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0)04-0012-09
2007-2008年，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在那里，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感：国内哲学界把哲学做成了学问，主要精力投放到翻译、考辨、整理、解说、诠释，以及撰写各种带有教科书性质的著述上；而至少相当多的牛津哲学家却在进行真正的哲学思考：提出新的问题，开拓新的领域，或者对旧问题提出新的解答，做出新的论证，发展出各种带尝试性的新理论。有一位牛津哲学家对我的告诫是：say something different（说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在谈到另一位国际知名学者时，他的评价是：nothing original（没有原创的东西）。这两句话对我有相当大的震撼力，刻骨铭心。鉴于我的牛津经验以及长期以来的关切和思考，在今年元月初召开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科建设讨论会上，我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哲学家，至少是一部分中国哲学家，要去面对真正的哲学问题，去做创造性的哲学思考，提出一些带有原创性的哲学观点和理论，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这也是本文的主题，该主题被依次展开为下面7个命题。
命题1：哲学并不就是哲学史，哲学研究并不等于哲学史研究。
放眼望去，国内哲学界几乎是清一色的“历史”研究：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原来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也正在努力把马克思哲学学问化，把重点转向了文本研究、源流考辨、义理澄清等等。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也在做另一种形式的“历史”研究，只不过是“当代史”：把主要精力投放到翻译、介绍、转述、诠释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学说和著作上；各位学者争先恐后地介绍、引进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和学说，对其做诠释和评介。这一现象在中国哲学界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但仔细思考却非常令人惊讶：几乎整个中国哲学界都在做哲学“史”，没有几个人在真正地做“哲学”；几乎所有人都在研究他人的哲学，没有几个人在做原创性研究，发展自己的哲学；几乎所有人都面向哲学的过去，没有几个人“活”在哲学的现在和当下，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哲学界受“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说法的影响太深。黑格尔说过，哲学史就是哲学；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恩格斯也认为，要学习哲学，迄今为止除了学习哲学史外别无他法。由此衍生出一些广为流传的说法：西方哲学只不过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的注脚；中国哲学只不过是《周易》、孔、孟、老、庄哲学的延伸和展开。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必然要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哲学的“历史”和“文本”研究上。于是，在中国，哲学研究变成了对哲学人物、典籍、文本的研究，变成了对哲学著作的翻译、解说、诠释和评介，并且最终变成了“学问”和“知识”(scholarship)，“聪明”和“智慧”反而在哲学研究中很难见到。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对“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说法做仔细的检讨和反省，清除它的消极影响。在我看来，这句话有两方面的意义：从学术传承和学术训练的角度看，它有积极意义，隐藏着深刻的洞见，是正确的；但从哲学的本性和发展的角度看，把这一说法过于当真，则有很大的消极意义，甚至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从哲学发展的连续性角度看，可以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当代哲学只不过是古代哲学的延伸和展开。广义地说，哲学就是对宇宙、人生和社会的最普遍、最根本的问题和原则的系统性思考，是对人类生存境遇和命运的终极关切，因而是最抽象的，离当下的现实最远。例如，哲学家要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或“存在”什么？——这些“什么”构成我们生存和认知的前提和出发点；什么样的信念构成“知识”？什么样的语句、命题或信念是“真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正义”？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什么是“美”？对这些问题的关切和思考并不会随着历史的变迁、环境的改变、科技的进步而变得有根本性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先前哲学家的智慧仍然对我们有启迪、引领、指导作用；哲学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哲学训练的角度看，面向经典，与过去的大师一起思考，不失为最经济、最保险、最有效的进入哲学的路径和方法。在“哲学元典选读丛书”“总序”中，我曾写到：“每当我走入大书店时，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新出版物，面对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装帧考究的新书，我常常会产生一种挫折感和压迫感。……作为一名读者，‘其生也有涯’，面对这浩如烟海的出版物，其‘读’也无涯，即使一辈子全用来读书，也读不了多少书。怎么办？我想到了《红楼梦》中贾宝玉所说的话：‘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问题是取哪一‘瓢’？我以为，最保险的办法是：面向经典，面向大师，与大师一起去感受和思考。”因为“经典文本是经过时间的无情淘洗所留下来的珍珠或黄金，是经过无数双挑剔的眼睛筛选所留下来的精品。尽管各个时代的出版物浩如烟海，但真正有真知灼见、能够流传后世的并不多。有不少书籍，其诞生就是其死亡；还有一些书籍，刚出版的时候，也许热闹过一阵子，但时间无情，很快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并被人们完全遗忘。只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后人反复翻检，不断被重新阅读和思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经典或者提出了真正重要的问题，或者阐述了真正有创见的思想，或者对某个思想作出了特别有智慧的论证，或者其表达方式特别有感染力，更多的时候，是以上各者兼而有之”。所以，“经典文本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仍然有其生命力、冲击力和感染力。……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它们塑造了我们的文明与文化，塑造了我们的传统甚至民族性格，因为它们触及了人类生存最普遍、最根本的问题，只要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只要有智慧的大脑仍在思考着，这些东西就仍然有价值和吸引力，就能够成为新的灵感的源泉。我们仍然生活在经典的影子中。”[1]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从哲学的本性看，从哲学的发展看，从我们作为后世哲学家的尊严的角度来看，哲学并不就是哲学史，哲学研究并不等于哲学史研究。作为当代哲学家，除了解说和诠释先前哲学家的学说和思想外，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去做，那就是：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为哲学的新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我可以为此给出以下3个理由：
第一，哲学发展不仅有连续性，而且有跳跃和断裂，从而显现为不同的阶段。尽管从所面对的生存境遇看，古代人和当代人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但毕竟还是有可以感受到的巨大差别，这种差别不可能不影响到哲学家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从而导致哲学发展的跳跃性和阶段性。有一种广为接受的说法：古希腊哲学重点关注本体论问题，它试图给出关于这个世界的整体图景：这个世界的本原和始基是什么？它怎样由这些本原和始基发展、演变而来？近代西方哲学却主要关注认识论问题：我们究竟怎样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认知的前提、途径、方法、机制是什么？判定认知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什么？现代西方哲学则把关注重心转向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认知到的世界的界限；我们凭借语言而认知到这个世界，因此，语言会深刻地影响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甚至可以这样说，理解语言就是理解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理解语言就是理解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而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许多新的问题成为关注焦点，许多新的哲学分支在走上前台，例如心灵哲学，政治哲学，环境哲学等，也有一些古老的哲学学科在从边沿走向中心，例如伦理学和道德哲学。这就是说，哲学并没有被我们的前人所终结，它是活的，在发展和演变中，在不断的生长中。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当然得由作为当代哲学家的我们去推动。
第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学习哲学史的目的，是为了从中获得必要的哲学训练，为独立思考积累必要的思想资源，而并不是要变成哲学史家，或变成某个领域的专家(scholar)，如亚里士多德专家，柏拉图专家，康德专家，黑格尔专家，海德格尔专家，胡塞尔专家，维特根斯坦专家，等等。也就是说，我们读哲学史，是为我们自己的哲学思考打下基础。正是有感于此，关于“如何阅读大师们的经典文本”，在《哲学元典选读丛书》“总序”中，我提出如下建议：
“(1)留心那些大师们提出了什么样的新问题，并且如何提出那些问题，由此去感受和把握大师们心灵的悸动、灵魂的战栗和情感的搏击。爱因斯坦说得好，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2)留心那些大师们提出了何种新的思想和创见，这些思想和创见为什么是有价值的，其在当今的价值何在？应该知道，思想从来是稀缺资源，特别是那些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市面上的很多‘新’思想只不过是古老旧货的重新包装。
(3)留心那些大师们如何论证他们的思想，其论证理由充分吗？其论证结构合理吗？有这样的说法：就哲学而言，论证的过程甚至比论证的结论更重要，因为正是论证过程赋予哲学以可理解和可批判的形式。
(4)留心那些大师们如何表述他们的问题、思想和论证。哲学大师并不是思想的木乃伊，他们对其思想的独具魅力的表达方式，也是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
(5)更重要的是，要带着批判的态度去读书。如美国哲人爱默生所言，‘如果天才产生了过分的影响，那么天才本身就足以成为天才的敌人。’听话的年轻人在图书馆里长大，他们相信自己的责任就是去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们在书中所表达的思想，而忘记了西塞罗、洛克、培根在写这些书的时候，也只不过是图书馆里的年轻人。爱默生建议，在面对书籍时，读者要始终记住：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开启他的心智，激活他自己的灵感，以便让他投身于创造。‘我们听别人讲，是为了自己也能够说！’
因此，这套丛书的口号是：不要只是记住大师们的观点和文字，而是要与大师们一起去思考，从中体会到思考的快乐和创造的快乐，让人类文明的薪火代代相传，并且愈烧愈旺！”
第三，当代中国哲学家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确立哲学家的身份，去赢得哲学家的尊严。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至少在当代中国，有一些哲学史家，有许多的哲学教授，还有许多的哲学工作者，但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也没有人敢称自己是一位“哲学家”。为什么？因为在当代中国，绝大多数哲学从业者都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学习和研究他人的著作和思想上，而没有去面对真正的哲学问题，使用自己的脑袋，调动各种思想资源，从事独立的哲学思考，提出某种原创性见解，更别说带有系统性的哲学理论了。我认为，这首先不是能力和水平问题，而是态度和取向问题。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中国人并不笨，西方人能够做到的，我们大致都能做到；若真下决心去做，有时候还能够做得更好。并且，我们有源远流长的哲学传统：孔孟老庄肯定是哲学家，并且是很伟大的哲学家；朱熹、王阳明也是哲学家；近代以来，冯友兰、金岳霖是哲学家：冯友兰除了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外，还有他的独立哲学作品“贞元六书”，并且他还明确提出了一个口号：除了“照着讲”之外，还要“接着讲”。金岳霖著有《论道》和《知识论》，即使放到当代，《知识论》也是品质不俗的哲学创作，它与整个西方的知识论传统是接通的。但是，在改革开放近3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有许多“海龟”和“土鳖”的哲学硕士和博士，有频繁进出于国门之间的哲学教授，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已经相当充分了，但几乎整个中国哲学界都在研究哲学的“历史”，都在面对哲学的过去，几乎没有人在真正研究“哲学”本身，没有人投身到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伦理学等的当代争论和当代建构中去。整个中国哲学界在当代现实和当代学术面前集体失语，变成了一言不发的哑巴。这样的状况是不能容忍的，说得严重一点，是中国哲学界的集体失职和渎职，有损中国哲学家共同体的尊严，必须改变。
我本人受美国诗人哲学家爱默生(R.W.Emerson，1803-1882)影响较大，下面转述一些他关于书籍和历史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些看法仍然对目前的中国哲学界有振聋发聩之作用。爱默生认为，人在书籍面前应保持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他应该成为书籍的主人而不是奴隶；他应该始终记住：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开启他自己的心智，激活他自己的灵感，以便让他投身于创造，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书。任何过往的著作家都不能把传统的、地域的、过时即变的东西摒除净尽，或是写出一部纯是思想的书，一本在各个方面适用遥远的后世或下一代如同适用于当世的书。因此，“每一代人必须写他们自己的书，或者不如说，每一代人必须为随之而来的下一代人写书。年代久远的书不适合这个目的。”[2]92关于历史，爱默生反复强调和论证了下述主题：人与自然的中心地位，任何个人的感知和见解、任何体系和任何文明的短暂性、易逝性和最终的可变性，此时此地相对于彼时彼地的优先性等等。他认为，一个人应该以他自己为主轴来阅读历史，把历史的事件和过程视作他自己经历的复杂化。“学者阅读历史应当持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态度；他应当把自己的生活视为正文，把书籍当作注解。这样一来，历史的缪斯就不得不发出神谕，而对不尊重自己的人是从来不这样做的。如果有人认为声名远扬的人物在古代做过的事就比他今天正在做的事意义深远，我不指望他会正确地阅读历史。”[3]他反复宣扬：“我们听别人讲，是为了自己也能够说！”[2]93-94我十分赞同爱默生的这些说法和主张，具体就中国哲学家群体来说，我认为，除了转述、诠释别的哲学家的话语之外，我们还要独立发声，说出自己的哲学话语，发展自己的哲学理论；即使暂时做不到，做不好，也要有这样的意向和雄心，并且要不断地去尝试。
命题2：哲学的源头活水永远是问题，真正的问题。
由上可知，哲学确实是知识，是学问，但不全是，并且首先不是。哲学首先是思考，是思想，是智慧；是怀疑和挑战，是批判和建构；是对过去的反省，是对未来的前瞻，是对人类的生存境遇和命运的终极关切。这样的哲学起源于惊诧，其源头活水则是问题，真正的问题。
我认为，哲学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学理性问题和现实性问题，并且它们可以相互转化。学理性问题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休谟问题”，它质疑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归纳推理的必然性，迄今为止并无满意的解决方案，以至有这样的说法：“归纳法是自然科学的胜利，却是哲学的耻辱。”[4]“休谟的困境就是人类的困境”[5]。这里举另一个学理性问题的例子：从柏拉图以降，西方哲学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知识”是“真理”，至少蕴涵着“真理”；说某人“知道”某事，但该事却是假的，这是相当反直观的，甚至是悖谬性的。一个命题P对某个认知主体x来说构成“知识”，通常意味着：(1)x相信P；(2)P是真的；(3)x相信P是有充分根据的，用哲学行话来说，是得到证成(justification)的。简言之，“知识”就是“得到证成的真信念”。美国哲学家盖梯尔(Edmund Gettier)于1963年发表短文《有证成的真信念是知识吗？》，通过几个反例有说服力地证明：以上所列举的只是“知识”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自此以后，大多数认识论学者承认，要对“x知道P”做出令人满意的分析，必须加入另外的第四个条件。寻找这第四个条件就成为众所周知的“盖梯尔问题”。绝大多数认识论学者在最初遇到它时，都确信它有一个简单的解答。一些解决原来盖梯尔反例的条件被发现，但新的反例几乎立刻出现。越来越复杂的反例伴随着越来越复杂的第四个条件。目前盖梯尔问题变得异常错综复杂，已经没有多少哲学家指望它有一个简单的解答了[6]。现任牛津大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讲座教授蒂摩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在《知识及其限度》一书（2000年）[7]中论证说，回答盖梯尔问题的各种尝试之不成功说明：我们一开始就弄错了，不是要根据“信念”去说明“知识”，而是相反，要根据“知识”去说明信念、证据、证成、断定等认知现象，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知识是第一位的”。该书被有的评论者誉为“自1975年以来所出版的最好的认识论著作”，“它为后十年或更多时间内的认识论提供了议事日程”。
现实性问题推动哲学发展的例子，我可以举出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80年代达到鼎盛，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点和主流之一。“后现代主义”是一股源自“现代主义”却又反叛现代主义的思潮，它是对科学技术、理性启蒙、现代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做哲学反思的结果。现代主义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它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理性，主张用理性战胜一切、衡量一切；相信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相信人性和道德的不断改良和完善，相信人类将从压迫走向解放，而实现这一切的基础和力量就是理性。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对现代主义的直接反叛，其理论特征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否认整体性和同一性，寻找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反对理性，消解现代性和主体性；反对真理符合论，强调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和知识的商品化，如此等等。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利奥塔(J.-F.Lyotard，1924-1998)，哈贝马斯（J.Habermas，1929-）等人①。虽然后现代主义走向了另一极端：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它却是一部分哲学家关注时代、直面现实、坚持哲学的批判立场的结果；它里面包含着很多合理的成分，否则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力。在我看来，它至少是看到了问题，也许给出了错误的诊断，开出了错误的药方。哲学是一种理智的探险，它不能保证达到真理，但它会激发思考、反省和批判，由此激发出“智慧”。
命题3：哲学问题的细化导致哲学研究的专门化，并导致新的哲学分支出现。
这是哲学创新的一种重要途径或方式。仅举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这个新近十分热门的哲学分支为例。
可以说，对心灵、心理或精神现象的哲学探讨古已有之，但对此的系统研究却肇始于笛卡儿(R.Descartes，1596-1650)，他提出了心身二元论：存在着心灵和非心灵，或者物质和非物质两种实体。但他由此却必须面对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心灵实体与物质实体（如身体，大脑等）如何相互作用？他本人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后世哲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答。在近几十年来，在分析哲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等等的联合推动之下，对心灵、心身关系以及其他心理或精神现象的哲学研究集中喷发，形成了“心灵哲学”这个新的哲学分支。据高新民等人的归纳[8]，心灵哲学目前着重研究以下问题：
第一，本体论问题，即心身关系问题，包含这样一些子问题：(1)人有没有“心灵”(mind)，有没有民众心理学所说的那些现象如相信、愿望、思维、情绪、意志等？(2)如果有，它们的结构、形态和本质是什么？是独立存在的实体、现象，还是可还原为物理实在和物理现象的东西？(3)心理的东西与生理的东西之间是什么关系？能否相互作用？如果能，怎样相互作用？(4)心灵、心理的东西在肉体死亡之后能否续存？(5)心理学理论与生理学理论、民众心理学与神经科学之间是什么关系？前者有无自主性？最终会不会被还原、归并为后者？会不会像民众物理学、民众化学那样被淘汰或取消？如果前者能还原为后者，那么还原的根据是什么？
第二，认识论问题，有两个特别令人困惑的子问题：(1)他人心灵问题。如果我们相信“我”以外还存在有“他心”，那么如何予以证明？从认识上说，我们能否认识自己以外的、他人的心灵或心理活动、过程、事件和状态？如能认识，如何认识？其基础、根据、过程是什么？也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如何确定自己以外的某东西——机器人、他人、其他动物——是不是一个能思维、有感情、有意识的存在？如何判断一种无意识的自动机，它的行为是来自于不同于真正的心理状态的某种东西？怎样把这种行为与人的行为区别开来？(2)内省与自我意识问题，即有意识的存在是怎样得到关于自己的思想、情感、信念、愿望等的直接知识的？这种知识如何可能，有什么价值？内省能不能作为认识自己心理的方式和途径？如果能，内省又是怎样进行的？如果不能，人又是怎样得到关于自我的意识的？
第三，语义学问题，即日常心理概念的意义问题。它包括：(1)我们通常关于心理状态的常识术语在什么地方获得它们的意义？(2)我们运用于我们自己和其他有意识、有智能的造物的那些心理概念的恰当定义是什么？对它们可作出什么样的分析？
第四，心理现象学问题，即诸心理现象的分类、表现形式与本质问题，主要包括：(1)心理现象的表现有哪些？(2)如何给它们分类？传统的“知情意”三分法是否合理？如果按三分法，信念、期望、后悔等应包括在哪一类？(3)诸心理表现形式的关系和本质是什么？(4)心理现象的基质或主体是什么？是人、身体、大脑、心灵、精神实体？
第五，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问题。超心理学或特异现象学(psiology)是以超感官知觉（如遥视、透视、思维传感等）和心灵致动（如意念拨表、意念断物、意念搬运等）这类特异心理现象为对象的学科。心灵哲学要思考这样一些问题：特异心理学是否存在？若否认其存在，其根据是什么？怎样解释日常生活中常发生的那些现象？如果特异心理现象是真实存在的，那又应作什么样的解释？是否应在充分考虑特异心理现象的基础上重新规定心理、精神之类的概念？
第六，方法论问题，即建立心灵哲学所应遵循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案或方法论是什么？是传统的思辨方法还是语言分析方法？抑或是科学的方法或从有关科学中移植过来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能否在心灵哲学中并存或结合？其次，心灵哲学把什么样的材料当成是合理的和有用的？是内省的材料、行为，还是神经生理学所提供的材料？还是认知心理学、计算机模拟和人工智能研究所提供的材料？
我要强调指出，细致的问题导致细致的研究，深刻的问题导致深入的回答。显然，这些问题牵涉甚广，因此，心灵哲学与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社会生物学、进化论心理学、脑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等等密切相关，研究者最好在这些方面也有所知悉。一般而言，裹挟在自然主义思潮之下的哲学研究，大都需要研究者在某个领域或方面有专门知识或基本素养，由此导致哲学研究的专门化。
心灵哲学在当代西方哲学的地图上，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有论者指出，“如果说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运动经过了所谓的‘哥白尼式革命’，语言哲学由此取代认识论在近代哲学中的‘重心’‘基础’地位而成为现代哲学的重心和标志，那么在当今哲学的百花园中，心灵哲学则成了重心之重心、基础之基础。对此，美国著名哲学家J·塞尔作了精辟的概括：心灵哲学是语言哲学的基础，‘语言哲学是心灵哲学的分支之一’。”[9]
命题4：哲学探讨的原则是：自由的思考，严肃的批判。
如前所述，哲学是一种理智的探险。诚如罗素所言，哲学介于宗教和科学之间；我宁愿说，哲学介于诗和科学之间。像诗和宗教一样，哲学里面包含着直觉、想象、猜测、虚构、臆断、信仰等成分；但像科学一样，哲学是一种理性的事业，受经验证据和逻辑的制约，也要经受在解释力和说服力等方面的检验。我认为，至少在下面3种情况下，需要哲学现身，需要哲学家登场：(1)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各门具体科学无法说、也说不清楚的领域，但人类却有无法遏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对它们总想说些什么，知道些什么。这个时候就轮到哲学家出场了，他们运用人类的智慧，像侦探一样寻找蛛丝马迹，像诗人那样展开想象的翅膀，任凭思维自由驰骋，提出各种猜测性、尝试性的方案。在常人看来，这些方案有时候精妙之极，有时候荒谬绝伦。当对象的轮廓大致清楚，探索的疆域初步划定，进入的路径基本明确之后，哲学就慷慨地把它们转交给各门具体科学去处理了。(2)各门具体科学都有严格划定的界限，也有自己的专门程序与严格方法，它们都只探索这个大干世界的某个局部、侧面、过程、环节。但无论从理智和实践的角度看，我们人类都需要有关于这个世界的总体画面。这个时候又轮到哲学家出场了：他们对各门具体科学的成果进行反省，对它们做提炼、归纳、总结、连通的工作，有时候也查漏补缺，拼凑缺失的环节，由此给我们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幅整体图景，以便让我们明白我们自身以及各门具体科学在这个图景中的位置。(3)各门具体科学通常都是在某些假设下工作，在其内部从不对这些假设提出质疑；只有在某门科学的发展遭遇严重危机时，才有可能去反思、反省那些由之出发的假设。但哲学家却对人类思维中那些最一般、最根本、也隐藏得最深的假设的合理性进行探讨。例如，各门科学都要假定因果关系，它们只是去探讨因果关系在该门科学内的具体形式和实现机制。但哲学家却要思考：究竟什么是因果关系？它的本体论根据和认识论是什么？各门科学都要假定时空结构，在所假定的时空结构下去做它们的具体工作。哲学家却要追问：究竟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空间？它们的本性是什么？例如是否有始有终或无始无终？是否无限可分？如何理解时间序列和空间序列？如何理解个体在时空流动中的同一性？时间和空间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如此等等。
可以这样说，哲学家是在做一件高难度、高风险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办法保证他们的探索一定成功，没有办法保证他们说出的都是警语良言，没有办法防止他们走火入魔，说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话语。但是，只要他们的探索是真诚的，我们就应该对他们保持敬意，给他们以自由，让他们自由的思考，自由的探索，自由的言说。我们不妨采取“姑妄言之姑听之，瓜棚豆架雨如丝”的态度：若有兴趣，则观赏、把玩、思考，偶有所悟，会然如心；若无兴趣，则大可置之不理，交给时间去检验。正是因为有了像哲学家这样的一批特殊的人，以及许许多多各具特色的哲学家，我们的思想世界才显得那么丰富多彩。我们有孔子这样的热心肠，对人间事务充满热忱，力图建立他所理想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为此周游列国，奔走呼号，“虽九死而犹未悔”。我们也有老子这样的怪老头，孤冷清寂，万物莫动于心，主张“无为而无不为”。我们还有庄子这样的飘逸诗人，其想象瑰伟奇丽，文字汪洋恣肆，思想恢诡奇谲，境界高远，意象博大，蔚为大观。给哲学家以自由，这是对普通人说的；给自己的哲学同行以自由，这是对哲学家群体说的。但这样的话好说，真正实行起来却很难很难，我个人对此深有体悟。
当呼吁给探索者以自由的时候，也同时意味着给批评者以自由，因为批评是另一种探索。正是由于批评者有不同的探索，有不同的发现，有不同的思考，因此他们洞察到探索者可能有的缺陷、毛病和问题，他们才有话要说，才要发言和批评。并且，批评也是一种交流，一种刺激，一种竞赛，一种推动力。高手博弈才有可能下出好棋。
因此，我们的口号是：自由的探索，自由的批评；探索无禁区，批评也无禁区。但无论探索和批评都应该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批评者所要遵循的底线是：对探索者给予必要的尊重，保持适度的敬意，尽量持同情的理解。错误、哪怕是低级愚蠢的错误也在人类理智探险史上有其价值。我赞同这样的说法：“……哲学家不应该草率地抛弃那些被认为是古怪的和过时的观点。这样做的后果之一是使我们失去了向前辈学习的机会，而且他们的思想中的确包含着许多可资借鉴的成分。轻视这些传统理论的另一个后果是使我们无法从前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有可能面临重蹈覆辙的危险。”[10]8
命题5：哲学探讨的方法论：论证，以学术的方式言说。
我在多处地方反复强调了这一点，最早和最系统是在《论证是哲学活动的本性》一文[11]中。
自然科学方面的争议与分歧，最终可以通过诉诸外部对象和外部世界，凭借观察、实验、证实、证伪等手段来解决。而哲学方面的争议和分歧无法诉诸外在世界，没有最终的上诉法庭，哲学命题因此没有真(truth)、假(falsehood)之分，只有“有道理”(reasonable)与“没道理”(unreasonable)、“可接受”(acceptable)或“不可接受”(unacceptable)以及相应的程度区分。也就是说，检验哲学命题或哲学学说的主要手段就是逻辑手段，就是看一个哲学命题是否受到了很好的支持与论证，是否被置于与其他哲学命题的逻辑关系中，是否被整合到某种更大的知识架构中。哲学家的学说常常以系统、体系的形式出现，而不只是充满灵光的只言片语。该体系内的各个命题要通过各种论证形式组织起来，处于某种层次、结构关系中：有些命题是基本的，是前提；有些命题是派生性的，是推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论证是哲学活动的本性；哲学不仅仅是陈述你的观点，而且还要用论证对你的观点提供支持，并且对可能出现的异议进行反驳。我反复强调，对于哲学来说，论证的过程甚至比论证的结论更重要，这是因为：对于主张者来说，论证把一个思想置于与其他思想的逻辑联系之中，或者从该思想演绎出某些进一步的结论，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向深刻、细致、全面和正确；对于接受方来说，论证使某个思想具有可理解性、可交流性和可批判性，从而使他能够进入对方的思想世界，并与对方进行理性的沟通和对话。
但由此却可能导致一个后果：你不得不面对大量的相互冲突的论证，每一个观点、理论、论证都似乎有某种道理，但在仔细的诘难、审视和批判之下，其道理又显得很不充分，都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困境。你不得不在一大堆可能性中做出选择；而你一旦做出选择，你又会在某些地方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令人讨厌的后果。这常常会使人感到沮丧，感到无所适从，甚至让人产生“研究哲学是在虚掷光阴”的想法。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将由此变得聪明起来，因为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从前人的成功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即使我们不能解决每一个难题，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了解到对于描述这个世界和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如果我们足够诚实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对世界的描述还有许多空白，而且在许多方面还不那么令人满意。”[10]5这也是哲学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如苏格拉底所言，“知道自己无知”，至少是知道自己所知甚少，从而避免独断论，保持理智的谦逊。
命题6：至少一部分中国哲学家要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
首先，我要再次澄清一下“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这个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确：中国哲学家要去面对真正的哲学问题，调动各种思想资源，运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提出一些带有原创性的观点和理论，并且在国际性讲坛上做演说，在国际性刊物上发文章，在国际性出版社出书，参与国际性学术团体，发出当代中国哲学家的独立声音，以致在未来某个时期编撰某个哲学分支的文集和教科书时，其中也能够出现中国哲学家的名字、著述或理论；甚至在未来若干年之后，还有外国学者专门研究某位当代中国哲学家的思想和学说，做有关他的硕士或博士论文。有人会问：这能够做到吗？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我的回答是：有可能做到，不是天方夜谭。想当初，当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中国的中长期发展目标时，不是也显得很不切实际，过于雄心勃勃吗？但事实证明：我们做到了，而且比预期的做得更好。在哲学发展方面也是这样，我们应该有追求，有目标，然后不断地向着我们设定的目标前进。
并且，我认为，是时候了，至少一部分中国哲学家，或者单个哲学家至少用其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去面对真正的哲学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我认为，现在已经具备这样的条件了：
(1)我们有一大批“海龟”或“土鳖”的哲学硕士和博士。这批人的共同特点是外语很好，至少能够顺利的阅读外语文献，有一部分人能够用外语写作，用外语与西方学者对话和交流，在语言工具方面已经没有什么障碍。
(2)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哲学资料、信息的采集和传输已经不是问题。哪怕你处在中国的某个边远省份，假如你对网络技术足够熟悉，并且有足够的研究热忱，你几乎可以通过网络得到你想得到的一切资讯，并且直接与某些学术“大腕”、“牛人”交流对话。我有时候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万能的上帝死了，但我们得到了一个新“上帝”，这就是互联网(internet)。
(3)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哲学家群体的生活也大为改观。尽管还谈不上富裕，但过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已不成问题。因此，我们不必把大部分精力花在谋生上，花在养家糊口上了，而可以有时间和精力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去成就我们想成就的事业。
(4)尽管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还任重道远，基本的人身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还是具备了。只要不与政权直接冲撞（哲学家与政权直接冲撞的机会几乎没有，除非去做哲学家身份之外的事情），中国哲学家大致上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并且总会找到地方发表。如果你真有本事，国内刊物不接受，你还可以在国际性刊物上去发表。
(5)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学术研究（包括哲学）的经费资助也越来越多。只要你能够证明自己足够优秀，就有可能从多种来源（官方或民间，国内或国外）获得资助，经费也不会构成什么障碍。你可以较为频繁地进出于国门之间。
我不敢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我敢说：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中国哲学家自己的雄心壮志，以及刻苦努力、不懈追求、越挫越勇、永不放弃的精神头。
命题7：北大哲学系的三重使命：学术传承，原创研究，文化传播。
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次北大哲学系学科建设讨论会上，我也曾谈到北大哲学系的三重任务，实际上是北京大学以及任何一所重要大学的使命，那就是：学术传承，原创研究，文化传播。我还说过，把其中任何一件事情做好，做得出类拔萃，都不容易，都值得尊重和敬佩。
北京大学首先是一个教育机构，它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传承文明，使学生受到人类文明的基本训练，为国家和人类的发展进步培养各式人才。相应的，大学教师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要用到教学上，用到教育、培养学生上，传承学术，传承文明。这时候，大学教师的角色就是一个诠释者、传播者、引导者、训诫者，这种工作的性质主要不是创造性的，更多的牵涉到系统、程序、制度、规则等等。不过，若学术传承做得好，照样可以成为大家、大师。
但北京大学不只是一个教育机构，它同时又是一个科研机构，应该是新知识、新思想的生产者和贡献者，并且还要与世界上其他的学术重镇比赛和竞争。学术无国界，学术上的“新”都是相对国际上而言。因此，北大教师的另一个职责和使命就是：追踪国际学术前沿，与国际学术同行竞争，做至少带有原创性的研究，出国际上一流、至少是重要的学术成果。
既然像北京大学这样的教育学术机构占有很多优质的资源，它对中国社会各方面品质的总体提升也负有责任，那就是文化传播：向大众传播学术，传播科学，开启民智。这包括：撰写和出版各种可信又可爱的高级科普读物，例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走出校门给社会各界做讲座；在各种大众媒体（例如电视、网络媒体）上现身，直接向大众发言，与大众对话；办各种短训班，把社会人士请进校园，在短时间内教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如此等等。此外，甚至还负有另一个重要责任，那就是向世界传播中国和中国文化。
最后，我想用这样的话来结束本文：现状要改变，任务很繁重，路径有多种，我们要努力。
收稿日期：2010-02-20
注释：
①此处参考百度百科词条“后现代主义”而写。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847.htm?fr=ala0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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