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协调发展论文,中国论文,城乡经济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城乡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Ⅱ）
（四）城乡收入和消费变动的不协调
城乡居民收入变动不协调的表现是城乡收入差距重新扩大，它是工农业增长速度落差过大和城乡产业发展不协调的必然结果，这种不协调态势也是从1985年以后开始的。1994年与1985年相比，按可比价计算，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增加了69.4%，年平均增长6.0%， 而农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了36.1%，年平均增长3.5%。 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比改革前期阶段下降了，但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的下降幅度非常大，年平均降低了11.2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只有前期速度的1/4。这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再度扩大。1994年，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为3179元，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为1221元，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是2.6倍，比1985年扩大了0.9倍，每年平均正好扩大0.1倍，与1978 年相比，城乡收入差距又上升了0.2倍。从年度变动看，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幅度很大的两个时期是1985～1986年和1990～1993年，分别扩大了0.23倍和0.52倍。根据使用差值法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比的基尼系数，所得出的数据是：1978年为0.1606，1985年为0.1115，1990年为0.1557，1993年为0.2170。这些基尼系数基本上反映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有所缩小到重新扩大的态势，其中1993年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比1985年大幅度扩大，而且与1978相比也明显扩大。当然，如果考虑到城乡生活消费价格指数的差别，那么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会小一些。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动也表现出类似的不协调态势。按可比价格计算，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1994年比1985年提高了96.1%，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在这一时期提高了46.9%，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4%；与改革初期阶段相比，城镇消费水平的增速上升了2.1个百分点，农村消费水平的增速下降了5.5个百分点，城乡消费水平的变动又出现失衡局面。从当年价格的消费水平看，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由1985年的802元提高到1994年3956元，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由1985 年的347元提高到1994年的1087元，城乡消费差别由2.3倍上升到3.6 倍，扩大了1.3倍，比1978年还增加0.7倍。城乡消费差别的大幅度扩大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反映，而另一个反映则是城乡储蓄存款的变动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1979～1984年，城镇储蓄年平均增长30.8%，农户储蓄年平均增长41.0%，但到1985～1994年，城镇储蓄的年均增长速度上升到35.9%，农户储蓄的年均增长速度下降为27.1%，两个阶段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应地，城乡储蓄的差距也由有所缩小转变为迅速扩大。1978年，城镇储蓄是农户储蓄的2.8倍，到1985年， 城乡储蓄的相对差距缩小为1.9倍，而到了1994年， 城乡储蓄差距又扩大到3.5 倍。
1985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距重新扩大的基本原因在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增长速度大幅度降低，这种态势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在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都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农村收入和消费的地区差别大于城镇收入和消费的地区差别，发达农村与不发达农村之间的差别已经拉得很大；第二，由此而引起的是，不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和消费差别的扩大幅度大于发达地区；第三，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发达地区农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超过了不发达地区的城镇，而且范围在不断扩大。在以上三点之外，另一个需要加以重视的问题是，发达地区的城镇与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在收入和消费水平上的差别已经扩大到成为导致经济和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农村人口城市化再度缓慢
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城市化（包括城镇化）一般要与工业化速度或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改革以来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总体上改变了改革前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局面，表现出比较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演进态势，但是，1985年以后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又出现明显落后于城乡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根据《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新调整的数据，1979～198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2%，1985～1994 年的速度上升到10.1%，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由前一阶段的8.9 %上升为后阶段的13.5%，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由8.8%上升到13.8%， 提高了5个百分点；但在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的这个10年中， 市镇人口占城乡总人口的比重只提高了5.61%，年平均上升幅度只有0.56个百分点，与前期阶段的年均升幅0.85个百分点相比，农村城市化速度反而下降了约0.3个百分点。 即使剔除改革初期由于知识青年回城和“五七”干部复职而引起的非正常城乡人口流动的影响，1985～1994年的农村城市化速度也要比1979～1984年期间平均降低0.2个百分点。 工业化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而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降低，导致了城乡经济运行中新的不协调问题。
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再度滞后的影响表现在：其一，它影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尤其是向市镇转移的速度。1985～1994年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比1979～1984年平均下降4.3个百分点， 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平均下降约17个百分点，与这一时期人口城市化速度下降有很大关系。在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受到控制及城镇发展和城市扩张相对缓慢的条件下，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传统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受到直接影响。1985～199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10.5%，比1979～1984年的平均速度下降1.5个百分点，其中商业增加值只增长8.2%，下降了5 .4个百分点。这就明显限制了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速度。其二，它影响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和农村经济的振兴。大量的农业人口滞留在人均数量日益减少的耕地上，使农业的规模经营根本无法展开，农业的边际效益特别是比较效益不断下降；沉重的人口负担压得农村经济喘不过气来，使农村难以走出低收入循环陷阱，经济的振兴步履维艰。其三，它影响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整体效益的提高。过多地限制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和实行农业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导致农村工业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很多村办工业的规模经济很差，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很低，不仅与城市工业争夺原材料和矿产资源，形成过度竞争，引起稀缺资源的很大浪费，而且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其四，它导致了大量农村人口的不定期流动。10年来农村自发流向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多，是对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缓慢的一种对抗，也是几亿农民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而做出的基本选择。农民世代经营的土地已经容不下他们过于拥挤的人口，而城市户口依然受到相当严格的控制，他们只能带着自己的劳动力以至妻子儿女，奔向能够获得生存空间的城市一角。如果说这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一种不正常形式，那么它不过是长期以来农村人口城市化不正常的一种自然反应，如果说这些非有序流动或无规划流动的农村人口的流量过大，那也只是因为有序流动或有规划流动的农村人口的流量太小。在这里面，也有1985年以来农村人口城市化再度滞后的影响。
（六）城乡社会关系的不协调
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城乡经济的迅速发展虽然使中国的城乡社会关系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但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城乡社会格局尚未完全被打破，城乡关系失衡的状态尚未根本改变，同时新的城乡社会关系在形成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除了城乡收入差距重新扩大、农村城市化进程再度缓慢等城乡经济关系的不协调所带来的影响之外，城乡社会关系变动中的不协调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分割和隔离的体制依然存在并发生影响，城乡社会的沟通和融合还具有很多障碍。作为城乡分割体制基础的户籍制度仍在起着很大的作用，城市户口的含金量虽然在不断下降，但一直在显示着它的价值，多年来不少地方都在公开或变相地出售城镇户口，每个户口指标的售价从几万元到几千元不等，而农民则用长期辛劳的积累来换取家庭中某个年轻成员的城里人资格。城乡户口的价值差别始终阻碍着城市人才向乡村的流动，城里人即使受高收入吸引前去乡镇企业任职，也要保留着自己的市民资格以及相应的福利待遇。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和生产要素流动仍受到城乡分割体制的阻碍，一些重要农副产品还实行着双轨体制，对城乡企业还实行着不同待遇。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城市的福利保障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革，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建立，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只有极少数发达农村建立了某种社会保障制度，绝大多数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亿多人的乡镇企业职工和几千万人的外出民工，同样不能享有和要求与城镇职工一样的社会保障权利。这也是城乡隔离体制还在起作用的一个重要表现。
2.体制转轨中的城乡社会陷入了某种失序状态，社会矛盾及其影响相当突出。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建立在传统计划体制之上的行政性的社会管理程序不断改变或被削弱，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社会管理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并发挥作用，这使城乡社会的管理过程出现了很多真空地带，一些城乡社会领域陷入了某种失序状态，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社会治安问题也相当严重。首先，在很多集体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乡村基层组织缺乏凝聚力和整合力，管理能力和带头作用差，甚至出现“软”、“散”现象，而农村宗族和宗教势力则重新抬头，宗族组织和宗教组织甚至取代了农村基层组织，大兴宗族活动和宗教活动。由此导致历史沉渣泛起，迷信活动盛行，宗族纠纷不断发生，同时宗教活动与迷信活动混杂在一起。其次，在社会分配格局和利益关系的变动中，新的调节方式和手段尚未建立，城乡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增加，由经济问题引发的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和刑事犯罪活动上升，城乡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受到严重破坏。第三，巨大的民工潮和流动人口日益剧烈地冲击着城市的社会管理体系，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城乡社会问题。
3.在城乡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城乡社会观念的变革明显滞后，传统观念仍顽固地存在并发生影响，新观念尚未确立和发挥主导作用，原来的统一思维模式已经被打破，适应新体制的思维方式未能相应形成，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社会信仰丧失和思想观念混乱的问题。对于城乡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来说，城乡社会观念变革滞后的突出表现是，市民仍固守旧的城市特权，排斥农村和农民的参与，害怕竞争，回避风险；而农民和民工则仍缺乏自信心和参与感，总把自己看作城市的外来人，没有形成加入城乡经济和社会运行的新观念。
三、促进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一）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协调城乡产业结构
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经济的振兴，而农村经济振兴的基础则在于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1985年以来农业增长速度的波动和下降，说明农业发展的基础依然相当脆弱，农业的发展水平难以支持城乡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动和城乡经济的高速发展。实际上，改革初期阶段的农业体制改革和农副产品提价，只是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活力和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使农业获得了初步的生息和转机，农业增长速度的大幅度提高也只是体制调整和价格调整的短期效应，但农业长期来因投入不足和付出过多而留下的后遗症并没有得到真正治理，农业薄弱的基础并没有得到明显加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基础问题远没有解决。加上此后又出现了忽视农业的倾向，工业化过程再度高度推进，农业基础差和发展水平低的状况就反复地暴露出来。因此，要通过农村经济的发展来支持城市经济的发展，要通过农业的发展来支持城乡产业结构的变动，必须大力加强农业发展的基础，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
加强农业发展的基础，就是要增加农业的资本投入和科技投入，特别是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有关部门反映，我国的农业基础设施大多数是在80年代以前建设的，改革以来国家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虽然总体上有所增加，但增幅很小，占基建总投资的比重不断下降，农业更新改造投资的数量更少，由于投资严重不足，很多农业基础设施已经老化失修，尤其是很多水利设施在老化失修的条件下带病运转，防灾抗灾能力大大降低。近几年不少地方搞了一些水利项目，但为工业和城市服务的占多数，真正为农业和农民服务的较少。8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各地农业受灾和损失严重的状况有所发展，与农业基础设施老化和防灾抗灾能力下降有很大关系，靠天吃饭的局面不是改观而是加深了。在“九五”期间，大幅度增加农业基建投资乃是当务之急。80年代初中央曾要求5年内将农业基建投资占全国基建总投资的比重逐年提高到18%， 遗憾的是，这个比重却由1981年的6.6%一直下降到1994年的1.7%。可见关键问题是要下大决心和加大政策力度。中央除了自身要提高对农业的投资比重之外，还要重视引导地方政府增加对农业基建的投资。发达地区有必要也有能力大幅度提高农业基建投资的比重，不发达地区的农业投资既要靠中央的大力支持，也要尽量扩大利用外资。在加强农业基建的基础上，要充分利用和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可耕地的质量，并通过适当的土地制度创新和生产体制变革，提高农业的规模经营水平和专业化水平，提高农业的机械化程度，增加农业科技的应用以及推广和普及，大力发展高产高效和优质农业。
农业发展速度的加快是与其他产业尤其是工业相对而言的，这就是城乡产业结构的协调变动问题。如果从现在到本世纪末要力争将农业基建投资的比重提高到8%左右，工业的基建投资比重就要相应降低5个百分点，考虑到工业发展规模已经过度扩张，“九五”时期又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工业投资应主要用在更新改造方面，基建投资比重适当降低是可以的。加强农业发展基础的根本目的是使农业形成稳定增长的机制。农业增长速度合理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产业以及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因为资源分配的产业差别必然导致增长速度的产业差别。农业与国民经济、与工业的增长速度总体上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从增加值增长率看，前者的比率一般为1:2， 后者的比率大概为1:2.5，如果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9%， 那么农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长速度要达到4～4.5%，而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要保持在10%～11%之间。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看，农业比重的下降幅度有过大的态势，应减慢下降速度，农村工业的比重上升过快，应保持相对稳定或略有降低，而其他非农产业特别是农村第三产业的比重应较大幅度提高。从城乡产业结构的变动看，明显存在着农业比重下降过快和工业比重上升幅度过大的问题，第三产业的发展总体上仍远远落后于需要，因此农业的比重应当在相对稳定中缓慢下降，工业的比重应基本稳定到略为降低，第三产业和建筑业的比重应继续上升，其中城市工业可以在一些传统领域逐步让位于农村工业，城乡的第三产业和建筑业需要在竞争中大力发展。以上城乡产业结构的变动是以当年价格数字来分析的，其中已经包含了产业之间价格结构的变动因素。这种结构变动态势既是城乡产业结构在高度化过程中趋于协调化的需要，又是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的需要。
（二）调节城乡资源流动，提高城乡资源配置效率
要推动城乡产业协调发展， 必须引导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通过有关的宏观政策和改革措施，改革城乡资源流动和配置失衡的局面，协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城市的资金、科技和人才较多地流向农村尤其不发达地区的农村，适当加快农业劳动力向市镇的转移，调节城乡资本和劳动的配置关系，促进城乡科技和人才的有效利用，提高城乡资源的配置效率。
城乡资本的流动和配置是城乡资源流动和配置中的最重要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是我们的基本国情，短缺的资本如何在城乡之间进行配置，是城乡经济发展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而且，城乡之间资本的流动和配置，还直接关系到城乡科技和人才的流动和配置，影响到整个城乡资源的流动和配置。农业和农村与工业和城市相比，生产力水平低，资本积累能力差，经济发展中的资金制约更加突出。同时，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低，投资的回报率不高，风险相对较大，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农业不仅不能吸引外部的资金，还会出现资金流出的现象。农村与城市相比也有类似的特点。这就是1985年以后在改革开放推进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资金流动和配置反而进一步失衡的一个基本原因。虽然国家相应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但收效并不明显。因此，协调城乡的资本流动和配置关系，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和政策力度。
调节城乡的资本流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从财政渠道看，要改革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体制，建立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对农业回流和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在分税制条件下，要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在发展农业上的财政支出范围，并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尽快建立起与各级体制相适应的农业财政管理新体制。在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范围和对农业投入职责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应当扩大对农业的投资规模和投入比重，并建立规范的中央对地方的农业转移支付制度，合理确定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向。总的说来，要尽快改变财政渠道农业资金长期较大幅度净流出的状况，使来自农牧业税和乡镇企业税的财政收入尽量回流到农业和农村，协调财政资金的城乡流动和配置关系。从金融渠道看，要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补充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不足并对它们的金融活动起一定的调节引导作用。1994年底成立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担负着这样的职能，但需要在改革和完善中加强对农业发展的资金支持。要改革和转换农村信用社的运行机制，使农村信用社真正成为农民的合作性金融组织，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农业和农村资金外流的主要渠道。要通过宏观政策调控和政策支持，引导城乡信贷资金的投向，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信贷投资，例如，对农业银行和信用社确定一个投向农业资金的适当比例并给予某种必要的补偿，通过多种渠道增加农业信贷资金的来源，规定非农村金融机构（包括邮政储蓄）在农村吸收的储蓄存款应当通过某种途径投回农业和农村，而不能流向城市的产业部门。总之，要多方面拓展对农业和农村的信贷投资渠道，阻止农村的资金由金融渠道流向城市。从城乡资金市场看，要大力发展和完善农村资金市场，促进城乡之间、农村地区之间和农村产业之间的资本流动。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加强对农村资金市场尤其是民间借贷市场的管理，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农村内部和农村之间的资金融通，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城乡之间的资金流动。
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城乡资源流动和配置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约1.2～1.5 亿人， 占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40%以上，每年还在以700～800万人的速度继续增加，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差别由1985年的1/25 下降为目前的1 /35，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由1985年的1/7降低到目前的1/10。这种状况，不仅使农业根本无法实行规模经营， 农业发展承受着巨大的劳动力压力，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城乡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必须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步伐。然而这个步伐的加快确实困难重重。从农业劳动力的就地转移看，无疑要依靠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但近10年来非农产业的就业弹性一直在下降。从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看，这几年城镇的失业问题已相当突出， 国有单位中还存在着3000 ～5000万的富余人员，要增加就业也只能靠大力扩张第三产业。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进程，是全面扩张第三产业和大量增加就业机会的一个有效途径。根据有关资料分析，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在城市大体为1:10，在农村只有1:0.5，大城市的比例又高于小城镇， 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低正是城市化进程慢的结果，所以加快城市化速度对于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重大作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制约是资本短缺的制约，应当加大利用外资的步子，扩大利用外资的范围。全国转移农业劳动力的重点在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那里更应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和利用外资的速度。引导外资较多地流向中、西部地区，还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因为那里的资本就业弹性必然相对较高。把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与上述的资本流动结合起来，再加上引导外资流向农村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可以改善城乡的资源配置关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调节城乡的科技和人才流动，必须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加大各种政策的倾斜力度，使科教兴国的战略在科教兴农方面得到重要体现；要提高国家对农业更新改造投资的比重、对农业科技费用支出的比重、以及对农村教育和培训投资的比重，并引导地方政府增加这些方面的投资；要通过有力度的政策和各种可行的途径，促进科技和人才向农村和不发达地区流动，包括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干部的轮流挂职锻炼，科技人员的短期下乡，兴办各种教育和培训活动，等等。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和人才的流动具有明显的趋利性，对于比较利益较低的农村来说，要吸引城市的科技和人才是有很大难度的，但通过经济手段的调节和某些行政手段的影响，对协调城乡的资源配置关系和提高配置效率，还是有较大作用的。
（三）协调城乡商品流通关系，提高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
城乡收入和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扩大，是城乡经济关系失衡的一个突出表现，它对城乡经济及社会的协调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必须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调控这种不合理的变动态势。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差距，根本途径是提高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这要靠加快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振兴。农业发展速度的加快既取决于资金、科技等投入的增加和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也取决于农业生产比较效益的改善，即农业投入产出率的相对水平的提高。后者基本上取决于城乡商品流通关系的协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农副产品市场的稳定和工农业产品比价关系的改善，另一个是农业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和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
农副产品的市场状况和价格水平直接关系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要促进农副产品的合理流通和市场稳定，需要进一步改革农副产品的流通体制。借鉴有关的国际经验，我国的农副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应当迈出大的步子，其一，打破农副产品市场的地区分割局面，发展重要农副产品交易的大型批发市场。这些批发市场首先在农副产品的主产区和主销区建立起来。考虑到当前农副产品的供求状况，近期可以先将农村集市发展为专业性批发市场。同时，提高国家对农副产品流通的宏观调控水平和力度，增加间接调控的份量。其二，参照国际惯例，尽快建立必要的农副产品流通保护制度，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和生产积极性。一是建立农副产品风险基金制度，包括中央和地方两级风险基金，并分级管理和运作。二是建立粮食国家储备制度，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应当建立国家、地方和农民共同参加并以国家储备为中心的三级储备体系。同时，需要用法律形式来规范农副产品的流通保护制度。在这个过程中，要逐步缩小重要农副产品流通的双轨制，进一步放开农副产品价格，计划外收购应当按市场价格进行；要尽量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协调农民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和工业企业的利益关系，协调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关系，在尽量遏制农村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和流通保护制度的作用，保持农副产品市场价格的相对稳定。
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状况和价格水平也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的利益。1985年以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的增大，流通过程的混乱和波动、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利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要搞活和协调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保持其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需要在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和调节供求关系方面采取相应措施：第一，通过一定的优惠政策，加快农用工业的发展速度，提高产品质量，打击假冒伪劣，较大幅度地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并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控制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财政税收、信贷利率等方面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给予一定优惠，以保证农业生产的合理投入，保护农民的基本利益。第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业生产资料的批发市场，整顿市场流通秩序，规范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加强法制化管理，提高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交易的透明度，坚决打击坑害农民的行为。第三，加强对重要农业生产资料进口的宏观调控，在适当扩大重要农业生产资料进口量的条件下，要分析国内市场的供求状况和国际市场的价格走势，加强对进口项目的规划和管理，调控流通企业的经营行为，调节进口的规模和结构，以保证国内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和价格的基本稳定。第四，建立重要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保护制度，如建立农业生产资料储备制度，储备体系可由国家储备、地方储备和企业储备等多层次组成；建立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稳定基金制度，以保证国家的收购资金、支付储备费用等。
在调节农业副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过程，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还必须尽量减少农民的各种负担。这几年农民经济负担增加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各个方面对农民摊派的修路费、水利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名目繁多，一些地方还加大了粮食、棉花的定购数量。应当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管理，确实减轻农民的负担，特别要减轻不发达地区农民的负担。为了促进贫困地区的农业发展，较快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还可以考虑减免那里的农产品特种税和部分农业税。
只要农民的收入水平能够较大幅度提高，城乡收入差距能够逐步缩小，城乡的消费差距就可以趋于缩小，农民消费支出的较快增长必然带来农村市场的迅速扩大，这不仅可以使城乡市场结构向协调化方面发展，以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为城市工业的扩张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基础，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变得天宽地阔。
（四）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降低城乡流动人口比重
由农村自发流向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虽然总体上有利于城乡经济及社会的发展，但毕竟大大增加了交通运输、城市设施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压力，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农村人口季节性或不定期地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是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缓慢的结果，是农民在不能正常流动的条件下做出的一种选择，它也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一种形式，但是一种扭曲的形式，一种不合理的形式，一种经济和社会效益都明显较低的城市化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与正常的农村人口城市化相比，国家、地区、城市居民和农民都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唯一得到一些利益的也许只有以低价雇用这些农民工的企业。对于这种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采取“堵”的方式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采取疏导的方式又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实行了几年的所谓“有序流动”至今没有明显效果，一些地区的政府或公司出面组织民工“合理流动”，向农民收了较高的手续费，但流动起来也并不合理，结果受损失的最终是农民工本人。因此，与其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不如把不正常的形式转化为正常的形式，加快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进程。
我国的农村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与国际平均模式相比，人口城市化比重低了20多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很高，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较慢，第三产业很不发达，产业结构偏差很突出，非农产业的就业弹性还在下降，这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现象，都与农村城市化滞后有很大关系。对于加快农村人口城市化或城镇化的速度，大多数经济学家是赞成的，但对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则有不同看法，有的主张大力发展小集镇和小城镇，有的主张大力发展城镇和小城市，有的主张重点发展中等城市，有的主张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显然，小城镇的建设成本低，不存在交通和住房问题，人口转移迅速，但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差，对劳动力转移的带动作用较小；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很高，可以通过扩张第三产业吸纳大量的劳动力，但却建设成本较高，并且会带来较为严重的交通和住房问题。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资本短缺的特点，现阶段应以大力发展小城镇为主，同时推动各类城市的规模扩张和升级。通过全面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可以促进城乡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农业劳动力的迅速转移。
在全面加快农村城市化的情况下，尚未或准备向城市流动的人口就会大量减少向外地城市流动，而逐步进入本地的小城镇和小城市，已经长期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如3 年以上的）如本人愿意可以转为城市人口或长住人口，口粮和住房自行解决（实际上这个问题已解决），可以按收入水平收取一定的城市设施建设费，所从事的工作可以保持5 年不变，他们可以在城市结婚，生儿或育女，子女自然成为城市人口。这样就能够大大降低城乡流动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减少由此带来的交通运输和社会波动问题。同时也有利于控制生育率，降低人口增长率。城乡流动人口大多数是从中、西部农村流向东部沿海的城市，因而可能优先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城市化速度，还可以鼓励和引导沿海发达地区的各类企业到中、西部农村去招工。
也许有人会说，农村城市化的速度太快特别是让农民工转为城市人口，会大大增加城市的各种压力。实际上，这种压力已经存在，让已在城市的农民工转变一下名称或说法，并没有带来新的变化。如果说城里的可以转变农村的还会再来，那么你不实行这种转变他该来的还是要来，但在农民的本地加快了城市化，他们就自然会少来或不来了。
毫无疑问，大幅度加快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会给城市人口明显带来生活的影响和就业的威胁，会引发他们中的一些人的不满情绪，但是，既然我们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要鼓励竞争并形成竞争的局面，要消除城里人几十年来拥有的特权，通过引进竞争激发城里人的勤奋努力和敬业精神。这对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可以说具有根本性的作用。
（五）推进城乡体制改革，协调城乡社会关系
城乡社会关系的协调依赖于城乡经济关系的协调，依赖于城乡体制改革的推进。城乡产业发展的关系、城乡资源流动的态势、城乡市场结构的变动、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进程，都是与城乡体制问题相联系的。因此，只有城乡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才能带来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的局面，才能有城乡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协调。
城乡经济及社会体制的改革，总的说来，要适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进程，适应中国经济及社会对外开放发展的大趋势，具体地说，要以建立新型的城乡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为导向，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及社会的协调发展。城乡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改变传统城乡体制中过份侧重和保护工业、城市和市民，过多地牺牲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基本倾向和基本格局。这种倾向和格局在过去17年的改革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多种原因远没有根本改变，甚至还没有受到真正否定。要尽快形成平等对待城市与农村、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市民与农民，并协调处理他们之间关系的城乡新体制，并逐步把城乡体制所侧重和保护的方面转向农业、农村和农民，因为过去我们是以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来带动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以及整个经济的发展，而现在是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缓慢制约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以及整个经济的发展。
城乡体制的改革需要在城市体制改革和农村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在改革城乡体制内部的同时，改革城乡体制之间的关系。从城市体制改革看，核心问题是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以及行政机构的改革，使国家减轻负担和压力，有力量来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从农村体制改革看，关键问题是进一步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以及改革和加强农村基层组织，提高农村经济及社会的运行和发展能力。城乡体制关系的改革，主要是改革城乡体制分割的状态，形成城乡体制融合的局面。
第一，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城乡户籍制度是城乡分割或隔离体制的基础，它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倾斜发展战略和稳定城乡社会的需要，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协调发展和城乡社会融合的障碍。这种制度导致了市民和农民的天生不平等，影响了城乡之间的合理竞争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城乡户籍制度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其实质内容已日益减少，但其形式仍产生着顽固的影响。虽然户籍制度的改革涉及面较广，难度较大，搞不好会引起城乡经济的波动和社会的不稳定，但城乡体制改革已经到了要求真正触动这个方面的时候了，应当在加快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有规划、分阶段地推进这项改革。
第二，建立城乡大市场。要进一步打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封锁割据局面，建立统一的城乡大市场，以促进城乡商品流通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形成平等竞争的环境。城乡大市场的建立需要行政力量的作用，但在市场基本形成之后，要减少行政干预和行政行为，代之以法律法规的作用。
第三，发展城乡经济联系。要通过建立沟通城乡关系的经济组织，全面发展城乡经济联系，加强城乡产业、企业之间的交流和协作，在自愿和互利的基础上发挥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形成城市为农村提供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农村为城市提供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的协调发展局面。要大力发展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城乡联合企业，特别是通过股份制的形式来增强城乡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内在发展关系，同时通过税收体制、信贷体制和劳动人事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来为此创造有利的体制条件。
第四，建立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城市正在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原有体制和发展水平的原因，这个问题基本上尚未着手进行，甚至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社会保障体系应当是覆盖全社会的，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的基本方面应当是统一的，特别是在消除城乡差别的过程中应逐步实现这一点。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农村地区在近期内还不大可能全面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但应将其列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范畴，纳入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大框架，可以考虑在农村逐步建立新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制度，在经济发展水平高和农村经济发达的地区，可以将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一起推进，建立起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第五，建立协调城乡各阶层关系的新机制。随着城乡改革开放的推进，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城乡各阶层出现了新的分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动，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引发了一些新的经济冲突和社会矛盾，并对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产生了影响。因此，应当建立和加强新的社会协调机制，通过经济机制、社会机制和法律机制来调节城乡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比如，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建立贫困阶层救济或扶持制度，加强社会道德宣传和教育，打击社会淫秽现象和丑恶行为，等等，防止社会两极分化和阶层之间矛盾激化，整治社会秩序和改善社会治安，维持城乡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加快城乡体制改革，协调城乡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还要促进城乡社会观念的变革。同时，要大力推动农村教育的发展，加强城乡教育和文化的交流，尽快提高农民的素质。
执笔：周叔莲，郭克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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