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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20年代广播正式登上传播舞台，对于它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就从未止步。西方广播研究经历了“黄金时代”的四路出击和二战后电视兴起之后的低迷。1990年代后与数字技术的结合令广播重生，广播研究亦再次起飞，成果频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比早期有较大拓展。但是，从数量上来看，西方国家的广播研究无法与报纸、电视，甚至互联网研究相提并论，这与广播本身的发展有直接关系。
在多数西方国家，同时并存着私有与公营的广播机构，而占据主流的广播或为私营，如美国；或是公营，如英国；还有公私并立双峰并峙的，如日本。广播的所有制使得西方广播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隐含着一条纵贯始终又若隐若显的红线——关于广播社会角色的研究。在广播研究早期，这种研究取向表现为商业广播与公营广播价值与意义的分析与探讨；20世纪60年代后，囿于广播本身相对其他媒介的式微，关于广播社会角色、文化功能、政治影响的研究，成为西方广播研究中一个常见的主题，众多学者力图由此来确定广播的价值、特点和意义。
从广播研究的对象来看，西方广播研究覆盖了广播的各种类型：公营广播、私营广播；国际广播、本地广播；政治广播、商业广播；娱乐广播、教育广播、宗教广播、黑人广播、网络广播等等。还有一些学者对于无执照的地下电台(Pirate Radio)、微波电台(Lower-power Radio)等，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这些非主流的、面对小众进行传播的电台既是多元的广播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同时也是多元的广播研究的一部分对象。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系教授克里斯托弗·H.斯特灵将美国广播研究归纳为七大领域——广播史、广播新闻、广播与文化、音乐与广播剧、广播技术、广播政策、广播相关研究①，比较全面地覆盖了美国广播研究的主要领域，本文参考了斯特灵教授关于美国广播研究领域的类型划分，按照西方广播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分析了西方广播研究视角的变迁及其内在动因。
早期广播：媒介史上最短暂的“黄金时代”
西方广播业起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战争所延宕的广播在1920年代后的经济大萧条中逆市上扬，成为西方世界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以美国为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20年至1945年，整个国家成了广播的奴隶，从大萧条时期总统的炉边讲话，到发布战争报道，还有独一无二的广播剧，广泛流行的娱乐秀等等，广播影响着几乎每个领域。”②广播攻城略地，为此众多西方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广播的“黄金时代”。③随后电视到来，声画并茂的电视迅速褫夺了广播的受众，广播的重要性和流行度迅速下滑。普利策奖获得者斯特兹·特克尔称广播的这段蜜月期为“(媒介)史上最短暂的‘黄金时代’。”④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珍·辛顿教授对广播的定义是：“大量听众同时收听节目的形式”，认为它的价值在于一种社会进步，而不仅是技术创新。⑤正如美国学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在《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中所指出的：到1933年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登上政治舞台时，“无线电广播作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已经整整七年了。在罗斯福宣誓就任总统之时，无线电已是这个国家最主要的消遣工具，它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咄咄逼人的经商手段，威胁着杂志业，却没有被用做政治工具。”⑥
1928年3月19日开播的晚间广播连续剧《阿莫斯和安迪》，曾创造了整个美国停止工作收听广播的盛况，“为了适应《阿莫斯和安迪》的播出，全国改变了作息时间。工厂早早收工，东部时间晚上7点到7点15分之间出租车司机拒载乘客”。⑦虽然众人为之倾倒，也有不同声音响起，梅尔文·帕特里克·艾力的《〈阿莫斯和安迪〉的冒险》一书最早从人种分歧的角度对《阿莫斯和安迪》进行了严肃的研究，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每天晚上4000万美国人沉迷于阿莫斯与安迪的世界中；另一方面许多非裔美国人要求停播这部连续剧。⑧《阿莫斯和安迪》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辛迪加(由《芝加哥每日新闻》所有)发行的广播节目，除了芝加哥的WMAQ电台以外，至少还有70家电台播出这档节目。⑨《阿莫斯和安迪》由Pepsodent公司赞助，该公司的销售额也因此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就增加了3倍，广播传播的商业价值显露无遗。一些依赖大众口味的公司，如牙膏和香烟行业等，很快就发现了这一苗头。1931年，美国烟草公司已耗资1900万美元在广播里为“幸运牌”香烟做广告。
美国广播无所拘束的发展局面以《1927年广播法》(The Radio Act of 1927)的颁布而结束。《1927年广播法》制订了许可证制，保证了商业电台的合法性；创立了联邦广播委员会，负责仲裁广播活动。美国1934年《联邦通信法》(The Communication Acts of 1934)的实施，保障了广播和电视的既有地盘，从法律层面彻底终结了反对商业广播电视的行为。
商业广播甫一诞生，人们对它的褒贬态度就判然有别。持积极肯定态度的是格里森·伦纳德·阿切尔，1939年他的《大企业和广播》为商业广播模式大声喝彩⑩，令人怀疑该著作是商业广播公司资助之作；持坚决否定态度的是美国学者瓦尔特·B.埃默里，他在《全国和国际的广播体制》中坚持认为美国广播应当在社会系统中承担民主和自由追求者的角色。(11)
欧洲的广播与美国相反，虽然起步于商业广播，但是经过短暂的徘徊后，大多回归国营或公营广播。1922年英国出现了私营的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1927年改组为由皇家宪章认可的公营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政府与广播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1923年德国发放了第一批公共广播许可证，1925年政府干脆组建了德国电波电台(Deutsche Welle)，形成了国营广播的制度，这种政府操纵广播模式的确立，也“为希特勒的宣传准备了工具”(12)。法国最初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它别出心裁地将商业广播与公营广播同时并存，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过法兰西大地，从1945年开始，国家垄断广播一直延续至1982年《视听广播法》颁布。
即使在商业广播模式的国家里，广播除了经济工具的功能，仍然具有鲜明的政治工具色彩。早期广播研究中广播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命题，广播对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催化剂”作用在很多事件中是显而易见的。最早令广播成为政治工具的是罗斯福总统，他从担任纽约州长，就开始尝试广播讲话；出任总统后，他通过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NBC)发表演讲。在过去的160年里，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见过总统的模样；而现在，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听见总统的声音，这令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感到亢奋。广播不可逆转地增加了公众对政府的兴趣，广播新闻记者的地位也跃居报纸新闻记者之上。法国前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巴黎政治学院教授让-诺埃尔·让纳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线电广播成为某种类似于全面武器的东西。无论怎样，得以有效地利用，无线电广播就抵得上多个兵团的兵力”。(13)
广播研究的传播学路径与史学致思
早期广播研究主要涉及广播技术、收音机技术的发展，广播被称为“无线电报通讯术”(Wireless Telegraphy)。(14)随着广播传播的成熟，广播研究中出现了关于广播内容和节目形态的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出现了一些关于广播技术和听众调查的著作。肇始于1937年，结束于1944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主持的“广播研究项目”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代表性成果包括赫塔·赫佐格对日间广播肥皂剧的研究、H.坎特里尔对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引起的恐慌反应的研究、T.阿多诺对于流行音乐与严肃音乐的研究，以及拉扎斯菲尔德关于收听广播与阅读印刷品的比较研究等。(15)1944年，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关于伊里县项目的研究成果《人民的选择》问世，开创了将社会调查法应用于大众传播的历史，这意味着一种崭新的传播效果研究范式的确立。此后，出现了一系列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的广播研究成果。
1946年，W·P.班宁的《商业广播先驱：1922-1926年WEAF的实验》(16)是西方最早对商业电台模式的研究，他回顾了1920年代纽约的WEAF电台的发展，揭示了早期广播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及其产生的社会效果。1948年，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和帕翠莎·肯德尔的《美国的广播收听》出版，报告了全国听众调查的结果；(17)1949年，W.朱比特·麦克劳林的《广播业中的发明与创新》出版，研究了广播的早期发展中技术所具有的显明的控制性作用。(18)这些成果显示出广播研究早期阶段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偏重于经验性的实证研究；二是关注广播技术的核心作用。
广播研究的早期阶段，鲜有对广播新闻的探索。事实上，20世纪20、30年代的广播新闻突出的时效性已经使它成为当时的“第一媒介”，但是大量的传播研究、宣传研究淹没了少量对广播新闻的关注，这让广播研究甫一诞生，就打上了那个时代鲜明的传播研究烙印，从此踏上了传播研究的路径。
20世纪90年代后，广播研究中的实证研究取向依然受到美国学者的重视，1998年，比尔·亚克、弗兰克·苏雷克和彼得·肯瑟依靠扎实的史料和详实的数据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纽约的调幅广播调查——《纽约的电台：1921-1996年大都会156家调幅广播的图史》(19)，此书被认为是“一流的”、“有深度的”城市电台编年史(20)。200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副教授夏琳·西蒙斯的论文《致亲爱的电台广播人：邮件作为一种可感知的互动》(21)，认为1920-1930年代虽然尚未出现互动技术，但是数百万广播听众已经意识到双向交流可以促动媒介反馈，因此互动可能更多的是依赖媒介内容而不是媒介技术。
自从20世纪50年代电视出现，广播就沦为西方文化的壁纸，仅仅发挥着一种背景性的作用，因此，广播短暂的“黄金时代”难免让广播研究者流连忘返，从史学角度出发也是西方广播研究的另一条重要路径。1956年，西德尼·W.海德在他的《美国的广播》一书中明确指出了广播地位的这种变化，他把广播研究置于更为开阔的历史语境当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电子媒介的认识角度，即从历史性的角度来看待广播传播的价值。
1960年代末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里克·巴诺(Erik Barnouw，1908-2001)陆续出版了他的三部广播史：《巴别塔：1933年以前的美国广播史》、《金网：美国广播史(1933-1953)》、《想象帝国：1953年以来的美国广播史》。(22)这三部巨著详细阐述了美国广播、电视发展的历史，评价了广播和电视如何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一个玩具”(广播——作者注)如何变成为一种产业，成为政治、商业、教育、宗教和国际事务。巴诺的三部巨著在广播电视史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95年英国历史研究学会副会长阿萨·布里格斯的《英国广播史》(五卷本)(23)出版，这一巨著内容浩繁，从1923年广播的诞生写起直到1970年代中期结束，全面提供了有关BBC的制度史、政策史，最后一卷《竞争，1955年-1970年代中期》介绍了广播新技术的进展以及BBC面临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广播史研究进一步深化，出现了两个大的分支：一是对于前电视时代广播史的研究开始向广播广告史、广播文化史、广播区域史等多个层面深入；二是出版了大量地方广播电台的个案研究。
广播研究的多元化视角
20世纪90年代，广播研究走出了过去40年的低迷状态，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这种研究态势的出现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动。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国际格局动荡中，广播的作用突显。国际广播在东欧国家的体制转换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很多学者注意到电视在“大众”传播中具有广泛影响，而广播在“小众”传播中目标性更为突出、影响力更为深刻，尤其是在政治领域中。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一些地方电台中的政治广告份额几乎要与商业广告平分秋色。政治脱口秀节目对竞选产生的影响也日渐加强，1990年代，美国的政治保守势力控制了一些电台，政治拥趸者们在脱口秀节目中大谈特谈国家领导者的责任，对社会的影响不可低估。
多元文化的交错并存。1990年代后，冷战的结束为全球文化交流创造了便利，“地球村”借力传播技术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平台。各类非商业电台将纷繁多样的内容带给听众，地下电台追求更深刻地反映社会问题，教育电台指陈社会边缘人群所遭遇的不平等，“胡侃”(Shock jocks)类节目也日益泛滥(1980、1990年代之交，西方世界出现了一些广播节目主持人，喜欢在节目里使用双关语搞性暗示，用侮辱性语言拿少数族裔、女性和同性恋者开玩笑，简单说，就是白人主持在广播里拿非白人群体开玩笑)。2001年约翰逊和凯斯在《奇怪的电波》中指出：“60、70年代，同性恋的故事只能出现于几个有限的非商业电台的节目里，而现在奇怪的电波走上前台，把对于同性恋者的刻板态度和有目的宣传之间的争议摆在大众面前。”(24)电波的“奇怪”，在于它把社会中美的和丑的现象都推到听众面前，展现了文化的多元、混杂。
广播研究学术刊物的创办。在美国，1991年广播电视教育学会创办了《广播研究期刊》(Journal of Radio Studies)，一年两期，刊登关于广播的历史和当代研究，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涉及领域宽广，包括新技术、政策与规制、收听(视)率、商业广播网与非商业广播网、广播管理、大众文化、使用与满足研究、宣传研究、性别研究、社会运动、广告、卫星广播与国际广播等等。该刊2008年更名为《广播与声音媒体期刊》(Journal of Radio &Audio Media)，与《广播与电子媒介期刊》(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JBEM)共同成为国际性的广播研究重镇。在英国，2003年广播研究的学会组织“广播研究网”与伯明翰城市大学合作出版了《广播杂志》(The Radio Journal)(25)，专事刊登声频媒体研究的成果。这些刊物集纳了西方世界广播研究的精粹，为广播研究向深入发展提供了平台。
广播研究再度起飞，一是研究内容上发生变化，学者们不再停留于对广播“黄金时代”的迷恋与回忆，而是深入探讨那个时代是如何出现以及为何出现的；二是研究数量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仅以美国为例，根据克里斯托弗·H.斯特灵的整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2008年，美国已出版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广播研究论著121部，其中包括各类论文集和著作，这个数量几乎是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出版的广播论著的5倍。
广播新闻研究。在广播新闻的研究中，西方最多的是关于新闻节目制作技巧的著作，如美国维莱莉·盖勒的《创造有影响力的广播》(26)，她曾经为33个国家的500多家广播电视机构担任顾问，深谙广播新闻制作的诀窍，此书集维莱莉·盖勒30年的广播制作经验为一册，2007年出版，被众多广播电视从业者奉为广播新闻制作的“圣经”。
由于西方广播新闻节目实行“主持人中心制”，因而广播新闻的研究也与新闻节目主持人、新闻记者息息相关。学术性的广播新闻研究往往取道历史研究，紧密围绕新闻报道者展开；传记体的广播新闻研究以口述史、新闻节目主持人传记为主，出现了多种关于哥伦比亚广播电台主持人爱德华·默罗(27)、英国广播公司总经理约翰·瑞思(28)的传记。历史因为有人而生动，新闻也因为人而鲜活，西方广播新闻的研究将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从学术角度出发对广播新闻的研究大多是广播新闻诞生时期的历史研究，如2002年出版的美国学者爱德华·D.米勒的《突发事件报道与1930年代的美国广播》(29)，围绕着多个灾难报道的广播新闻案例构建了复杂的学术性框架，深入阐述了早期广播所具有的远远超过今天的电视和互联网的影响力。美国学者罗伯特·J.布朗的《控制苍穹：30年代美国广播的力量》(30)，2004年出版，用大量的细节再现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如何利用广播来获得公众对“新政”和对外政策的支持，以及1938年艾森豪威尔的“世界大战”广播讲话，分析了早期新闻广播的报道方式。
音乐与广播剧研究。从广播诞生那天起，音乐节目和广播剧就成了广播的标志性内容。广播与生俱来的娱乐功能主要通过广播音乐节目和广播剧得以体现。
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广播就是通过音乐节目，甚至有人认为，在脱口秀节目出现以前，音乐节目就是广播的心脏或者灵魂。广播音乐节目在美国主要分为两类：流行音乐和乡村音乐；在欧洲主要分为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根据克里斯托弗·H.斯特灵的研究，最早关于广播音乐节目的研究是起步于广播中的古典音乐节目研究，它们出现于1940年代后期：1946年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切斯主编的《收音机广播中的音乐》和1947年恩斯特·拉普瑞德的《广播音乐》(31)，这是最早可见关于音乐节目的研究，其研究关注的是广播如何将优秀的音乐传播给广播大众，落脚点还是广播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问题。21世纪以来，关于广播古典音乐节目及音乐家的研究中最杰出的成果是保尔·杰克逊的三部曲《星期六下午在老地方：大都会歌剧广播，1931-1950》、《节目结束也许老地方见：大都会歌剧广播，1950-1966》、《在新的地方开始：大都会歌剧广播，1966-1979》(32)。从1931年开始，大都会歌剧就成了纽约人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保尔·杰克逊收集了40年代以来在广播中播出的大都会歌剧院剧目清单，以详实的史料记录了从瓦格纳、莫扎特的歌剧一路走来的美国人歌剧欣赏史。
学术性的研究更关注的是乡村音乐节目，如对美国播出时间最长的直播音乐节目“奥里·奥普瑞”(Ole Opry)的研究。1925年以来，这个节目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制作，每周在WSM-AM电台播出，最早这个节目是每周1小时的乡村音乐展播，如今这个节目被称为“美国人的家乡音乐”、“最著名的乡村音乐舞台”，该节目迄今已有86年的历史，是美国历史上播出时间最长的广播节目。1999年，查尔斯·K.沃尔夫的《好一场自然风暴：伟大的“奥里·奥普瑞”的诞生》(33)证实，田纳西的吉米·汤普森叔叔和哈姆福瑞·贝特博士才是广播音乐的真正开创者，此后，在1925年秋天WSM电台的经理乔治·海伊正式创办了每周播出的“奥里·奥普瑞”乡村音乐节目。
广播剧曾经是“黄金时代”制造万人空巷的武器，也带来过《火星人入侵地球》时的恐慌，足见其深刻的影响力。广播剧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1940年代广播剧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大众娱乐的龙头老大，1950年代电视兴起后它的听众日渐流失。1970年代德国广播剧仍然甚为流行，专门为青少年制作的广播连续剧吸引了大量听众，除此之外，面对成年人的广播剧也有不少听众。广播剧演员的传记和广播剧创作者研究，详实而生动地记载着早期广播剧的辉煌。美国最好的广播喜剧明星弗莱德·艾伦的传记《弗莱德·艾伦：他的生活和智慧》(34)、《弗莱德·艾伦的广播喜剧》(35)；广播剧创作者美国诺曼·考温的传记和研究论文，如《诺曼·考温和广播：金色时代》(36)、《诺曼·考温的单程世界飞行：最伟大的广播剧作家丢失的日记》(37)。
2006年，美国广播剧的听众达到历史上最低，但是英国广播剧仍然一片繁荣景象，BBC的广播3台、4台和7台每年制作播出数百部新广播剧，特别是BBC7，提供广播喜剧、恐怖剧和科幻剧。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使“播客”成为新广播剧的重要传播渠道，带来了广播的重生。
广播与文化研究。“黄金时代”过后，广播由过去的政治工具与文化工具的混血儿，摇身变为“文化使者”。在发展中国家，广播的首要任务是信息服务，它的重要性一如印刷媒介，例如在坦桑尼亚，广播是妇女非政府组织抗议性别歧视的传播渠道；在一些发达国家，广播成为与少数族裔、世界边远地区人们进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工具。20世纪90年代后，广播一方面谋求技术上的融合，发展“网络广播”等新的形式；另一方面在节目内容上，致力于开发各种谈话类节目，力求使广播成为人们心灵的按摩器。
西方学者关于广播与文化的研究，辐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广播与少数族裔、广播与劳工组织的研究，而且包括宗教广播、公共广播的研究。
1990年代后出现了众多关于黑人电台(Black Radio)的研究。关于黑人电台的研究，最早可见的是1979年J.弗雷德·麦克唐纳德在《不要听那个台！》的最后一章涉及到这类电台的论述。1988年，凯茜·M.纽曼的《企业家的利润与骄傲：从假冒电台的吸引力到广播的灵魂》(38)，提供了对于黑人电台诞生史的专业考察，这是第一本探讨黑人电台的专著。1999年，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吉尔伯特·A.威廉姆斯出版了《传奇般的黑人广播先驱们》(39)一书，把研究的焦点投向黑人广播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第一次关注了美国文化史上这群独特的媒介先驱们的历史性角色。
始自20世纪20年代，在英美等国就有教会组织利用广播电台布道，宗教节目是伴随着广播的诞生而出现的。相比而言，基督教和天主教会的广播电台数量较少，而犹太教的节目较为广泛地出现在广播网和一些电台中。1990年代后，出现了一些研究基督教广播电台的著作，如美国学者托娜·J.汉根的《电台的救赎：美国的广播、宗教和大众文化》(40)，这本著作追踪了20世纪20-60年代保守的基督教组织通过广播来影响听众，以详实的史料描画了早期的三个广播布道者的经历，指出早期的广播布道者是反现代化的，他们对现代价值观是持矛盾态度的。关于公共广播的研究，最出色的是英国学者班内特、斯蒂文、卡瑞和安德鲁关于BBC的探讨——《BBC的战争：英国广播业的阴谋？》(41)，作者研究了政府在BBC的建成中所承担的角色，各种力量的角逐：内政部试图让BBC遵循政府路线，而BBC的管理者希望坚持BBC的公营目标，市场拥护者希望BBC追随商业利益的足迹。此外，英国也不乏对BBC的批评之声，如吉尔德·卡夫曼曾旗帜鲜明地指出“BBC再也不是一个由公众资助的公共服务广播组织了。它越来越像一个商业组织，是一个合理性在降低的组织，一个声称以公共资金维持的组织，一个销售额递减的组织，而这正是公众在讨论和争议的问题”(42)。
广播政策研究。广播政策研究的核心是广播的规制。欧美主要西方国家先后经历过广播规制的三个阶段：20世纪初广播的自由发展阶段；20世纪20、30年代至60、70年代政府出面调控、加强规制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商业化浪潮泛滥、放松规制阶段。在广播业的发展历程中，20世纪前期各国政府通过法规政策的制定，从宏观层面引导着发展的方向；20世纪后期跨国集团挟雄厚资本打造有影响力的广播机构，从微观层面推动着发展的方向。
1990年代后出现了大量关于广播政策第二个阶段的研究——二战前各国政府颁布法规确立本国广播体制的历史背景、社会原因、各方角力。1993年，麦克切斯尼的《电信，大众媒介和民主：从1928年到1935年美国广播控制的斗争》出版，正如其副标题所指，该书阐述了1934年前后美国商业广播面临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重重危机，对政府与广播发行商之间的对抗进行了历史性的研究和分析。作者高度评价了1930年代的美国广播改革，当时的广播人认为商业广播是发展社会民主和满足传播需求的最大阻碍，而唯一的解决之途是让非赢利的电台和非商业的电台成为广播业的主角，麦克切斯尼认为对于传播史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不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而且也告诉世人应当如何来使用媒介。
美国广播研究中，对联邦通信委员会(简称FCC)的研究是一个重点。从1934年FCC成立至今，FCC管理着广播频率的分配、广播产业的调整。2004年，苏珊·L.布瑞森的《红色恐慌、政治和联邦通信委员会，1941-1960》(43)出版，聚焦于20世纪40-60年代麦卡锡主义泛滥之时FCC在政治恐慌和广播执照管理中的作为，分析了麦卡锡主义的内在驱动力和影响，以及FCC对爱德华·默罗——将麦卡锡主义逐出政治舞台的媒体英雄——的迫害。
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西欧及东欧各国陆续出现了商业广播电台、电视台迅速增长的势头。欧洲的一些公营台在商业台剧增后面临着严峻挑战和激烈竞争，公营台无奈之下甚至出现了“自我商业化”的倾向。紧随其后，美国《1996年联邦通信法》颁布实施，加剧了全球广播电视产业的兼并集中。2000年，美国博林格林州立大学副教授杰姆·C.福斯特的《空中巨响：广播频道争夺战》(44)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新的电信法案所激发的广播兼并战。
对于公共广播特质的下降，广播学者甚为担忧，1998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媒介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特雷西的《公共广播的沉浮》(45)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共鸣，作者分析了过去15年中，英国、日本、欧洲和美国公共广播所受到的政治、技术以及意识形态多方面的攻击，步步后退艰难挣扎的境况，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的民主中，公共广播有可能成为魏玛时代的一具僵尸，丧失其作为社会、文化和新闻性机构的身份。在英国这个世界一流的广播和电信产业大国，安德鲁·格雷汉姆在《广播的公共目标：BBC的资金》(46)一书中指出，英国广播业的历史性转变：从四五家免费广播网到数百家付费频道；从半打的广播电台到层出不穷的电台；从固定节目到应受众需求供应节目。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受众自由度的提升，相反受众被新技术割裂的社会所框范，在新时代里甚至BBC的公共性质亦被削弱。
对于欧盟广播法规的研究，英国学者大卫·列维的《欧洲的数字革命：广播规章，欧盟和民族国家》(47)一书是为代表。该书评价了欧洲数字广播在实践中的规制问题，作者认为这个问题关系着未来广播的责任，现行的广播政策在未来可能会导致诸多问题出现。该书提醒欧盟的广播政策制定者关注全球化背景下数字广播的影响。英国学者劳伦特·加赞尼提的《电信、广播和互联网：欧盟的竞争性法律和规制》(第三版)(48)2010年出版，追踪了近年来欧盟广播法规在数字革命中的发展与变化。
广播技术研究。广播技术研究是广播研究中最早开启的一个分支领域。早期的广播技术研究主要着力于广播技术发展历程中的几个关键性发明，近期的广播技术研究结合大的社会和经济背景，来探讨广播技术的成熟与发展。
1987年，美国学者苏珊·道格拉斯将她的学位论文修改出版，即《创造美国广播，1899-1922》(49)，这本著作融广播技术史与经济制度史于一体，扎实地分析了它们产生的社会政治环境，它也被认为是一部广义的文化史。道格拉斯努力澄清广播带给我们生活的变化，她认为早期广播发展史就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广播带来了生活中的个性、动力；另一方面广播技术的发展是与它存在的社会和政治背景相抵触的，当时美国海军控制着电波，他们并未在广播发展历程中充当积极推动的角色而是控制电波为己所用。《华盛顿邮报》“书界”专栏刊文称赞此书，“不仅是我们现有的最好的早期广播史，而且对于我们理解20世纪的美国具有重要价值”(50)。
对于广播技术先驱者的研究是广播技术研究领域中较为令人关注的，有多种版本关于马可尼、阿姆斯特朗和费森登的传记。1992年，詹姆斯·A.黑吉亚关于李·德福雷斯特的传记《李·德福雷斯特：广播之父》(51)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并非以技术为主线，而是以德福雷斯特为何承担他的工作为出发点。这些传记证实，广播技术的发明者们对于技术的狂热，是他们拥有庞大的追随者队伍的重要原因。还有一些关于广播工程师和广播设备的著作，如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人类学者迈克尔·布恩·希弗的《美国人生活中的便携式收音机：文化和技术》(52)，把便携式收音机作为美国文化的人工复制品，在希弗眼中，收音机就如同记录人类历史的陶罐，承载着历史的发展与文化传承。
纵观近一个世纪以来广播的发展，它带给西方学者无穷的灵感，西方广播研究已经融入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的方法和视角。西方广播研究中对广播人的关注、对广播与人的关系的关注，远远超越了广播本身，这一视角取向让广播研究充满了动感和情趣，历史因此鲜活。
本文的资料收集得到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系克里斯托弗·H.斯特灵教授的无私帮助，在此表示诚挚感谢！
注释：
①Sterling,Christopher H.(2009).The Rise of Radio Studies:Scholarly Books over Four Decades.Journal of Radio & Audio Media,Vol.16,Issue 2,PP.229-250.
②Keith,Michael C.(2007).The Long Road to Radio Studies.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Vol.53(3),PP.530-536.
③Barnouw,Erik.(1968).The Golden Web:A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933-1953.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Lenthall,B.(2007).Radion's America: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Rise of Modem Cultur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④Terkel,Studs.(1999).The Spectator:Talk About Movies and Plays With Those Who Make Them.New York:New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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