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理论对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学说论文,中国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如果从他1863年的《经济表》算起，至今已经一百三十多年了。其间，从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开始的七十多年中，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所赋予马克思生产学说的历史活力和崭新内容，远远胜于并超过了在此之前的近一半的时间。1949年之后，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近半个世纪的开拓，则更加使得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中国化了，并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尤其是中国工业化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工业化又应该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规律与战略？如何认识这条富民强国之路的实质等一系列实践与理论极大丰富了马克思再生产学说。
一
马克思在1863年7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附了他的“包括全部再生产过程”的《经济表》。[①]在这个《经济表》中，马克思勾画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全部过程，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再生产的规律，建立起了马克思再生产学说。马克思的《经济表》概括了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主要内容，为我们展现了马克思当时研究社会再生产问题的全部成就。
关于《经济表》的全部内容，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作了说明：
首先，指出了《经济表》的意义。马克思在分析和批判魁奈《经济表》的基础上，制作自己的《经济表》是“用来代替魁奈的表”，这个表“包括全部再生产过程。”[②]
其次，指出了《经济表》的几点值得注意：
1、表中数字以英镑百万为单位。
2、第Ⅰ部类，即生活资料是每年消费基金的一切东西，但不包括积累部分。它的全部产品（700）是由生活资料组成，按其性质来说属于不变资本。
3、第Ⅱ部类（生产资料）全部产品是由不变资本的商品组成，而且它们重新进入再生产过程。
4、上升的线用虚线表示，下降的线用实线表示。
5、不变的是由原料、机器和建筑物等组成的那一部分资本。可变资本是换取劳动的那一部分资本（工资）。
6、例如在农业等中，同一种产品中的一部分（如小麦）构成生活资料，而另一部分以它的自然形式（种子）作为原料进入再生产。按其性质来说。前者属于第Ⅰ部类，后者则属于第Ⅱ部类。
再者，着重阐明了《经济表》的基本要点。
（一）第Ⅰ部类，生活资料。
1、产品＝700，其中400是不变资本的价值，它已全部转移在产品中，必须予以补偿。
2、假定工人用1／3的工作日为自己工作，2／3的工作日为资本家工作。m’＝200%。
3、以虚线表示，100（可变资本）是作为工资用货币付出的。以实线表示，工人用这100购买本部类生活资料，因此，货币又回到第Ⅰ部类资本家那里。
4、剩余价值200，它的一般形式＝利润。利润分解为产业利润（包括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以实线表示，支付这些部分的货币，用于购买第Ⅰ部类的产品，又流了回来。这样全部产品＝700中的300是由工人、资本家和地主消费掉的，因此，在第Ⅰ部类中由产业资本家花费的全部货币就流回到他那里。最后，剩余400没有实现。
（二）第Ⅱ部类，机器和原料。
1、因为这一部类的全部产品是由原料和机器组成的，所以全部收入不能在它自己的产品中实现，而只能在第Ⅰ部类的产品中实现。
2、第Ⅱ部类只能把自己的产品中代表工人和剩余价值（收入）的那一部分用在第Ⅰ部类的产品上，所以，第Ⅱ部类工人和资本家以400货币的形式从第Ⅰ部类购买产品，这样一来，货币就流入第Ⅰ部类的产业资本家手里。
3、第Ⅰ部类用这400（以货币形式）从第Ⅱ部类购买补偿其不变资本＝400所必需的生产资料，以实线（A）表示。这样，第Ⅰ部类用以购买生活资料所支付的货币400，又流回到第Ⅱ部类。最后，在第Ⅱ部类的全部产品中还余5331／3，它用来补偿本部类损耗的不变资本。
（三）第Ⅲ部类，表明了全部再生产。
第Ⅱ部类全部产品在这里表现为整个社会总产品中的不变资本部分，以实线（C）表示；第Ⅰ部类全部产品，则表现总产品中补偿可变资本（工作总数0和剩余价值（产业资本家、货币资本家和地主的收入）的那一部分。以实线（B）表示。
马克思作了上述说明以后，最后郑重谈到准备在下封信里将附上魁奈的《经济表》并加以简要解释，但至今这封信没有找到。今天，我们见到的是在《剩余价值理论》（1861.8—1863.7）以及恩格斯《反社林论》马克思写的第十章中对魁奈的《经济表》所作的详细分析的批判。
马克思1863年的《经济表》图式及其阐述表明，这时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科学地把商品价值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并且详细地考察了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初步揭示了简单生产的基本条件。虽然，马克思在《经济表》中所概括的再生产理论还不够精确和完善，然而，阐释关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最困难最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已经基本解决了。因为，第一，把社会总产品从实物形态上划分为两大部分，从而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从价值形态上分解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这是科学地分析社会再生产问题的两个最重要的理论前提。正是由于这两个理论前提的科学解决，马克思顺利地、彻底地解决了有关社会总产品按价值和使用价值实现的基本问题，从而揭示了社会再生产和流通的全部规律。第二，所谓再生产理论，就是要阐明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揭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规律，或者说，是论证两大部类的社会总产品在价值方面和使用价值方面的实现问题，即社会总产品的各个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问题。对于社会再生产进行分析的困难，不仅在于说明两大部类之间和它们的各个部分的价值补偿是怎样进行的，主要还在于说明其实物替换是怎样的；进一步讲，对社会再生产进行分析，主要困难不是发生在对扩大再生产的考察上，而是发生在对于简单再生产的考察上。马克思的《经济表》不仅已经阐明社会总产品的各个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过程，而且完成了对于上述“两个问题”的考察，表明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关键点和主要点都已确立，社会再生产的主要规律也已揭示。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经济表》图式中的三条主要实线用公式表示出来的话，上述结论就会看得更清楚：
第一，实线（A）可以表示为：
Ⅰ：400C+100V+200M＝700
Ⅱ：5331／3+1331／3+2662？3＝9331／3
即Ⅱ（V+M）＝IC
第二，实线（B）可以表示为：
Ⅰ（400C+100V+200M）＝Ⅲ（2331／3+4662／3）
即Ⅰ（C+V+M）＝Ⅰ（V+M）+Ⅱ（V+M）
第三，实线（C）可以表示为：
Ⅱ（5331／3+1331／3+2662／3）＝Ⅲ（9331／3）
即Ⅱ（C+V+M）＝ⅠC+ⅡC
综上可见，由于马克思《经济表》已经包括了再生产学说直接有关的理论前提和再生产学说的主要内容，因此可以认为马克思的科学的再生产学说此时已经创立。列宁曾对马克思《经济表》给以高度评价，指出表中所展示的“第Ⅰ、Ⅱ部类的再生产过程等等”，是“很清楚！！”的。[③]
《经济表》的形成，并没有结束马克思对再生产学说的继续探讨。在1876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中，马克思又以他创造性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再生产学说，并以高度抽象的再生产“公式”代替《经济表》的“图式”，用以表述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社会总产品实现的条件。如果说《经济表》“图式”是马克思对再生产学说所进行的第一次系统地阐述的话，那么，在《资本论》中，特别是《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中的关于再生产“公式”及其阐述，则是马克思科学的再生产学说最终形成的标志。
为什么马克思的《经济表》“图式”又被以后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中的再生产“公式”所代替？分析比较“图式”与“公式”的异同，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图式”中虽然已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但是把生活资料的生产称为第Ⅰ部类，把生产资料称为第Ⅱ部类，并另列了一个第Ⅲ部类。这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在理论概括上的反映。与此相比，“公式”中把两大部类的顺序颠倒过来，而且便于表述生产资料优先发展的规律。所以取消第Ⅲ部类。这种顺序的更改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体现了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主导地位，而且便于表述生产资料优先发展的规律。所以取消第Ⅲ部类，是因为它本身不过是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综合复述。从而使这一学说更加精辟。
第二，“图式”中虽已明确地把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划分为C、V、M三部分，但在说明两大部类之间和两大部类内部的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运动的同时，还说明了V部分采取工资形式，M分解为产业利润、利息、地租等收入形态，这当然是为了说明社会总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补偿和再生产运动如何同各阶级以货币形态补偿其收入交织在一起。与此相比，“公式”中所展示的是把货币的媒介和以往的各种形态加以扬弃，是从更纯粹的形式上，从剩余价值的一般形态及总体上考察社会总产品各个组成部分的补偿。无疑，这将场弃与研究对象无直接关系的内容，便于更集中更抽象地探讨社会再生产的运动过程，揭示其规律性。
第三，“图式”中虽已实际上指出了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即Ⅰ（V+M）＝ⅡC以及Ⅰ（C+V+M）＝ⅠC+ⅡC和Ⅱ（C+V+M）+Ⅰ（V+M）+Ⅱ（V+M）。（如果我们将“图式”中的一些关于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舍去的话，立即就会看到这一点）然而这仅是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社会再生产实现的基本条件。与此相比，在“公式”中，马克思不仅更加明确地概括了这些基本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社会总产品实现的基本条件，认为只有当Ⅰ（V+M）＞ⅡC时，社会再生产过程才能在扩大的基础上进行。因为扩大再生产之所以不同于简单再生产，其基本区别就在于剩余价值不是全部用于消费，而是有一部分要资本化。所以扩大再生产必然表现为资本的积累。因此，只有在上述条件下，才有多余的生产资料或剩余产品用于两大部类的积累，追加它们的生产，扩大它们的规模。从上述扩大再生产的可能基本公式，马克思又引伸出下面两个派生公式即：Ⅰ（C+V+M）＞ⅠC+ⅡC；Ⅱ（C+M－M／x）＞Ⅰ（V+M／x）。由此可见，“公式”在理论上第一次解决了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说明了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相互关系；详细的分析了在不同情况下，第Ⅱ部类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可能程度，如何以第Ⅰ部类的资本积累规模为转移；同时，也强调了第Ⅰ部类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如何受到第Ⅱ部类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状况的制约，从而论证了在社会的再生产和流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占主导地位，但又不能脱离消费资料生产的原理。而所有这些重要内容，“图式”都是难以表述的。
马克思的《经济表》“图式”被再生产“公式”所代替。并不意味着后者对前者的否定。事实上，“公式”中所表明的恰恰是对“图式”中全部成就的科学修正和继承，是对“图式”中所揭示的社会再生产规律的重要补充和突破性的发展。由于“公式”代替“图式”而使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更加完备，更加科学，因而成为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完成形式和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放弃了原来准备把《经济表》“图式”插在他的“著作最后某一章当中”的计划，而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用再生产“公式”代替了《经济表》“图式”。
尽管马克思完整的再生产学说，是在1876年出版的《资本论》全书中才最后完成，对这一理论的精辟阐述和科学分析，集中于《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但是，1863、7、6《经济表》在马克思再生产学说形成过程中地位和作用，则因其在理论上所达到的成就而不能不为人们所重视，从而成为马克思再生产学说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甚至可以说，《经济表》的成就已表明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形成。
二
概括起来说，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就是通过分析社会总资本的生产和流通阐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形式的理论，其核心在于：社会总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如何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并在实物上得到替换的，亦即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这就涉及到了社会总产品能否顺利实现的两个关键性条件：其一，产品的价值构成是否合适？其二，产品的实物结构是否符合社会需要（合乎比例）？这两个关键性条件实际上是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两个基本理论前提衍生出来的，即：（一）社会产品从价值形态上分为C（不变资本部分）、V（可变资本部分）和M（剩余价值部分）三个部分；（二）从实物形态上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实际上，这两个关键性条件如果不在实践中得到妥当解决，社会再生产还将遇到若干麻烦。
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并未研究社会主义的再生产及其过程，也没有论及他的再生产学说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社会主义再生产。这就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留下了一块“理论天地”。
在1912年出版的《资本积累论》一书中，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首先系统研究了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她认为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再生产，并第一次把马克思关于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用三个方程式表示出来，即：
1、Ⅰ（C+V+M）＝ⅠC+ⅡC
2、ⅡC＝Ⅰ（V+M）
3、Ⅱ（C+V+M）＝Ⅰ（V+M）+Ⅱ（V+M）
罗莎·卢森堡还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生产也存在着两个部类的划分；两个部类间的平衡关系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同样地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具有客观的社会正确性”[④]，“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图式，作适当的修改后，对于一个计划社会，也具有客观的正确性。”[⑤]她还特别提出了社会主义再生产中也存在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观点。
当然，1893年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就提出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这个论断，是马克思所不曾明确提出的，是列宁对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重要补充。但是，列宁当时只是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存在这一规律，而没有谈及社会主义再生产是否也存在这一规律。1913年，列宁读了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之后，草拟了题为《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的理论的不成功的补充》[⑥]的提纲，打算批判卢森堡的某些错误观点，着重分析资本积累条件下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在此前后，还草拟了四份《说明各种社会形态的社会总产品结构变化的表式》[⑦]对比分析了奴隶制、农奴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各个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生产和社会产品的状况。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也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可惜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实际完成。
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的领导下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1925年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开始，1928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于是，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是否正确开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得到验证。
二、三十年代，一方面由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尚未全面展开；另一方面，也由于前苏联理论界曾一度把社会主义绝对化、理想化，既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政治经济学”，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客观经济规律。因而，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被认为或者是没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或者是并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1929年10月，列宁的《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一书的评论》发表。列宁在书中的第一句话便是：“理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科学”，并指出，就是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也还是存在着“Ⅰ（V+M）和ⅡC的关系”[⑧]。这就重申了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意义，并再次肯定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是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并且还适用于共产主义社会。从此，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提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程上，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
1929年12月，斯大林用马克思再生产学说论证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指出：“我们的集中的社会主义大工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发展的”[⑨]。这样，斯大林就把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具体地联系了起来。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不仅再次重申了马克思再生产学说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意义，而且提出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特有经济规律。随后，理论界出现了把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绝对化的倾向，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与如何安排国民经济中的各种比例关系等同起来，把规律的客观性混同于操作的自觉性，价值规律受到排斥，计划的客观依据被淡化，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仅仅成为几种被简单化了的基本公式和比例关系。
在我国以及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一般都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一是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把计划放到了不适当的高度，三是把复杂的社会再生产问题简单化。因而在实践过程中，几乎都遇到了程度不同的麻烦与困难。
三
中国工业化理论直接渊源于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具体实践。
历史地考察中国的工业化理论，不难发现，中国工业化理论不但自成体系，而且并不是始自新中国成立之后走上工业化道路之时，而是在此之前就已经产生了，远不涉及，仅新民主主义时期较为主要的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孙中山先生民主主义的实业思想以及1919—1949年的三十年期间以实现工业化为主题的许多著作与论述，如以刘大钧为首的《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工业化与中国农业建设》等丛书，翁文灏等编辑的《中国工业化丛书》，张培刚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等等，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蓝图、道路、框架、资金、技术、资源、组织管理、经营方式，甚至具体项目等均有探讨与见解；另一方面，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们关于对新社会的设计与预测中，几乎都涉及或论及到了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并各有侧重，各有特点，各有见地。最有代表性的是毛泽东，在他的著述之中，始终强调工业化问题，内容丰富，阐释科学，很有创见。
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是，1956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前苏联的经验和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认为“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⑩]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提出必须处理好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问题。这是对斯大林经济理论的重要突破，也是对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重大创新。1957年2月，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11]这里，毛泽东把马克思再生产学说浓缩并具体化为中国的工业问题，从而使得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获得了中国式的具体形态，并付诸于实践。
从过去了的实际情况看，几乎世界上出现过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由经济落后国家转变而来的，因此初期都面临着一个实现国家工业化，为社会主义迅速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的严峻局面。在中国，基本的事实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只有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在国家获得独立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样，中国工业化的前提及意义，当然地也就成为了中国工业化理论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曾指出了“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而斗争”的口号。随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主、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只有中国的工业发展了，中国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了，才有全部的真正的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国家稳定地由农业国进入到工业国。实践也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农业国，没有自己发达的工业，特别是没有作为整个工业发展基础的重工业，就谈不上以强大的工业来改造全国范围的落后的农业，就没有人民的富裕和国家的富强。因此，“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12]。这里，马克思再生产学说很自然地也同中国的工业化问题联系了起来，并主要地表现为工业化理论了。毛泽东在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后，又提出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要以农业轻重为序。于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在这里实际上转换为在国家计划中投资的比例如何安排问题。这样，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如何与一个经济落后国家的工业化问题相联系的最重要的中间环节得到了解决，理论由此得到了新的推动力。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1990年）以上，“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中国的工业化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并从这一现实出发。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与道路决定了不能用挖农民挤农业的办法发展工业，也不能走任由小农经济自然发展，缓慢地逐步地实现农业工业化以支持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而是要联系农业来发展工业，通过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来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把国家的工业化稳妥地置放于农业工业化的基础上。在中国实现工业化，说到底是农业工业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本来应该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历史任务。这是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道路也不同于前苏东国家工业化道路的新路。是对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重要补充。
与此相联系，乡镇企业的发展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也就显现出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农业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与技术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农业技术进步而带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农业工业化过程中所随之出现的农村城市问题，则整个国家工业化的实现也就成了大难题。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及理论总结，极大地丰富并发展了中国工业化理论，从而也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增添了崭新内容。
实践中的矛盾与问题，往往是理论发展与完善的动力。马克思再生产学说在中国具体化为工业理论之后，由于多次出现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因而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理论就成为中国工业化理论的重要内容。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亦即马克思再生产学说中实现条件的具体化，这就从把两大部类具体化为农轻重，再把社会再生产具体化为工业化道路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不只是抓住了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核心，并且是中国工业化理论对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一大发展。
实现工业化的方针问题，是中国工业化理论的重要特色。这里所说的方针问题，实际上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指导思想。首先是，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农业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先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取得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生产关系基础；其次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国际环境，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顺应世界发展的进步潮流，坚持以独立自主为重点，积极争取外援；再则是，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要“更加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13]科学技术是工业问题的关键。特别是，在中国工业化问题上，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同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的目的，是为了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要建设一个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秩序安定的新社会。这些，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都是没有论及的。
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实现工业化的外部环境与条件都极为重要。可以说，实现工业化的过程，既是整个国家振兴图强的过程，也是向世界发达国家和先进水平学习的过程。世界性经济交往的普遍发展与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对于经济落后的中国，应当说这个问题更显得真切与紧迫，即参与并进入世界性经济交往更具有突出的意义和作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已证实，自我封闭，与世隔绝，无视国际环境，忽略可利用的条件为迅速实现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实质上是自我扼杀。只有面向世界，改革开放，才是富民强国之路。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更高层次、更大步伐、更有实效地走向世界。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已经使得中国的工业化理论在这方面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如建立经济特区、大胆引进外资、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争取一切可能的国际援助等，不但加快了中国工业历史过程，而且发展了马克思再生产学说。
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核心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也就是市场问题，由于中国工业化理论曾一度忽视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因而使得自己的理论出现了某些缺陷或扭曲。实际上，中国的工业化不仅面临一个国内市场问题，而且面临一个国际市场问题。五十年代，世界分为“两个独立阵营”的观点促使中国的工业化理论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个互相平行但也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加之资本主义世界对新中国实行的经济封锁，中国的工业化只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市场。在国内市场问题上，由于在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认识问题上有偏差，因而也给中国工业化的实际进程造成很多不利影响。虽然其间市场问题不断地被从各个角度提出来，但从总体上看，始终没有得到认真对待和科学地研究。这些，都是中国工作化理论应当认真反思并完善的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工业化理论注意到了并开始纠正这方面的问题，不仅从若干方面丰富了马克思再生产学说，而且明确提出中国工业化应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从而丰富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宝库。
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包括产业结构的改造、特征及发展理论，是中国工业化理论对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又一贡献。经济发展战略是指较长期内的依据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条件，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各方面的关系所制定的经济目标，以及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必须采取的根本性措施与关键性步骤的概括与总和。如何实现工业化是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回顾我国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科学确定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战略，并相应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保证加以实现，对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马克思再生产学说增添了新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第一个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简称“一化三改”，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经济发展战略是符合实际的，因而从经济发展全面看，无论是发展速度，原有产业结构改造，还是经济效益都比较好，举国上下确实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社会主义再生产有血有肉，有条不紊，为我国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不久，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变化，开始以发展速度为中心，提出了“超英赶美”，不切实际地要求在15年内使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英国，然后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赶上或超过美国，后来甚至提出“五年超英，十年赶美”，使中国从此走在世界经济的前列。这是一个失败的战略，不但工业受到挫折，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不少地方与部门甚至出现严重困难，整个经济失调。后来经过调整，于1964年提出“两步设想”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当然包括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经济的前列。这一经济发展战略执行到60年代中后期，单纯追求高积累、高速度又占了上风，社会主义再生产在“文化革命”期间几乎难以维继，经济发展发生重大失误，产业结构也出现了严重问题。粉粹“四人帮”之后，1978年又提出了“洋冒进”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四个一点”之下规划了一个过高的到2000年的设想，急于“买”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国民经济各重要部门的发展再度出现失调，结果是欲速而不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逐步改变了过去那种片面追求产值、产量和增长速度的发展战略，转到以调整经济结构（包括重新调整产业结构）为重点、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保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上来，但“左”的错误及其影响并不是那么容易清除的。在党的十三大上，提出了时间跨度为70年左右的经济发展战略，即“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从而为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或者说是中国工业化理论充实了新内容。可见，关于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再生产或者实现工业化的总方略，为社会再生产规定了重点与要求，这是马克思再生产学说原来所不曾有的。
马克思再生产学说还有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即关于再生产类型分析。当时，马克思曾把扩大再生产划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在我国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实践中，总结出了社会再生产中的经济效益问题；并强调内涵扩大再生产，不仅把经济效益（包括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看作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问题，而且看作是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心问题，这就更把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升华了一步，并且还把经济效益与发展速度联系了起来，从而使马克思再生产学说更为丰富。
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规模问题，中国工业化理论也很有特色。概括地说，就是要与国情国力相适应。此外，关于经济调整理论，可以说也是对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总之，中国工业化理论为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丰富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理论上说，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不仅是马克思再生产学说在中国的具体化，并且深化了再生产的结构问题；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平衡问题，不仅丰富了马克思再生产学说中的实现条件问题，并且从方法上、操作上都具体化了；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不仅是对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创新和充实，而且以经济效益为实质实现了理论上的升华。若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规模、结构、速度、效益、步骤、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归纳进来，足见中国工业化理论之丰富。如果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考虑问题则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工业化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方方面面的内容，除了直接的工业化理论外，其它都可以说是为中国实现工业化服务的。中国工业化理论从实质看，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中国条件下的延伸和具体化，既要在高度社会化和现代技术的基础上，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富民强国，从而逐步向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过渡。这是具有相当高度和深度的经济理论，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注释：
① ②《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86页、第182页。
③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提要》，第353—354页。
④ ⑤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86页、第87页。
⑥ ⑦1975年第一次公开发表，《列宁文集》第38卷。
⑧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评论》，第2—3页。
⑨《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9页。
⑨ ⑩ [1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8页、第400页、第268页。
[12]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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