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范畴理论视角下汉字“鬼”之认知机制抉隐论文

原型范畴理论视角下汉字“鬼”之认知机制抉隐

黄交军1,李国英2

(1.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贵州贵阳 550005;2.贵阳市青岩贵璜中学,贵州贵阳 550027)

内容摘要: 鬼之真身到底为何?古往今来众说纷纭。本文从认知语言学原型范畴理论入手,对汉语文字材料进行严谨推导后,证实汉字之“鬼”乃先民观物取象于祖考之骸骨,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学古老而重要之认知法则的实践产物,为中华民族“立象以尽意”汉字美学命题的哲理阐发。其发生学原理与演变史路径乃汉字“形、音、义”与“书(象)、言、意”的完美组合和黄金搭档,堪称中国先民认知世界、表述世界、规约世界、解译世界的一个经典例证,是我们重建传统朴学与民族文化认同的中国编码、认知经验与人文底座,对汉语词汇、人类思维与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原型范畴;鬼;认知机制;立象以尽意

一、引言

《论衡·论死篇》:“鬼神,荒忽不见之名也。”作为人类史上最具哲学思辨、心智认知、民族鉴别与名实争议的专业术语与知识概念之一,鬼的能指(记录鬼字之语言符号)与所指(表达鬼义之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关系问题已引起春秋时期宰予(孔门十哲之一)的高度关注,并曾专门让孔子指点迷津,《礼记·祭义》:“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古往今来,清才俊彦们纷纷对其进行定义说明,力求把握这一神秘事物的实质。《说文·鬼部》:“人所归为鬼。”《风俗通义·怪神》亦云:“鬼者,归也,精气消越,骨肉归于土也。”说明在两汉时期,汉儒已用轮回的宗教思想来阐释鬼这一概念。张载认为鬼神乃阴阳二气之屈伸,屈者为鬼,《张子正蒙·太和篇第一》:“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程颐亦持“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南宋陈淳《北溪字义·鬼神》)的观点,主张鬼(神)是天地之功用,乃自然规律运行下的痕迹。《祛疑说·鬼神之理》中储泳亦曰:“鬼者,地之阴气。”体现出宋明理学无神论的唯物倾向。《皇朝经世文编·礼政十三祭礼上》:“鬼者人之神也。”清代钱维城提出鬼乃人之元神或精神所系,《法苑珠林》第六云:“又鬼神者,《婆沙论》中:鬼者畏也。谓虚怯多畏,故名为鬼。”佛教从人类心理出发,判定鬼是人心畏怯的虚幻产物。以上有关鬼的界说渐趋模糊,距其历史真身已有相当距离,无法对鬼之起源等诸多历史谜团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阐释与圆满解答。认知语言学以体验哲学与认知科学为理论基础,注重从身体经验与体验认知出发,力图对人脑中的概念结构与认知方式作出统一的逻辑推理与可信解说,进而胥译人类心智的遗传密码[1]55-62。原型范畴理论被视作认知语言学的识读工具、解释框架与理论基石,对人类不同民族的词汇概念、事物范畴、文化表征等心智认知现象具有超强的解释力、说服力,故以汉语文字材料为研究样本,运用原型范畴理论抉隐“鬼”字源流,能起到方向性、针对性与关键性的指导作用。

二、万鬼归真,祖考骸骨:汉字“鬼”之真身考索

《论衡·死伪篇》:“鬼神者,谓三王也。即死人无知,不能为鬼神。周公,圣人也,圣人之言审,则得幽冥之实;得幽冥之实,则三王为鬼神,明矣。”鬼,是贯穿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涵盖面广、包容性强、复杂度深的字词。殷周以来鬼字遍布流播于历代古籍文献之中,字义参差错落,犹如世人心目中鬼之形象千变万化,难以捉摸,成为后世学者颇感兴趣并加以研习的关键词语,在汉语词汇乃至中国文化话语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指出:“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之中,语言是人类(赖以)存在的(精神)家园。”[2]192日本著名学者子安宣邦通过对中日两国鬼神观的细致比对,断定“鬼神”一语栖息在人类的言说之中,徜徉于人类的存在空间[3]65,乃掌握、诠释和确立权力者建构国家社会与伦理,进行“神道设教”(《易·观》)、“鬼道设教”(昭梿《啸亭杂录卷七·徐中丞》)的重要手段与有效途径。从某种程度而言,自古以来鬼神一说不仅仅与生死观、祸福观有关,也不能单纯归结为民俗信仰问题,更为突出的是,它是一项上升至古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与世界文明秩序的重要议题,乃探究人类思维之谜无法回避的终极密钥。《祛疑说·鬼神之理》:“夫鬼神者,本无形迹之可见,声臭之可求,谓之有则不可;至于寒暑之代谢,日星之运行,雷电风雨之倐变倐化,非鬼神之显著者乎?此谓之无则又不可。”然颇为吊诡的是,人们对鬼之认识一直模棱两可、暧昧不清,反映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古人争议鬼物是否存在时不仅难以抉择,甚至在讨论鬼之真身(即鬼的原始存在形态)到底为何这一基本认知上,也是众说纷纭,纷纷滑入唯心的不可知论泥淖。如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其对郑景望以“薛士龙家见鬼”(事载南宋洪迈《夷坚丙志卷一·九圣奇鬼》)为依据相信有鬼论予以否定时,却将鬼神解释为“虹霓”“雷部神物”等神秘实体,让人不免诧异莫名。

他像一个女人那样哭泣,这让我无地自容,目不忍睹。他不追我,我就没有台阶下,我就只能一直往前走。走了几里山路,一条柏油路横在我面前,我随后看见一辆长途汽车。车前招牌显示由县城去往武汉。我没想坐车,我没想走那么远,我想把家乡的山路走到尽头,再往回走。可是,长途汽车轻轻地,稳稳地停在我身旁。司机服务态度那么好,近乎虔诚,我没有理由不上车。我的双脚,就不由自主踏上去了。

(一)汉字“鬼”之认知语言学原型范畴理论渊源与认知依据

一提到鬼的形象,或说三头六臂,或云牛头马面,或指黑白无常,甚至连无头尸也划分为鬼之类型。如《北史·樊子盖传》:“(子盖)严酷少恩,果于杀戮,临终之日,见断头鬼前后重沓,为之厉云。”然鬼究竟源于何物?常言道:天下万物,纵横不出方圆,万变不离其宗。鬼之真身原貌悄然消隐遮蔽于历史的重重迷障之中,然汉语以其浩如烟海的语料库、数据库为我们揭开鬼之本相奉献了宝贵丰富的元文本素材。《汉语大字典》中“鬼”的义项多达12个:迷信者以为人死后离开形体而存在的精灵;祖先;万物的精灵;喻隐秘不测;不可告人的打算和计谋;蔑称;沉迷于不良嗜好及患病已深的人;敏慧、狡黠;昵称;远;星名;姓。一方面充分说明鬼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强大影响力,可用于指称各种衍生词义;另一方面足以证实人们对鬼之本质属性缺乏明确的判定标准,导致读者面临诸多义项纷繁局面时无法对其源流作出精准区分。李塨《圣经学规纂论学·谕学卷二》曰:“画家言画鬼容易画马难,以鬼无质对、马有证佐也。”鬼因其主观色彩浓厚,没有一定之规,可任人随意发挥,不确定性特征明显,为创作想象提供了广阔的艺术空间,从而使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让人无法一睹鬼之庐山真面目。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订鬼篇》中总结两汉及以前时代鬼的成因有7种之多:“一曰:人之见鬼,目光与卧乱也;一曰:鬼者,人所见得病之气也;一曰:鬼者,老物精也;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时不成人,变化而去;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一曰:鬼者,物也,与人无异;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见。”今人通过对鬼字之形义关系进行考察,总结其来源主要有大头怪物说、魌头(假面)说、类人动物说、异族丑人说、神主(祖灵牌位)说、人死归葬墓田说等6种说法[4]8。以上诸家说法各执一端,但均缺乏足够的语言学证据支撑,无法给鬼的词义演变事实作出统一的令人信服的逻辑梳理与全面分析。

鬼作为一种虚幻、荒唐的主观印象与人脑意识,是对客观事物与自然现象的一种歪曲与臆想的反映。牛头马面与三头六臂等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却有着具体生动的历史原型与语义理据,如“牛头马面”指迷信传说中阴曹地府的两位鬼卒,比喻各种丑恶的人,其来源于佛教典籍。牛头,又名阿旁、阿防。《五苦章句经》:“狱卒名阿傍,牛头人手,两脚牛蹄,力壮排山,持钢铁钗。”马面又叫马头罗刹,《楞严经》卷八云:“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面罗刹,手持枪矛,驱入城内,向无间狱。”“三头六臂”已凝固成词,意为三个脑袋、六条胳臂,常喻神通广大、本领出众,如《西游记》第四回:“那哪吒奋怒,大喝一声,叫‘变!’即变做三头六臂,恶狠狠,手持着六般兵器,乃是斩妖剑、砍妖刀、缚妖索、降妖杵、绣球儿、火轮儿,丫丫叉叉,扑面打来。”其较早出处为北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普昭禅师》:“三头六臂擎天地,愤怒那咤扑帝钟。”哪吒三头六臂之原型应为古印度毗沙门天王(多闻天王)之子那吒,其形象乃三头八臂的大力鬼王,传入中土后出于国人对称心理需要被改造为三头六臂,而这可从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范畴理论寻求鬼之现象的合理解释。原型范畴理论(又名原型理论)是在对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经典范畴理论进行扬弃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万事万物进行分级归类的一种认知模式。与传统的经典范畴理论强调范畴成员必须满足充分必要条件与二元对立等要素不同,原型范畴理论提出事物范畴是通过原型特征建立而成的,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而是展示出一幅“中心(清晰)—边缘(模糊)”的辐射结构与分布图式,彼此存在“家族相似性”特殊关系。原型无疑是范畴中全体成员最具典型特征与本质属性的核心代表、标准成员与黄金楷模,是人们对客观世界与意义世界进行范畴化、概念化、系统化的认知参照点,乃“理想化”的心理表征,视作同类事物范畴赖以建立的鉴别模型、衡量标尺与存在根基,是学术界剖析阐释社会文化难点、热点、焦点问题的认知利器与解码神器。而鬼之语义歧杂与形象百变自然成为我们借鉴认知语言学来分析汉字形、音、义联系动因的一个经典案例,从中可窥探汉字很早就具有的主客观完美结合的认知特色、科学思维与知行哲学。

《易·系辞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唐代孔颖达疏:“近取诸身者,若耳目鼻口之属是也;远取诸物者,若雷风山泽之类是也,举远近则万事在其中矣,于是始作八卦。”该取象制卦原理强调伏羲氏通过对天、地、人等事物的观察体悟进而摹略提炼出八卦等符号编码,即从自己的身体以及周围环境发生的异常变化来取类比象,试图建立人与自然的互动感应体系,进行或大或小的形势判断和结果预测,从而准确把握自然规律以解释指导人世兴衰,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仿拟交感模型与原始认知思维。易学的思维机制与认知语言学的根本法则不谋而合,认知语言学亦特别强调将人的身体构造与感知经验作为拟度、衡量、评判外部世界的基本标准与界域尺度,重新系联阐明(人的)身体、世界和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正如认知语言学者莱考夫所指出的:“从最根本意义上说,心智是基于身体经验,意义也是基于身体经验,思维亦为基于身体经验的。它们构成体验哲学的理论实质与终极内核。”[5]6先哲认为人乃天降气以养物、地赋物以形体的产物,换言之人类为天地生养覆育的演化结果,即人与天地同构恒等,同呼吸共命运,彼此之间是全息对应的,故三国时期魏国高堂隆《谏明帝疏》云:“是以有国有家者,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妪煦养育,故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6]87汉语是华夏文明的表意体系,而汉字乃构成汉语的组织细胞与重要成分,最初先民就是通过仰观俯察的体悟思考后,择优选用象形符号的语码形态来表述中华民族的存在方式与社会信息,培育我们民族生于斯长于斯根植于斯的文化故土、精神家园与心灵港湾。

(二)汉字“鬼”之出土甲骨文资料凭证与祖先崇拜内因

《庄子·外篇·达生》:“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然世人多持鬼乃无形无声之物的主观认识,南宋胡寅在《崇正辩》卷三指出:“圣人所谓鬼神者,未誉言其貌象声色,盖人所不见,言论所不可证,故曰‘无证弗信,弗信民弗从’也。”然大量出土资料确凿表明鬼字的创制有着充足的形象依据、心理基础与民俗共识。如鬼在甲骨文中作“合20757组”“合14290宾间”“怀1073出组”“合22012子组”[7]536-537。从上述字形来看,显然鬼字是参照人体进行临摹描绘而成,可谓一幅幅人身素描速写,但又与“人”字(卜辞作“合36483黄组”[7]474,“合22092午组”[7]473)截然有别,最具区分度、标识符与指示性的典型特征是鬼之甲骨文形体上端肥硕浑圆(下端可确认为人字形体),突现鬼与人似同实异、貌合神离,不可等闲视之,一概而论。《礼记·祭法》:“人死曰鬼。”人逝去化作鬼魂,是回归来处。《尔雅·释训》:“鬼之为言归也。”郝懿行义疏:“生,寄也;死,归也。故《列子·天瑞篇》云:‘鬼,归也。’又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从传统训诂角度而言,鬼、归音近义同,可以互训,如《诗·曹风·蜉蝣》:“于我归处。”马瑞辰传笺通释:“归处,谓死也。”

从丧葬民俗而言,“人死为鬼”“鬼为归人”等鬼神观念是春秋以来的流行成说,在社会层面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说苑·反质》:“精神离形,各归其真。”《尸子》卷下:“人神曰鬼。鬼者,归也。故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先民抱有人“起于尘土,归于尘土”的古老思想,《论衡·论死》:“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土,故谓之鬼。”《礼记·祭义》:“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萋伧,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儒家亦肯定“骨肉归于土,命也”(《孔子家语》卷第十)的死亡命题,古圣昔哲们甚至将其升华至正义伦理高度来进行人文审视。司马迁《报任安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亡目的与方式在上古时就已成为中华民族衡量存在价值与生命意义的重要分水岭,典籍多载“视死如归”(意为将赴死视若归家,形容不怕死亡,不惧牺牲)的赞誉称颂之词。如《管子·小匡》:“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可见早在先秦时期鬼魂观念已伦理化、正义化与哲学化。又作“视死若归”,见《淮南子·兵略训》:“故战日有期,视死若归。”亦称“视死犹归”,《抱朴子·弭讼》:“服不伏之人,视死犹归,血刃之祸,于是将起。”古代中国崇尚“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夏日绝句》)这种死得其所的价值导向,是激励后人为正义事业慷慨赴死的思想基础与精神动力,构建起我们民族之魂的强核原子。《楚辞·九歌·国殇》:“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王逸注:“言国殇既死之后,精神强壮,魂魄武毅,长为百鬼之雄杰也。”

其实人类“出于尘埃,终归尘埃”这一朴素理念在世界各个民族宗教信仰中具有普遍性,如西方传世典籍《圣经·旧约·创世纪3.19》载:“尘归尘,土归土。让往生者安宁,让在世者重获解脱。”但与基督教只拜上帝、不敬祖宗迥异,国人敬鬼崇鬼有着祀祖谒先的内在隐秘与特殊动机,究其因乃“上古之所谓鬼者,髙曾祖考是也”(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一·鬼神篇》)。古人之所以奉鬼拜鬼,实是源于上古之鬼乃先民之祖考,《崇正辩》卷三云:“圣人所谓鬼神者,天地人而已。举天神,则凡丽乎天者皆属焉;举地只,则丽乎地者皆属焉;举人鬼,则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祭于寝,皆其祖考,非有他也。”在中国古代创立的宇宙图式结构中,鬼始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并成为人们解释自然现象、构建天人关系的哲学基调与主流话语。《西游记》第五十八回:“周天之内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鬼神》中明确指出:“鬼神,谓天神、地祗、人鬼也。有神而后有郊社,有鬼而后有宗庙。天统乎地,故言神,可以该祇。人死为鬼,圣人不忍忘其亲,事死如事生,故有祭祀之礼。径言鬼神,皆主祭祀而言,卜筮所以通神明,故《易》《传》多言鬼神。精气为物,生而为人也;游魂为变,死而为鬼也。圣人知鬼神之情状,而祭祀之礼兴焉。横渠张氏(指张载),以鬼神为二气之良能,古人无此义。二气者,阴阳也,阴阳自能消长,岂假鬼神司之。”钱氏所论诚谓卓识,让人慕叹。

由于受使用条件、燃油质量、零部件寿命和隐性故障的限制,单靠喷油器来控制燃油喷射量很难满足尾气排放要求。为了减少污染,必须加入空燃比的反馈,以形成闭环控制,让燃油喷射量更加精准。

一个项目的管理水平对建设项目绩效的高低有着决定性的因素,这就要求各方积极的进行配合,对建设项目的质量负责。监理工程师是协调各方工作的桥梁,所以在一个建设项目当中,监理工程师应该积极的进行组织和协调,使各个参与方能够积极的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而在保证工程建设项目顺利开展的同时,缩短建设工期,增加投资的效益。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三)汉字“鬼”为“魌头(假面)”说的五重批判

1.魌同倛、其页。《类篇》:“魌,丑也。今逐疫有魌头。”《周礼·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以索室驱疫。”郑玄注:“如今魌头也。”孙诒让正义:“魌正字当作 ,字又作倛。”鬼、魌若为一字,显然违背古代造字的经济性原则,先民没必要替鬼字另造一分别文“魌”,增添人们的识记负担,影响社会交际。

更让人信服的铁证确据乃殷墟卜辞中之“鬼”字还书作其它形体,如“合12414反宾组”[7]537,该鬼字上端字形清楚表明死去亲人还伴随长发特征,另存“甲2915续甲骨文编”“3407续甲骨文编”“5397续甲骨文编”等,观此三字,可知其首部还留有不少血迹。如何诠释这一古文字迷案?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说法为古代巫师进行扮神驱鬼作法时所佩戴的面具,与“魌头”同,有学者拟测巫祝头部是“模拟的鬼头竹笼,或是仿造死者面目作假面,或是将其它人身神兽之头像画于假面上”[8]13,并据此断定:“鬼头很显然就是巫祝进行祭祀活动时装饰的头部形象。”[8]13据笔者考证:鬼为“魌头”(假面)说存在多处硬伤,与语言事实与社会实践严重不符。

EKC提出后,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大大丰富了人们的认识。EKC的形成机理揭示的并不是经济发展本身,而是隐含在经济发展背后的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政府环境规制的完善、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等。

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无疑是1983年陕西省考古队在清涧县鬼方古城遗址中出土的一尊商周时期的石雕骷髅人像(见图2、图3),对于以鬼作为部落名乃至国名的鬼方民族而言,鬼就是该氏族赖以立身立族乃至立国的图腾标志与力量源泉。该雕像恍如一幅鬼字的立体象形写意图,雕像线条粗犷而流畅,简练而精准,其骷髅形象应以先人容貌为模版绘制而成,形象狰狞,面容凶恶,充满威严,感觉真实,让人油然而生敬畏之情。其发现地点位于宗庙建筑的一座庭院内,是用于祭祀亡人的灵牌神位类标志物,洋溢着鬼方人民对祖先鬼神的顶礼膜拜与热情歌颂。因先民通过去除亡者内脏、脑髓等软组织,使用盐渍、香料或药物等进行人体腌制,从而导致干尸出现首脑庞硕而肢体孱瘦矮小的视觉印象。此设想得到了医理学与考古学、人类学的大量印证,也彰显出古人造字的客观性、合理性、科学性,让人叹为观止。

3.依此说无法准确解释以上三个头部染有大量血迹鬼字形体的构字原由。依常识施法作巫现场不可能出现鬼师巫婆戴假面进行驱鬼舞蹈的同时能于身上周围抛洒大量鲜血的诡异场面,传世文献与田野调查均无任何记载证实该说,充分证明鬼字为“魌头”假面的说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不能自圆其说。

模拟教学在鼻科复杂解剖立体化、快速有效的提高鼻科医师鼻内镜鼻窦手术的技术水平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尤其是近年来,医学影像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医学影像导航技术使得术前评估、术中实时导航成为可能。实践操作中应当更加重视医学模拟技术在鼻科医师掌握基本的解剖理论、联系临床实践和提高手术技巧方面的作用[5-6]。

5.魌头乃巫祝佩戴面具,目的是驱鬼逐疫,使鬼畏惧逃遁。然“鬼”古代训诂为“归”义,如若“鬼”字为假面,那么魌与鬼的目的与效果(驱鬼与归人)是完全对立的,故鬼乃魌头假面说不成立。

(四)汉字“鬼”为“人死归葬田土”说的三重批判

目前学术界又一比较新颖的观点断定鬼字上部是“田”字,鬼乃会意而成,会“人死归葬于田土之下”[10]103。该说也存在不少瑕疵。

俗话说:人死为重,死者为大,入土为安。古人埋葬习俗多用土葬,即将逝者尸体、遗骨掩埋进泥土。然据该说鬼字却从田而不从土,语言学证据匮乏,古籍文献中亦找不出任何从土之鬼字异体,岂非咄咄怪事!难道先民造字时舍近求远,不懂取舍?明显违背古人仰观俯察、认识世界的思维原理,此其一。

4.鬼之原型推测为魌头说的另一理由是面具图案描摹仿制先人之相貌,祭祀鬼神时以便迎鬼接神,该理由牵强附会。首先文献典籍未闻有面具上绘前人容貌之记载,事实上人们使用假面时更多地喜欢采用夸张变形的艺术方式,来达到恐吓、威慑、降服的心理效果。其次古代常用“尸”来象征死者神灵进行祭祀活动。南宋罗泌《路史·原尸》:“于祭有尸,见君子氤氳事神之尽也。三代之时,自天子至庶人祭,皆立尸。秦汉而来兹事废矣。”“尸”乃活人,优先选择有血缘关系的子孙晚辈代替死者受祭,《礼记·曾子问》:“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孔颖达疏:“以成人之丧威仪具备,必须有尸以象神之威仪也。”天子诸侯之“尸”常用臣子来扮演化身,如《公羊传·宣公八年》:“犹绎,万入,去籥。”汉何休注:“祭必有尸者,节神也。礼,天子以卿为尸,诸侯以大夫为尸,卿大夫以下以孙为尸。”足以证实先民祭鬼立尸有着坚固的心理基础与广泛的社会共识。在古人看来,鬼并非完全虚无缥缈,而是有形可托、有物可寄、有感可发的,祭拜的对象必须为可视、可触、可传、可达的存在形态与活体实体,方能确保鬼神接受祭享并传达神意,并赐福保佑行祭者,达到寄托哀思、追养继孝的意图。故《白虎通义·祭祀》明确指出:“祭所以有尸者何?鬼神听之无声,视之无形。升自阼阶,俯视榱桷,俯视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虚无寂寞,思慕哀伤,无所写泄,故坐尸而食之,毁损其馔,欣然若亲之饱,尸醉若神之醉矣。”正因先民极其重视天地鬼神,笃信万物有灵、灵魂永存不灭,《荀子·礼论》:“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对它们而言,如用假面虚像来代替鬼神有亵渎神灵大不敬之嫌,窃为古人所不取,而只能是采用尸这种(活)人(死)鬼有效沟通、互通款曲的理想方式,以便真正做到“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入室神如在,升堂乐似闻”(唐朝张说《奉和圣制经邹鲁祭孔子应制》)、“歌舞送尸云祭鬼”(元朝朱思本《贞一斋稿·弃亲行》),这才是先民祭鬼拜祖的真谛所在。

再者田地作为古代中国以农耕为本立国夯基的重要生产资料,上至朝廷下至官府绝不可能放任民众大肆盲目占用农田到处兴建坟地阴宅。《孟子·滕文公上》:“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社会现实更倡导节葬、薄葬、臝葬、野葬等葬礼风俗,《易·系辞下》亦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说文·人部》:“弔,问终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会殴禽。”《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古者人民质朴)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清楚表明古代奠瘗死人仅用柴草厚厚覆盖,葬于荒野,不立坟不种树的人文传统。甚至上古三代君王贵族也自觉践行这一传统,西汉刘向《谏成帝营陵寝疏》:“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陇皆小,葬具甚微。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皆无丘陇之处。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刘向并以“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秦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为戒”进行鲜明对比,强烈批评违礼厚葬的社会危害,故该说与历史事实与社会现状严重不符,此其二。

另可从出土古文字资料进一步分析。“田”字甲骨文作:“合20196组”,但更多地记作“合20495组”、“合32026历组”、“合32992反历组”[7]768、“粹一五四四甲骨文编”、“合29330无名组”[7]768、“粹一二二三甲骨文编”、“拾六·七甲骨文编”、“拾六·一甲骨文编”。遍检“鬼”之甲骨文资料,鬼字形体结构无一从上述罗列之田,足以论证“人死归葬于田土之下”之说实不可取,此其三。

结合以上可靠史料、语料,我们认为“鬼”字乃取象于亡人之骸骨,更确切地说,是依据死去祖考的面容形貌来进行象形定义的。换言之,鬼之原型(即真身)就是仙逝的考妣先祖音容相貌,由此一切皆可迎刃而解。因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非人力可为,故先民深感冥冥之中由鬼神主宰众生,宗族后辈相信殪没先人身上附有一种神秘力量,人们进行事鬼悦鬼活动其实是希冀获取祖考人鬼的荫庇福延。落实到具体造字层面时,因亡殁的亲人或老死(正常死亡),或夭折,或病死,或暴毙、战死等横死(非正常死亡),人类各种死亡方式与现场情景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人们的心理认知与造字思维,所以部分鬼字甲骨文形体头部沾有大量血迹,实乃后辈目睹先人非正常死亡的文字实录与图形演示,古人创字赋形时没有刻意回避,而是认真予以专门记载,做到“世言书字出心画”(北宋刘贽《游后洞诗》),使之成为见证初民“言为心声,字为心画,象为心魂”的历史传声筒与时光投影仪。从该角度而言,汉字具有活化石与真史料的双重价值,可用于探古释今、答疑解惑,一个个汉字赋形、得义与定音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大部头中华先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踽踽独行、负重致远的民族奋斗史和社会文化史[11]59

叶绿素含量测定采用Deng[9]等的方法稍作修改。青圆椒组织用4 ℃的丙酮:乙醇(2:1)溶液匀浆,在通风橱内避光过滤至50 mL棕色容量瓶中,至青圆椒匀浆组织变白,然后定容至刻度,测定66 nm和645 nm处吸光值。

至于个别甲骨文鬼字还濡存长发形状,从医学角度而言,头发作为保护人类头部的毛发物质,其主要成分是毛皮质,不易腐烂。美国2000年制作发行的一部关于木乃伊的《Discovery:Unwrapped The Mysterious World of Mummies(木乃伊世界)》的纪录片中,可以看出许多木乃伊被发掘出土时,多只剩存骨骼与头发,而先人谨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古训,毛发自生至死都会予以保护,故鬼字作为先祖先烈之骸骨的象形符号,字形上沾染长发貌状,也就顺理成章、不言而喻,鬼字堪称先民一部高度复原古代生活常识的科普医学史、严谨探索人类思维规律的学术心理史。

(五)汉字“鬼”头大身小构形取象之医理学、考古学与人类学佐证

鬼字最重要最令人费解的问题就是该字形体为何头大身小?此构形取象有何客观依据?千百年来始终困扰着世人。针对这一汉字现象,姜亮夫曾明确指出:“从考古学事实看,人死后肌肉萎缩仅剩骨骼,而骨架中头最大,此乃鬼字本义(原始人类必常见死人之大头骨),这也是唯物的观点,并非后世以鬼为死后人的灵魂的唯心解法。”[12]85姜氏所论于古有征,人类关于殡葬丧仪颇为讲究,藏传佛教徒用火焚烧人体骸骨取其余烬舍利的方式来达到永存尸体、企求生者与死者维系沟通之宗教目的。《清稗类钞·丧祭类·藏人丧葬》云:“又如贤俊之徒,乃从佛教流派而出者,则存其焚余于金银铜器中。其保存之法,亦如埃及之木乃伊。将藏此焚余之器供于神位,如佛像然。”然与佛教葬俗殊异的是,世界上诸多民族曾流行利用各种方法将逝者遗体制作成干尸(最负盛名者当属古埃及木乃伊)以便长期贮藏供奉,如生活在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安加部落丹尼族人至今仍孑遗这一独特传统,即用烟熏炙死者化作干尸悬于高处鸟瞰整个村寨,即使历数百年依旧能保存完好如初,以示对死者最崇高最虔诚之敬意(如图1所示),成为世界各地游客游览此地必看的一道神奇人文景观。无独有偶,元朝陶宗仪曾记载古中国擅长用防腐药物、香料等殓藏尸体的秘方逸闻,宋元文人笔记中录述“蜜人”之药典奇法,见《辍耕录·木乃伊》:“回回田地,有年七十八岁老人,自愿舍身济众者,绝不饮食,惟澡身啖蜜,经月,便溺皆蜜。既死,国人殓以石棺,仍满用蜜浸,镌志岁月于棺盖,瘗之。俟百年后启封,则蜜剂也。凡人损折肢体,食少许立愈,虽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

图1 怀抱祖先干尸遗体

将死人遗骸做成干瘪尸体以便长期存放,塞北辽朝契丹族亦尚该俗,相传有“帝羓”之说。《旧五代史·契丹传》云:“(耶律德光)次于栾城县杀胡林之侧……契丹人破其尸,摘去肠胃,以盐沃之,载而北去,汉人目为‘帝羓’焉。”辽太宗(耶律德光)病死后依契丹旧俗被制作成“羓”(即干羊肉)状干尸腊肉,因德光贵列皇尊,故时人敬称其干尸为“帝羓”。《说郛》卷八引北宋文惟简《虏廷事实》亦曰:“(契丹)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虏,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耶律德光之死,盖用此法,时人目为‘帝羓’,信有之也。”该民俗影响颇广,早在殷商时期,就曾有将人身做成干肉的酷刑,见《韩非子·难言》:“(纣)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西汉时期我国亦有“枯腊”(即干尸)的记录,如《汉书·杨王孙传》:“其尸……裹以币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或称“枯尸”,即干枯的尸骨,见《后汉书·郅恽传》:“昔文王不忍露白骨……将军如何不师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伤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古人很早就知道利用盐卤玉石等保持死者皮肉干枯、尸身不腐,东晋葛洪《抱朴子·对俗》载:“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盐卤沾于肌髓,则脯腊为之不烂。”古代中国处理尸体的防腐耐蚀技术达到了让当今世界为之震惊的程度,如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的西汉女尸历经2000余年仍保存完整。相关史实案例之多之盛以至于苏轼曾专门赋诗为之感慨不已,如《游桓山会者十人以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为韵得泽字》:“吊彼泉下人,野火失枯腊。悟此人间世,何者为真宅?”又如《次韵曾仲锡承议食蜜渍生荔支》:“逢盐久已成枯腊,得蜜犹疑是薄刑。”说明至北宋时期,用盐、蜜等香料药物将亡故者做成干尸以便长久保存已成公开的秘密。人类对死尸头大身小的主观印象亦为常识,故汉语鬼字历经数千年其形体获得世人的公认,至今尚无太大的变化,足见该字制作匠心独运、深得神髓、深入人心。

历朝历代均不乏对“干尸”这一人类现象的文字描述。“干尸”又名“干腊”,指尸体干涸不坏。《大唐西域记·朅盘陀国》云:“其王寿终,葬在此城东南百余里大山岩石室中,其尸干腊,今犹不坏,状羸瘠,人俨然如睡。”明代朱隗《明诗平论二集》卷二《上滩》:“闭雨仍卷云,人身成干腊。”延至清朝仍有此类记载,《曾国藩文集·日记·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据道士云:孙某在此修炼,年九十四岁,康熙四十年化去,今手足皮骨尚在,如干腊然,惟头系上塑耳。”或云“人腊”,乃枯槁的人尸。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物异》:“人腊:李章武有人腊,长三寸余,头项中骨筋成就。云是僬侥国人。”唐代李绰《尚书故实》:“又尝见人腊长尺许,眉目手足悉具,或以为僬侥人也。”僬侥国即矮人国,死人受水分蒸发致竭蔫化作干尸自然萎缩变短。《坚瓠集·黄蔡叶》曰:“(张士诚)三人皆伏诛,刳其肠而悬之,至成枯腊。”明代王直《抑庵文集·书刘昱义事》云:“(刘昱)发其尸,尸以地寒故不腐,干若枯腊。欲焚之取骨归,而薪不可得,乃嚢盛负以行。”诸如此类的枯尸现象流传甚广,以致在众多游历中华的异国访客日志笔谈中时有发现,明代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职方外纪卷四·西北诸蛮方》记载北亚墨利加(今北美洲):“有大鸷鸟西国所谓鸟王者,巫藏其乾腊一具数百年矣,亦以为神,猎者祭之。”活跃于公元12—13世纪的欧洲著名探险家马可·波罗所撰《马可·波罗游记第三卷·巴斯曼王国》详实披露了印度洋小爪哇岛民用猴子冒充人类制成干尸欺骗其它各地不明真相者的情形:“(大家应当知道,有关身体干瘪的小矮人是出自印度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这样的人是在小爪哇岛上制造的,其方法如下:这个王国出产一种较大的猴子,面貌像人。有一些人专以捕捉它们为业,捉到后,将它们全身的毛剃去,仅留下颔及与人体生毛的部位不剃。然后将它们制成干尸,用樟脑及其它药剂加以保存。猴子经过这样的加工,于是变成一种小人的形态。”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木乃伊式制作标本的文献档案充分表明古代中国对死者人体认知的深入全面与医理技艺的精湛程度,故鬼字之形体由来有着确凿可信的人类安葬史实作为支撑。

2.该说视鬼字之“”乃上古方相氏之四目作为鬼属魌的力证,然与古制礼规不符。考方相氏为四目,魌仅存两目,二者实非一物,不可随意混淆。北宋高承《事物纪原·魌头》卷九云:“宋朝丧葬令,有方相魌头之别,皆是其品所当用,而世以四目为方相,两目为魌头。按汉世逐疫用魌头,亦周礼方相之比也。”通过系统比照考古资料,詹鄞鑫进一步指出:“考古发现的倛头实物及古画中戴倛头的方相氏都是两目而非四目。”[9]398可见鬼字形体与魌甚至方相氏均无任何关联,强行比附只会适得其反,自相矛盾。

图2 石雕骷髅人像正面 图3 石雕骷髅人像拓片

(六)汉字“鬼”之域外象形古文字旁证

象形文字作为一种描摹实物形状的图画文字,曾被世界上不少民族广为使用,代表着远古某些部落氏族最原始、最基本的造字方法与思维理念,可比较其它象形文字(如古埃及圣书文字、苏米尔原始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等)来验证我们对鬼字原型的构拟。埃及圣书文字是世界上一种主要记录法老政治生活的古老表意文字,它用象形符号“”(rhw)示意“人;男人”,用“”指称“女人”,用字意符“”(twt)表示“立着的木乃伊”,“”(sdr)表述“躺在床上的木乃伊;死亡;埋葬”等义[13]235,“”(mni)指称“死亡”,“”表明“死者”,对应于汉语的鬼字,其图画字形凸显头大身小状。苏美尔原始楔形文字尽管以描述经济活动为主,个别字词仍反映出使用者的死亡观念,如用“LU2”“人身”表示“人”, “ZU”指称“人体”,“”象征“女人”,“”表示“男人”,用会意字“ADDA人LU2+死的Uš2[14]20示意“尸体;死尸”。中美洲玛雅文字用“MAM带羽冠的人头像”[15]1014指代“母方的祖父,祖先”,用“人天灵盖”来表达“灵魂”,用“K’AWIL人头像”[15]1030称谓“神明”,用“CHAM人骷髅头”[15]736局部形象联想“死亡”意,用“AK’骷髅在半边打阴的椭圆中”附加象形来标识“埋葬”义。玛雅文字等作为自源型文字,与汉民族虽有时代与地域的差异,但其造字与生活环境、宗教习俗息息相关,其字符亦取自当地生活实践,折射出创字时代人类原始思维的共通性,与汉字相似均源于图画。“人们的生理机构及其作用相同,所处自然环境与所在社会发展阶段如相同或相近,则它们用勾画表象特征的‘写意’手法临摹的表事情或意向的‘图画文字’,图形、性质与作用也往往是相同或相近的。’”[16]327圣书文字等作为已消亡的死文字,证实了人类是通过认知人的身体结构、认识自我的方式来推断、界定、确立鬼魂等“异域世界”的。

(七)汉字“鬼”之国内象形古文字参证

该卜辞揭示商王对鬼方首领福祸异常关心,故占卜(鬼方)吉凶,说明二者关系友好亲近,彼此挂念。

推荐理由:本书记录了董峰医师多年行医对中医养生的感悟,提出五步调心的养生概念,对养心进行了全面剖析。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讲述深奥的中医知识。全部以真实案例着手,通过层层解读剖析疾病原因,融入中医养生食疗和运动,让读者不光能看得懂为什么得病,更能知道怎么解决。本书可作为大众养生的拐杖,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中医养生理念并得以在生活中实践。

从枚举的诸多象形文字可知,各民族鬼字实来自人体,是先民通过细致观察死人遗体状态并结合人类看待死亡的认知方式综合决定的。象形文字因其具体易识、贴近事实与形神皆似等显著表征,往往映照出人类的思维共性与普遍心理,先民对先人死去僵卧逐渐化作骷髅等干尸现象烂熟于胸,构建起“人→死→鬼”的认知路线图,认为先考先妣的离世并非彻底消亡,而是到另一个世界继续存在,仍与人类密切相关,通过比较各民族古文字益发明确这一认识基础。汇考甲骨文中鬼字留毛发、伴血迹等诸多字例重文,汉字鬼之原型(即鬼字的最佳实例)最准确、最合理、最科学的解释当为祖先之骸骨。

三、窥鬼思祖,见微知著:汉字“鬼”之认知机制

(一)汉字“鬼”之“形、音、义”立体构建与“书(象)、言、意”三体的关系辩证

《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孔子曾提出书、言与意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语言、文字难以确切完整地表达人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的奥旨内容,对读者正确把握作者的真正主观意图可能构成理解障碍或解释束缚。即使汉字属于象形文字,相比表音文字无疑更为直观形象与触手可及,与具体事物、指称目标的关系不可分割。然经频繁使用与词义整合,它已走向概念化、范畴化、类型化之途,距其原貌愈发遥。解救之道在于“(圣人)立象以尽意”,具体而言指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易·系辞上》),而“象也者,像也”,又“象也者,像此者也”(《易·系辞下》),即先民采用文字形状、艺术线条、摹物图案等符号样式来取法世界万物形象,明确事物特征属性,从而创制出八卦等寄寓宇宙内在结构与逻辑原理的卦象图形,采用的是一种“如在目前”式的古代中国特有的言说表达方式。日本学者中村元指出:“借助视觉之表象来理解参悟抽象概念,此为中国人独特之思路方法特征。”[20]233先民首选象形这一古老而普遍的造字方法,绝非简单复制粘贴外在物象,而是通过仰观俯察、辩证加工后,抽取最能体现客观事物本质的核心表征进行符号化、定型化、精确化。以《说文解字》而论,“画成其物”即刻画事物的形体容貌,“随体诘诎”表明摹载仿照客观对象时非照相传真式的机械复制,而是依事物整体特点加以屈折,务求惟妙惟肖以知情达意和窥斑知豹,真正做到观之有形、思之得义、形义相通与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古人通过观察自然界的实物形体进行模拟提炼至视觉化、概括化、规则化与典型性的高度,达到“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易·系辞下》),可逐渐扩展至抽象概念的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向世界彰显出一种更接近事物本来面目与原始意图的语言符号(而非实施一种与现实无关的语言游戏),即构建起一种符合人类普遍认知心理基础的原型结构,从而对我们所熟知的经验世界进行辐射投影。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凡世人获取文字流传物之处,我们所认识的就不只是些个别事物,而是以普遍的世界关系呈现给读者以往的人性本身。”[21]498而鬼作为上古中国具有民族叙事与历史意义的主体话语,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无生命之物与孤立名词,而是可视作中华民族特定时代的先民与其生存栖息的自然宇宙与精神世界形成的,具有根源意义与普遍规律的特殊参考系数。鬼字之原型确定,厘清汉语体系鬼之词义发展与认知机制就有足够的依据,可作出统一的科学全面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首先,鬼的原型为祖先骸骨(见图4),古人造字时选用部分象形来指称整体,故鬼可指称祖先(即祖先鬼、祖先神)。因古人相信万物有灵,故鬼由祖先可泛指万物精灵。在先民的原始观念中,生死乃阴阳两隔,以认知角度论之,人类从心理距离隔绝疏远可引申推广至物理距离遥远,故鬼可指称偏远(民族),《集韵·尾韵》:“鬼,远也。”《文选·班固〈典引〉》:“仁风翔乎海表,威灵行乎鬼区。”蔡邕注:“鬼区,绝远之区也。”

对照组40例中,显效22例,有效13例,无效5例,总有效率为87.50%;研究组40例中,显效25例,有效13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为95.00%。研究组患者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二)汉字“鬼(方)”为“异族丑人”说批判

鬼区即鬼方,乃殷周时西北一部族名,《诗·大雅·荡》:“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毛传:“鬼方 ,远方也。”朱熹集传:“鬼方,远夷之国也。”有学者提出“鬼方”一词乃华夏对该民族相貌丑陋的鄙称,是古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思想主导下对异族歧视丑化之语言遗存,将关系敌对之异族人一律看成丑恶野蛮的劣等民族,该说法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甚至有学者大胆推测鬼方为迥异华夏、高鼻深目的“印欧人种”[22]31,并引用《易·未济》:“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竹书纪年·武丁》也有:“(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以这些文献资料作为殷商与鬼方关系高度紧张的有力例证。然考察历史事实却不尽然,

图4 汉字“鬼”之词义发展示意图

甲骨刻辞提供了一系列不同的例证。

例1 入于……小臣鬼……逐自。(合5577)

该卜辞说明殷商时期鬼方乃商朝属国,该方国首领被册封为鬼侯,见《战国策·赵策三》:“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此诸侯能位列三公,可见其地位显赫,颇受器重,与殷王朝关系匪浅。

例2 王勿比鬼(畏)。(合6474)

例3 贞:……鬼不 (忧)。(合14289)

作为当今“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主要流行于云南纳西族)更能体现出先民的造字意图与文化信息。东巴教徒使用图画符号“”“”“(仰首站立)”[17]63描述“人”,用“”示意“活着(头顶有‘生长’符号)”,用字意符“(人倒地,嘴不出气为‘死’,长头发则意为‘已变成鬼’)”[17]157、“(人倾斜横卧)”、“”来表达“死”,用“(散发直立者为鬼)”指明“鬼”,为东巴文所有鬼类的集中代表。更有意思的是东巴文用“”表示“饿鬼”,用“(身上长毛)”指称“水鬼”,用“(擅飞、专吸食死者尸体)”[17]94形容“飞鬼”,可见东巴文字中鬼之特征均为头大(有发)身小形,与人字有别。无独有偶,水书(又称“鬼书”“反书”)作为水书先生(即鬼师)祖传的一种巫术文字,多用象形造字,经书内容主要记载着水族的鬼神崇拜与巫术世界,水书用“13(人站立)”“”“31[18]15表示“人”,用“”、“pha35”、“tai13[18]9、“(人横躺)”、“”、“()pa:i13[18]2描述“死”义,用“(人倒立)”“ui33”“”“tsam13[18]52指称“鬼”。在水族人民的原始观念中,鬼与人是对立迥异的,故两字采用形体颠倒的方式来区分活人世界与亡灵世界。彝文是主要由彝族毕摩祭司掌握的一种原生表意文字,它用“tsho33”“cap”“人身整体”“正面半身人形,突出两臂”表示“人”,“ddup”示意“人类;彝文古籍指始祖阿普笃慕”,用“长发女人头形”指称“女”,“mo33”“”“”“”“人体僵硬”[19]29象征“尸体”,“mu55”“”“”表达“死亡;逝世”义,用“”“”示意“父母”,用“phu55死+父母”[19]8会意“祖宗”,“33[19]134示意“灵(气)”,用“人头顶+有气体冒出逃逸”合体象形的造字方式表示“魂”,“nyeirp”示意“鬼”,“hlot”指称“邪魔;妖怪”,“dat”象征“妖魔;鬼怪;害人精”。

例4 丁卯,贞王令鬼、刚于京。(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650)

例5 庚(辰),贞□降(鬼)允隹(唯)帝令。……庚辰,贞其(鬼)。(合34146)

例6 辰卜,其……来鬼……。(合14291)

例7 ……申鬼来。(合21092)

原料储罐是用来储存气体原料的装置,常见的有盛装液化石油气、液氨的一般压力容器和盛装液氧、液氮的真空绝热压力容器。为了避免原料储罐超装引发的安全隐患,我国对原料储罐最大充装量有着严格的限制。GB/T 18442.3—2011《固定式真空绝热深冷压力容器 第3部分:设计》规定:充装非易爆介质的液相容积应不大于内容器几何容积的95%,充装易爆介质的液相容积应不大于内容器几何容积的90%。TSG 21—2016《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规定:储存液化气体的压力容器应当规定设计存量,装量系统不得大于0.95%,建议预警液位设置不高于内几何容积的90%。

该卜辞说明鬼方定期朝见商王,听候差遣,双方维持一种长期稳定的朝贡盟友关系。

例8 壬辰卜,争,贞隹(惟)鬼。……贞不隹(惟)之。……允隹(惟)鬼眔周。(合1114正、反)

例9 贞:(鬼)隻(获)羌。(合203)

例10 乙巳卜,(宾)贞:(鬼)不其隻(获)羌。(合203)

由于体温升高,高代谢率、高耗氧量和胃肠道吸收减低,机体对能量的需求增加;高呼吸率和大量出汗,可能造成脱水和电解质不平衡;所以水、电解质和能量的补充在发热的任何一期都显得尤为重要。

该卜辞强调鬼方遵从商王号令,为商王出兵打仗,献祭人牲与官吏,双方牢固的同盟关系可见一斑。

更有说服力的是,遍检殷商高宗(即武丁)时期的卜辞,没有发现一例讨伐鬼方的资料记载,充分表明上古中原王朝与鬼方关系紧密,多有往来,互通婚姻。如《大戴礼记·帝系》:“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嬇氏。”正史文献甚至将鬼方称作“鬼亲”,《逸周书·王会》:“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朱右曾校释:“鬼亲,鬼方也。”国名的亲密程度透露出殷商与鬼方存在着非同寻常的姻亲联盟政治信息,联系殷人“殷道尚鬼,贵神而贱形,礼魂而藏魄”(王夫之《读通鉴论·明帝》),“盖商俗质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导之,是圣人所以成务之几也”(明·杨慎《杨升庵集·辩论》),“迨至有殷,易忠以质,敬而亡等,失仍尚鬼”(陆耀《祷祠》)的时代背景,而鬼方又是用鬼作图腾族徽的氏族部落,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殷商与鬼方乃同宗同源、同根同种、同文同祖、同心同德、同行同向,二者都流行信鬼敬祖之风,不类印欧习俗,故鬼方属印欧人种、鬼为异族丑人说并不成立。

为了寻找适宜的磁场强度,特进行弱磁选磁场强度试验。试验条件:磨矿细度为89.29%-0.074mm,给矿浓度35.00%。磁场强度试验结果见表7。

从表5和表6可以看出,微波加热预处理后锡石多金属硫化矿的可磨度为Grpi=1.467 g/r,而未经微波处理的可磨度为Grpi=1.327 g/r,说明矿石经微波加热预处理后其可磨度得到了提高。

(三)汉字“鬼”蕴含祖先崇拜心理与民族审美观的认知解释

因先民推崇祖先崇拜,故宗鬼为姓氏,同时信奉自然崇拜,用鬼指称天象星宿名,见《晋书·天文志》:“舆鬼五星,天目也。”《观象玩占》亦云:“鬼四星曰舆鬼,为朱雀头眼,鬼中央白色如粉絮者,谓之积尸,一曰天尸,如云非云,如星非星,见气而已。”正因古人崇拜鬼神的民族心理,鬼可作为昵称,表达“敏慧;狡黠”等褒义,具有中华民族独特卓异的审美旨趣与情感倾向;而随着人类认识的进步,鬼开始出现善恶二分,由惧憎恶鬼产生蔑称,主要表现为“隐秘不测;不可告人的打算和计谋;沉迷于不良嗜好及患病已深的人”等意义,映照出汉字“鬼”在国人观念中兼具“天使与魔鬼”合二为一的特征。据原型范畴理论我们发现,鬼字诸多义项与其原型构成了多重对应关系,它们均满足某一项特点与祖先骸骨表征相同,彼此形成一种“家族相似性”网络结构。“任何世界结构(包括语言世界)都是严密自洽、浑然天成的,井然按照既定轨道有序运转、周而复始,充满生机与活力。建立系统的都是艺术家,宛若上帝之手(精心打造)。”[23]47换言之,我们以鬼之原型(祖先骸骨)为意义支点,架构起鬼字的全部词义体系,破解了它的认知机制隐秘,其形音义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显意识、潜意识与集体无意识,高度凸显出古人生命图像与死亡哲学等海量文化信息,从而证实鬼字形体产生信而有征、毋庸置疑,无疑是中国先民认知世界、表达世界、规约世界、解译世界的一个经典例证,也是我们重建传统朴学与民族文化认同的中国编码、认知经验与人文底座。

原型范畴不仅是认知语言学的支柱性理论,更是西方文艺批评中的重要术语。辜鸿铭语:“汉语是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和韵味。”汉语汉字作为一种意象语言、“诗性的语言”,擅长运用隐喻、暗示与象征等艺术手法,不但是一类特殊的表述方式,更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思维、体悟感受乃至存在方式,以致美国语言心理学家欧内斯特·范罗诺萨赞叹:“以象形文字为起点的汉字,具有贴近‘自然’的特殊的‘及物性’,所以至今‘葆有原始的活气’,决定了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理想的诗性语言。”[24]102以汉字“鬼”为例,它折射出中国先民尚鬼尊祖的久远风貌与历史现实,本质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与哲学审视,正如加拿大文学批评家Northrop Frye所言:“在每一个时代,对于作为沉思者的诗人而言,他们深切关注人类从何而来、命运如何、最终愿望是什么;深切关注属于文学能够表达出来的任何其它更大的主题,他们很难找到与神话主题不一致的文学主题。”[25]33Northrop Frye指出文学起源于神话,而神话通过隐喻的语言对人类生存状况进行着立体影射与精神关怀,神话传说中的精灵与神明就是人类视为超越生死的英雄代表而世代传颂,“鬼”字的“善鬼”义即为神灵受到先民的顶礼膜拜,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上古中国“鬼、神”一词常常并称且鬼字置首(按照国人首重尾轻的语序特征,上古鬼之地位与神并肩甚至更高)的原因。而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看来,原型作为一种印象式意象,属于集体无意识,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原型作为一种‘种族的记忆’被保留下来,使每一个人作为个体的人先天就获得一系列意象和模式”[26]167。精密原型可勘测出人类最深刻、最隐秘、最本质的内在律动与文化气息,是一种集体经验的先验形式、普遍共性与世代积累,原型广泛存在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

同一原型可能细节或名称略微产生变异,但其核心元素仍基本相同,符合人类的某种认知需求与心灵慰藉,如英雄(或超人)、大地母亲、智慧老者、魔鬼等各种原型在文艺作品中屡屡出现,但其内在意义仍是相对统一的,这也就能解释汉字“鬼”在先有“善鬼(神)”义后又诞生了“恶鬼(魔)”义的语义嬗变现象。原因在于汉字“鬼”之原型为“祖先骸骨”,是古代祖先崇拜的象形表意符号,而后因先民心智认识的深化与理论体系的周密,开始对万事万物进行伦理审视与道德评判,出现了善恶观念的分化对立,但二者仍是可以统一的。以中国的经典鬼片《倩女幽魂》(取材于《聊斋志异·小倩》)为例,剧中的女鬼聂小倩本是色诱、谋财、害命之恶鬼,后在正义书生宁采臣的真情感化下,逃脱黑山老妖的魔掌,重返人间追求真善美之沧桑正道,与宁采臣最终共结连理,上演了一段荡气回肠、感人至深的人鬼奇恋。放眼欧美影视这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在西方世界基督教主导的宗教理念中,站在上帝对立面的是魔鬼撒旦,它永远是邪恶的顶级象征,远远矗于恶之彼岸,故西方鬼片中的鬼形象几乎没有良善可言。以《圣经·旧约·创世纪》中的伊甸园传说为例,耶和华(上帝)按照自身的形象创造出人类的始祖亚当(男)、夏娃(女),并将他们安置在伊甸园(寓意为梦想乐园)中,后两人在蛇(魔鬼撒旦的化身)的诱唆下偷吃了禁果,触怒上帝被逐出伊甸园,受尽无穷劫厄(这一事件被宗教典籍称为失乐园)。蛇(魔鬼撒旦)与女人、男人、上帝等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通过古老的神话传说与文化隐喻成为欧美世界的种族记忆与群体共识,影响着西方民族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导向,至今仍难以撼动。从中外“鬼”之原型差异我们可以解读出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寸木岑楼、迥乎不同的民族起源与心理底层的认知解释。从这个意义而言,原型范畴理论不管在认知语言学还是在西方文艺批评抑或其它领域,都具有超强的洞察力、雄辩力、解释力,值得学界同仁高度重视与借鉴点赞。

四、结语

《绿野仙踪》第八回:“(仲彦掀髯大笑道)小弟生平不知鬼为何物,偏这样有趣的鬼被先生遇着,张某未得一见,想来今生再不能有此奇遇也。”问世间鬼为何物,直教人生死难猜,不仅古人哑然,今人亦多为之语塞。在西学东渐语境下,近百年来中国语言学努力追随西方语言学的步伐,却长期面临学术失传、传统失读、理论失语与文化失真等举步踉跄的尴尬局面,说明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性、必要性、有效性。本文从认知语言学原型范畴理论入手,对汉语文字的大量材料进行严谨推导后,证实汉字之“鬼”乃先民观物取象于祖考骸骨,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学古老而重要之认知法则的经典实践例证,是中华民族“立象以尽意”汉字美学命题的哲理阐发。鬼在中国文化话语体系中异常活跃,如上古夏人“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三代侧重虽有不同,却始终未曾缺席。借助对鬼字真身原型的考索,发现以《易》为代表的中国典籍为我们重新抉隐汉字之谜馈赠了大量切实的理论素养、解释框架与认知经验。鬼字的发生学原理与演变史路径即为汉字“形、音、义”与“书(象)、言、意”的完美组合和黄金搭档,透露出华夏先民尊鬼敬祖、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习传隐秘、文化基因、精神动力与民族特质,对汉语词汇、人类思维与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时人重建文化自信提供了经典的认知案例,是中国文化璀璨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不断指引我们砥砺前行、重返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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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Ghost (鬼)”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totype Category Theory

HUANG Jiao-jun,LI Guo-Ying

Abstract :What is the real face of the ghost? Opinions vary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Staring with the prototype category theory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this paper we scrupulously infer the Chinese characters materials, and confirm tha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ghost(鬼)”indicates the ancient people observe the skeleton and find the characteristics. It is the practical product of the ancient and important cognitive rules of yi-ology in “take up a vital point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a nearby object and after the material of a distant object”, which is the philosophy elucidating of character aesthetics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make an image to express connotation”. The embryology theory and evolution ways of it are the perfect and dream combination of “form, sound, meaning” and “handwriting (image), language, sense” in Chinese characters. It is a classical example illustration that the Chinese ancient people use to perceive the world, present the world, stipulate the world, and explain the world. It is the Chinese coding, cognitive experiences, humanism foundation that we use to reestablish the traditional academism and national culture self-identity, which exerts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vocabulary, human thought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 prototype category; ghost; cognitive mechanism; image conveying meaning

中图分类号: H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52(2019)03-0048-14

收稿日期: 2019-06-14

DOI 编码: 10.19785/j.cnki.hnddxb.2019.03.008

基金项目: 贵阳学院立项资助课题“《说文解字》与中国先民生态文化研究”(10976200903);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创新项目“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身份困惑与民族秘史——话说贵州穿青族的前世今生”(201411)。

作者简介: 黄交军,男,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讲师,硕士;李国英,女,贵阳贵璜中学教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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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范畴理论视角下汉字“鬼”之认知机制抉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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