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川草原》2001年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刘保振[1]（2020）在《歌曲《天堂》两个版本的对比分析及演唱诠释》文中研究说明由蒙古族歌手腾格尔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天堂》自1997年一经推出便迅速的传播开来,成为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民族歌曲。歌曲发行至今被不同时期的不同歌者重新演绎以及改编,在音乐形式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依然经久不衰。本文将以原唱腾格尔在《歌手》（1）中的Live版本与华晨宇在《天籁之战》（2）中改编的Live版本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并从唱法与配器的不同角度作为主要切入点,通过影视资料中两者所演绎的不同版本进行对比分析。具体分析内容为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对作品的创作背景展开分析,其中涉及作者简介和歌曲创作来源两个方面;第二部分对作品本体进行分析,包括了歌词部分、曲式结构分析;第三部分针对两位歌手的不同版本展开对比分析,内容包含两位歌手的演唱分析、配器、异同之处三个方面;第四部分是本文的创新点,是在借鉴两个优秀的范本之后笔者自身对歌曲《天堂》的演唱设计。
张亚军[2]（2019）在《明清时期“山西会馆”研究》文中认为明清时期,山西商人走南闯北,在国内外创造了令人赞叹的商业奇迹。随着晋商崛起,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在经商之地的权益,协调自身内部在经营之地的利益纷争,同时也为了满足自身长期在异乡他地的生活文化需要,先后在所在之地建立了各级各类的“山西会馆”,成为山西商人发展的重要平台。据本人初步研究,明清时期“山西会馆”多达182座,分布在全国28个省份。这些“山西会馆”中,有的是仕绅建立的,有的是商人建立的。有的会馆是某府县的同乡会馆,而有的会馆容纳了山西各地商人,甚至还有会馆是山西与外省商人合建的。“山西会馆”种类多样,分布广泛。本文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进行初步的统计和研究,将“山西会馆”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认为应该是明后期至清初时期,这个阶段是“山西会馆”发展的兴起阶段。第二个阶段我认为应该是康乾嘉时期,这个阶段是“山西会馆”发展的高峰阶段。第三个阶段我认为应该是道光至宣统时期,这个阶段是“山西会馆”发展的衰落阶段。从各地“山西会馆”的筹建方式这个角度来分析研究,把“山西会馆”分为仕绅建设型、仕商共建型、晋商共建型、府县晋商共建型、联合兴建型等五个类型。从营建会馆的资金来源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把营建“山西会馆”的出资方式分为仕绅出资、行会出资、仕商共同捐资、属地晋商出资等四种方式。以会馆经营行业为考察点,将“山西会馆”可以分为颜料会馆、布行会馆、煤行会馆等等。对“山西会馆”的管理方式进行了研究,无论是馆长负责还是轮值负责,都要接受严格的监督。整理了部分会馆内部的规约制度,得出会馆对内有仲裁和处罚的功能,对外有协调的功能。还对会馆的各项收入和支出进行了分类研究,以期探求“山西会馆”作用和“山西会馆”支撑数百年的原因。本文还对“山西会馆”的空间分布做了统计分析,梳理出“山西会馆”北多南少,东多西少的分布格局。并且,“山西会馆”在京师都会及北方多有分布,在东部沿海沿河的商埠也多有分布。从文化信仰的角度对“山西会馆”进行研究,会馆不仅有关公信仰,还有财神信仰等其他神灵信仰,而且还体现出儒家的思想文化信仰。以此为依据,可发现“山西会馆”种类多样、分布广泛,并且可以凝聚同乡情谊、弘扬行善义举、传承乡土文化。晋商的崛起使山西会馆在众多省份建立,对山西会馆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回溯历史,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明清时期晋商商业的发展,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郑旭东[3]（2019）在《诸王朝比较视域下的蒙元户籍文书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三世纪初蒙古崛起于北方草原,如狂风暴雨般席卷欧亚大陆,先后灭亡了西夏、金、南宋三个王朝,蒙元史因此成为沟通西夏史、金史、宋史的天然线索。从蒙元户籍起源与发展过程切入研究,有望打通断代史研究藩篱,深入观察蒙元王朝兴衰之于草原、中原、江南三大区域制度整合的意义。蒙元户籍起源于分配属民的“户口青册”,其首要特点是标记人户领属权——“根脚”,等到户计制度创立后,“根脚”的层次又进一步丰富了。西夏户籍文书主要形成于后期,西夏户口地畜物帐应该才是真正的户籍册,定名为“户籍账”的户口帐文书,其实是为置造人口税帐而准备的过渡文本。西夏、蒙元户籍根本上未受到“唐宋变革”的影响。蒙古进入中原后,户籍制度开始形成。金朝三年一籍与通检推排并非两种始终并行的制度,金世宗通检推排以后,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三年一籍继续进行,《金史·食货志》所言二者先后替代关系可能为真。元代北方继承了金代的鼠尾法,进一步发展成为以鼠尾簿为中心的税役制度,同“根脚”户籍制度相辅相成。梳理元代历次籍户,可知户籍制度的形成过程。忽必烈灭亡南宋后,立即对江南户籍、役法进行了改造。宋代以后版籍文书不再明确分成户籍、税役两类,新形成的“官民二重性”才是有宋一代版籍系统的最大特色。南宋灭亡后,其官方版籍立即被吸收进元户籍册,户帖则到至元二十七年方被改造为民户持有的户籍文书。元代戏剧性地继承宋代“二重版籍”后,形成了以手状、户籍册、户帖为核心的户籍文书链条,对明代户籍系统影响至深。关于元代黑水城户籍,前人研究注重个别典型案例,其实那只是文书编制的中间形态,结合其它户籍类型,才能更好地揭示元代户籍的层次特点。考察湖州路户籍制作过程发现,元廷编造户籍是在划分地域、区别户计的基本原则下,按照每户成丁数量降序分组抄写,最终目标是制作以丁分组、按口排序的户籍定本。受此影响,元廷较大幅度地改变了江南役法,具体表现在差役范围从以主户为主扩大到全体百姓,差役标准向人丁倾斜。此外,宋元战争过程中的人口掳掠,战后瓜分战利品式地滥役,也大幅改变了江南役法的施行背景。
吴同[4]（2019）在《温州沿海平原第四纪地层及古环境演变》文中认为基于全球变化研究,地球系统科学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作为地球陆地系统和海洋系统的重要界面,沿海平原地区的古环境演变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第四纪以来,受气候及海平面变化影响,沿海平原存在交替性的冷暖变迁和海进-海退等地质事件,强烈的海陆相互作用导致研究区内发育了极其复杂的沉积地层,其中包含了很多气候变化、沉积环境演化过程及海侵历史的记录。因此,在海洋经济建设的战略背景下,温州市作为浙江省链接长三角和海西两大经济区的纽带,同时也作为浙江沿海第四纪研究的薄弱区域。研究该地区的第四纪环境演变历史对探讨人类活动的时空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选用浙江省温州市瓯江入海口南北侧沿海平原的第四纪地质钻孔QTZ1和QTZ3,以地层划分为基础,通过孢粉、微体化石、特殊藻类、沉积物粒度等环境代用指标展开,重建了温州沿海平原地区第四纪以来的环境演变历史,并深入探讨了研究区古植被演替-古气候变化的相互关系、海相地层特征及其环境意义。其研究成果如下:（1）第四纪地层划分。岩石地层、磁性地层、气候地层和特殊藻类海侵地层所指示的结果基本一致。经区域对比并综合分析,认为在多重地层划分理论的背景下,本文地层学结果所反映的研究区地质年代具有合理性。可以指出,QTZ1钻孔的Qh/Qp3界线位于37.90 m;Qp3/Qp2界线位于94.90 m。QTZ3钻孔的Qh/Qp3界线位于35.20 m;Qp3/Qp2界线位于110.30 m。（2）植被演替和气候变迁。温州沿海平原第四纪以来的植被演替和气候变化经历了五个主要的演化阶段（早更新世地层缺失,未能重建该时期气候植被演化历史）:中更新世气候以温和为主,西部山地丘陵地带以松属为主的针叶树茂盛,沿海平原发育落叶阔叶林,海岸及河道两侧发育湿地-草原环境;进入晚更新世早期,气候更加温暖,受海侵或洪流作用影响,沿海平原普遍发育湿地湖沼环境,木本林地消失;至晚更新世中期海水退却,出现典型的阔叶林-草原景观;末次冰盛期以来,相对寒冷的气候条件导致沿海平原温带森林衰退,草原-湿地-沼泽成为主要环境;全新世气候转暖,针叶林退缩至高山地带,沿海平原出现数个落叶树种和草本群落。（3）海相地层特征。QTZ1钻孔识别出两套海相单元,可划分为三个海相层;QTZ3钻孔识别出一套海相单元,可划分为两个海相层。温州沿海平原晚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的海相层沉积记录良好。有孔虫和介形虫鉴定结果表明,末次冰盛期至今,研究区由滨海-浅海环境过渡为浅海沉积环境。QTZ1孔89 m处的海相地层特征表明,温州沿海存在晚更新世早期的海侵历史,发育浅海陆架环境。其它时期微体化石缺乏,结合特殊藻类分布特征,推断为陆相沉积。（4）温州地区的古地磁极性序列表明,全新统中上部分普遍存在间断性的极性倒转事件,未能与已知任何一个全球性极性事件相对应,但可与前人在宁波地区发现的―宁波亚时‖产生良好的对应关系。该极性事件是否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普遍性,便有待后来者进行系统研究了。本文的特色是以多重地层划分理论为基础,用多种地层学手段对温州沿海第四纪地层进行对比分析,并以此作为时间尺度,定性描述了温州沿海平原的环境演变过程,同时为东部沿海可能存在的―宁波亚时‖提供了对比依据。此研究成果首先可以为区域环境演变对比提供了基础资料,丰富浙江沿海地区的古环境研究,使温州地区的古环境演变成果在面向海洋的地球系统科学的研究中发挥作用。其次可能的研究价值是对沿海地区围填海、开发地下空间等海洋经济建设发展作出需求导向,并预测未来人类生境的变化,提出合理的发展建议。
滕昱廷[5]（2018）在《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科研与推广》文中研究表明许多研究者认为抗战时期是近代大学农业推广的转折期,整体成绩不如1927-1937的成熟期。这时期农学院面对农业的问题、条件、目标与战前既有诸多不同之处,又具有连续性。其中中央大学农学院在近代农业科研、教育、推广均取得可观的成效。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内迁,其中遭受不小的损失,但学校的科研、教育等社会职能继续发挥。中央大学农学院紧急应对这种局面,根据现有的基础设施和带来的科研成果恢复科研与推广工作。本文主要追溯中央大学农学院在成渝等地的农业活动,对大后方农业的近代化作出贡献,同时产生的一些材料缺失、农民不肯接受、推广区域有限等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与思考。本文主要依据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文献,当时重要的农业刊物、报纸、论文等,参与的活动者的回忆、研究,对内迁后的中央大学农学院所作的农业科研与推广活动进行了研究。文章第一部分梳理了中央大学农学院成立以来的概况,包括建立的时代背景、学院的科研机构、农学的学术组织、教学成果、科研成果、农业推广的理念、农业推广试验的践行情况。第二部分回顾了农学院迁至大后方的情况。学院对其进行科系调整、继续农学研究、学术交流、期间内的科研成果、教学成果和农业推广成果等作了介绍。第三部分介绍了中央大学农学院的主要推广方式,与之合作的几个主要机构: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内江种猪场、简阳农场、诊疗室、兵工署,对其具体的科研成果、社会效益作了述论。第四部分论述了农学院在大后方农业推广的成果,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与政府、农民三者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并对其中的成功之处,失败之因作了分析。本文通过介绍中央大学农学院在成渝进行农业科研与推广情况,分析其工作对社会改良、人民生活的改变、抗战胜利的重要贡献,认为以中央大学为代表的学校对民国时期农业生产及农村社会改良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丽[6]（2018）在《日本学界吐蕃对外关系研究成果述论》文中研究指明西藏藏族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南部的青藏高原上,地理位置特殊。太阳能资源、水能资源、旅游资源相当丰富。以藏传佛教为主的宗教信仰盛行,大大小小的佛教寺院遍布,丧葬方式之一天葬备受关注。藏人作为一个跨境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西藏、青海、甘肃甘南、四川西部、云南迪庆和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地。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婚葬习俗。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宗教文化、婚葬风俗、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西藏在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开始受到关注。唐代吐蕃王朝（618年—842年）是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古代帝国,松赞干布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确立了吐蕃的政治、军事、经济及法律等制度,并且与唐朝以及唐朝以外的其他周边诸国、诸地区联系。直到吐蕃王朝末代赞普朗达玛被拉隆贝吉多杰刺杀,吐蕃王室发生内战,吐蕃王朝被推翻。统一的吐蕃王朝分裂成若干个小邦。吐蕃王朝覆灭、藏族地方割据势力形成、藏传佛教后弘期到来。自19世纪前半期匈牙利人乔玛开创了西方藏学以来,俄罗斯、日本、印度、欧美等国相继开展了藏学研究。当今世界藏学已然成为一门世界瞩目的显学。世界范围内有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有藏学机构,中国有五十多家藏学研究机构和两千多名藏学学者①。世界范围内藏学机构不断成立,藏学研究人员不断增加,藏学的国际化不断加强。由于日本和西藏都处于东亚范围内,日本政府对西藏探险与研究提供的支持和日本较好的学术传统等诸多原因,日本的藏学研究起步早、发展快。1812年近藤重藏《喇嘛考》和1877年小栗栖香顶《喇嘛教沿革》三册算日本较早的藏学研究着作。1954年日本藏学家石滨纯太郎创立了日本西藏学会,算是正式创立了日本的藏学研究体系。至今日本的藏学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日本关于吐蕃的研究成果很多,涉及范围广泛,包括吐蕃的政权、宗教、经济、文化等方面。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日本的藏学研究概况有所介绍,比如秦永章2006年《日本藏学发展简史—萌芽和创立时期（1812—1954）》②、樱井龙彦和李连荣2006年《百年日本藏学研究概况》①、张亚莎2006年《1985—1998年日本的藏族史研究》②等。本文主要探讨日本藏学领域有关吐蕃对外关系的研究成果,并对其进行思考总结,分析其研究特点。全文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探讨了吐蕃与唐朝的关系研究。因为吐蕃与唐朝的关系最为密切,研究成果最多。故笔者将其列为一章,探讨了吐蕃与唐朝的战争研究成果、吐蕃与唐朝的会盟和亲研究成果、吐蕃支配时期的敦煌研究成果。第二章主要探讨了吐蕃与唐朝以外的其他周边诸国、诸地区的关系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吐蕃与突厥、回鹘、西域（包含中亚）、吐谷浑、南诏的对外关系研究成果,还包括处于欧亚大陆局势中的吐蕃研究成果。第三章笔者对日本学术界有关吐蕃对外关系研究成果进行了思考总结。首先,基于所阅读的材料,把唐代吐蕃王朝分为七世纪前半期、七世纪后半期、八世纪前半期、八世纪后半期、九世纪前半期五个历史时期,总结吐蕃王朝的对外关系总结。每半个世纪吐蕃对外关系都有不同的发展趋势,日本学术界有关吐蕃对外关系的研究也相应有不同的侧重点。其次,从研究内容、研究特点、研究深度三个方面评价了日本学术界有关吐蕃对外关系的研究成果。最后,鉴于日本学术界有关吐蕃与大食、吐蕃与印度的对外关系研究成果非常少,做了补充。总体来说,日本学术界有关吐蕃与唐朝、突厥、回鹘、西域（包含中亚）、吐谷浑、南诏诸国、诸地区关系研究成果很多,其中唐蕃关系研究硕果累累,唐蕃之间的和平外交主要侧重于唐朝二位公主入藏、唐蕃会盟碑、唐蕃十余次会盟等方面。日本学者从吐蕃王朝时期包含东亚、中亚在内的欧亚大陆整体大局出发,分析各个政权之间的战和局势、利益关系。可以说日本学术界吐蕃对外关系研究是对同时期其它政权内政外交的反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日本有关吐蕃对外关系研究学者（佐藤长、山口瑞凤、长沢和俊、藤沢义美、森安孝夫等）和二十一世纪学者（菅沼爱语、大原良通、旗手瞳、岩尾一史等）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日本藏学和吐蕃对外关系有着重要作用。日本学者从穆斯林史料和突厥文史料等研究吐蕃的方法很有意义。
吕红亮[7]（2015）在《西喜马拉雅地区早期墓葬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次一重要墓地二年代序列三墓地与葬俗四陶器类型五其他出土物的跨区域比较六族属探讨七结语西喜马拉雅是青藏高原与亚洲大陆中部山结地带相连接的极高地区,包括现今中国西藏西部的阿里高原、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北部、尼泊尔西北部。平均海拔约4500米,有"世界屋脊的屋脊"之称,属干旱内陆亚洲的腹心地带。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即便在当代,仍相当封闭,同
霍巍[8]（2014）在《试论西藏发现的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文中研究说明目次一西藏早期金属器的研究回顾二考古发现的西藏早期金属器三西藏早期金属器的基本特征四西藏早期金属器与周边文化之间的联系西藏的石器时代终止于何时,铜器时代何时开始?铁器又是什么时候传人的,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西藏考古史上发现的一些年代较早的金属制品,都属传世或采集品,不仅来源不详,而且绝大部分是由非专业人士所记述,并非考古发掘的遗物。因此,已故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西藏史前可能有过早期金属时代,并将其年代的上下限设置得极为宽泛,"这一时代可能开始于公元前一千年代,而结束于公元六世纪,即吐蕃王朝兴起之前"[1]。这个概念大致包括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有学者认为,过去在中亚沙漠地带考古学研究不充分的情况下采用的一种具有相对普遍适用的工作假设,后
高健[9]（2014）在《新疆方志文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方志即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持续千年不间断编纂的历史文献。新疆（西域）地处祖国西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自汉代中央政府统一西域以来,西域与内地的交流日益紧密,而方志的编纂正是这种紧密联系的文化纽带。西域的古方志兴起于汉代张骞、班勇等人所纂的西域地记或风土记,这类带有考察性质的文献也正是中国传统方志的源头之一——两汉地记、风土记。新疆方志的兴起与祖国内地方志的兴起是同步的。也正是依靠采择这些早期西域方志材料,《汉书》、《后汉书》等正史史籍中的“西域传”才有了丰富而生动的记述,才最终确立了我国正史史籍中“西域传”的应有地位。因此,新疆方志从一开始就具有备了实地考察和关系国家利益的独特特征。隋唐时期是新疆方志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阶段。这些新疆方志虽然大多亡佚,但从仅存的敦煌图经残卷来看,其种类多而体例严谨,记述内容注重当地实际情况,改变了两汉西域地记中志怪传闻较多的局面。宋代及元、明是中国方志的定型和繁盛时期,但与之相反,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西域孤悬塞外,新疆的方志编纂进入了长期的低潮期,宋、元两朝基本没有,明代仅有几种根据出使或行记改编的准方志。归根结底,新疆方志的盛衰与中央王朝国力的盛衰一脉相承。尽管如此,在屈指可数的这几部准方志中,中原对西域的交流和影响随处可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方志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传播功能。自清代乾隆朝重新统一西域后,新疆方志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高峰阶段。这个大的高峰阶段不是瞬间的,而是由持续脉冲式的几个高峰所组成。其成就不仅表现在质量高、数量多、种类繁、规模大、体例新等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西北史地学的完美结合,赋予了方志新内容、新思想,提高了方志的学术地位。这种成就和地位是民国时期乃至今天的新疆方志编纂所难以企及的。本文论题《新疆方志文献研究》将上述自汉代至民国间新疆的方志编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汉、唐、明时期西域古方志文献概况；梳理分析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概况；总结了民国时期新疆新方志的特点。其中重点是围绕方志文献来研究,对清代各个细分阶段的代表方志进行了详细探讨,总结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的编纂体例、类型、特征,并对新疆方志文献中的舆图予以了特别分析。最后对全部新疆方志作了提要解题。本文首次对新疆方志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在分析和论述中,笔者发现并运用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运用辑佚、考据等传统文献学方法对两汉时期部分西域古方志进行了文献考证,提出了新观点；首次将新疆方志与史学、西北史地学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志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次系统论述了清代新疆方志的编纂特点；提出了清代新疆方志的分期问题；首次对清代新疆方志舆图进行了总结分析：首次对民国新疆方志作了全面总结,并发现了一批新的民国方志文献。此外对日本所编新疆方志也首次予以了总结分析。新疆方志历史久远,内容独特,编纂和流传特别复杂,还有许多空白需要研究填补。笔者所论所述也难以全面,还很不完善,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赵德云[10]（2012）在《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次一前言二蜻蜓眼式玻璃珠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及文化内涵三中国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发现及类型四中国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渊源五外来蜻蜓眼式玻璃珠进入中国的途径六外来蜻蜓眼式玻璃珠在中国引发的模仿与变异七结语一前言所谓蜻蜓眼式玻璃珠,是指以眼睛图案作为装饰的玻璃珠。在珠体上嵌入一种或数种不同于母体（Matrix）颜色的玻璃,形成一层或多层类似眼睛的效果,或在珠体上造出凸出表面的眼睛形状,形成"鼓眼",颇似蜻蜓的复眼。
二、《四川草原》2001年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四川草原》2001年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歌曲《天堂》两个版本的对比分析及演唱诠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外现状分析 |
| 1.2.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2 作品创作背景 |
| 2.1 歌曲词曲作者简介 |
| 2.2 歌曲创作来源 |
| 3 作品的本体分析 |
| 3.1 作品的歌词分析 |
| 3.2 作品的曲式分析 |
| 4 两个不同版本的对比分析 |
| 4.1 演唱分析 |
| 4.1.1 腾格尔版演唱分析 |
| 4.1.2 华晨宇版演唱分析 |
| 4.2 配器分析 |
| 4.2.1 腾格尔版配器分析 |
| 4.2.2 华晨宇版配器分析 |
| 4.3 两个版本的不同点 |
| 5 自身演唱诠释 |
| 5.1 演唱设计 |
| 5.2 舞台表演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明清时期“山西会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四、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一)关于中国会馆的总体研究 |
| (二)关于“山西会馆”的研究 |
| 第一章 明清山西会馆的发展历史与基本概况 |
| 一、明清山西会馆的兴起与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二、山西会馆的发展阶段 |
| (一)山西会馆的兴起阶段 |
| (二)山西会馆发展的高峰阶段 |
| (三)山西会馆的衰落阶段 |
| 第二章 山西会馆的分类及营建 |
| 一、山西会馆的筹建分类 |
| (一)晋商共建型 |
| (二)晋商与他省商人联建型 |
| (三)府县晋商共建型 |
| (四)行业共建型 |
| (五)仕绅主办型 |
| (六)仕商共建型 |
| 二、山西会馆的营建分类 |
| (一)属地晋商出资 |
| (二)行会出资 |
| (三)仕绅出资 |
| (四)仕商共同捐资 |
| 三、山西会馆的营建方式 |
| (一)新建会馆 |
| (二)扩建会馆 |
| (三)迁建会馆 |
| (四)重建会馆 |
| 第三章 明清山西会馆的经营管理 |
| 一、会馆的组织与领导 |
| (一)馆长负责制 |
| (二)轮值制 |
| 二、会馆的规约制度 |
| (一)会馆对内的仲裁处罚功能 |
| (二)会馆对外的协调功能 |
| 三、会馆的经营管理 |
| (一)会馆的收入 |
| (二)会馆的支出 |
| 四、会馆的经营行业 |
| (一)盂县商人经营的氆氇行业会馆 |
| (二)临汾商人经营的干果杂货行业会馆 |
| (三)长治商人经营的煤铜铁行业会馆 |
| 第四章 明清山西会馆的分布 |
| 一、会馆南北分布 |
| 二、会馆东西分布 |
| 三、会馆分布的主要区域 |
| (一)京师 |
| (二)省会城市 |
| (三)商埠码头 |
| (四)边陲要塞 |
| (五)山西省内城镇 |
| 四、会馆分布的主要走向 |
| (一)沿陆路商路分布 |
| (二)沿水路商路分布 |
| (三)在海路商路口岸分布 |
| 第五章 明清山西会馆的文化信仰 |
| 一、会馆的神灵信仰 |
| (一)关公信仰的形成 |
| (二)会馆的其他信仰 |
| 二、会馆中的文化 |
| (一)建筑设施 |
| (二)儒家思想观念 |
| 第六章 山西会馆的主要特点和作用 |
| 一、山西会馆的特点 |
| (一)层级分类多样化的特点 |
| (二)经营行业多样性的特点 |
| (三)分布侧重于京师大都会北方和东南沿海的特点 |
| (四)融合商业经济和乡土文化为一体的特点 |
| 二、山西会馆的作用 |
| (一)凝聚同乡情谊 |
| (二)弘扬行善义举 |
| (三)传承乡土文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诸王朝比较视域下的蒙元户籍文书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作为线索的蒙元户籍问题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及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创新点及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蒙元户籍起源与西夏户籍系统 |
| 第一节 蒙元户籍的起源及其特性 |
| 一、起源:“青册”与“户口青册” |
| 二、特性:标记“根脚元系” |
| 三、“根脚”层次的丰富:创立户计制度 |
| 第二节 西夏后期户籍系统再审视 |
| 一、国图藏西夏文献编号B11·045文书定性献疑 |
| 二、户籍判定 |
| 三、户口帐与人口税帐 |
| 四、军籍文书 |
| 五、军籍与户籍的关系 |
| 六、西夏对元代户籍制度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户籍制度的形成 |
| 第一节 金元时期户籍制度与税役制度的关系 |
| 一、金代“三年一籍”与通检推排的关系 |
| 二、金末元初的鼠尾簿 |
| 三、元代户籍册与鼠尾簿的关系 |
| 第二节 元代籍户过程 |
| 一、前四汗时期 |
| 二、忽必烈前期 |
| 三、忽必烈后期 |
| 四、元代中后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户籍文书系统 |
| 第一节 宋元之际“二重”版籍的戏剧性承袭 |
| 第二节 元明时期户籍文书链条 |
| 一、手状与户籍册 |
| 二、户籍册与户帖 |
| 三、明初户帖起源问题新探 |
| 四、明初户籍、户帖与黄册关系简论 |
| 第三节 元代户籍册的层次及内涵 |
| 一、关于“典型”户籍 |
| 二、不累计的户籍 |
| 三、户籍的完善格式 |
| 四、南北户籍的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户籍视角下江南役法结构的演变 |
| 第一节 元代湖州路户籍制作探微 |
| 一、文书初见稿本及其副本 |
| 二、广泛存在的递进关系 |
| 三、编制原则与排序依据 |
| 四、人户分组 |
| 五、余论 |
| 第二节 宋元之际江南役法结构的变化 |
| 一、江南役法改造的进程 |
| 二、向人丁倾斜 |
| 三、诸色户役 |
| 四、役法施行背景的改变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户籍文书选辑及图版 |
| 説明 |
| 目次 |
| 图版及录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温州沿海平原第四纪地层及古环境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依据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现状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东部沿海第四纪多重地层划分研究现状 |
| 1.2.2 第四纪环境代用指标研究进展 |
| 1.2.3 温州地区第四纪地质研究现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目的、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及工作量统计 |
| 1.5.1 技术路线 |
| 1.5.2 工作量统计 |
| 第2章 研究区概况 |
| 2.1 自然地理概况 |
| 2.1.1 基本概况 |
| 2.1.2 地貌特征 |
| 2.1.3 气候水文条件 |
| 2.1.4 植被特征 |
| 2.2 区域地质概况 |
| 2.2.1 地质构造 |
| 2.2.2 研究区地层 |
| 第3章 样品采集与实验方法 |
| 3.1 样品采集及岩芯描述 |
| 3.1.1 钻孔样品采集 |
| 3.1.2 钻孔岩芯描述 |
| 3.2 样品实验与分析方法 |
| 3.2.1 古地磁测试及间接定年方法 |
| 3.2.2 孢粉鉴定及分析方法 |
| 3.2.3 粒度分析方法 |
| 3.2.4 微体古生物分析方法 |
| 第4章 温州沿海平原第四纪地层 |
| 4.1 岩石地层 |
| 4.1.1 中更新统前港组(Q_p~2) |
| 4.1.2 上更新统东浦组(Q_p~(3-1)) |
| 4.1.3 上更新统宁波组(Q_p~(3-2)) |
| 4.1.4 全新统(Q_h) |
| 4.1.5 岩石地层综合分析 |
| 4.2 磁性地层 |
| 4.2.1 古地磁测试结果 |
| 4.2.2 磁性地层综合分析 |
| 4.3 气候地层 |
| 4.3.1 气候地层划分 |
| 4.3.2 气候地层综合分析 |
| 4.4 特殊藻类海侵地层 |
| 4.5 第四纪地层综合分析 |
| 第5章 孢粉分析与古气候重建 |
| 5.1 温州沿海平原孢粉分析 |
| 5.1.1 QTZ1 钻孔孢粉种类及组合特征 |
| 5.1.2 QTZ3 钻孔孢粉种类及组合特征 |
| 5.1.3 温州沿海平原孢粉来源及代表性分析 |
| 5.2 温州沿海平原古植被演替及古气候重建 |
| 5.2.1 中更新世植被及气候变化 |
| 5.2.2 晚更新世植被及气候变化 |
| 5.2.3 全新世植被及气候变化 |
| 第6章 微体动物化石分析与海相地层 |
| 6.1 微体古生物环境指示意义 |
| 6.2 温州沿海平原海相地层特征及环境分析 |
| 6.2.1 QTZ1 钻孔微体古生物组合特征 |
| 6.2.2 QTZ3 钻孔微体古生物组合特征 |
| 6.2.3 温州沿海平原海相地层及沉积环境 |
| 第7章 沉积物粒度特征与沉积环境演变 |
| 7.1 沉积物粒度分析 |
| 7.1.1 QTZ1 钻孔粒度特征 |
| 7.1.2 QTZ3 钻孔粒度特征 |
| 7.2 沉积环境演变分析 |
| 第8章 古环境演变综合分析 |
| 8.1 温州沿海平原第四纪以来的气候变化过程 |
| 8.1.1 QTZ1 钻孔剖面记录的中更新世气候波动 |
| 8.1.2 晚更新世的冰期及间冰期 |
| 8.1.3 全新世气候变化及转型 |
| 8.2 温州沿海平原第四纪以来的海侵历史 |
| 8.3 古环境演化综合分析 |
| 8.3.1 中更新世古环境演化 |
| 8.3.2 晚更新世古环境演化 |
| 8.3.3 全新世古环境演化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主要创新点及存在问题 |
| 9.2.1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9.2.2 存在问题 |
| 9.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5）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科研与推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5 创新与不足 |
| 2 南京时期中央大学的农学兴起与发展 |
| 2.1 农学院兴起的背景及科研机构 |
| 2.2 教学与科研成果 |
| 2.3 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 |
| 3 中央大学重庆办学时期的农业教育与研究 |
| 3.1 科系变动与教学变化 |
| 3.2 农学研究的开展与科研成绩 |
| 4 中央大学的农学实践与推广 |
| 4.1 农业推广理论体系与推广方式 |
| 4.2 中央大学农学院与相关地方机构的合作 |
| 5 中央大学农学院的推广成效和社会影响 |
| 5.1 农业推广的成效 |
| 5.2 农业推广活动的社会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日本学界吐蕃对外关系研究成果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吐蕃与唐朝的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吐蕃与唐朝的战争研究 |
| 第二节 吐蕃与唐朝的会盟、和亲研究 |
| 第三节 吐蕃支配时期的敦煌研究 |
| 第二章 吐蕃与其他周边诸国的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吐蕃与突厥的关系研究 |
| 第二节 吐蕃与回鹘的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吐蕃与西域(包含中亚)的关系研究 |
| 第四节 吐蕃与吐谷浑的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吐蕃与南诏的关系研究 |
| 第六节 欧亚大陆局势中的吐蕃 |
| 第三章 日本学术界有关吐蕃对外关系研究的思考 |
| 第一节 日本学术界有关吐蕃对外关系研究的内容总结 |
| 第二节 日本学术界有关吐蕃对外关系研究的特点 |
| 一、研究内容上,涉及面广、角度很多 |
| 二、研究方法上,善于利用多语种史料和新材料 |
| 三、研究深度上,挖掘空间很大 |
| 第三节 有关吐蕃与大食、吐蕃与印度关系的补充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科研成果 |
（7）西喜马拉雅地区早期墓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重要墓地 |
| (一)西藏阿里高原 |
| 1.阿垄沟墓地[1] |
| 2.卡尔普墓地[2] |
| 3.皮央·东嘎墓地[4] |
| 4.格布赛鲁墓地[5] |
| 5.故如甲木墓地[6] |
| 6.曲踏墓地[1] |
| (二)尼泊尔穆斯塘北部地区 |
| 1.楚克潘尼(Chokhpani)墓地[3] |
| 2.米拜克(Mebrak)墓地[4] |
| 3.琼嘎(Khyinga)墓地[6] |
| 4.桑宗(Samdzong)墓地[7] |
| (三)印度西北部 |
| 1.拉达克列城墓葬[1] |
| 2.金瑙尔聂桑(Nesang)墓地[3] |
| 3.金瑙尔卡纳木(Kanam)利帕(Lippa)墓地[4] |
| 4.库蒙马拉日(Malari)墓地[5] |
| 二年代序列 |
| (一)阿里地区 |
| (二)穆斯塘地区 |
| (三)印度西北部 |
| (四)综合分期及年代 |
| 三墓地与葬俗 |
| (一)墓地环境 |
| (二)墓葬形制 |
| (三)葬具与葬式 |
| (四)动物殉葬 |
| 四陶器类型 |
| (一)西藏西部 |
| (二)穆斯塘北部 |
| (三)跨区域比较 |
| 五其他出土物的跨区域比较 |
| (一)金面具 |
| (二)丝织品 |
| (三)铁器 |
| (四)铜器 |
| (五)石器 |
| (六)竹木器 |
| 六族属探讨 |
| 七结语 |
（8）试论西藏发现的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论文提纲范文）
| 一西藏早期金属器的研究回顾 |
| 二考古发现的西藏早期金属器 |
| (一)拉萨曲贡遗址出土金属器[1] |
| (二)札达皮央·东嘎墓葬出土金属器[1] |
| (三)札达格布赛鲁墓地采集铜器[8] |
| (四)浪卡子查加沟墓出土金属器[1] |
| (五)贡觉香贝石棺墓出土铜器[1] |
| (六)贡觉城北石棺墓出土金属器[3] |
| (七)昌都热底垄石棺墓出土铜器[1] |
| (八)藏北石棺葬出土金属器[3] |
| (九)藏北采集的铜马具与铜刀[4] |
| (十)日土阿垄沟墓地出土金属器[1] |
| (十一)噶尔门士乡古如加木墓地出土金属器[3] |
| (十二)札达托林镇托林村曲踏墓地 |
| 三西藏早期金属器的基本特征 |
| 四西藏早期金属器与周边文化之间的联系 |
（9）新疆方志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背景概况 |
| 第一节 新疆自然与历史地理环境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历史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新疆历代行政区划变迁 |
| 一、汉唐至元明新疆行政体制 |
| 二、清代新疆行政管理体制 |
| 三、民国新疆行政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新疆方志概况 |
| 一、新疆方志数量 |
| 二、新疆方志类型 |
| 三、新疆方志名称 |
| 四、新疆方志体例 |
| 第二章 西域古方志 |
| 第一节 汉晋西域佚志 |
| 一、《出关志》 |
| 二、班勇《西域风土记》 |
| 三、道安《西域志》 |
| 第二节 隋唐西域图经与地志 |
| 一、隋唐西域佚志 |
| 二、敦煌文献中的西域图经和地志 |
| 三、隋唐西域方志的编纂体例 |
| 四、隋唐西域方志的价值 |
| 第三节 宋元明西域方志 |
| 一、宋元西域方志 |
| 二、明代西域方志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新疆方志的编撰与发展 |
| 第一节 开端与创新：乾隆年间西域方志编纂的繁荣 |
| 一、《西域图志》的编纂 |
| 二、南疆区域志的编纂 |
| 三、事宜类方志的繁荣 |
| 第二节 发展与融合：方志与西北史地学的交融 |
| 一、和宁及其所编方志 |
| 二、徐松及其所编方志 |
| 三、《大清一统志》与“新疆统部”的编纂 |
| 四、清代新疆方志与西北史地学之关系 |
| 第三节 普及与完善：清末乡土志与《新疆图志》 |
| 一、建省后的首部通志《新疆四道志》 |
| 二、新疆乡土志的编纂与流传 |
| 三、《新疆图志》及其各分志的编纂 |
| 四、新疆乡土志与《新疆图志》文献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特点 |
| 第一节 清代新疆方志纂修者之特点 |
| 一、满族人士的广泛参与 |
| 二、遣员和流寓文人的参与 |
| 三、纂修者身份分析 |
| 第二节 清代新疆方志编纂特点 |
| 一、体例严谨,体裁多样 |
| 二、事宜类方志独具风采 |
| 三、区域性方志多而州县志少 |
| 四、官修少而私纂多 |
| 第三节 清代新疆方志内容特点 |
| 一、多收御制诗文 |
| 二、门类独特 |
| 三、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并重 |
| 第四节 清代新疆方志版本流传特点 |
| 一、多以稿抄本传世 |
| 二、总志与分志、单行本并行 |
| 三、版本系统复杂 |
| 四、同书异名混乱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新疆方志 |
| 第一节 民国新疆方志的变革 |
| 一、传统方志的艰难维系 |
| 二、新方志的兴起 |
| 三、民国新疆兵要地志 |
| 第二节 民国续修新疆通志的理论之争 |
| 一、设局修志未成 |
| 二、续修新疆通志的理论之争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日本所编新疆方志 |
| 一、日本对新疆方志的收集 |
| 二、日本所编新疆方志概述 |
| 三、日本所编新疆方志特点 |
| 小结 |
| 第六章 新疆方志舆图 |
| 第一节 新疆方志舆图概况 |
| 一、中国古代方志舆图概况 |
| 二、新疆方志舆图概况 |
| 三、主要方志舆图介绍 |
| 第二节 新疆方志舆图的内容和类型、特点 |
| 一、新疆方志舆图内容、类型 |
| 二、编纂体例特点 |
| 第三节 新疆方志舆图价值 |
| 一、史料价值 |
| 二、艺术价值 |
| 三、方志学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新疆方志提要 |
| 一、西域古方志 |
| 二、清代方志 |
| 三、新疆乡土志 |
| 四、民国方志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四川草原》2001年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歌曲《天堂》两个版本的对比分析及演唱诠释[D]. 刘保振.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2]明清时期“山西会馆”研究[D]. 张亚军.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3]诸王朝比较视域下的蒙元户籍文书问题研究[D]. 郑旭东. 南开大学, 2019(06)
- [4]温州沿海平原第四纪地层及古环境演变[D]. 吴同. 成都理工大学, 2019(02)
- [5]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科研与推广[D]. 滕昱廷. 四川师范大学, 2018(12)
- [6]日本学界吐蕃对外关系研究成果述论[D]. 王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7]西喜马拉雅地区早期墓葬研究[J]. 吕红亮. 考古学报, 2015(01)
- [8]试论西藏发现的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J]. 霍巍. 考古学报, 2014(03)
- [9]新疆方志文献研究[D]. 高健.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 [10]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J]. 赵德云. 考古学报, 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