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后陈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型的重大贡献_公私合营论文

论建国后陈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型的重大贡献_公私合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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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实行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从而避免了在生产关系大变革时期通常难以避免的社会震荡,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陈云是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这一政策的模范。从1954年开始,陈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一方面,有关具体方针政策是由他亲自起草并指导实施的,在此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53年,国家制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赎买政策,主要实行加工订货、 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第二阶段是从1954年到1955年下半年,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高级形式,实行了个别行业的合营。第三阶段是从1955年冬到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基本完成。陈云直接主持这项工作时,正值第二阶段的开始。第二阶段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实质性工作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作是否成功,关系着整个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成败。如何在不发生社会震荡的情况下,使私营工商业成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这是一项极为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它将受到私营业主“各种各样的抵抗。在整个改造过程中,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将是很复杂很尖锐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数量很大,而且是因为他们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还有着广泛的联系”〔1〕。对此,陈云把经济杠杆的规律与中国的国情紧密结合, 采取了如下几项主要措施。

(一)强调在保证国营经济稳步发展的前提下,对私营工商业的重视要与国营工业“大体相同”,给私人工商业以关怀、帮助。这首先在心态上争取了资本家和其他私营工商业者对党的向心力。

由于建国后在一段时间内,中央各部只管国营工业,对私营工业没有一个专门的业务管理机关,造成私营工业盲目发展。到1954年,全国各地私营工业都出现了困难,尤以上海、天津为重。陈云在详细研究了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后,提出调整私营工业生产的方针,指出:要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保证社会主义成分不断稳步增长的条件下,对国营、合作社、公私合营、私营工业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既管国营又管私营……对私营工业要大体上一视同仁……这是因为,所有私营工业迟早都要变成国家的,不能丢掉它。同时,私营工业的工人与国营工业的工人一样,都是中国的工人,不能另眼看待。”〔2 〕要求国营工业能让出一部分原料和生产任务给私营的工业,以解决公私矛盾。这样,就会使私营工业“能够维持下去,工人满意,他们就会督促资本家和我们搞合营。这就可以造成便利、更快、更大量的搞公私合营的条件,使私营工业逐步顺利地转到社会主义上面来。”〔3〕并且还提出要“根据需要和可能, 用各种形式来安排私营工业的生产。既要有临时的办法,又要有长远的办法”〔4〕。 同时还强调,要加强国家对私营工业的业务领导,反对只顾国营不顾私营的倾向。

在对私营商业的改造方面,经过第一阶段的工作,我国市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旧的自由市场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国营商业对整个市场的统一管理和对私营商业的领导和监督日益加强和巩固,为国家对私营商业的改造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前提。但其中不可避免的使公私关系日趋紧张,使私商的经营发生困难。当时从大城市到乡镇的七八百万私商因没有买卖可做而惶惶不安。陈云指出:“对他们盲目的加以排挤,一律不给安排,不给生活出路,势必增加失业人口,造成社会混乱。这是必须防止和纠正的”〔5〕。目前正确的方针, 要采取一面前进, 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 把私营批发商和零售商改造成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同时强调全国市场的领导必须统一,全国商业工作的步调必须一致,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商业工作的领导,应向党员干部讲清楚对私商不能只挤不管,而必须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进行改造的道理。

在提倡实行公私合营过程中,陈云还强调指出:“对于各种各样的个体经济,都应该按照自愿原则用合作化的形式帮助他们逐步地组织起来,公私合营企业的从业人员的劳动收入,不应该比社会主义改造以前降低,而应该在努力生产、改善经营的基础上逐步有所增加”〔6〕。 即便是在合营的高潮时期,陈云仍然注意尊重私营工业者的要求,指出:“一小部分的工厂或商店暂时还不愿合营,那就可以等一下。 ”〔7〕

由上可见,在陈云主持下,国家首先从私营工商业的出路上去关心、帮助解决困难,尊重他们的意愿,关心他们的生活。这样就使得私营工商业者从心理上缩短了与党的距离,从而减少了社会震荡,使党的改造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

(二)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逐行逐业、一步步地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向高潮。陈云指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性急,必须经过充分准备……所有的企业改组,都不应该受时间的限制,都必须经过充分准备,对各行各业分批分期地逐步改造,并且要结合生产安排,在有利于生产的条件下进行。”〔8 〕当一个措施在实行一段时间后不再能促进生产发展时,陈云及时领导提出新的改造措施,逐步引导私营工商业走向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在对私营工业的改造方面,到1954年,加工订货已不再能促进生产发展,陈云根据国情及时地提出把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统筹安排及行业内部的改组。这是因为,我国的私营工业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其结构很不合理。如果不对其改组,就无法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使社会所需要而生产不足的行业得到发展,不能对社会不需要或需要较小而生产能力有余的行业加以控制,以至淘汰某些工厂。由此陈云同志指出,调整私营工业的生产,必须把国营、合作社经营、公私合营、私营工业实行统筹兼顾,都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为达此目标,又必须在原料、生产任务的分配上妥善处理公私之间、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应通过各行各业分配原料、分配生产任务、计算设备能力、安排生产计划等办法,来进行逐行逐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他指导进行了诸如上海三笔公司等企业的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再进一步推广,把条件成熟的行业实行公私合营。这样,就把所有制的改造和经济结构的改组密切结合起来。对私营商业的改造,情况要比工业改造复杂,其中既有单纯的批发商和零售商,也有经营批发为主零售为辅或以零售为主批发为辅的兼营商;既有雇员众多的商业资本家,也有雇员很少的小店主;还有数量极大、独自经营的家庭坐商和流动摊贩。他们情况复杂,细小分散,遍布城乡,而在满足人民生活日用品方面,又各自发挥其作用。对他们的改造必须采取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步骤,不同的方式。陈云提出应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对于数量很大、且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有着广泛联系的零售商的改造,必须经周密的组织和适当斗争。而且,即使在改造以后,在改进经营管理、合理划分供应网、防止他们掺杂掺假和制造黑市、监督他们遵守规章制度等等方面,也要作经常的斗争;对于从业人员的教育训练和思想改造,更要做大量的工作。为避免出现私营零售商业额的陡然大幅度下降而使居民感到不便的情况,陈云还指出,除适当分配资源外,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经营上要有进有退,或在一定时间内不进不退;在前进时,对私商仍应作适当安排。从而避免了因改造过急而带来的社会不良后果。

(三)紧紧抓住经济发展规律这根主线,强调合营企业要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在首位,以此吸引广大私营工商业者自愿加入到公私合营行列中来。公私合营企业经济效益如何,是决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合营企业办得好,就有吸引力;否则,私营业主就不愿意合营,除非靠行政手段,但这样一来,将会引起社会震荡。陈云紧紧抓住这一经济规律,强调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必须达到这样的目的:公私合营的企业比资本主义的企业办得好,合作社必须比个人经营的企业办得好。”〔9〕在陈云直接指导下, 合营后的企业由国家派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民主改革,开展劳动竞赛;工人劳动积极性提高,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分成多,大家都满意。就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314,增长2倍多; 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半倍多。〔10〕很明显, 公私合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合营工厂私股分得的红利大多数也比私营时期的利润多。这些情况促使了更多的资本家要求公私合营,从而自然而然地迎来了全行业公司合营的热潮,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顺利过渡到第三阶段。

从1955年冬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入高潮阶段,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一浪接一浪。如何保持冷静头脑,指导合营企业正确运转,以保持和发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果,确保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这是一项关系重大而又复杂的艰苦工作。对此,在陈云主持下采取了三大措施。

(一)严格要求合营企业把产品质量和增加品种放在第一位。陈云强调指出:“现在要请全国工商界的人,全国做经济工作的人,合营后一定要把企业办得比合营前更好。这主要是以下三件事:一是提高产品质量,造出来的东西要好,不要造次品坏货。二是在原料、销路有可能的条件下,提高产品产量。……三是商店不要减少商品品种。”〔11〕并且提出了五项提高质量、增加品种的具体办法及对公股代表的要求。如,对有些商品,如百货中的一部分,国家不再统购包销;对商品的设计人员要给予奖金;优质优价;要设专人负责;要给好的原料;“公股代表,要提高本领,不懂就要学习,否则就站不住脚。首先要把生产抓好,特别要抓好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只要生产搞得比资本家好,资本家的嘴巴就被封起来了,工人也信任你了,你说话也就响亮了。”〔12〕为了确保合营企业生产经营能够持续稳定发展,陈云又强调指出:“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原有的生产方法,应该在一个时期以内照旧维持一下,以免把以前好的东西也改掉了。”“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不论工业商业,都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原来好的品种和质量。”〔13〕并且要求继承中国传统的社会心理,把原有工厂和店铺的招牌保存下来。

(二)运用列宁关于学习资本家先进管理经验的理论,鼓励、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公股代表和工人群众学习资方的长处,与资方团结共事。列宁在1921年就提出,共产党员“要向那些有知识的人(专家)和有组织大企业经验的人(资本家)”学习〔14〕、“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学习”的理论,并且要求共产党员要“竭力帮助劳动群众,接近他们, 从他们中间提拔成百成千的非党工作人员来做经济工作”〔15〕。然而,从“三反”、“五反”以后,我们好多国家工作人员怕和资方接触,怕被资本家腐蚀,主张采取“隔离”政策,甚至有的主张对其扫地出门。这些情况直接影响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公私双方的关系。而公私双方的代表共事得好或者不好的问题,又是关联到企业生产经营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关联到能否发挥资方人员在生产中的作用和能否有效地把资方人员改造成为劳动者的重要问题。陈云运用列宁关于学习资本家长处的理论,提出:“应该看到中国私营工商业对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是有经验的,他们对于我国工商业的管理工作是有用处的,对于他们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应该进行分析,凡属不合理的部分,应该逐步加以改变;凡属合理的部分,不但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应该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而且在国营企业中也应该充分加以运用。我们应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中一切有用的东西,看成是民族遗产,把它保留下来。吸收这些有用的民族遗产是我们的责任,采取否定一切的粗暴态度是错误的。”〔16〕他列举了商业资本家在业务方面的五大长处,如:有鉴别商品好坏的能力,并且知道如何使用;熟悉商品的产地和销路;能迅速适应市场的需要;会运输保管;管理费用能够精打细算,等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文化程度高,知识分子多的一个阶级。如果解放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工程师不干了,我们就会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混乱。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的政策,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对我们有用处,对发展生产有好处,这种办法比一律打倒好。没有技术就不能生产……不用他们就是傻瓜,这不能说是懂政治。这笔财富……至少不低于他们生产资料那一笔财富。”〔17〕他强调,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干部,“首先我们各个部门的领导干部,包括部长、副部长、局长这样一些人,思想上要搞通,把它看成一件重要的事情,作为自己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要对各方面同私营企业接触的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广泛的教育”〔18〕。同时,为了使公私双方共事得好,陈云同志要求各地党政机关一方面要领导业务部门逐步制定出双方共事的制度和办法,另一方面“还必须向职工群众进行教育,说明团结资方人员,发挥他们的长处,把他们改造为劳动者,是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19〕。在公私合营企业的改组和私方人员的安排工作中,陈云同志又指出:“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职工和私方人员对原来私营企业和私方人员的情况要比公股代表熟悉得多,由他们提出的改组企业和人事安排的方案,一般是适当的。因此,一切公私合营企业中的企业改组和私方人事的安排,可由相应的工商联、同业工会和私方人员先提意见”〔20〕。正是由于陈云同志运用发展了列宁关于继承资本主义的优秀遗产的理论,从而使得合营企业的全体职工与公私管理人员能够团结一致进行生产和经营,保证了合营企业的正常运转。

(三)强调与资本家在爱国主义上找到共同点,对其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陈云同志在强调业务上要向资方学习长处的同时,还指出资方大多数人员是爱国的,要做好对他们的统战工作。他说:我国一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帝国主义不但是欺侮中国的劳动人民,而且压制中国的工商业,欺侮中国的工商业者。“清朝、北洋军阀、以至蒋介石统治的二十二年,他们都没有进行什么建设,钱都弄到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腰包里去了。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几千年来所没有的大规模的建设。……工商界也积极支援国家的建设。”〔21〕在应该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兴旺的国家,“不再让子子孙孙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个基本点上,劳动人民和工商界的利益是一致的”〔22〕,解放后,他们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土地改革,支援抗美援朝,接受“五反”教育,最近又积极参加全行业公私合营。为解决企业困难,“有些工商业者和家属,把家里的黄金、美钞、人民币、宝石戒指、金刚石、房产都拿出来增加资金,这是好事,是进步的表现”〔23〕。所以,我们要近人情,“应该对公方人员、党政干部进行教育,要懂得怎么做统战工作”〔24〕,要求与资方人员在爱国主义上找到共同点,对其进行关怀、团结、教育、改造。主要措施有:在制度上,以资方固定资产推广定息制度,同时实行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等办法限制其发洋财。在思想上,采取以政治教育为统帅,以劳动和实践为基础,以企业和工作岗位为基地的“三以”方针;采用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三自”、“三不”做法,引导资方人员在劳动实践中自觉地改造。在政治上,给予“恰当安排”让其代表人物参加各级政权。工作上,资方人员全部安排,“量材使用,适当照顾”。生活上,“包到底”。这样,既有利于安定资方人员,又把绝大多数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而实现了在统一战线中联合资产阶级,同时在联合中消灭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

由上可知,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场大规模的极其深刻的社会大变革中,由于陈云主持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做了大量的比较细致的实际工作,使得资本家自愿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工商业和平过渡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国家不仅避免了在生产关系大变革时期通常难以避免的生产力下降,反而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实践上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历史经验。今天,回顾和学习陈云在这方面的模范实践和卓越思想,既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也是对他的深切缅怀。

注释:

〔1〕~〔9〕〔11〕~〔13〕〔18〕~〔24〕《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243、244、246、234 、296、263、294、296、276、264、273、290、305、268、291、295、283、 284、281、268页。

〔10〕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9页。

〔14〕〔15〕《列宁选集》(四)第538页、第540页。

(作者:刘洪英,徐州师院马列部讲师;王雪黎,铁道部郑州公安干部学院马列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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