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文化审美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纵的方向看，一个历史时期的出版文化状况，是衡量该时代科技与文化总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从横的方向看，一个国家出版文化发达与否，是该国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出版文化于一国、一时代的重要性，世人已有共识。我国之所以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与我源远流长的出版文化密切相关。令我华夏民族自豪于世界的、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中，有一半属于出版文化。世界著名学者英人李约瑟博士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中、西有关出版文化的发明作过有力的对比：纸的发明，中国早十个世纪；雕版印刷，中国早六个世纪；活字印刷，中国早四个世纪；金属活字印刷，中国早一个世纪。今日中国亦世界上出版大国之一。因此，对中国出版文化进行包括审美在内的全方位、多角度研究，极有必要。本文仅从图书出版论说。
一
中国出版文化的审美本质，笔者以为在尽善尽美、以善为本。
在轩轾《韶》、《武》这两部音乐作品时，“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①]孔子认为，《韶》乐与《武》乐在艺术上都达到了美的最高要求，都是“尽美”的；但歌颂舜德、揖让、仁政、礼治的《韶》乐达到了“尽善”的境地，而歌颂周武王以武功得天下的《武》乐，在思想上尚未达到“尽善”的境地，所以《韶》乐高于《武》乐。孔子要求的是美与善的统一，他认为美、善统一才是一种完美。当然，这里的“善”，是按孔子的标准而定的善。历多年搜辑、整理、删选而编定《诗》（即《诗三百》、《诗经》）的孔子，堪为中国最早的图书编辑家。他编《诗》的美学思想便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②]“思无邪”的“思”是指思想内容、道德准则，“无邪”就是“正”；正而不邪，就是审美上常说的“善”。又，《大学》曰：“惟善以为宝。”中国出版文化尽善尽美、以善为本的审美思想，肇于孔子、儒家；此后，历二千多年封建社会而一以贯之。
近代新式印书馆的问世，是中国出版文化飞跃的标志。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上海，当是这一飞跃的里程碑。商务印书馆事业的主干是张元济。张氏的出版思想即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宗旨。张氏加盟商务印书馆之始，便提出商务印书馆承担的出版文化使命为：“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③]除积累文化、传播文化之外，教育性亦出版文化的基本属性。商务印书馆负荷的使命与出版文化的基本属性—教育性是一致的，其审美特色首先是“善”。当然，出版文化的教育属性的体现，并不仅仅在于狭义的教育，而是广义的教育。以出版开启民智、普及文化、自强救国、优化民族性、促进社会进步是张元济、章锡琛、邹韬奋、陶行知、胡愈之等大批出版文化人共同的出版鹄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责任心。中国出版文化的注重社会责任感，便是“尽善”。陶行知在《生活教育出版部招股缘起》中正是这样标举其出版文化观的：“以增进教育效能，而提高民族文化。”[④]开明书店自1926年开办到1953年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之所以敢说自己二十八年间未出一本坏书，乃是本于其“求义”精神。它的求义精神便是：“不向钱看，只想勤勤恳恳地出几本书，老老实实地给读者送一点温暖。”[⑤]开明书店只出好书、不出坏书的“义”，就是我们所说的“善”。在近现代中国，出版社如林，论资历、人力、物力、财力，开明远不如“大腕”们，但实践与历史证明，它的业绩、影响、口碑，已与出版界大老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足鼎立。得以如此，首先在于其求义—兢兢业业地为社会出正正经经的图书、勤勤恳恳地给读者送实实在在的温暖，这就是求善、得善。显然，出书向钱看，而不顾其社会效果，是不善的行为；出书诲淫诲盗、不择手段乃是恶。政府近年频频发起书刊扫黄运动，其审美实质是除恶求善，使出版文化尽善尽美。须知：只有尽善，才可尽美。扫黄运动集中体现了中国出版文化以善为本位的审美特色。
中国出版文化的这一审美特色，表现是多方面的。对中国出版史上大工程—《乾隆版大藏经》的重版发行，赵朴老评之为“功德无量”[⑥]。这“功德无量”便是善。这个“善”，不惟是佛家之“善哉善哉”，而是具有审美范畴与道德范畴双重意义的。该书引起国际国内佛教界、学术界、文化界强烈反响，获首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正是对其以善为本的肯定。在中国抗战胜利50周年时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南京大屠杀的图证》（吉林人民出版社）、《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等，其审美特征在于善、真。面对1996年日本首相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外相叫嚣对我钓鱼岛拥有主权、日议员又刮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妖风、日本军国主义祸心再起的现实，上述诸书的出版更显现其“善”的审美意义。乾隆朝修纂的《四库全书》可谓美、可谓大，然而“尽美矣，未尽善也”。《四库全书》虽然号称中国传统文化总汇，冠以“全”名，但并不全。不全的原因不在财力、人力不济，而在于审美眼光。大量不合清皇朝统治需要与价值标准（即“善”）的历代典籍，或禁毁，或删改，或列为存目。乾隆朝的做法，在统治者、主事者看来是善，实则为不善；今世推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将散藏世界各地200家图书馆、博物馆及藏书家手中的4000余种、六万余卷四库存目书悉数收集、原版影印，是善，是“尽善也”。
社会性是出版文化的基本属性。出版文化可以成为社会前进的动力、人类进步的阶梯，也可以因其反动而致社会于倒退、致人类成员于堕落。如：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学说经出版文化的途径被后来成为侵略工具的德、日读者接受；淫秽、迷信出版物之毒害社会。出版文化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合体。精神内容一旦物化为出版物，经过发行，即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物品；至此，它则直接影响社会的进步、文明。因此，出版文化的社会性召唤着出版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就决定了出版文化以善为本的审美本质。中华立国，就物质文明而论，是以农为本；就精神文明而论，是以善为本。中国道统最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审美眼光看，此八者中“格物、致知”是求真；但与西人以真为本位不同，国人则重在八者中的“诚意、正心”，也即以善为本位。
二
中国出版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是以充实为美。
“充实为美”出自孟子论美名言：“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⑦]从词汇学角度看，“充实”即充足、丰富的意思。在这里，“充实为美”包括充实、大、圣三层美学境界；三者的内涵是一致的，只是程度上递进。
出版的基本属性首先是积累文化；有积累才有大规模的、长久的传播，而后才可谈其社会性、教育性、阶级性、商业性、娱情性、收藏性、礼品性等。中国文化的博大深厚，决定了中国出版文化“充实为美”的审美特征。
这种审美特征首先表现在丰富、繁多、充足。远在先秦时期，便有大批史书、诸子之书、医书、农书及天文、地理、算学、文学等书籍出版。孔子整理编纂成《诗》、《书》、《礼》、《易》、《乐》、《春秋》六书，作三千弟子的教科书；弟子又以其为教科书授徒、讲学；就当时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状况而言，这已是一种传播面很广的出版行为了。自汉至清，我国出版18余万部书，计2367000卷；它包罗了至当时为止的人类社会全部学科门类，其丰富性已臻完美。在近代机器印刷出版业之前，主要靠手工抄写、手工雕版印刷，能创造出如此书山书海，不仅展现出充实之美，这巨额数字本身便焕发出傲世的辉煌；按“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实堪称“大”。此后的三十八年（1911年—1949年），虽是内忧外患、动乱不已，尤其是还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日寇全面侵华，出版文化仍有其夺目的光辉：出书十万种。这充分显示中国出版文化的充实之美。单是日本全面侵华前夕的动荡的1936年一年，就出书近万种。三十年后，按社会发展的正常情况而言，毫无外寇与战乱的承平的1966、1967年，出书应数倍于1936年；其实不然，因“文革”浩劫，导致了出书仅千种的可怜可叹局面，而且只能出版毛选、样板戏等。出书单一、贫乏、干瘪，使中国出版文化前所未有地失去了充实之美。中国“文化大革命”革去了中国出版文化的命，实为反文化的倒行逆施。世界文明显示一条公理：一国文化的盛衰与该国出版图书的数量成正比例。世人只须一瞥某国出书数量，再参照该国人口，即可知其文明程度。作孽十年的“文革”造成了十年书荒，这对当代中国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灾难。但历史又这样昭示人们：中国出版文化充实之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出版文化的充实之美表明中华民族广博的包容心；把出版文化钦定在一己或小集团圈内，是狭隘、渺小、可怜、虚弱的表现。它同时还表明：出版文化的充实之美是一种真，它真实地积累着、传播着人们创造的文化；反充实之美即否定真、否定客观世界、抛弃人们创造的文化，乃是一种反动，终必为国人、人类所唾弃。
中国出版文化审美中的“大”，主要体现在一部部博大的书，一个个浩大的出版工程。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诗集之一，《诗经》传唱着五百年（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600年左右）的华夏歌声；在空间上，它包罗十五国国风，还有《雅》、《颂》；后人（包括日本、朝鲜等）对其研究之书竟达1260部，故其不可谓不大。《史记》上记黄帝、下记汉武，一条纵贯三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不可谓不大。《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不可谓不大。纸张发明以前的诸如此类的出版工程，不啻为“大而化之”的“圣”。《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合称为“唐代四大类书”，其特点在“大”。孙思邈《千金方》刊八百余种药物、五千余个药方，不可谓不大。《资治通鉴》不可谓不大。号称“宋四大书”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每一部皆显示其大美。仅《太平御览》便有一千卷，分55门、4558子目，引书达1700种之多。辑入八千种书、总计近四亿字的《永乐大典》，真当得了书名中的“大”字。它不仅大，还是世界上第一部大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篇幅数倍于同时的《大英百科全书》，不可谓不大。浩浩然52卷、3000万字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不可谓不大。中国历代出版的8500多种、十万多卷地方志书，不仅卷帙浩大，更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出版文化宝库的、惟我独有的珍品。《四库全书》何其大哉！今日推出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又何其大哉！这里的“大”，有的已接近或达到庄子所谓“天地有大美”[⑧]中的“大美”。“大美”是已入化境的“大”，即“大而化之”，是“圣”，是充实之美的极至。
三
中国出版文化的第三个审美特征是完全意义上的悲剧。
这里所说的“悲剧”，是纯粹的审美对象，是指美好事物、正义力量、进步事业遭到远远强大于自己的恶势力的摧残，饱受蹂躏，或致毁灭。丑压倒了美，恶压倒了善，假压到了真，是悲剧；但这悲剧是通过悲壮的痛苦或毁灭，昭示了美好事物、正义力量、进步事业必胜的信念，激发了人们对丑恶势力的憎恨及与之斗争的力量，同时激发了人们对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乐观愿望。这里的凤凰涅槃，不是凤凰自焚，而是他杀；但结果一致，是死灰中更生，更为新美、亮丽。由于是“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死了的凤凰更生了”[⑨]，而且是更美的光明，更美的宇宙，更美的凤凰，所以说是完全意义上悲剧。
压迫、摧残中国出版文化的恶势力可分两大类：外寇与内贼。
外寇，前可举八国联军。典型之例为举世无双的《永乐大典》被劫掠。《永乐大典》共为手抄本正、副两部。藏于文渊阁的正本毁于火灾。藏于皇史宬的副本被八国联军劫掠、焚毁；因劫走而散藏于今日世界各馆的原本，合计尚不及全书的百分之三，《永乐大典》去矣！中国第一家新式出版发行机构、清末与民国前期执中国出版文化牛耳的商务印书馆，被“一·二八”日寇炮火几乎夷为平地，损失1600万元。商务之所以为中国出版文化的中流砥柱，重要原因在于其有一流专家、学者组成的编译所（编辑部），出书质量高；出书质量高的设备原因之一，是它拥有供编辑使用的骄傲于世界的东方图书馆（涵芬楼）。该馆藏书50万册，为远东藏书最多者；宋、元、明珍本达1700余种。除抢运走七分之一外，七分之六毁于日寇炮火，纸片烟灰飘飞三日之久！内贼，前可举秦始皇。秦始皇焚书，遗臭万年。比秦皇祸烈千万倍的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之焚书、禁书。一边是空前的焚毁、查禁，一边是撤销许多出版机构、遣散大批出版从业人员。除了毛选、林彪江青讲话、样板戏、赤脚医生手册等少量图书外，中国的图书出版处于基本停滞的、戚戚惨惨的悲凉境地。然而，秦皇焚书焚得了一时，他毕竟无法从阴间来扑灭汉初兴盛的出版文化，惟有向墓而泣。为害十年的“文革”收场后，中华大地出现购书热，一时间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地为购好书而排长队，唐诗宋词选本等书竟几万册、几十万册地数日脱销，出版社也成倍地增加。这是对扼杀中国出版文化的丑类的有力鞭笞。日寇炸毁商务印书馆，该馆百折不挠，排除万难，于当年八月一日复业，其七月十四复业启示云：“……敝馆自维三十六年来对于吾国文化之促进，教育之发展，不无相当之贡献，若因此顿挫，则不特无以副全国人士属望之殷，亦且贻我中华民族一蹶不振之诮。敝馆既感国人策励之诚，又觉自身负责之重，爰于创巨痛深之下，决定于本年八月一日先恢复上海发行所之业务，……俾敝馆于巨劫之后，早复旧观，得与吾国之文化教育同其猛进，则受赐者岂特敝馆而已，我国民族前途实利赖之。”[⑩]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八·一三”日军再度为祸上海，商务印书馆总馆无奈沦陷；商务同人乃将笨重的机器、纸张、书稿、存书等，于大逃难中千里辗转迁移内地，同年12月在长沙重新经营，何其不易！开明书店也因上海战事，靠两艘木船西运机器等一应设备物资，遭日寇掳掠，冒生命危险为中国出版文化保生机。凡此，皆“死了的凤凰更生了”，显示了中国出版文化卓绝的悲剧美。
这种悲剧美源自三户亡秦[(11)]、刑天猛志[(12)]那般顽强坚毅的民族精神。
当此“文革”自残出版文化三十年之际、中国现代出版业领袖——商务印书馆创建百年之际、毁我出版文化的洪水猛兽——日本军国主义旧梦重温、恶胆又生之际，我们重省中国出版文化悲剧的审美特征，当有更深的心得：中国出版文化惨遭毁灭的根本原因一为专制政治、独夫巨凶的歇斯底里，一为国弱内乱而遭外敌。这，也正是中国落后的根本所在。而维护民主政治、提高民族素质、致我于四个现代化、雄踞世界民族之林，莫不有赖于善、美、真之出版文化。
探讨中国出版文化审美特征至此，更能深悟中国出版文化使命之光荣与重大。“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3)]，吾侪勉哉！
注释：
①《论语·八佾》。
②《论语·为政》。
③张元济《涵芬楼书目·序》，参见1992年第四期《出版发行研究》孙鲁燕《为吾国人》。
④《陶行知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P.805。
⑤参见吴世灯《论“开明精神”》，《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版，P.416。
⑥赵朴初《〈乾隆版大藏经〉重版发行序》，参见1994年12月7日《新闻出版报》。
⑦《孟子·尽心·下》。
⑧《庄子·知北游》。
⑨郭沫若《凤凰涅槃》。
⑩一岳《“一二八”被毁后商务印书馆之解雇及复业问题》，参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张静庐辑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P.447—448。
(11)《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12)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又，《山海经·海外西经》：“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13)《论语·泰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