HGSOC患者铂敏感性的有效指标,腹水容量大于850ml或血清CA125阴性时间大于96.5天是预测铂耐药的最佳临界值。同时,腹水量和血清CA125动力学变化是影响HGSOC患者预后最重要的独立影响因素。可通过腹水量及血清CA125动力学变化预测患者对铂类药物化疗的敏感性以及远期预后,为临床个性化治疗HGSOC患者提供理论依据,以期提高患者生存率。
王雪[6]（2021）在《血清CA125联合NLR、PLR在上皮性卵巢癌中诊断价值的初步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及目的:卵巢癌是妇科常见恶性肿瘤,大约15.7%的卵巢癌患者诊断时为早期,5年生存率可达92.6%,而大约58%的卵巢癌患者诊断时已属晚期,其5年生存率仅为30.2%。尽管目前卵巢癌的治疗取得了进步,但卵巢癌患者的5年总生存率仅为45%,该疾病在妇科常见三大恶性肿瘤中死亡率高居榜首。上皮性卵巢癌（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EOC）是卵巢癌最常见的病理类型,大约75%的上皮性卵巢癌仅在晚期才表现出症状,而早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仅表现出一些轻度和不典型的症状。而且由于缺乏早期诊断的手段,往往EOC诊断出已经是晚期,这也是EOC死亡率较高、预后差的一个原因。因此找到一种既能简单获取,又能比较准确鉴别诊断上皮性卵巢癌的生物学标志物已成为卵巢癌研究的热点。慢性炎症已被证实是恶性肿瘤在人体中生长、进展和转移的主要因素之一。肿瘤细胞刺激产生的慢性炎症反应可以抑制恶性肿瘤细胞的凋亡并且可以促进新生血管的生成从而导致不可逆的DNA损伤。事实表明,该过程可促进恶性肿瘤的不断生长以及向周围组织浸润,最后转移至到体内其他脏器。此外,血小板通过释放一些生长因子,例如血小板衍生的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从而导致恶性肿瘤在体内不断生长与进展。随着血小板数量的增加,血小板所释放的生长因子也相应增加,故血小板增多症往往与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血清中的炎症标记物,例如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PLR）已成为许多癌症研究的主题,并且已证明在不同类型的癌症中,炎症标记物的血清水平具有明显差异。由于上皮性卵巢癌死亡率高、预后差,且早期诊断比较困难,因此找到一种既能简单获取,又能比较准确鉴别诊断上皮性卵巢癌的生物学标志物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通过探讨血清CA125联合NLR、PLR在EOC中的诊断价值,以期为临床诊断上皮性卵巢癌提供新的简单可行的辅助诊断方法,从而提高上皮性卵巢癌的早期诊断率。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0年5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断为上皮性卵巢癌（n=242）与卵巢良性肿瘤（n=181）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ROC）和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判断CA125、NLR、PLR诊断准确度,并通过最大约登指数（Youden index）确定CA125、NLR、PLR的最佳截断值（Cut-off值）,同时得出单独及联合CA125、NLR、PLR评估诊断EOC的敏感性、特异性。通过卡方检验比较NLR、PLR与EOC临床病理参数之间的差异。结果:1.共纳入242例EOC患者（研究组）与181例卵巢良性肿瘤患者（对照组）。EOC患者年龄高于卵巢良性肿瘤患者（P<0.05）。EOC患者的CA125,中性粒细胞绝对值,血小板计数,NLR,PLR较卵巢良性肿瘤患者显着增加,而淋巴细胞绝对值显着低于卵巢良性肿瘤患者（P<0.05）;两组患者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P=0.150）,肿瘤最大直径（P=0.495）在统计学方面无显着性差异。2.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显示,以卵巢良性肿瘤为对照组时,CA125、NLR、PLR 在鉴别诊断 EOC 中的 AUC 分别为:0.934、0.785、0.886,结果提示CA125在鉴别卵巢良恶性肿瘤中,具有较高的诊断准确性,而单独使用NLR、PLR在鉴别诊断卵巢良恶性肿瘤中的诊断准确性欠佳,尚不足以单独用于作为诊断上皮性卵巢癌的诊断标志物。3.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当约登指数取最大值时,CA125、NLR、PLR对应的最佳截断值（Cut-off值）分别为:40.2U/ml、2.29、161.72,在鉴别卵巢良恶性肿瘤时,CA125、NLR、PLR的敏感性分别为:89.26%、67.77%、76.03%,特异性分别为:87.85%、77.9%、90.06%,故以卵巢良性肿瘤为对照组时,CA125诊断上皮性卵巢癌的敏感性最高,特异性相对欠佳,而PLR诊断EOC的特异度较高。4.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比较CA125联合NLR、PLR在鉴别卵巢良性肿瘤与上皮性卵巢癌中的价值。结果显示,CA125联合NLR在鉴别卵巢良恶性肿瘤中的敏感性为87.6%,特异性为88.4%,较单独使用CA125特异性增加,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77）;CA125联合PLR诊断上皮性卵巢癌的敏感性为85.12%,特异性为92.82%,与单独使用CA125相比,特异性显着增加（P=0.04）;CA125与NLR、PLR三项指标联合诊断上皮性卵巢癌的敏感性为88.02%,特异性为91.71%,与CA125单独诊断相比,特异性增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5.晚期（Ⅲ-Ⅳ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外周血NLR（P<0.01）、PLR（P<0.01）较早期（Ⅰ-Ⅱ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高。浆液性卵巢癌较非浆液性卵巢癌血清中NLR（P<0.01）、PLR（P<0.01）高。中低分化（G2-G3）上皮性卵巢癌与高分化（G1）上皮性卵巢癌相比,外周血中NLR（P<0.01）、PLR（P<0.01）也是显着升高。合并大量腹水（≥500ml）的上皮性卵巢癌较合并少量腹水（<500ml）的上皮性卵巢癌外周血NLR、PLR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1）。结论:1.上皮性卵巢癌组中NLR、PLR的水平明显高于卵巢良性肿瘤组,提示PLR、NLR在上皮性卵巢癌和卵巢良性肿瘤中具有一定的鉴别诊断价值。2.上皮性卵巢癌患者血清中NLR、PLR越高,提示浆液性上皮性卵巢癌可能性越大。3.上皮性卵巢癌患者血清中NLR、PLR越高,提示肿瘤分期越晚、组织分化越差、合并腹水的可能性越大。有望将NLR、PLR联合血清CA125作为EOC患者病情评估的生化指标。4.较单独使用CA125诊断上皮性卵巢癌相比,CA125联合NLR、PLR,尤其联合PLR,可以提高CA125诊断EOC的特异度,且临床操作简便、有效安全,可用于辅助诊断上皮性卵巢癌。
高峰[7]（2021）在《晚期上皮性卵巢癌的预后分析及预测模型的建立与验证》文中指出目的:通过对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advanced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AEOC）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对比各种治疗方案的治疗效果及预后情况,旨在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探究晚期上皮性卵巢癌的独立预后因素,构建Nomogram预测模型并验证模型效能。方法:收集2009年1月至2019年7月就诊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肿瘤中心的314例EOC患者资料,针对临床特征、病理类型、肿瘤分期、组织学分级、治疗方式、手术情况、预后情况、腹水、淋巴结及大网膜转移情况等进行回顾性分析,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Cox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利用筛选出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Nomogram预测模型并对模型的效能进行检验。结果:1、一线化疗中紫杉醇联合铂类、脂质体紫杉醇联合铂类及多西他赛联合铂类疗效相当,三者之间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及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955;P=0.305）;2、与初始肿瘤细胞减灭术（primary debulking surgery,PDS）联合术后辅助化疗（adjuvant chemotherapy treatment,ACT）相比,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treatment,NACT）联合中间肿瘤细胞减灭术（interval debulking surgery,IDS）能够提高手术R0率（无肉眼可见的残余病灶）（P=0.008）;3、NACT+IDS治疗组患者的1年生存率高于PDS组患者（95.1%vs 87.3%,P=0.042）,但5年生存率低于PDS组（29.7%vs 40.1%,P=0.010）;两种治疗方案的中位PFS及中位OS无明显差异（P=0.212;P=0.086）;>3周期NACT与≤3周期NACT相比PFS及O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576;P=0.167）;4、年龄、病理类型、大网膜转移情况、腹水量及术后残余病灶是影响PFS的独立预后因素;年龄、单双侧受累、大网膜转移情况、腹水量、CA125和术后残余病灶为影响OS的独立预后因素;5、纳入OS各独立预后因素构建Nomogram模型,一致性指数（concordance index,C-index）为0.801（95%CI:0.776-0.826）;模型3年和5年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分别为88.9%（95%CI:85.1-92.7%）和90.6%（95%CI:86.5-94.7%）,提示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度,由R软件绘制的校准曲线显示模型预测值与实际观察值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结论:1、NACT+IDS治疗能够减轻肿瘤负荷、提高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R0切除率,以及一线化疗的客观缓解率,改善近期疗效,但并不能延长AEOC患者的总生存期,对远期生存情况无明显改善。2、年龄、单双侧受累、大网膜转移情况、腹水量、CA125水平及术后残余病灶大小是影响OS的独立预后因素。3、C-index、ROC曲线下面积及校准曲线内部验证显示Nomogram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和准确性,并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患者的生存及预后情况,具有一定的临床实用性。
孙亮亮[8]（2021）在《纤维蛋白原、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联合对上皮性卵巢癌患者预后的意义》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本论文将主要分析探讨纤维蛋白原（FIB）联合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的F-NLR评分对上皮性卵巢癌患者预后的影响及意义,为评估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预后提供参考和依据。方法我们回顾性分析了2013.06-2019.09在甘肃省人民医院妇科首次行肿瘤细胞减灭术的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将符合标准的176例卵巢癌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收集患者手术前最近1次（1周内）采集的外周血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纤维蛋白原、血小板计数、单核细胞计数、CA125、HE4等检验指标,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确定纤维蛋白原、NLR的临界值,按照F-NLR评分将患者分为3组:F-NLR评分2分:高FIB和高NLR;F-NLR评分1分:高FIB或高NLR;F-NLR评分0分:FIB和NLR均正常。通过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分析F-NLR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实验室参数之间的关系,使用Kaplan-Meier构建生存曲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方法评估预后的因素,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本研究共纳入176例上皮性卵巢癌患者,平均年龄是51岁,FIGO分期为Ⅲ-Ⅳ期的患者有125例,占总人数的71%,淋巴结有转移的患者有104例,占59.1%,所有患者的5年生存率是39.2%。2.根据FIB及NLR的受试者工作曲线和曲线下面积（AUC）,纤维蛋白原的临界值为4.24g/L,AUC=0.68;NLR的临界值为4.29,AUC=0.67;F-NLR的AUC=0.73。3.将患者按照F-NLR评分为0,1,2分为3组,所有F-NLR评分为2分的患者均为临床晚期;术前F-NLR评分与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血小板计数、纤维蛋白原、CA125、HE4、FIGO分期、满意减瘤、恶性腹水、淋巴结转移有显着的关系（P<0.001）,与年龄、体重指数、组织学分级、肿瘤病理类型之间差异无显着性。4.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评估了三组F-NLR评分的生存差异。生存曲线显示,F-NLR评分为2分的卵巢癌患者5年生存率和中位生存时间均明显低于评为0分和1分的患者,显示出了较差的预后。亚组分析中,F-NLR评分在Ⅲ-Ⅳ期和淋巴结有转移的患者中显示出了更优的预后价值:F-NLR=0的患者的PFS和OS明显高于F-NLR=1或2的患者。5.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显示,F-NLR评分、淋巴结转移、FIGO分期是上皮性卵巢癌患者PFS和OS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1.F-NLR得分为2的患者均为晚期上皮性卵巢癌,且比F-NLR得分为0和1的患者疾病恶性程度更高、预后差,在预测患者生存率方面,F-NLR评分优于NLR和FIB。2.术前F-NLR评分可作为上皮性卵巢癌患者有价值的预后指标,尤其是临床晚期和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有较好的临床预后预测价值。3.PFS和OS与术前上皮性卵巢癌患者F-NLR评分呈负相关,较高的评分提示PFS和OS更短。4.影响卵巢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是FIGO分期、淋巴结转移、F-NLR评分。
何玲玲[9]（2021）在《术前LMR联合CA125在晚期浆液性卵巢癌预后中的临床价值》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本文旨在回顾性研究105例晚期浆液性卵巢癌患者术前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MR）联合癌抗原125（CA125）与其生存情况的相关性,探讨LMR联合CA125在晚期浆液性卵巢癌中的预后价值。方法:收集2012年6月-2019年6月该时间段中在甘肃省人民医院行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的卵巢癌患者的病案资料,对符合本研究条件的105例晚期浆液性卵巢癌患者的病案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记录患者术前淋巴细胞计数、单核细胞计数及术前CA125。通过建立术前LMR、CA125及术前LMR联合CA125（COLC）预测患者死亡率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确定LMR、CA125预测患者死亡率的最佳截断值,通过曲线下面积（AUC）比较LMR、CA125及COLC对患者死亡率的预测能力。以LMR、CA125最佳截断值为依据将患者分别分为高LMR组、低LMR组和高CA125组、低CA125组,计算不同分类组间生存率的差异并确定影响晚期浆液性卵巢癌患者预后的独立相关因素。结果:1、本研究中ROC曲线结果显示,术前LMR和CA125预测患者死亡率的最佳截断值分别为3.72和638.83U/ml,正确指数分别为0.403、0.629,LMR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55.2%和85.1%,CA125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8.7%和84.2%,AUC分别为0.745、0.874,两者均是晚期浆液性卵巢癌患者的预后指标。2、对术后无进展生存期（PFS）进行相关性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伴有腹水（P=0.007）、术前低LMR（P=0.020）和术前高CA125（P<0.001）均与PFS相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伴有腹水（HR=1.999,95%CI:1.280-3.123,P=0.002）、术前高CA125（HR=2.267,95%CI:1.453-3.538,P<0.001）是晚期浆液性卵巢癌患者PFS的独立危险因素。3、对术后总生存期（OS）进行相关性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伴有腹水（P=0.015）、术前低LMR（P<0.001）、术前高CA125（P<0.001）均与OS相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伴有腹水（HR=2.070,95%CI:1.132-3.787,P=0.018）、术前低LMR（HR=4.753,95%CI:1.883-11.999,P=0.001）和术前高CA125（HR=9.031,95%CI:4.558-17.823,P<0.001）是晚期浆液性卵巢癌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4、术前LMR联合CA125预测晚期浆液性卵巢癌患者死亡率的敏感性为61.7%,特异性86.2%,AUC为0.878,高于LMR（AUC=0.745）和CA125（AUC=0.874）,即术前LMR联合CA125对晚期浆液性卵巢癌的预后效果更好,特异性更高。结论:1.术前LMR是晚期浆液性卵巢癌患者预后的独立相关因素。2.对于晚期浆液性卵巢癌患者,伴有腹水和术前高CA125是患者PFS的独立危险因素;伴有腹水、术前低LMR和术前高CA125是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3.LMR联合CA125可用于晚期浆液性卵巢癌的预后评估,且有较高的特异性。
樊学芬[10]（2021）在《上皮性卵巢癌复发及预后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第一部分预后营养指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在上皮性卵巢癌预后中的应用价值研究目的:探讨预后营养指数（PNI）、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与上皮性卵巢癌（EOC）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方法:收集于2014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妇科收治并手术治疗的EOC患者125例。通过查阅病历信息获取所有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分析PNI、NLR与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白蛋白及中心粒细胞计数等炎性指标的相关性;评估PNI、NLR对于肿瘤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CA-125水平的预测能力;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PNI、NLR对EOC患者复发的预测效能,并找出PNI及NLR的最佳截断值,分别比较PNI及NLR与EOC患者各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相关性;运用Cox回归模型分析PNI、NLR及各临床病理特征与无复发生存期（RFS）的关系;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差异性分析采用Log-Rank检验。结果:1.PNI与NLR（rs=-0.495,P<0.01）呈强负相关关系。PNI与白蛋白、淋巴细胞均呈强正相关关系,而与PLR、中性粒细胞以及血小板呈负相关关系。NLR与白蛋白、淋巴细胞呈负相关关系,而与PLR、中性粒细胞及血小板呈正相关关系。2.PNI、NLR对于FIGO分期、CA-125水平有一定预测能力,PNI和NLR在早期（FIGOⅠ～Ⅱ期）、晚期（FIGOⅢ～Ⅳ期）患者中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早期EOC患者的PNI较晚期EOC患者高,而早期EOC患者的NLR显着低于晚期EOC患者。PNI、NLR在不同CA-125水平患者中的表达亦存在显着差异（P均<0.001）,CA-125≥794.40U/m L的患者中PNI较低、NLR较高。3.PNI和NLR可以作为预测EOC患者复发的指标,最佳截断值分别为47.50和3.62,ROC曲线下面积（AUC）对应分别为0.785和0.799。低PNI与CA-125≥794.40U/m L、FIGO分期晚期、Grade分级G3级、残余肿瘤直径≥1cm、有腹水、未行淋巴结切除以及复发均有关（P均<0.05）,高NLR与EOC患者的CA-125≥794.40U/m L、组织学类型为浆液性癌、FIGO分期晚期、Grade分级G3级、残余肿瘤直径≥1cm、有腹水、未行淋巴结切除及复发均有关（P均<0.05）。4.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PNI（HR:0.22,95%CI:0.12～0.40,P<0.001）和NLR（HR:4.12,95%CI:2.22～7.64,P<0.001）、CA-125、FIGO分期、Grade分级、残余肿瘤、腹水和淋巴结切除与EOC患者RFS相关。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PNI（HR:0.27,95%CI:0.13～0.58,P=0.001）、CA-125（HR:3.53,95%CI:1.26～9.89,P=0.017）、FIGO分期（HR:4.06,95%CI:1.13～14.54,P=0.031）、残余肿瘤（HR:0.42,95%CI:0.21～0.85,P=0.015）、腹水（HR:0.37,95%CI:0.18～0.76,P=0.007）及淋巴结切除（HR:5.67,95%CI:2.05～15.69,P=0.001）均为EOC患者RFS的独立危险因素,而NLR不是RFS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1.PNI、NLR与上皮性卵巢癌患者不良预后相关,且PNI是上皮性卵巢癌患者RFS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2.CA-125、FIGO分期、残余肿瘤、淋巴结切除均为上皮性卵巢癌RFS的独立危险因素。3.PNI、NLR对EOC患者FIGO分期及CA-125水平有一定预测价值,联合PNI、NLR和FIGO分期、CA-125预测EOC患者复发,可提高预测效能。第二部分基于SEER数据库分析老年和中青年原发性上皮性卵巢癌临床病理特点及预后目的:分析比较老年（年龄≥65岁）和中青年（年龄3064岁）原发性EOC患者的人口学信息、临床病理指标和预后差异,为临床治疗寻找理论依据。方法:通过SEER数据库获取总病例资料,比较老年组和中青年组EOC患者的人口学信息、各临床和病理指标的差异,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对于总生存率（OS）的影响因素,使用Kaplan-Meier法综合计算EOC患者OS,采用Log-Rank检验分析各组间生存差异。结果:对共纳入的12752例EOC患者的资料进行分析,老年组患者占总EOC患者的近1/2。老年组与中青年组EOC患者的种族、婚姻状况、病理类型、FIGO分期、肿瘤细胞分化程度、CA-125、单双侧性、残余肿瘤直径以及淋巴结切除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通过Cox回归模型分析得出年龄（HR:1.556,95%CI:1.4461.651,P<0.001）、种族、婚姻状况、病理类型、FIGO分期、分化程度、CA-125、单双侧性、残余肿瘤以及淋巴结切除均为影响EOC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得到EOC患者肿瘤特异性生存曲线,进行Log-Rank检验分析得出EOC患者总生存时间为52.81个月,老年组和中青年组分别为44.28个月和61.05个月,两组总生存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分层分析可知除外早期透明细胞癌,其余各病理类型的不同分期中,老年组和中青年组患者肿瘤特异性生存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老年组特异性生存率更差。结论:1.老年上皮性卵巢癌患者较中青年患者恶性程度高、分期晚、分化程度低、手术结局差,预后更差。2.年龄、种族、婚姻状况、病理类型、FIGO分期、分化程度、CA-125、单双侧性、残余肿瘤以及淋巴结切除均为影响上皮性卵巢癌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二、晚期上皮性卵巢癌的预后影响因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晚期上皮性卵巢癌的预后影响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1）小剂量雷公藤多苷对人上皮性耐药卵巢癌A2780/DDP细胞的抑制作用及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1部分 GTW对人上皮性耐顺铂卵巢癌A2780/DDP细胞的作用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2 研究方法及内容 |
| 2 结果 |
| 2.1 不同浓度GTW对A2780/DDP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 |
| 2.2 不同浓度DDP对A2780/DDP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 |
| 2.3 小剂量GTW对 A2780/DDP细胞迁移、侵袭能力的影响 |
| 2.3.1 Transwell迁移实验 |
| 2.3.2 Transwell 侵袭实验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第2部分 GTW通过ILK/AKT/GSK3β/Slug信号通路抑制人上皮性卵巢癌耐顺铂作用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2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2 结果 |
| 2.1 转染si RNA-Slug沉默Slug后,细胞迁移、侵袭能力的变化 |
| 2.2 转染si RNA-ILK沉默ILK后,细胞迁移、侵袭能力的变化 |
| 2.3 应用AKT抑制剂后,细胞迁移、侵袭能力的变化 |
| 2.4 应用GSK3β抑制剂后,细胞迁移、侵袭能力的变化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第3部分 GTW抑制人上皮性耐顺铂卵巢癌裸鼠体内成瘤作用的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2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2 结果 |
| 2.1 GTW、DDP及两者联用治疗对荷瘤裸鼠生长情况以及肿瘤大小重量的影响 |
| 2.2 GTW、DDP及两者联用治疗对荷瘤裸鼠血清肿瘤标志物CA125、HE4 水平的影响 |
| 2.3 GTW、DDP及两者联用后,肿瘤组织中ILK信号通路相关蛋白表达情况的影响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总结与展望 |
| 总结 |
| 不足之处与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综述 上皮性卵巢癌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铂耐药上皮性卵巢癌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2）DEC1通过调控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对上皮性卵巢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1部分 DEC1 在上皮性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与患者预后相关性 |
| 引言 |
| 材料和方法 |
| 1 主要材料 |
| 1.1 标本的收集 |
| 1.2 主要试剂 |
| 1.3 自配试剂 |
| 1.4 主要仪器设备 |
| 2 实验方法 |
| 2.1 上皮性卵巢癌及癌旁组织标本处理 |
| 2.2 上皮性卵巢癌组织和癌旁组织RNA的提取及qRT-PCR |
| 2.3 免疫组化(IHC)染色 |
| 2.4 组织蛋白提取及蛋白免疫印迹反应(Western blot) |
| 3 数据统计分析 |
| 结果 |
| 1.DEC1 在上皮性卵巢癌及癌旁组织中表达情况 |
| 2.DEC1 在上皮性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与患者生存期之间的相关性 |
| 讨论 |
| 结论 |
| 第2部分 DEC1 在上皮性卵巢癌细胞中的表达及转染效果 |
| 引言 |
| 材料和方法 |
| 1 主要材料 |
| 1.1 细胞系 |
| 1.2 主要试剂 |
| 1.3 自配试剂 |
| 1.4 主要仪器设备 |
| 2 实验方法 |
| 2.1 细胞培养 |
| 2.2 细胞转染 |
| 2.3 细胞RNA提取和荧光定量PCR |
| 2.4 蛋白免疫印迹反应(Western blot) |
| 3 数据分析及统计方法 |
| 结果 |
| 1.DEC1 在上皮性卵巢癌细胞株中的表达情况 |
| 2.上皮性卵巢癌细胞中转染shDEC1 质粒后干扰DEC1 的表达效果 |
| 讨论 |
| 结论 |
| 第3部分 下调DEC1 的表达对上皮性卵巢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
| 引言 |
| 第一节 下调DEC1 的表达对上皮性卵巢癌细胞增殖能力及凋亡的影响 |
| 材料和方法 |
| 1.主要材料 |
| 1.1 细胞系 |
| 1.2 主要试剂 |
| 1.3 自配试剂 |
| 1.4 主要仪器设备 |
| 2.实验方法 |
| 2.1 细胞培养 |
| 2.2 细胞转染 |
| 2.3 CCK-8 实验 |
| 2.4 Ed U实验 |
| 2.5 TUNEL实验 |
| 2.6 蛋白免疫印迹反应(Western blot) |
| 3.数据分析及统计方法 |
| 结果 |
| 1.下调DEC1 的表达对上皮性卵巢癌细胞增殖能力影响 |
| 2.下调DEC1 的表达对上皮性卵巢癌细胞凋亡的影响 |
| 第二节 下调DEC1 的表达对卵巢癌细胞侵袭迁移能力及EMT的影响 |
| 材料和方法 |
| 1.主要材料 |
| 1.1 细胞系 |
| 1.2 主要试剂 |
| 1.3 自配试剂 |
| 1.4 主要仪器设备 |
| 2.实验方法 |
| 2.1 细胞培养 |
| 2.2 细胞转染 |
| 2.3 细胞划痕实验 |
| 2.4 细胞侵袭实验 |
| 2.5 蛋白免疫印迹反应(Western blot) |
| 3.数据分析及统计方法 |
| 结果 |
| 1.下调DEC1 的表达对上皮性卵巢癌细胞侵袭迁移能力的影响 |
| 2.下调DEC1 的表达对上皮性卵巢癌细胞EMT的影响 |
| 讨论 |
| 结论 |
| 第4部分 DEC1 影响上皮性卵巢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机制研究 |
| 引言 |
| 材料和方法 |
| 1.主要材料 |
| 1.1 细胞系 |
| 1.2 主要试剂 |
| 1.3 自配试剂 |
| 1.4 主要仪器设备 |
| 2.实验方法 |
| 2.1 细胞培养 |
| 2.2 细胞转染 |
| 2.3 蛋白免疫印迹反应(Western blot) |
| 2.4 蛋白质免疫共沉淀(Co-Immunoprecipitation,Co-IP) |
| 3.数据分析及统计方法 |
| 结果 |
| 1.下调DEC1 的表达后上皮性卵巢癌细胞中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关键蛋白的表达变化 |
| 2.下调DEC1 的表达后上皮性卵巢癌细胞中β-catenin总蛋白和核蛋白表达及转录活性变化 |
| 3.下调DEC1 的表达后上皮性卵巢癌细胞中β-catenin蛋白泛素化水平变化 |
| 讨论 |
| 结论 |
| 全文总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综述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在卵巢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3）血清HE4预测新诊断晚期卵巢癌复发风险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血清HE4在上皮性卵巢癌中的应用价值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术后并发症危险因素分析及防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卵巢癌手术治疗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腹水及血清CA125动力学对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化疗敏感性及预后的相关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英汉缩略语名词对照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腹水量及血清CA125动力学对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化疗敏感性的预测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第二部分 腹水量及血清CA125动力学对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化疗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腹水及血清CA125动态变化评估上皮性卵巢癌化疗敏感性及预后的临床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发表论文 |
（6）血清CA125联合NLR、PLR在上皮性卵巢癌中诊断价值的初步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英汉缩略语名词对照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2 材料与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卵巢癌相关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发表论文 |
（7）晚期上皮性卵巢癌的预后分析及预测模型的建立与验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第1章 绪论 |
| 第2章 综述 |
| 2.1 EOC的发生与预防 |
| 2.2 病理类型及特性 |
| 2.3 诊断及治疗 |
| 2.3.1 EOC的诊断 |
| 2.3.2 EOC的治疗 |
| 2.3.2.1 手术治疗 |
| 2.3.2.2 化疗 |
| 2.3.2.3 靶向治疗 |
| 2.3.2.4 免疫治疗 |
| 2.4 复发 |
| 2.4.1 复发性EOC的治疗 |
| 2.4.2 EOC耐药 |
| 2.5 EOC的预后 |
| 2.6 研究进展 |
| 2.6.1 肿瘤微环境 |
| 2.6.2 基质细胞与血管生成 |
| 2.6.3 免疫微环境 |
| 2.6.4 外泌体 |
| 2.6.5 PI3K/AKT/mTOR通路 |
| 第3章 材料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纳入和排除标准 |
| 3.3 研究方法 |
| 3.3.1 资料收集 |
| 3.3.2 评价标准 |
| 3.3.3 统计学分析 |
| 第4章 研究结果 |
| 4.1 患者基本资料 |
| 4.2 治疗情况 |
| 4.2.1 一线化疗 |
| 4.2.2 NACT+IDS与PDS对比 |
| 4.2.2.1 肿瘤细胞减灭术 |
| 4.2.2.2 生存分析 |
| 4.2.3 不同周期数NACT生存分析 |
| 4.3 预后因素分析 |
| 4.3.1 无进展生存期 |
| 4.3.2 总生存期 |
| 4.3.2.1 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
| 4.3.2.2 建立Nomogram模型及效能评价 |
| 第5章 讨论 |
| 5.1 一线化疗 |
| 5.2 NACT+IDS与PDS |
| 5.3 预后因素及模型构建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纤维蛋白原、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联合对上皮性卵巢癌患者预后的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1 临床资料 |
| 1.1 研究对象的选择 |
|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
| 2 研究方法 |
| 2.1 临床资料收集 |
| 2.2 随访 |
| 2.3 NLR的计算 |
| 2.4 分组规则 |
| 2.5 统计学方法 |
| 结果 |
| 3.1 卵巢癌患者一般资料特征 |
| 3.2 纤维蛋白原、NLR和 F-NLR的临界值 |
| 3.3 F-NLR评分与患者一般病例资料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3.4 术前FIB、NLR和 F-NLR评分与卵巢癌患者生存的分析 |
| 3.5 影响卵巢癌患者PFS和OS的单因素分析 |
| 3.6 影响卵巢癌患者PFS和OS的多因素分析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9）术前LMR联合CA125在晚期浆液性卵巢癌预后中的临床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资料与方法 |
| 2.1 临床病例资料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资料收集 |
| 2.2.2 随访 |
| 2.3 统计学方法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的随访结果 |
| 3.2 LMR最佳截断值的确定 |
| 3.3 CA125最佳截断值的确定 |
| 3.4 生存与预后分析 |
| 3.4.1 高 LMR组与低 LMR组和高CA125组与低CA125的生存分析 |
| 3.4.2 晚期浆液性卵巢癌患者术后PFS的相关性分析 |
| 3.4.3 晚期浆液性卵巢癌患者术后OS的相关性分析 |
| 3.5 LMR联合CA125在晚期浆液性卵巢癌预后中的作用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浆液性卵巢癌患者的临床特征与预后 |
| 4.2 LMR与浆液性卵巢癌患者的预后 |
| 4.3 CA125与浆液性卵巢癌患者的预后 |
| 4.4 LMR联合CA125与浆液性卵巢癌患者的预后 |
| 4.5 局限性 |
| 4.6 研究展望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外周血NLR、PLR、LMR与妇科恶性肿瘤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上皮性卵巢癌复发及预后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部分 预后营养指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在上皮性卵巢癌预后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
| 前言 |
| 一般资料及研究方法 |
| 结果与分析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基于SEER数据库分析老年和中青年原发性上皮性卵巢癌临床病理特点及预后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NLR、PLR在预测卵巢癌化疗敏感性及预后中的应用价值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缩略词中英文对照表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晚期上皮性卵巢癌的预后影响因素（论文参考文献）
- [1]小剂量雷公藤多苷对人上皮性耐药卵巢癌A2780/DDP细胞的抑制作用及机制研究[D]. 丰颖. 南昌大学, 2021(01)
- [2]DEC1通过调控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对上皮性卵巢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机制研究[D]. 易韵. 南昌大学, 2021(01)
- [3]血清HE4预测新诊断晚期卵巢癌复发风险的研究[D]. 丁春香. 昆明医科大学, 2021(01)
- [4]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术后并发症危险因素分析及防治研究[D]. 李玲. 昆明医科大学, 2021(01)
- [5]腹水及血清CA125动力学对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化疗敏感性及预后的相关性分析[D]. 黄于峰. 重庆医科大学, 2021(01)
- [6]血清CA125联合NLR、PLR在上皮性卵巢癌中诊断价值的初步探讨[D]. 王雪. 重庆医科大学, 2021(01)
- [7]晚期上皮性卵巢癌的预后分析及预测模型的建立与验证[D]. 高峰. 吉林大学, 2021(01)
- [8]纤维蛋白原、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联合对上皮性卵巢癌患者预后的意义[D]. 孙亮亮. 甘肃中医药大学, 2021(01)
- [9]术前LMR联合CA125在晚期浆液性卵巢癌预后中的临床价值[D]. 何玲玲. 兰州大学, 2021(12)
- [10]上皮性卵巢癌复发及预后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D]. 樊学芬. 兰州大学,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