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民族音乐”的书面讲话_音乐论文

关于“世界民族音乐”的书面讲话_音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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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世界民族音乐的研究 樊祖荫

《中国音乐》编辑部邀请各位学者、专家来参加今天这个学术座谈会,主要是为了探讨如何加强学习和了解世界各国民族音乐的途径和方法,通过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加强这门学科的建设,使其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相适应,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适应。

以往,我们对世界音乐的了解,主要偏重于专业音乐。但是对各国的民族音乐却知之甚少,这就缺了一条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比如,多数的《欧洲音乐史》等外国音乐史教材,很少涉及各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情况等等。

据我所知,上海音乐学院于六十年代初就开展了对这门学科的研究;中国音乐学院在1964年成立之时也设立了“亚非拉音乐教研室”,以后中央音乐学院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有关课程;近年来,上海还成立了东方音乐学会,为推动对东方音乐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虽然从总体来说,我国对这门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开展得较晚,学科建设尚不健全,参予的专业人员较少,与某些国家相比,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但是,经过专家学者们三十余年的艰苦努力,我们还是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学科层面在不断扩大,这为今后发展这门学科奠定了坚实和良好的基础。

当前,随着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广泛传播,越来越使从事音乐工作的人们认识到加强这门学科的研究、教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了解世界各国民族音乐的情况,就很难与各国进行深入的音乐文化的双向交流;人类音乐文化是多元的,各有相异之处,各有自身的价值,同时人类音乐文化又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各民族之间可以通过不断的双向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共同提高。世界需要了解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中国同样需要了解世界民族音乐文化。

建设这门学科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好在我们的队伍中已有了研究亚洲、非洲、南北美洲、大洋洲及欧洲民族民间音乐的专家,积累了大量资料,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果能把全国的有关专家组织起来,并把这方面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汇聚起来,加以进一步的比较分析和综合研究,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建设这门学科的经验,这就可能较快地形成这门学科的基本框架。为此,我认为应该立即着手筹划成立相应的学会,做好组织工作和制定学科建设的总体规划,使世界民族音乐这门学科在我国得到更健康、更迅速地发展。

音乐文化的多元性 陈自明

人类的历史即将进入廿一世纪。由于科技的进步交通的发达,信息的迅速传播,地处全球各地的人们交往日益密切。相互之间的了解和理解已成为人们迫切的需要。

作为中国的音乐家,也必须扩大视野,站在全球的角度来观察、研究音乐。音乐是从属于文化的。古代有四大文明,五大文明之说。近年来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研究,世界上从古至今的文明约有26种。根据历史学界的看法,也参照了国际上民族音乐学家的意见,同时考虑到音乐文化的具体特征。我认为世界上现存的音乐文化大致可按地区分为11种:即西欧,东欧,北美,东亚,南亚,东南亚,阿拉伯(西亚,北非)中亚,黑非洲(指撒哈拉以南地区)拉丁美洲,大洋洲。此外还有犹太人,吉布赛人,康尔德人等几种特殊的不按地区划分的音乐文化。每一地区的音乐文化还可加以细分,如西欧还可分为中欧,北欧,南欧。东亚可分为中国,日本,朝鲜,蒙古等。

长期以来,由于主观,客观上的各种原因,我们对世界上的音乐文化知之不多,主要集中在欧洲的艺术音乐方面(10年浩劫时期连这些音乐也受到禁锢)近年来一部分青年则热衷于世界上的流行音乐。另一方面,解放以来全国的音乐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对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进行了抢救,整理,提倡,也使我们熟悉,更深地理解了属于自己本民族的音乐。可以说,世界上的十几种音乐,我们熟悉的,不过是两种而已,对于南亚,东南亚,阿拉伯,中亚,拉丁美洲,黑非洲,大洋洲的音乐,我们所知甚少。全国的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师范大学音乐系,很少有这方面的课程,广大的从事实际工作的音乐家也很少接触到这方面的资料。即使对西欧,东欧,北美来说,我们对其民间音乐也了解得很少,瑞士的约德尔唱法,阿尔卑斯山号角,苏格兰风笛,西班牙“弗拉门科”歌舞,葡萄牙“法多”歌曲,北美平原印地安人“作梦”式的作曲方法也都鲜为人知。

世界上的每一种音乐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如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文化的印度就拥有自己高度发达的音乐体系,无论是音律,调式,旋律,节奏,曲式,体裁,手器,乐队,唱诗,音色,音乐表演方式,音乐的功能,审美观……等都带有自己特殊的印记。又如经过近五百年来溶欧洲,印地安,黑人文化于一炉的拉丁美沙文化已以崭新的,充满了活力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不论是文学上的魔幻现实主义,拉美舞蹈,拉美音乐都以其无与伦比的魅力震憾了国际文学艺术殿堂,在世界上独领风骚。

人的健康成长需要具有各种营养的食品,中国营养学家认为每人每天应该吃10多种食品,日本厚生省(卫生部)希望每人每天吃30多种食品。这样才能保持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文化和音乐又何尝不是如此。现在是时候了,我们不能以了解两种音乐文化为满足,认为其他音乐文化都一无可取。要逐渐摆脱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欧洲中心论”的阴影,还世界音乐以本来面目。其实,在过去盛行“欧洲中心论”的欧洲,北美,也已经逐渐摆脱了这种片面,过时,狭隘的观念,很多音乐院校已开设了世界音乐的课程,音乐学家,作曲家也踏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汲取了各种音乐文化的营养,丰富了自己。

全方位的开放,面向多元化的音乐世界是21世纪的大趋势,21世纪的中国音乐家一定会跳出狭窄的圈子,以新鲜的口味,喜悦的心情来品尝世界上绚丽多彩,营养丰富的各种音乐,从中汲取活力,更好地发展我国的音乐事业。

民族音乐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冯光钰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的建设在我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一批有志于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云集古都金陵,一方面交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又共商如何把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这次学术研讨会,对我国的民族音乐建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从那以后,每两年举行一届,更名为中国传统音乐学术年会。先后在北京、沈阳、西安、上海、福州等地举行了八次。学者们就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展开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传统音乐特征及规律的研究心得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在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收集和研究民族音乐的工作,有重视对乐论、琴学、律学等理论研究的传统;但把民族音乐学列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是从本世纪20年代王光祈先生将以德国音乐学家C·施通普夫为代表的柏林学派的民族音乐学引进中国为标志。王光祈先生所著《中西乐制之研究》(1924年)、《东方民族之音乐》(1925年),是他采用比较音乐学的科学方法,对东西方各民族传统音乐进行研究的成果。后来,缪天瑞、杨荫浏、沈知白等人也将英国的A.J.埃利斯《论各国的音阶》及其音分标记法的理论介绍到我国并运用于音乐研究中。

吕骥同志于1941年在延安发表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一文,对民族音乐的研究目的、对象、方法作了详尽的论述,全面地阐述了研究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构想。吕骥把民族音乐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主张,几十年来,指导着我们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工作,在这个学科领域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勿庸讳言,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还存在不少缺憾之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我们对欧美、亚非拉诸国的传统音乐尚缺乏了解,更谈不上对各国文化的音乐形成及音乐活动有深入的研究。虽然我国有部分学者专事研究外国民族音乐学,并有一定的建树,但就整体而言,这方面的研究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为此,建立一个研究世界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组织是很有必要的,换言之,目前成立一个世界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组织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事实上,陈自明等同志近年来已着手做了不少筹划工作,与许多学者交换了意见。

我赞同尽快把世界民族音乐学学会建立起来,开展一些学术活动。首先是把北京和各地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学者联合起来,形成一支有实力的研究力量。其次要扩大世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队伍,特别是发挥中青年学者在这个学术领域中的作用。有的同志提出组织力量编辑一本“世界民族音乐学概论”,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世界各国的民族音乐情况,不论是对专业音乐工作者或是音乐爱好者都是需要的。再次,我感到有了一个专门研究世界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组织,便可以有组织有分工地进行研究工作。这样,除对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如印度、缅甸、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日本、朝鲜、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诸国的音乐进行研究,还能有计划地对欧、美、亚、非、拉各国的音乐展开研究活动。

通过与各国民族音乐学者建立联系的网络,可以进一步扩大我们的视野,了解各国的民族音乐情况及研究状况,借鉴他国发展民族音乐的优长之处,也有利于将中国的民族音乐介绍到国外去,进行更为广泛的交流,以推动我国的民族音乐学学术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对世界民族音乐研究的感想 安平

文化的发展有一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它依赖于两种以上的文化间的摩擦,碰撞乃至交融,换言之,即它依赖于文化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可能是地区间的、民族间的、城市与乡村间的、古典与现代的以及不同形式间的,也可能是多种因素兼有的交流。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无一不是文化融合的结果,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纯文化”。当然文化融合的程度与方式毫无疑问是有所不同的。

就中国音乐的发展而言,历史上,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鼎盛期应该说是在南北朝到唐代这一时期,而这正是广为吸收和借鉴许多外来地区和民族的音乐文化的时代;日本音乐可以说是颇具特色,而它在许多方面则以中国音乐为基础;印度音乐文化在世界音乐文化中独树一帜,自成一体,同样、它的发展经历了雅利安文化与原居印度达罗毗荼人文化近三千年漫长岁月的同化与融合,另外,约八世纪伊斯兰文化又与印度原有的音乐文化产生一次大的融合,使印度音乐有了更大的发展。而印度音乐文化对南亚诸国均有较大的影响;阿拉伯音乐的发展历史上曾经受到伊朗音乐的强烈影响,近代又长期受到土耳其音乐的影响;拉丁美洲音乐是一种典型的混合音乐文化,人们通常称之为“梅斯蒂索”(Mestizo——即混血文化)音乐,它是由印第安文化,欧洲文化和非洲文化经过长期的同化、融合而成;欧洲艺术音乐可以说是比较统一的,发展得比较完善的文化之一,然而,它也是欧洲各民族音乐不断交融的结果,同时也受到非洲、拉丁美洲乃至亚洲音乐的影响。总之,我们今天所继承的世界音乐文化是一个多元化的,相互间有着密切联系的音乐文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流媒体的扩大,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不会减弱,只会增长。如果说过去的文化交融多表现为一种被动的,征服与被征服的、殖民与被殖民的文化融合的话,今天的文化交流则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平等的选择性,因此对世界各民族音乐的研究显得格外的重要和紧迫,只有对世界各族的音乐文化有了深入了解,才可能有符合我们自己文化发展的选择。过去我们似乎对西方了解较多,然而西方之大,之广,且与东方有着密切的联系,欲想真正了解西方,还必须从全球的整体观念出发,去把握西方音乐,否则我们只能学到一些片面的,皮毛的东西。

世界之大,西方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目标,我们必须面向全世界,把自己置于世界文化的发展中,在与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不断的交流、融合中丰富、创新自己的音乐文化,这不仅对中国音乐的发展是重要的,同时也将对世界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纠正偏差 面向世界 杜亚雄

我国音乐教育存在着两个根本的、方向性的偏差。一是把汉族音乐和中国音乐等同起来,一谈到中国音乐便是讲汉族的民族、器乐、说唱、戏曲,55个少数民族的音乐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占到它们应当占有的地位。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的国家,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乃是各项工作得以成功的根本保证,如果没有民族的团结,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这一偏差现在已经开始得到纠正,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都已开设了少数民族音乐课,各少数民族的音乐史已经开始撰写,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偏差能得到彻底地纠正。另一个偏差是用西欧古典音乐代替外国音乐,讲外国音乐史就是从巴赫到德彪西,欧洲的民间音乐以及非欧音乐好象都是不存在于我们这颗星球上似的。这种教法大成问题,不但把学生的视野搞得很窄,使他们对除欧洲古典音乐以外的各种音乐一无所知,而且培养了“欧洲音乐中心论”的错误观点。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甚至在欧美国家中已经被批得很臭的“欧洲音乐中心论”,在我国却仍然有很大的市场,相当吃香,便是这种教法的一大“成就”。此种状况如不加以改变,我们的音乐教育就不可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音乐工作者和一般民众,对世界各民族音乐一无所知,也是与我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其不相称的。我们的音乐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纠正这一偏差,只能变成一句空话。

欧洲专业创作音乐是欧洲诸民族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欧洲诸民族音乐又是世界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这种“以点代面”、以部分代总体的教法,使学生“只见树木,不成森林”,实在是误人子弟、贻误后学,若不加以改变,后果不堪设想。毛主席曾经说过“开除球籍”的话,如果我行我素,不顾世界潮流,如果我们的音乐家都成了言必称巴赫、贝多芬,而对拉美音乐、非洲音乐、太洋洲音乐和印度、日本、缅甸、东南亚诸国音乐一无所知,对于本国诸民族的音乐也知之甚少的人,在21世纪,中国音乐界就难免被“开除球籍”了。

我们必须编两本教材,一本是《世界音乐》,另一本是《外国音乐史》。在《世界音乐》中要包括世界各民族的音乐,当然也要包括欧洲诸民族的音乐,因为它本来就是世界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外国音乐史》也要把欧洲古典音乐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即与亚洲、非洲、美洲古典音乐同样平等的地位上加以论述。不仅要讲西欧的交响乐,还要讲印度的“拉格”、阿拉伯国家的“木卡姆”、日本的“能乐”、韩国的“风流”、印度尼西亚的“加美兰”、美国的黑人灵歌和爵士乐。我们应当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编出这两本教材,为纠正目前音乐教育的偏差做出实际的贡献。只有纠正了偏差,我们才有可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做好“世界民族音乐”学科的建设工作 朱卓建

首先应该感谢《中国音乐》编辑部组织了这个研讨会,为“世界民族音乐”的学科建设做了一件好事。

世界民族音乐的学科建设被提到今天的议事日程上来,是我国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这个学科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它的起点已远不同于三十年前的“亚非拉音乐”研究阶段。那时由于我国闭关锁国,这一学科发展的范围和深度仅限于对世界上极少数国家的音乐的介绍,参考资料和国际间的交流甚少,更谈不上对国外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吸收借鉴。而今天的世界民族音乐这一学科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首先在几所音乐院校中初步形成了一支队伍,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在国外有过较长时间的学习和考察的经历。其次在这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上,既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又不断学习借鉴国外民族音乐学方法,使学科研究深度和水平不断提高。

目前这个学科正处于一个新的起点上,因此存在许多问题急待解决。例如,从事这一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的队伍规模太小,就全国范围而言也是屈指可数,加上这支队伍目前处于没有组织起来散兵游勇状态,更是势单力薄。就研究资料而言,虽说多年来积累了一些,但离学科发展的要求还相距甚远,而且范围也很窄,其中不少是外文资料需要大量的翻译工作,这些又无不涉及经费问题。

我考虑根据现有条件有一些事是需要着手去做的。首先是要将世界民族音乐作为学习音乐各专业的必修课程列入教委的专业目录中,在艺术院校中普遍开设这一课程,培养一批从事这个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师资。同时尽快把现有力量组织起来,着手进行教材建设,为师资培训和课程设置以及学科的发展奠定基础。

了解世界有利于了解自己 陈铭道

音乐本身并不独立地做为社会结构的分支存在,而是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性现状中。世界观和思想模式(当然包括美及其感知)对应于它们被培育出来的各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什么是美、丑,从一个社会体系到另一个体系,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音与乐的表达反映出这些不同的美学、思维系统的价值定向。从彼此有差异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音乐处于受不同的美学价值体系支配的地位。认识音乐的多样性是评价不同风格音乐的价值原则的先决条件。长期以来,由于强调欧洲在基督教文明影响下的专业创作音乐、非欧洲音乐一直被认为是发展程度较低的甚至是野蛮的音乐;相较之下,可以发现,这是对非欧洲音乐缺乏了解而导致的结果。从类似的狭隘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加深对全人类各种不同类型音乐的理解,承认其价值的平等,就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个五彩缤纷的音乐世界,并使全面读解认识人类的文化行为真正成为可能。

在世界各地旅行,不同地区的音乐的差异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不过,由地理距离、社会差别所分割开的两个或更多的社会中,它们的音乐有时却又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例如,很多学者指出,爪哇桑达地区和冲绳群岛的民歌非常相似。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音乐跨越地理距离和超越文化差异而存在于不同的社会中。民族音乐学家们普遍接受社会语境(context)和文化决定音乐形态这一观念。近年,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已多少建立起某种跨社会的联系,正在集中到跨国跨文化的研究上来,以便从各种不同的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探索人类音乐及世界性文化运作的基本规律。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主流是汉音乐文化研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汉音乐文化置于一个封闭系统中加以考察,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忽略非汉文化的影响及在离群索居状态下(如北美的华人社区)汉音乐文化的变容问题。而要弥补类似的不足,了解世界,了解非汉音乐文化则有利于了解自己。

世界民族音乐笔谈 俞文豪

从广义上讲世界民族音乐包括各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的一切音乐,而从狭义上讲至少也包括各国那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凝聚了千百年传统文化内涵的音乐。它们堪称是世界音乐文化的精品,也是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在交通和传播媒介高度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的民族音乐艺术理所当然地应该在我们的音乐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然更应在我国音乐院校教学中居于和其文化价值相应的位置。由于历史原因世界许多国家的民族音乐在我国鲜为人知,甚至音乐圈内的人对之也了解甚少,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应该通过学校教学和传媒的介绍逐步予以纠正。

我在十几年的教学工作中深深体会到,在实际操作中如何介绍和传播这些音乐,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西方的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过去是专事研究非欧洲传统音乐和欧洲民间音乐的学科,为收集、整理和研究这些音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今天我们回顾这门学科走过的历程时会发现,许多学者所感兴趣的却是那些具有较强实用功能的音乐类型,关注的是这些音乐如何在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而对于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中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音乐艺术品在最近三、四十年却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介绍,也没有从美学的角度认真评价这些音乐精品真正的艺术价值。因而容易给人以一种错觉,民族音乐,尤其是非欧洲地区的民族音乐是一些古董,是一些仅供学者们研究的博物馆里的标本。这种在民族学中一度占统治地位的功能主义倾向很不利于这些音乐的传播,也不利于艺术科学的发展。出于学术的目的,民族音乐学家们投入较多的力量去研究那些对认识人类音乐起源和社会功用有价值的音乐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我认为在音乐院校的世界民族音乐的课程中这些音乐不应占太大的比例(作为一种样品是应该的)。因为这些实用功能较强的音乐一旦离开了特定的环境拿到课堂上介绍不但将失去基本来的价值,而且会使学生对许多民族的音乐产生误解,偏离开设这门课的初衷。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教学与研究起步之初应该首先把那些最有代表性的、审美价值较高的各国民族音乐精品介绍给同学们,引起他们的兴趣,使这项事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感想和意见 张东晓

91年我利用在巴黎进修语言的机会,特意走访了法国人类博物馆的民族音乐学部和巴黎第十大学人类学系的民族音乐学专业。感受较深的是法国人研究民族音乐学,其方法的系统化与地域上的“放射性”。

六、七十年代的法国民族音乐学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与学科沿革相关的乐器史学和音乐的象征意义的研究;二是本学科与其它学科的比较研究(如语言学、人种学)。但此时,法国同行的眼光更多投向的是非洲原法属殖民地国家。从其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规模、大小看,似乎也只体现在专门研究机构中的几个人身上。到了八十年代,民族音乐学才真正地步入了大学的课堂。目前巴黎十大、巴黎八大、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等都开设了民族音乐学专业,并设有硕士及博士学位。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及授课范围也不再局限于非洲。就在我脚踏人类博物馆的民族音乐学部时,学部主任则正在西藏考察研究。

讲到法国同行的“放射性”的地域研究,我联想到另一个问题。从目前我手中所有的有关法国人写中国音乐的书及文章看,我发现最早论及到中国音乐的书是在1779年由P.Amyot写的“论中国人的音乐”;1911年GeorgesSOULIE又写了《音乐在中国》一书,后来Louis Laloy著了一部《中国音乐》。这以后,法国音乐界似乎就出现了一个对中国音乐研究的“断代期”;直到陈文溪的出现,似乎才使中国音乐“重响”“六角之国”。而前者只是从史学的角度介绍中国音乐,陈文溪虽较之他们大大跨越了一步,但与浩如烟海的中国各民族的音乐相比,也只称得上是沧海一粟,对中国音乐的认识似乎也就是“五十音阶”四个字。因此,我想我们这些既要不断地学习音乐,又要搞两种文字工作的人会和我一样渴望早日看到一本系统、具体而有深度的论述我们的民族自己的音乐书籍,并有朝一日能通过我们的手传播到世界各地。

最后谈谈建议取消外国音乐中人名、音乐类型、特有称谓乃至地名等的翻译问题。

在十几年的翻译工作中,我不断地遇到专有名词翻译难的问题。仅以最近所译陈文溪论调式等文为例,其中作者谈到了印度的Raga、朝鲜的chō等国家的音乐形式。那么,由于Raga的译名“拉格”已是约定俗成。因此,人们不会搞错其外文的意思。至于朝鲜的chō,我就难以下笔,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鲜为人知。而是在于,如果今天我随笔译为“科”、“考”或其它什么,日后读者看了,则因“先入为主”而牢记不忘,再看到其它chō的译名时,还以为是另一种音乐形式,岂不误人子弟。因此我想“原文照搬”似乎与人与己都方便。不知专家们如何作想?

研讨世界民族音乐 管建华

由于种种原因,二十世纪我们的音乐忽视了东方及世界民族的音乐。当今,国际的和比较音乐教育学界提倡强化世界范围内音乐的多样性。通常用Musics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一种“世界音乐”(如西方音乐)。这种观念对全球音乐文化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如第十四届音乐教育国际会议的标题就是:“民族文化:音乐教育的一种动力”。当代许多音乐教育工作者已确立多元价值观,而中国的音乐教育是以十九世纪西方模式和价值观为基础的,这是一个需要调整和非常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

东方音乐(包括中国)有着与西方音乐平等的与互补的价值,一些学者对此已开始研究。如布斯认为:印度音乐的口头传播方式,学生象孩子学说话一样,在家庭或类似的环境中,在特定的社会音乐模式中进行学习,其方法高度背景化。将此与西方传统相比较(西方大量音乐是建立在课堂以及文字记谱之类的非口头传统上),印度口头传统是非常值得西方学习和借鉴的。在西方与非洲传统音乐教学法的比较中,有学者认为:很多西方的改革看起来是在试验里对非洲几千年做法的一种新发现。非洲音乐传统具有强有力的粘合力量,这与西方教育体制中将音乐分解为不同部分的做法是不同的。特梅龙斯认为:当今音乐教育工作者必需要具有跨文化音乐的意识。所有音乐,不管其文化背景如何,都具有真、美等意识的存在,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体验的基础。各种音乐是我们人类状况在世界范围内的证明。

当今,中国的音乐家在教育、理论、创作、表演等领域都需要学习和研究世界民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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