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差、金融控制与铸币税——兼对我国“M2/GDP过高之谜”的再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铸币论文,过高论文,之谜论文,我国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金融机构存差的真实原因
存差是扣除准备金后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大于贷款余额的差额。近10年来我国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相比，存差不断扩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到2005年6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6.9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18.6万亿元，存差已达8.3万亿元，占存款余额近31％。表1显示了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存差及其变化情况。
表1
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各存差占存款
年份
存差
各项存款 项贷款
余额的比例
19932962732943-3316
-10.1％
19944047240810 -338-0.8％
19955386250538 3324 6.6％
19966857261152 742012.1％
19978239074914 747610.0％
19989569786524 917310.6％
1999
108778937341504416.0％
2000
123804993712443324.6％
2001
143617
1123143130327.9％
2002
170917
1312933962423.2％
2003
208056
1589964906023.6％
2004
241424
1781986316226.3％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存差的迅速扩大，引起人们对存差产生原因进行研究的兴趣。由于存差涉及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的变化，因此目前研究存差的方法，一般都是从银行资产负债表入手分析，并推导出相关结论。我们发现，利用资产负债表变化作为分析起点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绝大多数研究在使用这种方法时忽略了资产负债表本身的特点，从而导致对存差的分析产生了不少被普遍接受却似是而非的认识。为清晰地说明问题，我们同样从资产负债表入手，在此基础上，逐个研究各项目变化与存差之间的关系，并最终找出已有研究使用资产负债表方法得到错误结论的根源。
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根据目前我国银行资产负债表和信贷收支表，可以很容易地推出存差的表达式：
存差=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外汇占款+储备资产+中央银行债券+对政府债权和其他债券-流通中现金-实收资本-其他(1)
(1)式显示，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应当与商业银行资产多元化及存贷款变化密切相关。在计划经济的一级银行体制下，人民银行既要经营商业银行业务，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又要担负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任务。这一体制下，银行资产方只有贷款这一类项目，负债方包括存款与现金发行。此时人民银行直接和完全地控制金融与信贷资源，同时资产负债特点决定了银行体系只能有贷差出现。1984年后银行体制向二级银行体制转变，人民银行专司中央银行职能，开始从两方面进行金融与信贷控制：一方面实施信贷额度管理，对各专业银行发放信贷指标；另一方面开始要求专业银行向中央银行上缴准备金和备付金。为了加强和确保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控制，人民银行规定了相当高的准备金率，初期时曾高达40％。这样，商业银行资产方开始出现储备资产项目。此后，随着专业银行业务的拓展以及商业化程度的增加，商业银行资产方项目不断增加，有价证券与投资规模不断扩大，1994年建立外汇结售汇制度后，外汇占款开始成为商业银行的重要资产构成。外汇占款、储备资产以及有价证券与投资的增长与存贷差表现出基本同步的扩大趋势，这使人们很自然地将金融机构资产多元化当作存差出现并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看作是银行体制变化、金融资产与融资方式多元化的结果(江其务，2003)。另一个巧合是，我国金融机构存差开始出现在1995年，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发生了显著变化，居民储蓄大幅增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普遍出现“惜贷”现象，经济增长进入持续放缓的时期，因此不少研究也将存差与宏观经济运行变化相联系，将其视为宏观形势变化在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反映(何田，2004)。
但是，上述结论是正确的吗?这需要我们围绕公式(1)做更深入的分析。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单纯贷款数量的变化并不影响存差变化。很多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出现的银行惜贷行为是造成存差扩大的主要原因，虽然中央银行多次通过降息等方式试图增加商业银行贷款，但货币政策效果并不显著，同时由于住房、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金融宽度不够等原因，居民储蓄大幅度增长，储蓄存款的增长与贷款增长的下降共同造成了存差的快速扩大。由此引出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即商业银行多放贷款会使存差相应减少。进一步的分析则认为，存差出现的背后是我国资本和供给能力相对过剩，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信号(李德等，2004)。但是，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信用货币创造规律。我们知道，当货币由金属铸币阶段进入信用货币阶段后，货币数量就可以不再受到贵金属数量的限制，此时货币就完全由银行体系来创造。也就是说，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中，银行作为一个整体，并不需要靠吸收社会上的贵金属货币来构成资金来源，在信用货币的银行体系开始运行之后，所有货币都是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创造”出来并被企业、个人等社会经济主体所持有。货币创造机制在商业银行具体行为上的反应，就是贷款会同时创造同样数量的存款。当一家商业银行进行一笔贷款业务时，相应的会计分录是这样的：
借：某类贷款——××客户
贷：某类存款——××客户
我们利用孙国峰(2001)给出的一个实例来进一步说明。假设客户在A银行存入100元现金，银行按20％的比例来缴纳存款准备金，如表2所示的情况。
表2
资产 负债
现金80元 存款100元
法定准备金20元
当A银行向客户发放80元贷款时，银行资产负债表将变为表3所示的情况。
表3
资产负债
贷款80元存款100+80=180沅
法定准备金36元
现金64元
显然，银行在为客户提供贷款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相等数量的存款，银行资产方的贷款和负债方的存款将同时增长，从而实现借贷相等。现代商业银行具有创造货币的力量，而这一职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提供贷款来完成的，银行通过贷款创造出存款构成了货币供给的过程。商业银行在放出贷款而相应增加存款之后，会将新增存款中的一部分向中央银行上缴准备金，在资产方减少现金或存款数量，相应增加储备资产数量。之后，商业银行可以利用新增的存款和准备金进一步发放贷款，并重复上述过程，从而使货币乘数效应发挥作用，创造出更多的货币供应量。这一货币创造过程，既可以仅在一家银行内完成，也可以由若干家银行构成的银行体系来实现。可以看到的是，由于贷款总会在同时创造相等数量的存款，因此在商业银行其他资产负债项目不变的情况下，贷款增长不会使存差变小。在(1)式中，表现为贷款项与存款项将同时增长，总的存差不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不可能希望通过实施政策促进商业银行加大贷款数量的办法来缩小存差。在关于存差的争论中，这一点最早被孙国峰(2001)提出并系统论证。2003年初以来，我们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信贷增长相当迅猛，2003年金融机构贷款增长16.2％，增速比2002年快了2.5个百分点，但这一时期存差不断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存差净增近1万亿元。
排除了贷款增加会减少存差这一可能之后，(1)式显示，储备资产、有价证券与投资、外汇占款等的变化会对存差产生影响，相当多研究正是从这一公式推出存差是银行资产多元化结果这一观点。不过这种认识并不完全正确，我们需要对上述项目逐项进行分析与检查。
首先我们来观察商业银行储备资产变化与存差之间的关系。很多理解认为，在存款增长的同时，如果商业银行将更多的资金作为法定准备金或超额准备金上存央行，会使可用于放贷的资金减少，从而增大存差。实际上，商业银行储备资产的增加只是一种资产调整，不会影响存贷款差额。我们仍以A银行为例。假设在表3的资产负债结构基础上，A银行继续发放贷款。第一种情况是存款准备金率仍为20％，发放贷款64元，资产负债表变为表4所示的情况。
表4
资产负债
贷款80+64=144
100+80+64=244
准备金36+64×20％=48.8
现金64-64×20％=51.2
这样，在发放64元贷款后，存贷差仍为100元。
第二种情况是中央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30％(或理解为商业银行上存10％的超额准备金)，此时A银行发放贷款64元，资产负债表变为表5所示的情况。
表5
资产 负债
贷款80+64=144存款100+80+64=244
准备金36+64×30％=55.2
现金64-64×30％=44.8
可见，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或超额准备金增加后，存差也仍为100元。
为进一步说明问题，在表4和表5基础上，我们观察A银行在20％和30％存款准备金率要求下再分别发放一次贷款后的情况。在20％存款准备金率下再发放一次贷款51.2元，表4将变为表6所示的情况。
表6
资产 负债
贷款80+64+51.2=195.2存款100+80+64+51.2=295.2
准备金48.8+10.24=59.04
现金51.2-10.24=40.96
在30％存款准备金率下再发放一次贷款44.8元，表5将变为表7所示的情况。
表7
资产 负债
贷款144+44.8=188.8存款244+44.8=288.8
准备金44.8+13.44=58.24
现金44.8-13.44=31.36
观察表4—表7可以看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增加超额存款准备金会使银行的贷款规模下降，同时使派生出的存款总规模下降，但并不影响存贷差变化。在上例中，无论存款准备金率是20％还是30％，A银行存差始终是100元，也就是A银行最初吸收的那笔存款数量。如果A银行仅是一家商业银行，那么它可以通过与其他银行争取存款的方式来获得这笔资金，但如果将A银行理解为整个商业银行体系，那么这100元初始存款只能来自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使存款相对贷款净增长的基础货币数量决定了存差的大小。
在存差问题上之所以容易形成似是而非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与实物货币观的长期影响有关，人们很容易有意无意地将“资金”看作一种“有形”财物，这种财物会从居民或企业手中流入银行等金融中介，再由银行通过贷款、购买债券、上缴准备金等方式流入其他经济主体。事实上，实物货币与信用货币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本身具有价值，可以被看作“有形”的财物，可以在不同经济主体间流动。在一个时点上，一个社会实物货币的数量是确定的，只能在总量既定前提下在不同经济主体间进行分配，但不可能通过银行创造的办法使货币总量增长。而后者则完全以信用作为支持，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一般以国家信用作为支持，全部由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创造，所有信用货币都是在银行“账面”创造出来的，并不需要相应的实物货币作为对应。社会经济主体包括个人持有的货币是由银行体系创造出来的，不存在其他方面的货币来源。在信用货币年代，必须摒弃将资金看作一种“实物”的观念，对信用货币的理解应当遵循货币创造规律。如果仍然套用实物货币条件下的观念分析信用货币社会中的问题就很容易形成错误理解。例如，很多人认为居民储蓄快速增长是存差扩大重要原因，提出应当扩大居民消费来减少存差带来的资金闲置，这一观点就是不够准确的。居民持有的货币完全是由银行创造出来的，无论用来储蓄还是用来消费，除少量现金外，都会反映在不同经济主体的银行存款中，只是存款类型以及存款银行可能发生变化，但不会使银行体系中的存款总量扩大。邵使动态考虑居民消费增长会促进企业投资增加，从而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增长，但贷款又会同时创造出存款，两者将同时增加，因此居民消费或者储蓄的变化不会对存差造成明显和直接的影响。
多缴准备金会引起银行存差扩大，这一结论是我们利用公式(1)得到的，那么，为什么使用公式(1)这样一个衡等式会产生错误结论呢?原因在于，很多研究忽视了公式(1)来源于资产负债表这一特点，将其视同为一般的数学等式。例如在观察公式(1)时，人们很自然会认为购买债券的增加会扩大存差，但这实际暗含着一个假定，即债券投资项增加时其他项目并不会发生变化。实际上，由于资产负债表复式记账的特点，任何一个科目变化会同时引起一个或更多科目同向或反向的变化，当一个科目变化时，其对存差的影响就是不确定的，需要具体分析。正因此，(1)式中实收资本项的增加由于会引起资产方项目的同时增加，因此相互抵消，不会对存差产生影响。
下面我们观察有价证券与投资变化对存差的影响。一般认为，商业银行资产多元化或者多渠道使用资金会形成存差，这是因为，存款是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在存款既定条件下，资金可以被用于放贷、购买债券和外汇等渠道，用于购买债券与外汇的资金越多，可用来发放贷款的资金就会越少，因此存贷差就会越大。但事实上，在一般会计处理中，当商业银行购买一笔债券(如一年期以上债券)时，其基本会计分录为：
借：长期(短期)投资——债券投资
贷：银行存款
可以看出，银行在购买债券时资产方债券投资增加，同时银行存款减少，涉及的只是资产结构调整，不影响负债方。但是就债券发行者来说，卖出债券后其开户银行账户的负债方会增加相应存款，同时开户行资产方银行存款也等量增加，以保持资产负债平衡。从整个银行体系看，在这个过程中存款总量增加了，但贷款并不发生变化。如果假设只存在A银行一家银行，那么上述过程就会表现在A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假设在表3的基础上，A银行再购买64元的债券，其资产负债表将最终变为表8所示的情况。
表8
资产负债
贷款80元
存款100+80+64=244元
长期(短期)投资64元
存款准备金36+12.8=48.8
现金51.2
显然，商业银行购买债券将创造出等额存款。在表8中，A银行在第一期发放80元贷款基础上购买了64元债券，这一过程将创造出了64元存款，使存款总额增加到244元，而资产方的贷款并未发生变化。如果我们以(1)式来理解这一现象，则其变化机制是这样的：在其他项目不变情况下，当商业银行购买有价证券时，公式(1)等号左边的存款项也会相应增加，而贷款项并不发生变化，从而使存差扩大。商业银行资产多元化的过程，也是存款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款是会增加的，而并不能反向理解为既定的存款数量在不同用途间的分配。
但是，上述分析只是商业银行购买债券时一般的会计处理方法，实际上描述的是商业银行通过一般柜台业务购买债券时的情况。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购买债券(包括国债和央行票据等)的资金使用方式与上述情况有差异，需要进一步说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购买债券基本都是与财政部、其他银行和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进行交易，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交易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系统，商业银行之间债券买卖则通过在上海的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在这些交易中，商业银行动用的都是准备金而不是银行存款或现金。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购买债券时只涉及资产方的一增一减，不影响负债变动，实际并不创造存款，不会对存差产生影。向。但商业银行直接向财政部购买国债时情况则不同。在向财政部购买国债时，商业银行准备金减少，长期投资增加，不影响负债方存款的变化，同时，向商业银行卖出国债得到的资金会进入财政部和央行共管的中央国库。但是，当财政部动用国库资金时，就会在商业银行形成派生存款，从而增加整个银行系统相对贷款的存款净增长，促使存差扩大。另外商业银行作为承销商购买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金融债也可促使存差扩大。可见，在目前的交易制度下，购买债券的确是银行存差出现的原因，但并不是所有的买债行为都会扩大存差，目前主要是商业银行直接向财政部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买债会引起存差扩大。随着商业银行逐步向企业等一般客户购买债券(如目前的短期融资券)的增加，由资产多元化引起的存差将逐步扩大。
在现有关于存差的研究中，还可以找到的存差影响因素是不良贷款核销。认为不良贷款核销可以造成存差的道理在于，不良贷款剥离会使商业银行资产结构调整，贷款数量下降，但并不影响负债方的存款，因此存贷差额会相应扩大。商业银行用利润冲销不良贷款也会产生同样效果。1997年后，国家加大了处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力度，尤其是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集中剥离了1.4万亿元不良贷款。2004年，我国又通过向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注入外汇储备补充资本金方式核销了大量不良贷款。这些，都使人们容易相信不良贷款核销是促使银行存差扩大的重要原因。实际上，笼统讲不良贷款核销可以扩大存差同样是不够准确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近年来，我国银行不良贷款核销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行不良资产。收购资金主要有两个渠道：央行再贷款和向商业银行发债，这两种方式都会创造出新的存款。在购买不良贷款过程中，对出售银行来说，会出现存款不变情况下贷款总量减少的状况，但对资产管理公司来讲，则必须动用在其开户银行的存款作为购买资金，这又将减少所开户银行的存款总量，两者相互抵消，不会对存款产生影响。第二种方式是银行用资本金与利润核销不良贷款。目前商业银行利用自身利润冲销不良贷款的数量并不大，而主要的方式是国有银行将全部资本金用来冲销不良资产，然后国家利用外汇储备注入补充资本金。无论哪种方式，都会造成存款相对贷款增长，存差扩大。因此目前外汇注资国有银行是造成存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5年3月末，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数量约为1.6万亿元，金融债约1.3万亿元，央行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先后注入600亿美元，同期存差为7.1万亿元。显然，国债和不良贷款核销仍然只能解释存差中的较小部分，那么，什么是存差出现的主要原因呢?
外汇占款是造成目前我国存差的主要原因。1994年以后，我国开始实行新的结售汇制度，形成两极外汇市场体制，即银行间外汇市场与银行结售汇市场。结汇过程中，商业银行资产方外汇增加，负债方人民币存款增加。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将外汇卖给中央银行时，体现为资产方外汇减少，同时准备金增加，只是资产结构的调整，不涉及负债方的变化。因此现有的外汇管理体制会由于外汇占款而导致商业银行存款相对贷款净增加。即使进一步考虑央行对冲外汇占款进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也不会对存款产生影响，公开市场操作也只是涉及商业银行资产结构调整。
2005年3月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5.6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18.5万亿元，存差扩大到7.1万亿元。同期外汇占款为5.7万亿元，占存差额80％。很明显，外汇占款是造成存差的主要原因。1994年我国推动外贸、外汇体制改革，实行了新的结售汇制度，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持续快速增长，中央银行外汇占款增长很快。199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只有212亿美元，到2000年底达到近1656亿美元，2005年6月末则已高达7110亿美元。图1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公布的1997年第1季度～2005年第2季度末外汇占款和剔除季节因素的金融机构存差变化情况，容易看出，两个时间序列高度相关，呈现出相当一致的变化趋势，相关系数高达0.97。为更清晰的观察外汇占款与存差变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利用H-P滤波方法分别消除两个时间序列中的趋势成分，只留下周期波动部分加以观察。图2是剔除了外汇占款和金融机构存差时间序列中的趋势成分后的周期波动变化，比较而言存差波动要比外汇占款更频繁一些，但两序列的变化规律非常吻合，变化趋势相当一致，都经历了先持续下降后转为较快上升的变化过程，相关系数达到0.75。为更严格说明两者关系，我们对剔除趋势后的外汇占款与金融机构存差波动序列进行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显示，外汇占款波动与存差波动之间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在滞后1和2期时，我们都有几乎100％的把握(拒绝概率分别仅为0.00042和0.0000)支持外汇占款波动的变化会导致存差波动的相应变化，但存差波动并不构成外汇占款波动变化的Granger原因(拒绝概率分别为0.78和0.84)。这表明，外汇占款的变化趋势可以很好地解释和预测存差的变化情况。外汇占款是导致金融机构存差扩大的主要因素这一观点得到了相当强的经验支持。从目前情况看，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的趋势仍将继续，因此存贷差也将继续以较快速度扩大。
对存差有重要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流通中现金量，不过其对存差是反向影响，当流通中现金增加时，会使存款减少，导致存差缩小。最后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与我国金融体制特殊性有关。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并不吸纳存款，其发放贷款所派生的存款主要被其他商业银行所吸纳，使商业银行存款增加，同时贷款不发生变化，这就反映为存款货币银行存贷比下降。当然，如果是从全部金融机构而不是存款货币银行角度衡量，那么政策性银行的上述行为并不会对存差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目前造成金融机构存差出现和扩大的主要原因有3项，即外汇占款、商业银行向财政部和政策性银行直接购买国债和金融债，国有银行利用外汇注资核销不良贷款。其中外汇占款增加是主要原因。同时，流通中现金增加会相应冲抵上述因素的影响，从而缩小存差规模。以2005年3月末为例，外汇占款、商业银行向财政部和政策性银行直接购买国债和金融债、国有银行利用外汇注资核销不良贷款的数量分别为5.7万亿元、3万亿元和0.5万亿元，共约9.2万亿元，流通中现金为2.1万亿元，两者相抵后为7.1万亿元，而同期金融机构存差也恰为7.1万亿元，两者相等。另外，政策性银行派生存款流入商业银行会对存款货币银行存差产生影响。除此之外，商业银行之间以及向中央银行购买债券(包括国债和中央银行票据等)、增加在央行的法定与超额准备金都不会影响存差，信贷增长放缓和居民储蓄大幅上升也不会使存差扩大。因此，降低准备金利率和贷款利率等手段可以促进商业银行贷款增加，但并不会使存差缩小，刺激居民消费增长的方法也不会影响存差。
二、存差、金融控制与铸币税
存差形成的背后隐藏着政府对铸币税的控制和征收，或者说，正是政府为征收铸币税所导致的基础货币增加才产生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存差。铸币税是货币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和有趣的概念。J．Handa(2000)将铸币税定义为货币扩张所带来的收入。萨默斯和拉雷恩(1997)认为铸币税是政府由印制货币的垄断权而获得的收入。可以认为，铸币税是一国垄断货币发行权后通过扩张货币得到的一笔特殊收入。那么，这笔收入只表现为货币扩张引起通货膨胀使货币贬值从而为政府带来的一种“隐性”收入，还是能够成为政府一项实实在在可以支配的账面收入?汪洋(2005)对此问题做了系统的研究。从定义分析，铸币税收入可以被分为两类，即通货膨胀税和非通货膨胀收入。通货膨胀税较易理解，这里我们着重分析非通货膨胀收入。非通货膨胀收入意味着，即便不考虑货币扩张所引起的通货膨胀或在不存在通货膨胀情况下，政府仍然能够通过垄断货币发行来获得一笔实实在在的收入。非通货膨胀铸币税收入又可分为中央银行铸币税和政府(财政)铸币税。政府取得铸币税的主要方式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即财政部通过中央银行渠道获得资金来弥补财政不足。当财政出现支付能力不足时，可以有多种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中央银行取得收入弥补财政不足：一是直接向中央银行透支；二是中央银行持有财政部国债。中央银行购买国债与财政部直接向央行透支具有同样效果，理论上说，财政可以通过发新债还旧债的方法使所借债务一直持续下去，相当于财政部向中央银行借到一笔可以永远不还的债务(汪洋，2005)。同时财政部向央行支付的国债利息也最终会以央行向财政部上缴利润的方式重新返还。目前我国中央银行持有的国债在3000亿元左右，占央行总资产的不到4％，数量并不算很大。三是中央银行替代财政应有职能，直接向有关经济体提供资金。这一现象在我国比较突出。例如，当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不良贷款过多、资本金不足情况时，财政部应当担负核销不良贷款、补充资本金的职责。但由于财政无法承担这一巨额支出，我国采取了成立资产管理公司购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方式，而央行再贷款是购买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在第一次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剥离中，央行再贷款就达到6041亿元，2004年以来为收购四大国有银行可疑贷款发放的再贷款为6195亿元。另外，央行还通过外汇注资和发行票据的方法为金融机构核销不良资产、补充资本金。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央行为关闭清理金融机构和国有银行改革，总共支出超过2万亿元。①中央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财政职能，并在实质上大大增加了财政支出能力。在支付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产生的改革成本中，铸币税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现象被归纳为“弱财政、强金融”(张杰，1997)。强大和巧妙的金融控制成为我国渐进式改革得以稳步推进的重要保证。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上述3方面的资金来源，政府财政出现赤字时只能通过向公众增加税收的方法来弥补，因此上面3种资金实际起到了税收功能，被称为“铸币税”也就是合适的。最后，政府可以得到的另一项铸币税收入就是中央银行通过扩张货币得到并向财政上缴的利润，这也就是中央银行铸币税。
由于中央银行控制着货币供应，人们经常将政府铸币税与中央银行铸币税相混淆，并忽略了对后者的研究。中央银行铸币税，可以被解释为通过扩张货币中央银行自身所能够得到的真实账面收入。它是中央银行自身的收入，而不是基础货币扩张所形成的购买力。就中央银行而言，基础货币是其主要“产出”，并可以通过扩大这种“产出”获得收益。基础货币记入央行的负债，并且一般占总负债的主要部分。目前我国央行的储备货币(包括货币发行与准备金)占到总负债的70％左右。但是，基础货币作为负债与一般负债的主要不同在于，中央银行一般不必为这种负债付息。这意味着，作为中央银行资产的持有人(包括个人、企业和商业银行等)实际上为中央银行交纳了一笔“税”。中央银行对政府存款一般也不支付利息。另一方面，中央银行的资产方一般由四大项构成，即国外净资产、对政府债权、对金融机构债权和非金融机构债权，无论哪一项，都是中央银行“经营”基础货币的结果，也都可以获得利息收入。这样，中央银行通过资产方获得的利息收入与通过发行货币(无息负债)之间产生的利差收入就构成了中央银行视角下的铸币税。这类收入完全符合铸币税的定义，是通过垄断货币发行权扩张货币所带来的收入，因此也是总铸币税收入的组成部分。
同一般中央银行相比，我国中央银行铸币税具有特殊之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中央银行的铸币收入。首先，在人民银行的负债方，需要付息项目所占比重较大。中央银行一般无须为负债项目付息，是央行获得铸币收入的关键所在。但我国中央银行却需要为很多负债项目付息。我国央行一直为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付息。如目前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为1.89，与金融机构半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相等，明显高于金融机构活期存款利率(0.72)。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经过最近两次下调，目前为0.99，仍然高于金融机构活期存款利率。2005年3月末我国央行准备金总额为34315.6万亿元，占央行全部负债的42％，向准备金付息是一项巨额支出。央行票据快速增加是近年来我国中央银行负债变化的重要特点，2005年3月末央行票据发行余额近1.5万亿元，已占央行总负债的18％，央行票据利息支出也相当可观。此外，我国目前仍为邮政储蓄存款付息，并从2003年起对财政存款支付利息。央行的这些付息行为，正如M．Black(1987)所说：假如利息付给储备资产的持有者，则铸币税将在发行者与持有者之间分配。
第二，从资产方看，我国央行资产收益风险较高，并且不够稳定。外汇储备是我国中央银行主要资产，目前占到央行总资产的60％以上，远高于采取浮动汇率国家的水平。由于我国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等国外政府债券，而目前主要国外政府债券收益率都较低，因此外汇储备收益不会很高。我国央行资产还包括对金融机构债权、其他资产和对政府债权。对政府债权2005年3月末为2969.6亿元，占总资产的3.6％，这笔资产央行有稳定的利息收入，同时也可视为政府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得到的铸币税收入。对金融机构债权是我国央行除外汇储备外的主要资产，包括对存款货币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信托、租赁公司等特定存款机构以及其金融机构发放的再贷款、再贴现、购买债权及回购等，2005年3月末此类资产总额为18934.1万亿元，占央行总资产的23％，占基础货币总量的33％。对非金融机构债权则包括人民银行为支持老少边穷地区所发放的专项贷款136.2亿元。我国央行的这部分资产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支付改革成本、维护金融体系与地区稳定的职能，因此债权收益相当不稳定，面临较大风险和损失，如再贷款无法收回，再贷款利息收入无法得到，再贷款被迫展期、央行为支持贷款主体发展而对再贷款利息实施的减免等。这对我国央行的铸币税收入减少具有重要影响。
另外，央行的外汇储备相当于向发行货币国家的政府与中央银行缴纳铸币税，外汇储备越多，向货币发行国支付的铸币税也就越多。向国外支付的铸币税应当高于目前外汇储备资产收益。
下面以2004年为例，粗略估算金融控制政策对央行铸币税产生的影响。我们采用2004年平均余额数据。
(1)2004年央行准备金平均余额为31516.9万亿元，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7％计算，法定准备金约为1.6万亿元，其余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约为1.6万亿元。以年利率1.89％计算，法定准备金利息支出为302亿元，以年利率1.62％计算，超额准备金利息支出为259亿元。准备金的年利息总支出约为561亿元。
(2)2004年央行票据平均余额为8043.7亿元，以平均利息率2.5％计算，年利息总支出约为201亿元。
(3)2004年政府存款平均余额为7246亿元，以活期存款利率0.72％计算，利息支出约为52亿元。
(4)2004年邮政储蓄转存款平均余额为8387.9亿元。2003年人民银行对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进行了调整，2003年8月1日以前形成的转存款仍按4.131％计息，以后新增的转存款则按1.89％计息。2003年前7个月邮政储蓄转存款平均余额为7950亿元，之后形成的增存款平均余额约为438亿元，按不同利率分别的利息支出约为328亿元和28亿元，总计利息支出为356亿元。
因此，2004年中央银行由于利息支出而形成的铸币税损失应当在1170亿元以上。汪洋(2005)曾以相同方法计算了2003年度中央银行的利息支出，结果是805亿元。2004年中央银行在利息支出上形成的铸币税损失比上年净增了365亿元。
人民银行的利息支出实际上是以中央银行铸币税的方式来补贴金融机构，而且补贴力度相当大。以2003年为例，当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现的净利润总额仅为90.3亿元，同年央行为存款准备金支付的利息就高达394亿元。如果取消和降低准备金利率，就会形成商业银行的全面较大幅度亏损。
通过对铸币税的分析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甚至出现通货紧缩，因此不可能征收通货膨胀税。目前我国政府铸币税的主要来源是由央行为国有银行、农村信用社改革、关闭清理金融机构和维护地方稳定所提供的再贷款和外汇注资支出。1999年以来，央行为上述目的提供的资金总额约为2万亿元，加上其持有的3000亿国债，总计2.3万亿元左右。中央银行每年还要通过准备金利息支出等方式向金融机构直接让渡铸币税数百亿元。显然，近年来政府将绝大多数的铸币税收入用来支持了国有金融机构及其改革。另外，为维持目前的外汇管理制度，央行不得不为支付央行票据利息损失大量铸币税收入。可以说，目前的金融控制政策，使我国央行背上了比较沉重的负担，也使货币政策有效性面临挑战。
三、存差、金融控制与我国“M2/GDP过高之谜
我们已经知道，近年来存差的快速增大，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金融控制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表现。如果将此理解为金融控制政策在微观层面的一种反映，那么，我国M2/GDP值的快速上升则可被视为金融控制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反映。近年来我国M2/GDP上升很快，目前已超过1.90，是国际上这一数值最高的国家之一，对M2/GDP快速上升及其影响的研究成为宏观领域非常引人注目的问题。我们发现，利用本文所提供的分析框架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一问题提供部分解释，存差和M2/GDP过高这一对看似关系不大的现象，事实上只是金融控制这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从前面的分析可知，我国存差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基础货币较快增长，这些基础货币进入金融体系后形成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存款的同步增长，而存款构成广义货币M2的主要部分，因此基础货币的快速增长必然导致M2的同步增加。如果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负债方存款理解为资金来源，将资产方理解为资金运用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负债方计入M2的存款增加的同时，资产方却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并未投入到实际经济中去，与GDP的创造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广义货币M2虽然增加了，但其中相当部分并未与实体经济发生关系，这自然会形成M2/GDP的虚高。
那么，哪些货币并未与实体经济发生关系呢?主要是被央行票据对冲回去的基础货币。我们知道，这部分基础货币在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购汇时投放，然后再由商业银行购买央行票据对冲回央行，在此之前，商业银行在向持汇者购买外汇时已经创造出了等额存款。这一系列交换完成后，我们可以看到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是：负债方增加一笔存款(从而使M2扩大)，而资产方增加等额的央行票据。很显然，货币供给量M2增加了，但这部分新增M2与实体经济根本没有关系，而是被中央银行拿“回”去了，因此也就不可能去创造GDP，M2/GDP值自然会增大。在关于存差的研究中，很多人都认为存差只是商业银行资产多元化的结果，并不是资金闲置。现在可知，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虽然都可以在公开操作市场上起对冲作用，但央行票据不同于国债，它完全与实体经济没有关系，造成M2中的相当一部分处于闲置状态，并使整体货币流通速度下降。
货币化与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是目前解释我国M2/GDP过高的主要理论，本文提供的上述视角为这些流行的理论提供了新的内涵和诠释。我们相信，本文的解释应当是导致近年来我国M2/GDP快速上升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没有这些我国特有情况的影响，我们很难解释我国M2/GDP能够上升到如此高的程度。
四、总结及一些启示
本文试图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解析金融机构存差这一有趣现象。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存差或者贷差只在计划经济实行资金集中管理时代才有意义，在市场化金融体系下这些概念已经无须存在，也不必再进行分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存差占存款余额的比例要比我国更大，存差只是银行资产使用多元化的结果，根本无须担忧。事实上，本文的研究发现，我国存差产生的原因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经济内涵都与其他国家有相当大的差异，作为我国经济转轨期出现的一种重要的金融现象，存差也极具深入分析的价值。本文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发现了存差、金融控制与铸币税之间相当紧密却又不易观察到的逻辑链条，同时也发现存差与我国M2/GDP过高之间的特殊关系。根据本文的分析，下面几方面的问题值得引起关注。
首先，目前我国存差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外汇占款造成的基础货币增长，基础货币投入会创造出相对贷款总量的存款总量净增加，扩大广义货币总量。央行对冲基础货币的行为只会减少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降低其放贷能力，但并不会影响货币总量相对实体经济的更快增长。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快速增长，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和结售汇制度对经济造成的潜在损害也越来越大。如果持续利用央行票据进行对冲，一方面利息支付带来的铸币税损失会随之增大，另一方面会促使我国M2/GDP值进一步上升，未来通货膨胀的潜在风险不断加大。
第二，近年来，我国铸币税的一种新形式是中央银行利用外汇等直接入股金融机构，目前央行已成为多家金融机构的重要股东。但是，此种铸币税使用方式可能对货币政策独立性产生影响。在银行监管职能未从央行分离之前，监管职能很可能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也是监管独立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央行专司货币政策之后，央行又与金融机构建立了另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值得研究和关注。
第三，目前我国政府铸币税收入中的绝大部分被用于国有金融机构改革，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对金融改革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目前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花钱买机制”，这意味着，一方面“机制”设计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同时进行更广泛的金融改革试验，以减轻持续花钱或支付巨额成本后机制仍不能有效运行时可能出现的损失。应当说，加快外汇管理体制和金融机构改革，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相当紧迫的任务，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实现我国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注释
①数据引自《财经》2005年第15期《细解央行再贷款》一文。
标签：铸币税论文; 银行论文; 央行论文; 外汇占款论文; 商业银行论文; 金融论文; 银行资产论文; 金融负债论文;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论文; 银行准备金论文; 中央银行票据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资产负债表论文; 金融机构论文; 债券借贷论文; 不良贷款论文; 外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