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生命意识与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生命论文,女性论文,作品论文,萧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4)05-0540-06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处在极大的变动中，社会生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改变 作家对于自我和外界的认识，文学承受着焦虑而又复杂多变的社会给予的重压，文学成 为战火纷飞的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这一时期的许多女作家自觉地强化并发展了由“五四”觉醒而萌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女性写作在呼应、调适、整合着自己，女性文学价值观向着社会革命的需要 急速靠拢，向着救国救亡倾斜。因此，此时的女性文本大多带有鲜明的革命与政治的激 情，充满着焦躁的沉重感，如丁玲的《一九三零年春上海》、冯铿的《最后的出路》、 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等。显然，特殊的时势促使女作家对外在世界的关注远远超过了 对女性自我世界的关注，社会意识、政治意识成为女性主体意识中的新的支点，她们迫 不及待地想把个人变成革命整体中的一部分，为此不惜摒却性别特征来作为对危亡国势 的回应。正如谢冰莹所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 的事情，我只希望把生命献给革命。”[1](第66页)
萧红文学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连接了那个时代的两件大事：“九·一八”事变和太平 洋战争爆发。作为觉悟的女性，萧红在登上文坛之初，毅然地站在时代的先进位置上。 正因如此，那些将萧红归入左翼作家行列的评论者认为，萧红的写作是表现抗日救国的 时代最强音。作为一位倾向进步、同情劳苦大众的作家，萧红的不少小说尤其是初登文 坛所创作的那些小说，确实记录了那个时代劳苦大众的苦难、民族的苦难。然而，在表 现时代性主题的同时，萧红始终立足于她顽强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审美表现，不为程式 所拘囿，不随潮流起伏。尽管民族灾难和社会革命不断冲淡女性意识，冲刷女性话语， 也尽管时代主流一再要求她着力表现社会政治意识，她始终未曾放弃对女性生命的终极 关怀和自己的女性立场。
一、生命价值与底层体验
作为女作家的萧红，她手中的笔并不是专门描写女性的，在她的全部创作中，以女性 为主人公的也不多。然而，从早期的《王阿嫂之死》到最后一篇小说《小城三月》，妇 女问题始终是她创作的中心题材。萧红基于她的人本理想和自身对屈辱和苦难的体验， 深知中国女性的苦难。从离家出走，到无家而终，萧红一生都处在漂泊流离之中。作为 女人，萧红格外地不幸，她经受了两次生育的痛苦，却从未享受过做母亲的快乐。也许 是因为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恰好成为萧红洞视女性历史悲剧的起点，她在作品中对女 人自身的性格弱点和悲剧命运的反思和体验尤为强烈而深刻。也正因如此，作为一个女 作家，萧红不仅是从一个女性，也是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去关注女性，生育问题一直是萧 红关注妇女命运的一个焦点。
萧红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写的是底层妇女的生育和死亡，生和死的连接是以 女性生命的苦刑或毁灭为代价的。小说中关于王阿嫂早产的描写，“她的嘴张得怕人， 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用身体言说的方式传达了女性的身体经验。人的 非人的存在，把女性的生育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平。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了种种 不幸。萧红超乎许多女性作家，对女性的生育作了触目惊心的描绘，在生命价值、意义 层面上关怀着女性。王阿嫂这个不幸的劳动妇女形象为萧红以后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 提供了雏形。
中国的北方农村，女性生活在一个以男权文化为主导的历史社会里。女性不仅在情感 需求上得不到最基本的满足，就连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与分娩，也遭到男性无情的 忽视甚至于憎恶。在《生死场》中，萧红深刻和细致地描写了女性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 生育和死亡，第六章——《刑罚的日子》里，作者描写了在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 ：在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猪带着成群的小猪喳喳地跑过，”“有的母猪肚 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着地面，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接下来，便是 人类的生儿育女，产妇“光着身子，像条鱼似的”在灰尘中爬行、号叫，男人撞进来不 但没有安慰，还“拿起身边的长烟袋投向那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产妇”；麻面婆因生产 疼痛而嚎叫，李二婶子濒临死亡的绝境；金枝提前早产，妇人的刑罚同样擒住了她。而 在男人那里，每次遇到妻子生产，男人就醉酒撒野。他不仅命令在苦痛中挣扎的产妇拿 这拿那，还用水泼向产妇，“大肚子的女人胀着肚子，身上浇着冷水跪在满是灰尘的土 炕上，一动不敢动，仿佛是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丈夫”。生命的诞生成了一种罪 行：“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 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在这一章的末尾，以窗内“麻面婆的孩子已在土炕上哭 着。产婆洗着会哭的孩子，”“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作为结束。在 整个村子里，人和动物的生产交替出现，人的生命活动降低为动物般的本能活动，而女 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她们除了必须忍受生育之痛，与此同时还要承受丈夫的指责甚至 于打骂。在生存极限之下挣扎呻吟的女性，仍是男性践踏的对象。
女性的生育，本来是伟大的创造和痛苦的牺牲，可是在萧红的小说里，这种创造常常 降低到与动物的自然繁殖一样盲目而又泛滥。生产和被生产是所有生命最基本最原初的 苦难之一，这种苦难正是与女性特有的苦难和牺牲连在一起的。男人的傲慢、偏见、自 私和性歧视使女人成为男人的一个动物符号，一个“无自我意识”的传种接代的工具。 萧红流过产，尝过生育之苦，她无奈地看到，女性在这一点上永远难逃令人颤栗的灾难 和无法解脱的阴影。因而，形成于萧红笔下的女性生命的沉重与残酷是注入了作者自身 的生命体验的。
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到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命题：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里， 女性的形象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女性生活在男性精神控制下的阴影 中，在男权为主的社会，女性只是一个被役用的物件，无法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中获得 男性的理解与尊重。萧红在众多琐细的日常生活画面的描绘中，揭示出在男权、夫权的 重压下，女人们抬不起头来，更触摸不到生命的价值。
麻面婆成天忙洗衣、做饭、侍候男人，唯唯诺诺，为男人忍受无休无止的生育之痛， 但又不敢发出任何抱怨的叹息。“她的心像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 弱的白棉。”
打渔村最美丽、最温和的女人——月英，因患了瘫病，不能下地干活，丈夫起初还为 她请神、烧香、取药，病情不见好转之后，就遭致丈夫石头般的冷漠、摧残。丈夫狠心 地撤去了她的被子，用砖块围住她，任凭她一夜呼唤到天明也不予理睬，“宛如一个人 和一个鬼安放在一起，彼此不相关联。”以致她的臀下生蛆，牙齿变绿，美丽似花的女 人像猫一样地无声无息死去了，生命的尽头只有凄凉而荒芜的乱坟岗子接纳了她。命运 的无常与悲惨融化为无望的泪滴，飘散在风雪中。
金枝是《生死场》中着墨最多的女性形象，在这一人物形象身上，萧红格外关注的是 女性心灵深处那份特有的柔弱与宿命般的凄苦。少女金枝身不由己地爱上了粗犷强健的 青年成业，可是她只享受过爱情的短暂与甜蜜，很快就落入了父权的世界，应验了成业 婶的预言：瞬间的爱情享受是要付出一生的代价。婚后的男人变得像石头一般硬，更多 的时候男人对她只有鲁莽的性要求，而她只能像一只羔羊一样在他的身体下颤抖，收获 着悲哀。即使在她怀有身孕的情况下，男人仍只管自己的本能冲动，致使她早产，几乎 丧失生命。金枝重复着婶婶不幸的过去，复制着女人们痛苦的现在。男人在外面做事不 顺心，回家就理所当然地拿妻子出气，甚至残忍地将不满一个月的小金枝摔死。可作为 妻子和母亲，金枝满腹的委屈与酸楚，又能向谁倾诉?处于封建男性中心主义氛围中的 金枝，就这样被剥夺了表达自我情感和要求的欲望，她瑟缩着、承受着，这就是男权社 会里被压抑的女性的生存真相。金枝的不幸人生际遇，鲜明地映现出女性的生理差异与 心理特征。性是自然的、天生的，而“女”则是社会的、人工的。对于女性的这份柔弱 与凄苦的不断体味与深刻发掘，清晰地投射出萧红对女性悲剧生存境遇的自我体察与情 感认同。
萧红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底层女性生命意识的边界性的探索，标识出自己的独特个性， 当她以女性作家的眼光和审美视角进入到那片充溢着梦幻与憧憬的家乡，在诗意的中心 中伫立着生命的苍凉。
二、女性命运与女性意识
作为女人，萧红始终注视着女性的苦难人生。在散文《三个无聊的人》中，萧红讽刺 了男权社会中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以及新式知识者的虚伪，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她对男权 社会的不满和强烈的女性意识；在《女子装饰的心理》一文中，萧红强烈地谴责了传统 男性文化对女性的漠视，她尖锐地指出：“在文明社会，男子处处站在优越地位，社会 上的一切法律权力都掌握在男子手中，女子全处于被动地位。”萧红充分意识到了男性 中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和扭曲，她对女性悲剧的观察是深刻的，在《呼兰河传》中，讲 到娘娘庙里的塑像的时候，表述了她对女性的独特体验：
塑泥像的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 似乎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论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 过。……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是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 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
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 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 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理由。[2](第 497页)
这段议论不无偏激，但一语道破了男尊女卑的历史原因，表达了萧红广泛的社会批判 意识。她认识到了男性中心文化模式给女性带来的不幸和灾难，以及这种文化模式对女 性应享有的生命权利的剥夺；她发掘出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 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自有文明史以来，男性优势一直在左右历史的发展，男性意识 是显在的，而女性意识是被压抑的。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子的形象是由男人来塑造的 ，她的理想标准也是由男人为了自己便于统治的需要而赋予的。她们是欲望的对象，是 审美的对象，是男性理想的载体，总之，是除了她们自己之外的一切。男子中心的社会 赋予男人无上的威严与绝对的权力，男人不仅有统治女子的权利，而且还包括他有权力 为整个社会制造这种统治的根据。这是中国妇女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中国妇女绵延数 千年的悲惨处境，就在于女人没有独立生存意义和价值，广大的妇女牺牲于代表着男权 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惰力之下。
但可怕的是，女性自己却将这种被奴役的状态历史地内在化，使之成为了她们共有的 集体无意识，妇女的命运在被虐和自虐的两重迫害中沉浮。在《生死场》中，女性木然 地看着自己的同性在痛苦中死去，她们甚至连一点反抗的想法都没有。当为生活所迫不 得不到城里谋生的金枝遭到强暴与蹂躏后，她那颗破碎的心灵不仅得不到周围那些与之 有着相同遭遇的女人的同情与关切，就连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母亲，也只是痴迷于那张 用金枝的羞恨与屈辱换来的钞票，而忘却了对女儿的抚慰与怜惜。永远体验不到灵魂的 女人，只有在物质上充实着自己。在金钱欲望的诱惑下，母亲还急不可待地鼓励女儿尽 早返城。金枝那颗渴望爱抚与慰藉的心，就这样被母亲无情而冷酷地遗忘了，女性就是 这样无知无觉地相伴相生在比男性更严酷的“性同类”的迫害中。
在《呼兰河传》中展示了两位鲜活的女性过早走向死亡的悲剧命运。女性除了要承受 家庭中的痛苦以外，还无可逃避地要遭受社会的舆论和谣言的迫害。小团圆媳妇原本是 一个健康、充满生机的少女，嫁到婆家后，因为个子长得高，不会害羞，便招致左邻右 舍的百般挑剔。婆婆为了规矩她，便白天黑夜地打她。她的哀号和反抗，换来的是更无 情、更残酷的折磨。直到后来，她的被打不再是因为她不像一个团圆媳妇，而是因为她 已经成了婆婆不顺心时习惯发泄的承受对象。小团圆媳妇终于被打出病来了，在邻家妇 女们“献计献策”的推动下，婆婆为她请来了巫医，最终把一个活活的小团圆媳妇用开 水烫死了。麻木的人群隔岸观火地欣赏着小团圆媳妇的苦难，如同看戏。这些“无意识 杀人团”对王大姐也不放过，王大姐做姑娘时，像一棵大葵花，又高又大，人人夸她“ 将来是兴家立业的好手”，可一旦发现她没有通过明媒正娶就与磨倌冯歪嘴子同居，赞 美之词便全部翻了过来。就这样，这个毫无过错的女性成了众矢之的，冯歪嘴子的东家 遂在数九寒天把他们一家赶出了碾磨房，就在这种冷漠的社会心理氛围中，王大姐最后 不幸地死去了。在贫困与死亡线上艰难挣扎着的女性群体，被男性木然地轻置着、践踏 着、毁灭着，同时她们又在木然地轻置着、践踏着、毁灭着比自己更弱小的女性。
鲁迅对封建社会有深刻的洞悉：“大小无数的人肉庭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 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 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3](第138页)在顽固的愚众心理中，形成了一整套对女性的规 范，如果有违反者，他们必千方百计来进行束缚甚至绞杀，在这杀人不见血的绞杀过程 中，一切在不知不觉中理所当然地行进着，女性是看客也是帮凶。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 娘是在那司空见惯的人群的冷漠、麻木、幸灾乐祸中死去的，她们身上浓缩了几千年女 性饱受折磨的整部历史。在萧红的眼里，女性最大的悲哀不仅仅是因为她们经历坎坷不 幸，而是她们对这种不幸的屈从和认同。她们首先是自己成为封建伦理秩序下的牺牲品 ，然后又不自觉地成为了这种伦理道德的捍卫者。福柯在记述权力文化时谈到，最不可 思议的事实不仅仅是人人互相监视，而是自己监视自己。与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同属 于一个阶级的女性，却充当了她们走向死亡的帮凶。在这里，萧红的笔触有力地伸向了 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直指根种出这种畸形异果的现实土壤，在她笔下展现出 来的就不仅仅是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悲剧，而是呼兰小城人们的悲剧，中华民族落 后的劣根性。悲剧的根源，就在于那种病态社会的心理和精神的衰败。
《呼兰河传》对两位年轻女性生命毁灭的叙写，从内外两个方面刻画了女性何以总是 遭受命运的摆布，流露在作品中的这种浓厚的女权意识，令人想到西蒙娜·德·波伏娃 的著名观点：“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 的命定，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 性中的所谓女性。”[4](第156页)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萧红有着极为成熟的女性意识 ，虽然萧红没有像波伏娃那样，用明确的存在主义理论揭示女性仅仅作为客体存在于男 性为主体的世界上的种种不自由，但就她在作品中所表露的这一切，在其前后的女性作 家都是无法与其相比的。
三、女性的解放与精神解放
萧红在描述苦难中挣扎的悲剧女性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些富于斗争精神的叛逆女性， 如早期小说《夜风》中的李婆子和《生死场》中的王婆。
王婆是一个勇敢抗争的代表者。她善良勤劳，具有坚韧的斗争精神。在相当的程度上 ，她摆脱了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卑弱、屈从以及被动的生存状态。她喝足了生命的苦酒 ，却不沉迷于苦难中。她有一种野性，一种不甘忍耐的反抗。如果说，金枝像一个弱小 的动物，被损伤后，只是无奈地默默地舔干伤口上的血滴，没有觉悟，没有反抗，已完 全被“自甘牺牲的惰性”所缚。那么，王婆就是旷野里的暴风，她拥有与男性同样强健 的体力与能力。她不甘作奴隶，在她的心中，不存在什么“男尊女卑”、“贞节妇道” 的封建思想和道德观念。为了不受丈夫的气，争得独立做人的权利，她带着女儿离开了 第一个丈夫重新改嫁。第二个丈夫死后，她又嫁给赵三，她与赵三在人格上平等，经济 上独立。为了种麦糊口，她失去了三岁的女儿。面对女儿的死亡，被生活磨练得异化了 的王婆没有掉一滴眼泪，她冷静如石地生活着，整个秋天没有停脚，没讲闲话，像一口 气没喘似的“拼命劳动、换取了麦子丰收”。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严酷得不能掉眼泪的 生活!
残酷的阶级压迫，触及了她的阶级觉悟，使她坚强的性格发展为反抗和斗争的性格。 她盗武器支持农民的抗租斗争。“镰刀会”失败以后，赵三同地主讲“良心”，她十分 瞧不起他的举动，与他争吵。儿子参加起义的队伍被杀后，她又叫女儿去报仇。这时的 她，只是从一无所有中升腾起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日本强盗入侵后，她那充满阶级仇 恨的心灵又增添了民族恨。她替赵青山他们的抗日组织放哨、站岗。可以说，觉醒后的 王婆，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而是一名积极的抗日分子了，她几乎是抵达了妇 女解放革命实践的第一线。王婆是在“一生的痛苦都没有代价”后觉醒的女性，在她身 上，我们看到了一颗不屈的灵魂。
然而，在此以后，萧红的笔下就几乎没有再出现类似的觉醒反抗的妇女形象，更多的 是在穷困愚昧的生活中挣扎度日的各类妇女。即便在《生死场》的结尾，雄健与悲壮中 依然夹杂着女人的悲泣和哀怨。小说写到男人们在爱国保家的激情下加入到抗日义军的 行列，就连那跛了腿的二里半也摆脱了小农意识，奔向烽火硝烟的民族战争。而可怜的 金枝为了逃避日本兵的强暴从乡村逃到都市，却没有逃脱掉中国男人的魔爪。她只好带 着屈辱又从都市回到乡村。最后只好向尼姑庵走去，但尼姑庵大门对她也是紧闭着的。 作者似乎要告知人们，民族战争解放了男人，但一场历史的变故却未能使女性孤独无助 的处境改变，女人仍难以找到她们的出路和位置，男性的压迫依然作为潜在的敌人威胁 着她们。尽管作家的观点有些悲观，但也传达出萧红当时真实而复杂的思索。
在时代的战火硝烟中，萧红看到了这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由于阶级的局限，没 有也不可能受到任何新思潮的直接熏陶，无法摆脱历史强行把她们凝固在血缘家庭关系 中的角色。她们没有也不可能与整个工农运动结合，她们还处在愚昧落后、易于满足、 惯于忍辱负重的精神状态。对于生活，她们并不存在过多的奢望，只是幻想用劳作和受 苦换取稳固的奴隶地位，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争取人的权利。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悲惨的命 运，她们只能叹息、流泪、彷徨、苦闷、绝望，走向痛苦的深渊。从表面上看，这似乎 是创作上的一种倒退，因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同样是取材于女性，特别是农村妇女 的小说，一般是从政治的、阶级的角度和立意入手来反映女性的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悲剧 ，并指出惟有跟着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走，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如柔石的《为奴隶 的母亲》、叶紫的《星》等等。而萧红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不断开拓妇女题材小说的历史 深度，在历经人间沧桑、尝遍酸甜苦辣人生滋味后，萧红充分考虑到了女性经验的特殊 性，对妇女命运的认识更为深化、成熟，她用她的人物告诉人们，妇女意识的觉醒和妇 女解放固然不能离开阶级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单独实现，但李婆子、王婆们也不可能因 为参与了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而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放，因为李婆子、王婆等的奋起 反抗尚属觉醒的初级阶段，妇女所遭受的远不止是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还有束缚她们 的种种传统道德伦理、文化习俗。如果不能在更多的层面觉醒，就只会像《小城三月》 中的翠姨那样依然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难以避免悲剧。几千年封建思想浸染和毒害的 中国女性，是不可能在一两次社会变革中就能把历史的积垢洗刷干净的。时代孕育了一 代先锋女性的同时，也涵纳着中国老式女儿，演变着由旧到新，又由新到旧的女性命运 。妇女的真正觉醒和解放包含着社会的、自然的(性别方面的)、文化的许多层面。缺乏 启蒙思想的革命运动并不能把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观念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赶尽杀绝， 思想意识没有充分觉醒，是无法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完全解放的。
女性解放不仅要从经济上获得自主权，在社会上确立地位，但更重要的是要从思想意 识领域中彻底让女性觉醒，从精神上解放。如果精神上得不到解放，虽有强大的躯干也 只能是带着枷锁的奴隶罢了。萧红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文化思路融入了她对妇女命运的 表现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创作态度，使她的作品 超越了同类题材的小说，在反映旧中国妇女非人处境的同时，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了 封建主义对妇女的精神奴役，打碎了引发人们解脱和挽救她们的幻想，在现实生活的道 路上，寻求彻底解放她们的出路。
萧红漂泊一生，一直都在追求独立，却又一次次失望于抗争中。临终时她曾说：“我 一生的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她对女性的悲惨命运充满了无限同 情、悲哀和愤怒。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洞察，是要唤醒人们对于女性命运的认识，消解男 性权威，进而企盼着男女平等。
萧红对女性的关注是从外部世界回归到女性本体，她从女性历史的空白中现出，开掘 出了被男性文化遮蔽并且被女性自己忽略了的女性自身的体验与文化部分，在重新认识 女性生命的过程中，做出了深刻的思考。
收稿日期：2004-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