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民族志方法在我国的实践与思考_民族志论文

虚拟民族志方法在我国的实践与思考_民族志论文

虚拟民族志方法在中国的实践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民族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4-0143-08

       一、问题的提出

       (一)虚拟民族志方法研究的缺失

       互联网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生活网络化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人类社会最显著的社会变迁之一(刘少杰,2013)。社会形态的转变意味着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也将随之发生变革。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研究方法的两个方面:一是与研究对象的沟通方式,由面对面的沟通可改为文本、视频等方式进行非面对面沟通;二是研究对象在网络空间的实践多样化,导致人的活动情景无限拓展。时间与空间都在各自的向限有拓展,研究对象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在互联网上的任何地方进行实践,而非传统方法所局限的特定地理空间内的研究者可观察的当前时间的情景。

       上世纪90年代初,为应对互联网对研究方法带来的挑战,一些学者尝试利用互联网作为研究的田野和工具,在修正和改进传统的民族志方法的基础上提出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①,对互联网文化进行研究②。虚拟民族志是指在虚拟环境中进行的、针对网络及利用网络开展的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y in of and through the virtual)(Hine,2000),具体来讲,是以网络虚拟环境作为主要的研究背景和环境,利用互联网的表达平台和互动工具来收集资料,探究和阐释互联网及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方法。2000年,海因(Hine)出版了《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利用互联网进行民族志研究的可能及方法论原则。自此,虚拟民族志作为致力于独特地理解和认识互联网及以之为依托的社会文化的重要方法正式被采纳和推广,国内外学界相关的著作和研究论文与日俱增(卜玉梅,2012)。但是,国内外的社会科学界对于互联网中的现象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关注较多,而有关网络研究方法的讨论却门可罗雀③,对相关方法的论述和研究更是相当缺乏④。与虚拟民族志相关的中文文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⑤:

       首先是在不同学科层面探讨“网络社会”的相关问题过程中,方法作为其中一部分被提及,主要探讨的内容是其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的区别与联系(任娟娟,2012)。尽管没有直接涉及方法的范畴,但是互联网研究方法本身已开始引起学界关注。

       其次是作为一种互联网新的研究方法的引介,一些关于虚拟民族志方法的译介和评论,回答了“方法是什么”的基本问题,介绍了国外学界如何探讨虚拟田野、研究伦理等基本内容(卜玉梅,2012)。

       最后是基于互联网的经验研究对虚拟民族志方法论及方法本身的反思,多数散落于相关著作的章节,包括方法应用(刘华芹,2005)、浸染(杨国斌,2012)、身体在场对田野工作影响(任珏,2014)等内容。

       以上三个方面多多少少都涉及虚拟民族志方法的研究问题。学界目前主要将虚拟民族志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具体实施的办法进行讨论,处于“向西方借力”的阶段。但该方法在西方学界也刚刚被提出十几年,很多具体的操作方法暂无定论。在中国互联网研究领域,为了改变“实践远远走在理论前面”的现状,目前主要是引进和介绍新的方法;但是在当前互联网研究起步的阶段,讨论方法在中国本土研究的适用性、方法的操作过程、研究策略更为重要,否则会削足适履,不利于中国互联网研究领域的长远发展。尽管也有部分学者在操作过程中意识到了研究方法适用性的问题,但反思也是散见于研究的方法过程介绍部分,未在方法论层面形成讨论和反思,无法成为方法的“研究”⑥。还有些人会认为探讨虚拟民族志“方法论”更有意义,这样的论述会显得更有深度,但是没有具体方法以及实践经验支撑的方法论是空中楼阁。总之,学界对于虚拟民族志方法在中国研究的适用性、操作性以及方法论方面还未引起足够重视和讨论,已有的讨论都仅限于介绍方法是什么的层面,其操作过程被“不言自明”地忽略掉了,更缺乏从具体研究实践出发的方法论层面的总结与论述。

       (二)中国本土研究的实践和反思

       从中国本土田野经验出发总结与反思虚拟民族志方法的问题意识与笔者的研究背景相关。

       首先,笔者近十年的研究主题是有关互联网与性领域⑦,2006-2012年对某高校BBS⑧性版面⑨进行了虚拟民族志研究。研究对象多是年轻人,与研究者年龄、生活经历相仿,因此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权势关系中可以达到平等的状态。无论在网上还是网下的接触,他们都乐于向研究者敞开心扉,畅谈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与情感。因此,笔者获得了远远超于网络上文本的资料,也引发进一步思考,田野仅仅在网上么?

       其次,在运用虚拟民族志方法的过程中,由于此方法在国内学界刚刚起步,中文的研究方法教科书中并无具体的操作过程的内容,只能依靠相关英文资料摸索进行;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深感在中国本土情境下,西方学者发现的研究结果如何应用到实践中,“方法到底怎么用”比“方法是什么”是更需要探究的问题。因此,为了研究的顺利进行,不得不时刻关注方法的具体操作技术以及在具体情境中如何应对的研究策略等相关问题。

       最后,虽然有一些学者认为虚拟民族志方法的提出可以使研究者重回摇椅上进行田野工作,从进入田野的方便性、快速性来讲,网络确实带给研究者很大的便利。然而,也有学者认为重新思考传统民族志在面临虚拟田野时所存在的局限性及所受到的挑战,并继续与传统民族志保持对话,才是虚拟民族志继续发展的方向(卜玉梅,2012)。笔者认同后者的看法。尽管网络的出现确实对传统研究方法有冲击,但传统民族志方法的方法论原则,例如整体性原则、对文化的关注、情景化的原则等仍然适用并指导网络研究。对于网络的研究,让我们重新思考民族志研究的田野边界是什么?传统民族志的操作方法,例如与研究对象建立关系、参与观察在网络中还适用么?研究对象在网上网下的不同话语和表现,让我们重新质疑到底什么是研究的“真实”?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田野研究的过程中,也是本文致力于解答的问题。

       尽管本文所引用研究的案例其领域有局限性,但是其方法应用的经验和方法论的思考却具有普遍性。笔者期冀通过自己的研究经验和体会,与西方相关研究对话与争论,并提出适用于中国本土情境的网络研究方法,抛砖引玉,以引起社会科学界的重视和进一步讨论。

       二、虚拟民族志方法的中国本土经验

       (一)虚拟田野无边界

       虚拟民族志方法中的田野边界究竟按照什么标准来确定?有学者认为,虚拟田野是没有边界的,它“不是一个具有不言自明的边界的研究地点”(Leander & Mckim,2003)。所谓寻求一个田野的边界,只不过是研究者希望迅速确定自己的研究范围,而在虚拟田野中,其边界不能拘泥于虚拟社区的文本、图片、视频的呈现,也不能认为追随虚拟社区中的使用者的其他网络空间的呈现就是边界了,田野的边界很难确定。原因有以下两点。

       1.网络研究需接触使用者

       在虚拟田野中,如果仅通过分析文本互动的内容会认为虚拟社群的人们是对版面主题感兴趣才在此讨论。而当笔者与其中一位网上活跃分子网下访谈的时候,他谈到不仅经常逛这个高校的性版面,其他一些BBS的性版面他也有去,但他从未在其他地方发言,仅仅在这里发言。当问到为什么在这里参与发言?他说因为这里有一帮朋友,大家聊得来。这时候,虚拟社群的文化意义就变成了聊性是交友的实践活动之一。也就是说,如果仅停留在文本分析的层面,根本无法获得行动者背后对此行为的意义。也会因此误读网络文化。

       虚拟民族志作为一种民族志方法,研究者需要在田野中感受和经历与其他网络使用者的直接的、情感的连接,这种社会的连带在文本分析、内容分析与图像分析等二手资料的分析中是缺失的。如果仅仅停留在对虚拟社区中的文本、图像内容进行分析,那么虚拟民族志与内容分析、二手资料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研究者只有参与观察、与其他网络使用者有社会互动的时候才能更深入触及虚拟田野的情景。研究者只有理解虚拟社区中的人们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的社会连带,理解网络使用者对于实践活动的个体性的意义,才真正体验和感受到虚拟社区的文化。

       2.网下网上不能割裂

       我们都知道网络使用者的物理环境影响他们的在线行为。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网络使用者的网下世界,那么网上获得的信息也只是一个片面的、有限的世界(Sade-Beck,2004)。许多研究者在进行调查收集素材时并不只是局限于网上的观察和互动,而是返回现实生活,或者通过各种方式联络到现实中的个人进行面对面的深入访谈(贺佐成,2011)。

       笔者在研究中也是采用将网上的文本分析与网下面对面的深度访谈结合起来的方法,最大的优势是在最后分析资料过程中,既有网上文本,又加入了网络使用者进行网络行动时的网下情景,尤其是获得了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做“解释性理解”或“领会”(verstehen)(陈向明,2000)。笔者在网下访谈一位女性受访者时,曾问她为什么经常在版面中发言,如此活跃?她对研究者说她来版面互动就是为了玩儿,消磨时间。但在访谈即将结束的时候,她却又谈及她当时较为频繁的登录版面进行活动的时候,正处于恋爱时期,而恋爱对象是版面的另外一名活跃的参与者,她说:“我想,那段时间我来这个版面就是为了让他知道,我在这里。”也就是说,网下的恋爱状态影响了网上的参与活动的活跃度。因此,关注网络使用者的网下日常生活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们影响网上的互动、亚文化。网下的生活对于田野点来讲应该被视为一种情景(context),通过对情景更多的挖掘才可以深入虚拟社区的文化。

       总之,虚拟民族志方法目的是对网络空间的文化进行详细的、情景化(Contextualization)的描述,探究网络空间中人们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在确定虚拟田野的时候,很难像传统民族志那样清晰、明确地划出一个地理性区域作为田野对象。研究者应保持开放的心态,尽可能多地去接触与虚拟社区有关的情景⑩,只有对网络空间的文本背后的情景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更深入地挖掘网络文化。虚拟田野的无边界印证了费孝通先生曾对“田野”的深刻认识,他认为“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费孝通,1998)。换言之,哪里都是田野,田野本身就无边界。

       (二)浸染(Immersion)(11)的操作方法

       在虚拟民族志方法发展过程中,一些学者始终质疑坐在家中安乐椅上进行田野的参与观察是否是真正的田野工作(Lysloff,2003)。同时也进一步地提出疑问,田野工作的核心方法即参与观察是否依然适用于网络环境。有学者认为由于网络的互动丧失了面对面互动的非语言信息,传统意义上的“参与观察”已不复存在。那么在虚拟民族志应用的过程中,究竟采用什么具体的操作方法来研究呢?浸染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12)。例如伊(Yee)在研究在线角色扮演游戏时发现吸引游戏参与者有三个动机要素,成就、社会和浸染。浸染在网络中的一种身临其境感是吸引网络游戏的参与者投入到网络世界中的重要因素(Yee,2007)。而杨国斌在研究网络文化时认为浸染是最重要的方法,他坚信通过直接参与才有可能真正了解网络文化(杨国斌,2012)。

       本文将浸染定义为研究者在虚拟田野中通过网上及网下的研究方法,收集当前虚拟田野中各种资料,体验和理解网络使用者的行为背景和环境,感悟与总结该虚拟田野的整体文化的过程。在研究网络文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本文仅根据研究者的研究实践经验建构起浸染这种方法的三个基本操作步骤:

       1.资料收集

       与传统民族志不同的是,虚拟民族志过程中,随时随地可以通过网络收集田野的资料。一般是通过阅读网络文本、图片、视频等方式收集与虚拟田野相关的资料,目的是了解虚拟田野的历史发展和现状。

       2.网络参与观察

       网络参与观察是指根据研究的需要深入到虚拟田野中观察或者参与观察网络参与者进行文本、视频等的网上互动,在密切的互动中感受其他虚拟田野中的参与者的实践的体验,进而深入探索虚拟田野的文化。研究者也可以根据研究需要选择在田野中潜伏或者公开身份。

       3.感同身受

       传统民族志的研究者认为不应以被研究者的文本、言论来研究人,而是应该重视他们的行为(王铭铭,1997)。虚拟民族志也应继承这一传统,不应只局限于虚拟田野中的文本等资料。虽然不一定必须与网络参与者面对面进行接触,但在研究条件允许的状况下尽可能地与网络参与者接触,也可以借助互联网的表达和交流平台或工具来完成(13),了解和体验他们在某个虚拟社区或网络之外的行为和实践,对他们的行为的相关情景有所了解,了解他们对自己网络行为的意义的解释,在得到比较具体的感性认识之后,研究者再回到虚拟田野中重新审视他们的文本、视频、图片等资料。这里的感同身受不仅仅包括感受到其他参与者为何投入到虚拟田野活动中,也包括感受和体验其他参与者在他(她)所在的日常生活情景下为何投入到虚拟田野中。这个步骤对研究者和研究条件都有较高的要求。

       (三)研究策略:与人建立关系

       在传统民族志进入田野的过程中,研究者与田野中的人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因此建立关系是无须探讨的问题,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在虚拟田野中,研究者可以选择不公开自己的身份隐蔽地对田野进行观察(14)。笔者的研究经验认为无论是否公开自己的身份,都尽可能与虚拟田野的局内人(15)建立一定的联系,局内人可以帮助研究者尽快地、深入地了解田野文化。

       1.技术和语言

       网络使用是有一定技术门槛的。不同的虚拟田野有不同的技术应用,例如网页浏览、论坛发言、微博发帖等等,都有一定的技术要求。当研究者在虚拟田野中参与体验时,如何更快速地学习网络技术需要局内人的帮助。另外,由于网络的沟通缺乏面对面的一些手势、面部表情等非语言的信息,在虚拟田野中一些群体内部交流形成一些特殊的网络语言、符号,通过与局内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局内人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帮助研究者尽快地熟悉和理解这些特殊符号和语言的意义。

       2.权力结构和人际关系

       目前,中国的网络中的人际关系并不是完全匿名、平等的,而是日益多元和复杂。一方面,网络的虚拟社群自身衍生出若干亚群体,另一方面网上人际关系是网下人际关系网络的延伸,而且现实世界社会网络的权力关系、“派系”力量也已经对网络个体施加影响(彭兰,2009)。研究者在进入虚拟田野时,应采用一定的策略与虚拟社群的局内人建立一定的关系,进而对虚拟田野的权力结构和人际关系有一定的了解。例如笔者在进入虚拟田野之初,与版面的版主、版面的活跃分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有两点受益于与局内人建立关系:一是研究者了解了虚拟田野中的文本的产生规则。版主会告诉笔者版面的一些帖子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删除的;除了版主,还有哪些人,哪些因素可以导致帖子被删除;删帖规则是如何产生的。二是局内人会向研究者引荐一些版面其他成员参与访谈,帮助被访者与研究者建立信任关系。

       3.身份考察

       以网络为媒介的沟通缺乏面对面的接触,这就使得网络使用者可以在网络中用假的身份呈现自己。一些研究者担心受访者可能用假的身份欺骗田野研究者。其实身份转换、身份表演这种形式在日常生活中的任何方面都会发生(Markham,2005),只是在网络中更易表现。在线,你可以选择在任何时间推出,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扮演另外一种身份。网络仅仅是提供了一个身份表演、身份转换的展示平台,不可能脱离这个主体凭空创造新的社会现象。因此,研究者在虚拟田野参与过程中应关注网络使用者的身份转换、表演的形式、情景和原因,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他们使用假的身份、撒谎欺骗他人行为本身。本文将这个步骤称为“身份考察”。考察网络使用者的身份很有必要,对于提高田野资料的质量和可信度都有很大作用。下面是一则实例。

       笔者在田野工作初期并不知每个人可以有很多个ID(16),直到与版主进行面对面的访谈,他告知研究者他有三个不同的ID,一个用来行使版主的权力,一个用来日常与网友聊天互动,另外一个用来和别人冲突的时候在版面中可以吵架。他会根据不同的情景转换不同的身份。笔者通过对版主的网络身份的考察,不仅对网络使用者如何在网络中呈现自己的身份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提醒自己在分析网络文本的时候要关注不同的ID也许是同一个人发出的文本。

       三、虚拟民族志方法的反思

       (一)步步深入:网络文化与田野的无边界

       网络文化是虚拟民族志最广泛关注的概念。网络文化帮助民族志研究者在千头万绪、浩瀚如烟的互联网文本、图片、视频等信息中找到一种逻辑连贯的方式来表现一个网络社会群体的特色,包括他们是如何定义自己的网络行为的、他们是如何建构自己的网络身份等。本文从中国本土研究经验出发,论述研究者在研究网络文化的过程中应对虚拟田野的边界保持开放心态,无边界会促使对网络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对事实进行步步深入。

       虚拟民族志方法被想当然地认为是研究者坐在电脑前收集网络资料进行研究和分析的过程,但笔者认为在研究条件允许的条件下与被研究者保持网上以及网下的互动,尽可能扩展虚拟田野的边界,不仅仅局限于网络文本、图片等资料。这样探究的过程使得研究者掌握不同层次的文本,一是自然情境下的网络文本,二是被研究者与研究者互动过程的文本,从中可以获得被研究者行为的意义和感受。很显然,将两个层次的文本结合起来才能更加深入了解网络群体中的行为方式、习惯以及生活方式。

       (二)浸染:多种操作方法贴近研究的“整体性”

       民族志学者始终希望尽可能详尽描述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群体。可是,没有哪种方法能够完整地捕获一种文化或一个群体。浸染的方法也是尽可能提出多种操作方法,包括资料收集、网络参与观察、感同身受被参与者的上网和网上体验。而以往的虚拟民族志方法的应用大部分停留在资料收集或者资料收集与网络参与观察的层面,本文认为几种方法的并用有助于民族志学者确定该研究已经覆盖了被研究者情景的所有角落,尽可能地达到研究者获取被研究者的网络行为的各种情景或者情景之间的相关关系的理想状态。虚拟民族志的方法依然要以研究的“整体性”为目标,因此民族志学者的观察要超越网络空间的文本资料、网络社会群体的行为,虽然它们是发生在网络空间,但是被研究者的行为也同时发生在大学校园、工作场所、地铁空间等等,多种情景都存在着交叉、多层次且相互关联的关系。研究要尽可能地探索多种方法贴近“整体性”。

       (三)重释真实:以研究策略支撑方法论

       民族志研究追求真实的资料。而真实,通常的理解就是事实。虚拟民族志通过网络获取资料,网络文本所呈现的社会事实是事实么?如果仅拿网络文本来进行分析,网络文本的分析与二手资料、内容分析非常类似。而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对于文本的分析,应该将其放入文本(Text)以及文本情景(Context)中加以确定(杨善华、孙飞宇,2005)。因此,事实不是简单地通过网络或者通过网络之外的渠道接触被研究者获取资料就抵达目标了,而是要尽可能地挖掘被研究者的行为的情境,他们是在怎样的条件、环境、缘由下呈现了如此的文本。上文所提及与虚拟田野中的人建立关系的研究策略即是研究者努力地去理解被研究者的价值观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如何影响他们的网络呈现,在这个过程中,笔者一直追逐行动者的意义,这里的意义是韦伯所强调的行动者主观的意义(贾春增,2000)。这种意义无所谓真假,而是被研究者赋予个体行为的缘由,也是主观层面建构事实的过程。在身份考察过程中,被访者提及他在网络中会用多种身份呈现自己,哪一个是真实的他?这样的问题不是我们所追求的,而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他是如何建构不同的自己?也就是说被访者自己呈现不同自我的过程才是事实。恰恰是这一点,才是我们做虚拟民族志的本意。即按照格尔茨(Geertz)的说法,民族志描绘的是人们的生活和经验,诠释的是文化脉络中人们的实践(Geertz,1973)。网络提供给被研究者一个自我展示的空间,而研究者可以通过网络观察和深入被研究者在网络空间自由自在地呈现自己的世界的过程,从而更加自然、深入、全面地融入被访者的生活世界(17)。总之,虚拟民族志方法不在于是否增加了真实,而是在网络的助推下拓展了“真实”的概念。

       四、结语

       基于上述的讨论,虚拟民族志方法在中国本土研究的过程中,为了步步深入网络文化,田野边界较难确定,研究者不能想当然地忽略网络之外的世界。为了整体性贴近文化,尽可能通过“浸染”这一具体的操作方法,收集当前虚拟田野中各种资料,体验和理解网络使用者的行为背景和环境,感悟与总结该虚拟田野的整体文化。而通过与虚拟田野的局内人建立关系的研究策略,可以帮助研究者尽快地、深入地了解田野的“真实”。

       但是以上对于虚拟民族志的讨论只限于建立在中国本土研究实践、操作方法之上的总结和论述,并不能够代表此方法的所有面向。在方法的应用过程中,尚需要考虑研究主题的适用性、不同的网络平台类型等。研究者在网络研究中的角色、网络时代的隐私伦理问题等都需要得到更多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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