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我国经济发展论文,方式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提出多年而一直未能实现的一项长期战略举措，完成这一转变需要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和采取一系列配套政策，而扩大内需是完成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前提。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加速实现这一战略转变提供了契机，中国政府为了应对这次危机，提出保增长的一揽子对策，并及时提出了“六个更加注重”方针，体现了我国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本文从分析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入手，概述了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组合拳”措施，并针对“组合拳”措施存在的不足，提出要抓住这次机遇，把扩大内需的短期措施长期化，最终实现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
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一）中国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1.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2008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1979～200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8%，比改革开放前的1953～1978年平均增速高3.7个百分点，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快6.8个百分点。1987年提前3年实现GDP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1995年提前5年实现再翻一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从国际上看，有些国家和地区也曾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期，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是19年，年均增长9.2%；新加坡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是20年，年均增长9.8%；韩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是30年，年均增长8.5%。我国经济保持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期，创造了奇迹。经济总量的加速扩张，缩小了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第10位跃升到2008年的第3位。
2.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1978年的1.7%提高到2007年的6.0%。1978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为2.3%，与美国相差35个百分点，与日本相差15.9个百分点，与欧元区国家相差13.6个百分点。到2006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上升到14.5%，仅次于美国(22.8%)而居第2位，比欧元区高1.4个百分点，比日本高6.7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为20%，居世界第1位（见表1）。联合国预计，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将达到50%。近年来，“金砖四国”①经济增速的排名均在世界前13位，2008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6%。
3.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明显上升，日益在世界经济、政治、安全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参与和声音。我国正努力实现从国际经贸规则的旁观者到遵守者再到参与制定者的角色转变，在国际经济协调和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改变着国际经济格局。2009年9月在匹兹堡G20峰会上发表的《领导人声明》，宣布G20将逐步取代G8成为首要的全球性论坛，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主要对话平台，20国集团峰会将机制化，这标志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二）改革开放30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及其变化。
从需求角度分析，总产出主要取决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在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上，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由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构成，即“支出法GDP＝资本形成总额+最终消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通常简称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分析经济增长的来源时，通常要分析“三驾马车”的构成及其拉动作用，使用到以下一些概念：
消费（投资、净出口）率＝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支出法GDP
消费（投资、净出口）贡献率＝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增量／支出法GDP增量
消费（投资、净出口）拉动作用＝GDP增长率×消费（投资、净出口）贡献率
进出口依存度＝进出口总额／生产法GDP
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三驾马车”的变化，可以得出三个基本结论：(1)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内需的持续增长，国外需求（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小且不稳定；(2)就内需而言，尽管总体上消费的贡献率居第一位，但2001年以来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加大（见表2、图1和图2）；(3)净出口对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影响大，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是影响我国经济的最主要因素，关注度超过其重要程度。
图1 1978～2008年我国三大需求对GDP增长贡献率
图2 1978～2008年我国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
1.投资需求的变化分析。从投资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且呈上升趋势。1979年投资率为36.1%，1990年为34.9%，2000年为35.3%，2006年达到42.6%，2008年为43.5%，1978～2008年平均为37.7%（见表3、图3）。从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1979～2008年投资贡献率平均为36.7%。近些年，凡投资率超过40%的年份，投资贡献率基本都高于消费贡献率。但投资波动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增长率的振幅为29.2个百分点，是消费增长率振幅（13.4个百分点）的2倍多。
2.消费需求的变化分析。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消费率呈下降态势。1979年我国消费率为64.4%，1990年为62.5%，2000年为62.3%，2006年为49.9%，2007年为49.0%，2008年为48.6%。而外国投资率最高不超过40%，消费率一般在60%以上，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消费率在80%左右。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1979～2008年消费贡献率平均为55.3%，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仍高于投资。随着近年来投资占GDP比重不断提高，消费的贡献率已低于投资。2008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5.7%，大大低于国外水平，说明我国消费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和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两个方面。
3.净出口需求的变化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升至2008年的7.9%（最高为2007年的8.9%），平均为1.8%。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持续顺差并呈逐年加大之势，净出口率保持在2%以上。1979～2008年净出口贡献率平均为8.0%，大大低于投资和消费的贡献，而且波动较大。近年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上升，特别是2005～2007年年均高达21%。
图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变化情况
此外，在分析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人们一般还使用外贸依存度的概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外贸依存度持续上升（见图4），尤其是2000年后急剧上升，由1978年的8.4%升至2004年的接近70%，2008年为65.6%，不仅高于美国(25%)、日本(22%)等发达国家水平，也明显高于印度(31%)、巴西(25%)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加工贸易比重过高，占到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由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我国从事的主要是低层次加工贸易，附加价值不高，国内采购率低，利用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加工生产后出口，与国内经济的联系并不紧密，由此推算外贸依存度，可能高估了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如果扣除加工贸易，则2008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只有38.6%。
（三）围绕出口与内需的国内外争论。
1.改革开放30年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意义。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外汇严重短缺，人民币汇率严重高估等问题，因而曾经长期执行鼓励出口创汇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是解决了我国的外汇缺口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我国外贸逐步从“逆差阶段”转变到“顺差阶段”。特别是1994年以来，贸易顺差持续增加，2005年突破1020亿美元大关，2008年达到2955亿美元。加之外资的大量进入，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946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二是实现了向贸易大国的转变。2007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由1979年的0.75%提高到8.8%，在全球由第32位上升到仅次于德国的第2位。三是吸收了国外资本和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在扩大出口创汇过程中，不仅解决当时国内资本短缺问题，而且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技术、管理和企业组织形式。四是促进了经济发展。通过出口创汇，引进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资本品、原材料、技术等，同时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了经济增长。五是创造了就业机会，目前对外贸易吸纳的直接就业人口达8000万人。
图4 1995～2008年我国外贸依存度
考虑到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出口导向政策已解决了当初面临的资本和外汇两大缺口问题，过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反过来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增值率不高，近年还有下滑趋势；加工贸易技术含量总体较低，许多中间投入品没有实现国内供给替代，主要依靠大量进口，只是国内一部分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对国内其他相关产业关联带动作用不大，从而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较低，过度激励出口已不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2.我国应当避免陷入“斯蒂格利茨怪圈”。“斯蒂格利茨怪圈”的典型症状是：亚洲国家将本国企业或居民贸易盈余转变为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2%～3%)的美国国债，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美国在巨额贸易逆差情况下接受这些“亚洲美元”，然后又以证券组合投资、对冲基金等形式，将这些“亚洲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10%～15%)。对亚洲国家来说，好比一个人以低息把钱存入钱庄，然后又反过来向钱庄借高利贷。亚洲国家执行这种匪夷所思的外汇储备政策，与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分不开的。
亚洲国家大量囤积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一些东南亚国家因为外汇储备耗尽而陷入危机，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救，接受苛刻的附加条款而实行过度紧缩政策，导致本国经济长期衰退。于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为保持本国的支付能力和经济稳定，一些亚洲国家开始囤积外汇储备，目前亚洲的外汇储备已超过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如果只放在金库里，其经济效用等同于是废纸，于是亚洲国家只好购买美国国债，低成本交给华尔街资本家去使用。
中国的情况与东南亚国家不完全相同，中国不是因为担心国际支付风险而有意囤积外汇，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过多了，由此引发了一些矛盾，如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面临美元资产贬值风险等。截至2009年5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7679亿美元，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我国金融机构还持有部分美国“两房”债券等资产。为了更加合理、有效地使用外汇储备，我国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例如2007年9月成立中投公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编者注），注册资本2000亿美元，专门从事外汇投资业务；按2000年东盟和中日韩10+3财长会议“清迈倡议”，到2009年4月我国与“10+3”各国签订了15份双边货币互换协议；2009年5月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0+3”会议上，就筹建区域外汇储备库达成一致，出资1200亿美元，中国出资32%；2009年6月中国承诺购买IMF不超过500亿美元的债券。2009年4月在博鳌论坛上，中国宣布设立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同时，中国近几年还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活动，如并购外国企业、购买部分矿产资源等。中国应当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避免陷入“斯蒂格利茨怪圈”。
3.我国已经到了从鼓励出口转向刺激内需的时候了。围绕我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国内外都存在大量的争论。所谓的“芭比娃娃现象”具有典型意义：2007年8月2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分析，每个售价20美元的芭比娃娃玩具，从中国到美国的到岸价是2美元，其中1美元是运输费和管理费，0.65美元是原材料进口费，只有约0.35美元留在中国，仅占整个芭比娃娃零售价的1.75%。据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分析，1996～2003年中国虽然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但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不仅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而且使美国制造商降低了成本和控制了通货膨胀。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所指出的：“尽管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工资上的好处，但它没有留下全球化带来的利润。”国内一些人把这一现象概括为“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2009年我国采取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系列措施中，虽然加大了扩大政府投资和国内消费支出的力度，但刺激出口政策“含金量”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随着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美国政府于2009年9月启动“特保”措施，对中国出口轮胎加征惩罚性关税。同年10月欧盟又宣布，对中国输欧的无缝钢管加征反倾销税。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提出：“该是从鼓励出口转向扩大内需的时候了。”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年日本、韩国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靠大量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在成功执行这种政策10～20年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问题，都是通过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才走出困境。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每年中央财政为出口企业提供了大量退税，其中很大部分补贴给了外国贸易中介机构和消费者。许多企业出口不是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而是为了获取高额的出口退税，形成中国制造品出口单价既大大低于国内消费品市场单价，也大大低于进口国消费品市场单价的怪现象。有的经济学家指出，出口退税政策有三大弊端：会扭曲价格、造成国内企业不公平竞争和加剧出口骗税行为，中国经济依赖出口拉动的“时间窗口”已经过去了。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解决“国际贸易失衡”问题，采取提高我国劳动力成本在国际上相对水平的办法更加有利，因为人民币升值提高了劳动成本，出口产品成本也提高了，但在国内却没有使工人特别是农民工获益；而采取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办法，同样提高了出口产品成本，缓解了外贸不平衡，同时我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实际收入也提高了。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出口退税政策本来是一个中性政策，我们把退税政策作为贸易政策是错误的；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来鼓励出口，或者通过降低出口退税率来抑制出口，都是不正确的。有的学者直截了当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出口的超高速增长并非国家竞争力的直接标志，贸易方式和出口主体模糊了国家竞争力，这里存在着三个区别：一是内资企业出口和外资企业出口的区别，外资企业是中国出口的主体，体现的是外国生产要素的竞争力，而不是中国的竞争力，模糊了出口增长的国民福利意义；二是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区别，加工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属于外资，一些高新技术产品在中国只是装配贴牌，不能直接体现国内产业结构进步；三是出口总量增长和微观效益的区别，出口总量的扩大不是外贸效益的直接标志，产品的出口增加值才是外贸效益的集中表现。我国出口总规模的扩大掩盖了微观上的外贸效益问题。我国企业的盈利水平很低，相当一部分承受不了汇率升值的压力，加上享受的各种优惠政策，出口的社会成本相当高。这说明，我们需要下更大的决心和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实现从鼓励增加出口到鼓励扩大内需的转变。
二、我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系列措施
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显现。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陆续实施一系列刺激政策，形成了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
（一）增加财政赤字。
2008年我国中央财政赤字只有1800亿元。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赤字7500亿元，比2008年增加5700亿元，加上地方财政预算安排赤字2000亿元，全国财政预算赤字9500亿元。2008年中国政府发行国债约8549亿元，年末国债余额约为5.33万亿元。2009年较大幅度扩大财政赤字，相应将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和国债余额限额。发达国家判断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是否可承受主要有三个参考指标：一是当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即赤字率）不超过3%；二是当年债务收入占包括偿还债务本金的财政支出比重（即债务依存度）不超过20%；三是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即债务负担率）不超过60%。按照我国纳入预算管理的财政赤字和债务统计口径测算，2008年，我国赤字率约为0.6%，债务依存度和债务负担率均在国际约束线以内（见表4、图5）。
（二）提高出口退税。
出口退税是我国调节对外贸易的政策工具（有的学者反对把出口退税作为贸易政策），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出口退税规模不断扩大，由450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5866亿元，年均增长20.1%。2008年上半年以前，我国采取了降低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政策，以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投资、消费和出口协调拉动，出口退税有所减少。2008年下半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也注重稳定外需，扩大出口。为此先后四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同时取消或降低部分钢材、化工产品、粮食、化肥等产品出口关税。2009年1月1日和2月1日又两次提高纺织品、服装、轻工、钢铁等行业的出口退税率。2009年6月1日起，再次提高农产品、钢材、箱包、鞋帽、玩具、家具、家电、半挂车、单晶硅棒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因此，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已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目前综合平均退税率已达13.5%。
（三）扩大固定资产投资。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扩大内需总体部署，2008年第四季度至2010年投资4万亿元，其构成如表5。在4万亿元投资中，中央投资总额为1.18万亿元，占29.5%；其余2.82万亿元将来自地方政府财政预算、中央财政代理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政策性贷款、企业（公司）债券和中期票据、银行贷款和民间投资等，占70.5%。为规范解决地方配套资金来源问题，2009年中央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000亿元。
（四）实施十大行业调整与振兴规划。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影响我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影响到我国的产品出口，因此，国务院制定出台了轻工、石化、装备制造、船舶制造、有色、物流、纺织、电子、汽车、钢铁等十大行业调整与振兴规划，其主要措施包括通过财政贴息支持产业技术改造、增加国家物资储备、提高出口退税率稳定出口市场等。这十大行业的增加值占GDP的1/3，占工业增加值的70%～80%，提供的税收约占40%，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总人数的30%以上。这十大行业中一半以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因此，这些行业需要把调整与振兴结合起来，这十个行业调整与振兴规划的出台，对于缓解上述行业产品销售困难、稳定市场，促进我国经济企稳回升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增加个人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支出。
由于中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为扩大消费，最需要增加收入的应该是退休人员、部分困难企业职工和农民等低收入者。因此，2009年财政增加补助规模，重点是提高农民、城乡低保对象等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当年中央财政安排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四项补贴1231亿元；支持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增加农民收入；安排资金2208亿元，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春节前向城乡低保等困难家庭发放一次性补助，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贴和生活补助标准。同时，中央财政调整支出结构，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建设。2009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的民生支出，按可比口径增长29.4%。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安排7161亿元，增长20.2%。支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今后3年新增投入8500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投入3318亿元。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助标准均达到人均80元。2009年在全国选择10%的县（市、区）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这些社会性支出有利于改善居民预期和消费意愿，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即期消费。
（六）启动市场力量，鼓励民间投资。
1.减税减费。实行结构性减税，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这里仅列举2008年第4季度以后出台的减税减费政策：一是降低住房交易税费。2008年11月起，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暂统一下调到1%；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自2009年起，对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暂定一年实行减免政策。其中，将现行个人购买普通住房超过5年（含5年）改为超过2年（含2年）转让的免征营业税；将个人购买普通住房不足2年转让的，由按其转让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改为按其转让收入减去购买住房原价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二是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改革，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允许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金在销项税额中抵扣，同时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自6%和4%统一降至3%，促进企业投资。三是对2009年1月20日至12月31日购置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暂减按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四是自2008年9月起，停征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2009年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据测算，2009年减税预计超过5000亿元。
2.扩大信贷投放。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灵活调节资金供求。人民银行连续 5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大幅减轻企业财务负担；连续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约8000亿元。加大信贷投放，2008年11月份新增贷款4770亿元，全年新增贷款达4.9万亿元。2009年前三季度，人民币各项贷款新增8.67万亿元，同比多增5.19万亿元。
3.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创业。扩大创业风险投资资金规模，完善创业风险投资政策体系。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200亿元技改贴息资金，引导增加银行贷款，重点支持行业调整振兴规划项目等。安排资金495亿元，支持节能减排。增加预算支出通过支持担保行业等，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时，注重支持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和大学生创业。
（七）实行家电下乡等补贴消费政策。
我国目前实施的家电、农机、汽车等下乡补贴，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和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是政府通过资金引导，鼓励居民扩大消费的政策手段。一是家电下乡。将政策实施范围扩大到全国，补贴产品扩大到10个；将每户购买每类家电下乡产品限购由1台增到2台。二是汽车、摩托车下乡。从2009年3月1日起实施汽车下乡政策，农民将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报废并换购1.8吨以上、6吨以下的轻型载货车，或者购买1.3升及以下排量微型客车，给予产品销售价格10%的财政补贴，对单价5万元以上的实行每辆5000元定额补贴。从2009年2月1日开始实施摩托车下乡政策，按销售价格13%给予补贴，对单价5000元以上的实行每辆650元的定额补贴。三是农机补贴。2009年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了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规模，覆盖到全国所有农牧业县；补贴品种扩大到12大类38小类。四是汽车、家电“以旧换新”。2009年中央财政将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从10亿元增加到50亿元，同时安排20亿元资金用于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这不仅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也有利于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五是节能产品惠民工程。2009年5月份开始启动，向购买能效等级1级或2级以上的空调、冰箱、平板电视、洗衣机、电机等十大类高效节能产品的消费者，提供每台300元至850元的财政补贴，以加快这些高效节能产品的推广。
三、扩大内需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任务
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方面：一是路径依赖。大规模的政府主导性投资，强化了资源的行政性配置，不利于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二是固化结构。当前我国经济周期性调整主要是结构性产能过剩造成的，但现在采取的刺激政策保产能，使低端的产能也保存下来，一定程度上复制了原来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同时加剧了产能过剩和投资消费失衡。三是发挥市场力量不够。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靠政府投资高速增长，民间投资并没有及时跟进。四是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扩大投资所上项目主要是“铁公基”②，大企业受益多，吸纳就业多的中小企业受惠少，甚至有被挤出的风险。因为大量信贷资金用于为政府投资项目配套，减少了民营企业可得资金。五是金融和财政风险加大。我国银行信贷规模急速扩大，但部分投资项目存在可行性论证不够详细，加大了银行信贷风险。地方政府为扩大投资、争上项目，通过其搭建的投融资平台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增加负债，加大了财政风险。六是未来通货膨胀威胁。货币信贷大幅增长，财政赤字大幅上升，增加了以后年份的通货膨胀压力。因此，不少专家建议，应及时完善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2009年7月中央政府在客观分析了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经济已经企稳回升，而结构调整问题逐步凸显出来。为此，中央提出在保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推进结构调整，更加注重加快自主创新，更加注重加强节能环保，更加注重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六个更加注重”的提出旨在为我国经济“后危机时代”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基础。扩大内需不只是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短期措施，更是转换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战略措施。及时提出要继续扩大消费需求，使其中一些有效的措施长期化，同时要注重完善一些措施，如促进房地产平衡健康发展，大力促进旅游、健身、文化等服务性消费，加快发展多层次的社会化养老服务，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和积极性，引导和支持民间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科教文卫领域。同时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今后，我们要从三个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实现这一战略转变。
（一）重新认识消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不同理论流派关于消费的论述。古典经济学认为，消费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亚当·斯密认为，生产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消费。马尔萨斯提出了“有效消费”的概念，指人们能够而且愿意支付这样一种价格来购买产品的消费，这种价格会引起产品的继续供给而利润不至于降低，在整体经济中，产品与消费应该平衡，这种平衡可以促进财富的增长。西斯蒙第提出，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中，应突出人的需要即消费，积累国家的财富决不是成立政府的目的，政府的目的是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财富所代表的物质生活所带来的快乐。萨伊认为，所有产品迟早总是要拿来消费，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费，但消费又由生产决定，而且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即所谓的萨伊定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消费范畴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在生产中，要消费原材料、燃料、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也消费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这种消费与生产是直接同一的，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另一种消费即个人的生活消费，它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或最终目的，生产与消费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两个重要环节，只有保持平衡关系才能维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尖锐对立，导致社会需求不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资产阶级财富积累的同时，无产阶级的贫困也在积累，市场的扩大赶不上生产的增长，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不可避免地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从而决定了无产阶级要通过革命斗争推翻资本主义。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劳动、资本和技术等因素所决定的总供给在短期中是既定的，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社会总需求而不是总供给。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外部需求三个方面，其中消费需求主要由收入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决定，投资需求主要由资本边际效率与实际利率决定，外部需求实际上就是别国的消费和投资。在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降低、资本边际效率随投资规模的扩大而下降等因素的作用下，社会总需求往往不足，这时需要政府对需求进行宏观调控，总需求增加会使国民收入增加，总需求减少会使国民收入减少。
2.短边法则：消费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经济增长是由“短边法则”决定的，即在总供给不足时，经济增长由供给决定；在需求不足时，经济增长由需求决定，这又叫“木桶原理”。在现代市场经济下，供给能力得到大大的提高，一般是生产过剩型经济，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需求决定生产和投资的规模，并主导经济增长。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已由短缺经济时代的资源供给约束转变为市场需求约束，需求成为了决定生产和投资规模的主要因素。虽然内需和外需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但从国际经验看，大国经济主要是内需主导。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理曾对各国发展模式做了一个考证，认为大国的发展模式和小国不一样，小国的资源有限，必须依靠对外贸易，而大国主要依靠内需。以扩大内需为主，也是当今世界大国经济发展中普遍呈现的趋势，即使在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的今天也是如此。
在内需中，消费需求又是主导，从而是扩大需求的决定性力量。第一，消费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总需求中，最终消费需求是三大需求中份额最大的部分，对总需求的贡献总体最大。第二，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对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具有决定性作用。从社会生产看，投资需求不过是中间需求，消费才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新的起点，并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投资需求和总需求。特别是从中长期看，没有消费需求支撑的投资将成为无效投资。第三，消费需求是防止经济剧烈波动的稳定力量。消费需求的波动总是小于投资需求和GDP的波动，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始终约束着投资需求的波动。在投资需求迅速上升时，由于消费需求上升相对缓慢，限制了投资需求过快增长的空间，进而促进投资需求平稳增长。而在投资需求迅速下降时期，由于消费需求下降缓慢，对经济衰退具有一种自发的遏制作用。因此，通过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以内需替代外需、以消费需求适当替代投资需求，来维持总供求的平衡，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从三大需求的变化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出口导向。追求出口的不断扩大成为30年来的长期政策，即使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至今不曾有大的改变，这主要是因为“尾大不掉”而形成的发展路径依赖。我国出口效益较低，主要是靠出口退税，靠廉价的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靠政府补贴，甚至亏损出口，赔本赚吆喝。二是高投资、低效能。30年来，我国投资一直处于高增长状态，投资率不断上升（见图3）。但投资效果较低，每百元固定资产投资所生产出的GDP总体在下降（见图6），据测算，1978年为37元，2000年为29元，2008年为25.2元。这表明，要维持一定规模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大规模的投资和更快的投资增长率，换句话说，这是以低消费为代价的。三是低消费、高储蓄。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生产上。我国生产能力快速扩大，生产规模迅猛扩张，许多产品的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但相比之下，消费却在相对萎缩，消费率不断下降（见图3）。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亚洲国家平均水平，表明我国是“生产大国、消费小国”。消费率低，意味着从短期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弱，势必导致内外经济失衡；从长期看，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慢，发展后劲不足。因此，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图6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
3.扩大以消费为主的内需：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任务。消费是以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再生产过程四个环节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就是以人为本。根据以上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以消费为重点扩大内需的重要意义：第一，内需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内需由投资和消费构成，其中消费是最终动力，而投资是派生的需求。扩大内需要立足于扩大消费，从我国的现阶段的情况来看，更应该以刺激消费为重点来扩大内需。第二，扩大内需是改善民生增进福利的需要。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要以人为本，就要围绕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围绕改善民生和增进福利，支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三，扩大内需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从近期看，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需要扩大内需，以抵消出口外需下降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从长远看，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应该扩大内需。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很多年了，扩大内需是实现这一战略转变的重要条件。
（二）扩大内需必须寻找新的需求增长点。
扩大内需主要有三大领域：一是房地产、旅游等消费性产业群；二是教育、文化、卫生、社保等社会事业；三是城镇化建设。
1.两手都要硬：改变生产性产业硬、消费性产业软的格局。我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制定的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中，除轻工、纺织、电子信息、汽车产业有一部分是用于消费性产业之外，其他多数是生产性产业，拉动的主要是投资品而不是消费品。为了改变这种生产性产业硬、消费性产业软的格局，笔者建议，在上述十大产业之外，应增加房地产、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节能环保、林业生态、科技创新等产业。房地产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上下游带动产业链长，吸纳就业人员并带动建筑装修业农民工就业数量多，社会需求旺，增长潜力大。旅游休闲业是我国近年来发展最迅猛的产业之一，是促进消费最有效、最直接的措施，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快、收入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更加重视参加体育锻炼、业余文化、旅游休闲活动。节日长假制度、带薪休假制度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杭州等地更是以打造休闲城市作为当地发展战略。
这里以房地产业为例，阐述其对促进扩大内需的作用。住房兼具消费与投资两种性质，房地产对扩大内需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直接拉动作用；另一方面体现在房地产开发投资通过带动关联产业和住房相关消费而带来的间接贡献（参见表6）。
房地产业关联度高，产业链上下延伸较长，带动力强。按照关联度来看，房地产业与建筑业、化工业、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等多个行业有密切的关系，同时还直接影响到家用电器业、家具制造业、建筑装饰业和社区的教育文化卫生、水电气热等社会事业、服务业。因此，发展房地产业一方面可以带动钢铁、水泥、玻璃等上游产业产品以及建筑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可以带动下游的房屋装修、家用电器等一系列消费品的需求。不仅能拉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还可以拉动服务业的发展，相应带动就业的增加。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按照投入产出计算，住宅产业每增加1个单位的产值，可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增加1.5～2个单位的产值。根据我国有关部门测算，我国每100元房地产投资，大概可拉动170元其他部门的投资需求；每100元房地产业的消费，大概可拉动120元相关的消费需求；每增加100个房地产业的就业，大概可拉动200个其他部门的就业。目前中国房地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并不高，比美国、日本低1/3，仅是法国的1/2。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住房消费水平较低，每人拥有居住间数不到1间，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间；我国用于居住类和家庭设备用品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为15.8%，不仅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韩国、墨西哥、土耳其、匈牙利等新兴市场国家，而且也低于前几年的水平，居住类和家庭设备用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呈下降趋势。居民住房比较拥挤，居住品质相对较差，意味着我国住房消费的潜在市场巨大。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5.7%，如果以城镇化率75%为目标的话，按目前城镇化的速度，至少还需要30年以上的时间，在这30年中，我们必须造出足够的房子容纳百姓居住，房地产业大有作为。
2.两条腿走路：改变经济建设腿长、社会事业腿短的现状。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速度很快，而社会事业却长期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我国坚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并不断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向社会事业倾斜。近几年来对公检法司、对教育科学文化、对医疗卫生、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逐步加大，如实施公检法司经费保障机制和增加人员编制，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实施16项重大科技专项，按照“低水平、广覆盖、保基本”的思路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
但是，目前社会事业发展速度还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和改革开放进度，如农村义务教育欠债和高等院校欠债仍有待化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尚没有根本改变；群众性文化体育设施和服务严重滞后；以廉租房制度和公共住房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刚刚起步，城镇棚户区改造任重道远，农村危旧房改造只是小范围试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依然十分落后；建立我国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任重道远，等等。可以说，我国的社会事业可谓是“百事待办”、“百业待兴”。这方面需要增加的投资和支出是巨大的，这也正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领域之一。
3.城镇化：释放投资和消费的巨大潜力。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城镇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加快城镇化进程，对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据专家测算，我国城市人口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44个百分点，每年可增加消费1144亿元左右，拉动最终需求增长2.3个百分点。《“十一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快，空间大。目前我国有13亿人口，而城镇化率只有45.7%（见图7），比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约低10个百分点，比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约低26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约低40个百分点。即使按照年均1.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75%～80%的水平，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至少还可以持续20～30年时间。当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阶段，城市规模和城市数量不断增加，蕴藏着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巨大需求，可以极大地扩充市场容量和市场需求，并直接推动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
图7 1978～200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要重点发展中等城市群。目前一些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内部空间的承载力，包括基础设施、环境、人口和就业容量等已达到极限，进一步扩大内需的空间和效果不如中等城市。主要表现在：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潮已经过去，外延式的建设模式弊端明显；重化工业等一些主要产业外移在许多大城市已是大势所趋；大城市房地产业因土地成本增加，房屋空置率上升，短期内需求回升的难度较大；大城市汽车消费因道路基础设施等问题受到限制。而小城镇由于缺乏相应的产业和就业主体支撑，实际消费能力难以快速增长。中等城市作为连接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纽带，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近年来，以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为代表的城市群发展迅速，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特大城市与若干个大城市、中等城市之间形成协作和互动。因此，下一步城镇化要把重点放在市区非农业人口在50万人左右的中等城市上，加快中等城市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这可以激发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热情，促进产业转移升级，刺激住房和汽车消费，吸纳农民工就业，是促进我国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三）缩小贫富差距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
1.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资金流量表，近10年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初次分配明显向企业倾斜，居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政府收入比重相对稳定。其中，居民收入比重由1998年的66.6%下降到2007年的57.9%，减少8.7个百分点；政府收入比重由1998年的17.6%上升到2007年的19.9%，提高2.3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由1998年的15.8%上升到2007年的22.2%，提高6.4个百分点（见表7、图8）。表明初次分配中资本分配过多，劳动力要素分配较少。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劳动者报酬较低。劳动报酬是居民初次分配收入的主要来源，一般占70%以上。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53.4%降至49.7%，减少3.7个百分点（见图9）。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走的是“高积累、低工资、低分配”的模式，由于劳动力供给富裕，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也片面压低工资成本，没有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近年来虽然建立了企业最低工资制度，但是很不完善、标准偏低，在实践落实难，导致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下降。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比重较低，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2008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8.6%，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2%和7.1%，低于GDP增长1.5个百分点左右。这影响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制约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因此，中央基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提出了新的提高“两个比重”的目标。其实，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扩大消费的潜力巨大。如果劳动报酬占比恢复到1995年的水平(53.6%)，按照2008年的GDP估算，大致可增加1.2万亿元的居民收入；如果再按1992年以来居民储蓄率最大值35%匡算，也将至少增加7800亿元的居民消费。
2.贫富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经济理论认为，在既定财富规模条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就越大。收入差距过大，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消费需求难以保持上升。因为高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基本饱和，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家庭虽然占多数，具有较高消费倾向，但其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较低。这样，收入差距拉大降低了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在贫富差距方面，根据有关部门测算，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基尼系数为0.2左右，2000年上升到0.41，2007年进一步升至0.46，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如果考虑财富占有因素，则收入差距更大。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指数（城乡收入之比）2007年为3.33，大大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小于1.6的水平。在地区收入差距方面，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地区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为2.4，农村居民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达4.4，均高于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印度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的水平（分别为1.58、2.30、2.34和3.26）。
从城镇内部来看，目前城镇居民中，低收入职工约占职工总数的20%～35%，其工资水平低于当地平均工资的一半，而且增长缓慢，是启动城镇居民消费的主要障碍之一。从农村来看，受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影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总体偏慢，制约了农村消费增长，导致农村人均消费水平远低于城镇。1986～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平均增长4.8%，落后城镇近2个百分点。1991以来，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值均在3.0以上，2007年达3.7，而在我国近邻韩国，其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值基本保持在1.0左右。农村消费占全国消费比重持续下降，1978年农村消费占全国消费的比重为62.1%，2007年下降到26.4%，平均每年下降1.2个百分点。同时，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落后，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已经降至37.9%，而农村居民仍处于43.7%的较高水平（见表8）。因此，农村扩大消费的空间广阔。
3.扩大内需：穷人——增加收入，富人——鼓励投资和技术创新。目前，我国居民消费潜力巨大。据中国科学院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2008年、2009年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分别为2319亿元和2506亿元，城镇居民消费潜力分别为5048亿元和5653亿元，如果这些消费潜力都得到实现，可以拉动今明两年GDP增长4.7个和4.9个百分点。但扩大消费需求，要根据穷人、富人的不同而制定结构性政策。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边际消费倾向不同，需求对象和需求层次也是不一样的。富人有消费能力，但对于品种单一、技术水平较低的一般产品，该有的早已拥有，不会增加消费。这样，要么进行投资，要么购买新产品和奢侈消费品，但国内必须能生产这些新产品和名牌高档品。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尽管有强烈的消费意愿，但由于支付能力有限，不能形成有效需求。因此，扩大消费需求，对于穷人主要是增加其可支配收入，加强有关公共服务保障，改善其收入和支出预期；对于富人，主要是丰富其投资渠道，加快技术创新，提升消费层次；同时，要加强收入分配调整，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全社会消费总量。
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公共保障体系。一是切实促进农村居民增收。要继续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支持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进一步增加对种粮农民的补贴，稳定粮食价格。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支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研究建立城乡统筹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农村小城镇开发建设。进一步扩大“家电下乡”的品种和范围。二是积极促进就业。要大力支持城镇失业人员、大学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和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支持解决零就业家庭就业问题。三是继续提高教育保障水平。继续完善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机制，对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逐步免费，进一步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四是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加快实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五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各项社会保险的覆盖面，研究建立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城乡低保、优抚补助和养老金动态调整机制。引导企业和个人参加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
鼓励民间投资。一是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抓住价格回落的有利时机，加快理顺油、水、电、气等重要资源类产品以及公共服务品的价格关系，发挥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二是深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抓紧修订出台政府投资项目核准目录，最大限度地缩小核准范围，适当下放核准权限，科学界定政府投资领域和范围，激发市场投资活力。三是突破行业准入限制。在金融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媒体娱乐等方面全方位地对社会资本和民营经济开放，加快研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的相关政策，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渠道。四是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完善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实和完善支持中小企业的各项政策。五是支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完善资本市场功能，拓宽居民个人投资渠道。
着力提升消费层次。一是培育住房、汽车、文化、旅游等消费增长点，积极促进3G电信、体育健身、网络动漫等热点消费，支持数字电视、数字广播、数字电影和下一代互联网等设施建设。二是大力支持发展服务业，促进居民在旅游、交通、娱乐等服务行业的消费。落实好带薪休假制度，让居民有时间挣钱，也有时间花钱，促进旅游和休闲消费。三是完善消费政策，鼓励居民购买国内生产的高档名牌产品。四是加快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消费升级。支持建立现代消费品营销体系，推动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的发展。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一是加大财政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力度。通过财政分配的调节，适当降低企业收入的比重，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建立合理的工资性收入增长机制。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制度；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建设，落实最低工资制度；进一步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制度，实施义务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改革。三是加大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力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逐步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征收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和财富差距。通过完善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
4.由补贴供给方改为补贴需求方：一箭双雕。我们在遇到供不应求的矛盾时，比较习惯于采取补贴供给方、增加供应量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如解决化肥供不应求、猪肉涨价、汽柴油涨价等问题，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因此我们建议，改为采取补贴需求方的办法，可以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主要是价格信号）来刺激增加供应，又能够通过补贴需求方（贫困和低收入家庭）来缩小贫富差距，可谓是扩大有效需求与缩小贫富差距“一箭双雕”。例如当猪肉涨价时，采取能繁母猪补贴、生猪保险补贴、增加猪肉进口等补贴供应方的措施，加速了生猪生产从短缺到过剩的转变过程，加剧了生猪“多了多、少了少”的现象，形成正向调节而不是逆向调节。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建议，当猪肉涨价时政府可以不干预，对因猪肉涨价而影响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水平的，采取对城乡低保家庭给予补贴的办法，这样既利用市场机制调动猪农养猪的积极性，又通过补贴缩小了贫富差距。又例如汽柴油价格，前几年由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过快，我国为保护消费者利益，减少国际高油价对我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冲击，曾经一度使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脱钩了几年。结果造成我国成品油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形成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倒挂，中石油、中石化炼油业务亏损，地方小炼油厂纷纷停产，加剧了成品油短缺。为保证市场供应，中央政府对两大石油公司提供了巨额补贴。为此，许多网民批评财政部给垄断行业提供补贴不合理，而我国的成品油低价造成不少外国航空公司、外国船舶、香港汽车等来大陆加油，据说有上百亿的补贴流入外国或境外企业和个人。按照多数人的建议，2009年终于恢复了国内成品油与国际原油价格接轨的定价机制，同时对农业用柴油等补贴，这也是健全市场机制和缩小贫富差距的“双赢”结局。
总之，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我国具有扩大内需的巨大潜力，只要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和不断完善各项政策措施，同时注重发挥结构调整和加快改革对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就一定能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注释：
①“金砖四国”来源于英文BRICs一词，是指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国，因这四个国家的英文名称首字母组合而成的“BRICs”一词，其发音与英文中的“砖块”(bricks)一词非常相似，故被称为“金砖四国”。“金砖四国”(BRICs)一词最早由高盛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11月20日发表的一份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The World Needs Better Economic BRICs)中首次提出，高盛的这份经济报告，使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四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由此BRICs（译称“金砖四国”）的称谓便风靡世界。编者注。
②“铁公基”系指铁路、公路及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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