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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观点，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三个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近年来，理论界不时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应该说，不同看法的提出有利于人们深入地思考相关问题，而对此展开讨论，无疑将更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
有论者认为，“三个组成部分”说是对马恩经典的一个误解，那些主张以《反杜林论》的三编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正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而是为了批判杜林的思想体系。杜林分别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因此，恩格斯就从以上三个方面进行了反批判。”(郭大俊)
上述说法似乎也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杜林当年挑战马克思、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本著作也是论战性的著作。如果马克思主义本身不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三个组成部分”的话，杜林又怎么能从这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挑战呢？
当然，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对杜林进行反批判，而不是为了从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将批判和正面阐述二者绝对地对立起来。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正面阐述的地方，常常夹着对前人和时人观点的批判；而在批判这些观点时，也总离不开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反杜林论》也是这样。恩格斯在1878年为该书写的“第一版序言”里说：“这样做使我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很不相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阐述我对这些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的争论问题的见解。”他还提出，“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4页)在1885年写的“第二版序言”里，恩格斯又指出：“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同上，第347页)而1894年“第三版序言”在讲到对马克思所写的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所作的重要增补时，他还指出：“在原定作为报刊文章的初稿上，我不得不把马克思的手稿大加删节，而恰恰在所删节的部分里，对杜林的主张所作的批判，与对经济学史的独立的阐述相比较，远远退居次要地位。但是这些阐述恰恰又是手稿当中甚至直到现在还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部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马克思说明配第、诺思、洛克、休谟等人在古典经济学产生过程中所应占的地位的那些部分，尽可能完全地逐字逐句地发表出来；而他对于魁奈的《经济表》所做的解释就更是如此了，这个表对整个现代经济学来说，仍然是不可解的斯芬克斯之谜。相反地，凡是专门涉及杜林先生著作的地方，只要不影响上下文的联系，我都把它删掉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3-354页)从恩格斯的这些论述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恩格斯所强调的并不是论战性质，而恰恰是其中的正面阐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杜林从人们视野中的消失，其中正面阐述的意义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恩格斯后来在给伯恩斯坦的一封信里写道：“这本东西产生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影响，特别是在俄国。可见，尽管同不足道的对手进行论战不可避免具有枯燥的性质，但是我们百科全书式地概述了我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问题上的观点，还是起了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39页)
否定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说的观点还提出一个证据：“‘三个组成部分’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理由是马克思的贡献有两个：一个是发现唯物史观，一个是发现剩余价值，而其实质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对此，我们说，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虽然很重要，但是，如果离开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就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而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再是一个科学的的和完整的理论体系了。事实上，在经典作家的论述里，唯物史观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部分，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第三版序言中说得很明白：“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页)
至于马克思所发现的剩余价值学说，它理应归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部分，而不是社会主义学说部分。恩格斯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页)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剩余价值学说处于核心的地位，它当然应该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部分。对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讲得十分清楚：“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8页)在这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首先照耀的是“经济学领域”，然后才是社会主义学说。
另有论者撰文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是卓有见地的，但是，由于列宁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所以他的观点有偏颇之处。(俞吾金)
姑且不论列宁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就算列宁没有读过这些笔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部分的看法就一定是偏颇的吗？《人类学笔记》在马克思的著作里真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吗？对此，我的看法是否定的。我们知道，所谓“人类学笔记”并不是马克思对这些笔记的说法，而是1972年这些笔记发表以后西方学者对它们的称呼；马克思当年摘抄这些笔记，也决不是为了创立什么人类学，而是为了满足写作《资本论》的需要。
受国外一些思潮的影响，我国学术界有人也喜欢谈论马克思的晚年或“最后十年”。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在晚年已经放弃了《资本论》的研究，转而进行所谓“人类学”的研究了。这一观点与梅林的一句话——“从1978年起，他就没有为他的主要著作而工作”(梅林，第650页)有关。梅林虽然是一位享有极高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他的这句话是不正确的。事实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第Ⅶ稿所注明的日期就是“1878年7月2日”，而在这以后，马克思也没有停止为完成《资本论》所作的巨大努力。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马克思是带着病痛进行工作的。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里说：“事实上，第Ⅴ—Ⅷ稿已经够多地留下了他同折磨人的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痕迹。”(马克思，第2卷，第8页)这是马克思后来“一度放下”《资本论》写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马克思“一度放下”《资本论》写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当时英国的经济危机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现象，需要进行新的研究，而原有的一些研究也要充实新的材料。马克思在1879年4月10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说，“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以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他还说：“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大批资料，这使我荣幸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45、347页)事实上，直到马克思逝世，他也没有想到过要“放弃”《资本论》的写作；而马克思“一度放下”《资本论》的写作，也并不如梅林所说是“没有为他的主要著作而工作”，或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研究“人类学”去了；恰恰相反，而是为了完成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做准备。这一点从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所写的一些信件里可以充分看到。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爱妻燕妮是1881年12月2日病逝的，这对马克思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时的马克思自己也生着重病，根本不能走出房门，医生绝对禁止他参加送殡。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1881年的12月7日(距燕妮逝世只有五天)给他的长女燕妮·龙格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到了他要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强烈愿望：“本来我想，一俟我重新觉得自己有了精力，就以全部时间专门从事第二卷的收尾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35页)6天之后，他在写给丹尼尔逊的信里再一次表达了要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强烈愿望：“第一，我首先应该恢复自己的健康，第二，我想尽快地完成第二卷(即使是我不得不在国外出版它)。我现在特别想完成它，以献给我的妻子。”(同上，第238页)这以后马克思一直为疾病所困扰，不得不到文特诺尔、阿尔及尔、蒙特卡罗等地去疗养。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心里想到的还是《资本论》。1982年11月10日马克思在休养地文特诺尔写给小女儿爱琳娜的信里说：“我现在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工作，而是在做各种准备。”(同上，第397页)马克思说的“真正的工作”就是写作《资本论》第二卷，而其它的事都是为之“做各种准备”。而在同年12月14日(距马克思逝世只有三个月)写给其次女劳拉·拉法格的信的最后，讲的还是与《资本论》有关的事：“有几本在神圣的罗斯而不是在国外印刷的新出版的俄文著作证明，我的理论正在那个国家迅速传播。不论在什么地方我取得的成就都不会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了。”(同上，第407页)从这几封信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资本论》在马克思心目中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怎么可能设想马克思会“放弃”他没有完成而又极想完成的《资本论》，而去另建一门新的“人类学”呢？
根据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的说法，马克思“照例是利用这类时间(指健康不好的时间——引注)进行各种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记本的内容。”(马克思，第2卷，第7-8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工作的一个“规律”：在健康状况比较好、精力比较充沛的时候，马克思就从事《资本论》的写作；而当健康状况不好、精力不济时，他“照例进行各种研究”，做各种准备，读书做笔记即属这一类，而目的正是为了他的“主要著作”即《资本论》写作做准备。事实上，马克思大量研究俄国和其它国家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其真正目的也完全是为了写作《资本论》第二卷(恩格斯后来编辑时将其分为第二卷和第三卷)地租部分的需要。这一点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里说得很清楚：“马克思为了写地租这一篇，在70年代进行了全新的研究。他对于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及其它出版物，——这是他的俄国友人以十分完整的形式提供给他的，——曾经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重新整理这一篇时使用。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计划。”(马克思，第3卷，第10-11页)弄清楚了马克思工作的这一特点，我们完全可以说，写作《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的事业；认为马克思“放弃”或“一度放下”《资本论》而去建立一门新的“人类学”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现在我们比较具体地来分析一下所谓的“人类学笔记”。马克思的这个笔记包括他阅读四本书所作的摘录及评注：第一本书是俄国社会学家柯瓦列夫斯基写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二本书是美国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摩尔根写的《古代社会》；第三本书是英国资产阶级法学家亨·梅恩写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第四本书是英国古代史学家约·拉伯克写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应该说，这四本书属于不同的学科，把它们统统称为“人类学”著作并不恰当。在这方面，无论是苏联还是我国，都有不少学者拒绝把马克思的这四本笔记称为“人类学笔记”，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当然，这四本书也有其共同的一面，这就是它们所研究的都是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状态。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其研究对象的，但是，他认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现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因此，我们在《资本论》里常常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形态的一些论述。比如马克思讲分工时就讲到“古代印度公社的社会分工”，讲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资本时就讲到“洪水期前的商业资本”，讲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息资本时就讲到它的“古老形态”即高利贷资本。因此，为了写作《资本论》，马克思需要了解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特别是人类的原始状态，马克思在早年虽然也有研究，后来又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但是对于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并没有真正弄清楚，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不仅如恩格斯在1844年所说“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由于其对氏族组织的研究，“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3页)马克思摘录此书，原曾打算结合自己的研究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后来由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完成。至于摘录柯瓦列夫斯基的书，很明显是为写作《资本论》的地租篇做准备的，因为在这本书里谈到了美洲、印度和阿尔及利亚土地所有制的各种形式。这一点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涉及了许多学科，不仅包括各种社会科学的学科，还包括许多自然科学学科，但是马克思涉及这些学科并不是要建立什么新的学科，而完全是为写作《资本论》服务的。只要看看《资本论》一书所引用的思想家、科学家和他们的著作的数量之多，就可以清楚这一点。再说，马克思关于这四本书的笔记绝大部分都是摘录，表达自己思想的部分只占极小的比例，根本谈不上形成一个系统的学科，故怎么能够像某些人所做的那样，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组成部分”，而与其它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系统的、完整的思想相并列呢？
在这方面，上引论者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的看法有三个局限：一是未摆脱从欧洲中心论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视角；二是无形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局限在对欧洲近代社会的分析这一时间幅度上；三是无法解答在东方社会、尤其是古代东方社会所引申出来的种种问题。(见俞吾金)我认为这“三个局限”说是不能成立的。
该论者说：“马克思所阅读的那些人类学(？)著作的考察对象主要是非欧社会，如俄国的农村公社、斯拉夫公社、印度的农村公社、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等。……只有充分肯定这‘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才能表明马克思不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而是一个世界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不光对欧洲社会，而且对非欧社会，尤其是东方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段话是缺乏根据的。不错，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都是欧洲的，但是，是否说马克思主义来源于这三者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呢？我想不是。因为倘若如此，那么依照同样的逻辑，由于马克思所摘录的所谓“人类学笔记”的四本书的作者中，有三位(柯瓦列夫斯基、梅恩、拉伯克)是欧洲人，另一位(摩尔根)虽然是美洲人但却是从欧洲移民过去的，因此，如果主张这些人的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马克思的有关评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组成部分，不也同样有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之嫌吗？也许有人会说，这四个人虽然是欧洲人，但是所考察的对象不仅限于欧洲。不过就考察的对象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虽然涉及欧洲的多些，但同样也并不限于欧洲，比如讲历史上生产方式的演进时，首先讲的就是“亚细亚的”；在《资本论》里多次提到古代印度、秘鲁(古印加国)的情况，而马克思在论述地租时还打算以俄国和美国的材料为主。所以，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的看法与“欧洲中心主义”并不搭界。
至于说“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无形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局限在对欧洲近代社会的分析这一时间幅度上，无法解决东方社会、尤其是古代东方社会所引申出来的种种问题，同样是没有根据的。仅就政治经济学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当然是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但是，他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孤立起来进行研究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比较研究，至少是概括地加以比较研究。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3页)问题还在于，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来说，只是其“狭义政治经济学”部分，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是“广义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的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同上，第492页)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为我们奠定了很好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只“局限于欧洲近代社会”而不涉及东方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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