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国旅游研究进展：学术贡献视角的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研究进展论文,中国旅游论文,视角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旅游业发展的进一步深入，国内旅游学界也开始逐步反思旅游研究与旅游学科发展的问题[1-4]。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也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之一。有研究指出，目前中国旅游研究在国际旅游学界的影响度并不高，国际旅游学界中来自中国的声音还远远不够，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等地区和国家相比，中国内地在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5,6]。从国际旅游研究进程来看，中国旅游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对全球旅游学科知识体系的贡献与国际学界对中国的期望相去甚远[7]。
中国旅游研究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在国际旅游学界依然处于能见度较低、影响度较小、贡献不足的境况，那么发展飞速、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的中国旅游业，又为国外旅游学界提供了什么样的研究素材呢？应该如何审视国外学界在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中国旅游研究中的学术贡献？如何从对国外中国旅游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的评价中反思中国本土的旅游研究？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尝试对国外中国旅游研究总体进展进行分析，从学术贡献的视角，归纳国外学界在中国旅游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贡献，希望以此来反思和审视中国本土旅游研究的未来。
2 相关研究进展
对国外学界有关中国旅游研究的成果所进行的分析、评述与反思，本质上属于国外中国学(China Studies)研究的范畴。国外中国研究，即国外中国学，是指国外学者所开展的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而国外中国学研究，则是对国外中国研究所进行的研究，是对国外中国研究成果的吸收、借鉴与反思等，可谓“中国学之学”[8]。正是由于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可以有效地反思和促进相应领域内中国学者的探求，近年来，对国外有关中国的研究进行吸收、反思和借鉴的文献也日益涌现，如吕拉昌等对海外中国城市地理研究，韩军对海外中国文论研究所进行的回顾与反思[9,10]。
在旅游研究领域，李星群和赵伟兵曾利用2007年前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ATR)、Tourism Management(TM)和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JTR)所载中国旅游研究文献，对各主要研究领域内的进展进行了介绍[7]；奥拉姆贝利和谢彦君(Aramberri & Xie)则通过对2003年前有关中国旅游研究的中英文文献的分析，比较了国内外学术视野的差异[11]。然而，关于已有研究，以下几点必须引起关注：首先，虽然上述3本刊物是国际旅游学界排名前3的刊物，但大量发表在其他主流旅游学术刊物上的文献被忽略了。其次，中国台港澳地区的学者由于存在与内地“同文同种”的文化优势和毗邻的地缘优势，在研究中国旅游方面拥有比国外学者更强的可进入性，同样是中国学者对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的内省，因而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国外中国旅游研究。第三，2003年至2010年(截至3月底)以及2007年至2010年(截至3月底)的这段时间，均是中国旅游研究的话题备受国外学界关注、研究文献激增的阶段，大量研究成果相继发表(见表1和表2)，因此，完全有必要对近年来国外中国旅游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学术贡献进行评述。第四，现有文献对于了解国外中国旅游研究主要领域或主题内的进展固然具有明显作用，但在中国旅游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日益成为国外学界关注焦点、全球范围内旅游学科日渐成熟、旅游研究的理论构建备受关注的背景下，关于其学术贡献的评价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与思考。因此，为了清晰、明确地对国外中国旅游研究的学术贡献进行评述，就需要对关键性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尽可能地扩大样本文献的覆盖面、时效性和有效性。
3 国外中国旅游研究的总体现状
3.1 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本文所指的“国外”，是指除中国(包括两岸四地：内地、台湾、香港和澳门)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而“中国旅游研究”中的“中国”，基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的考虑，则仅指中国内地。具体而言，本文所分析的“国外中国旅游研究”，是指中国两岸四地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包括外国学者和海外华侨学者、留学生等)所从事的有关中国内地的旅游现象和问题的学术研究，而不包括中国两岸四地学者发表于国外旅游学术刊物的相关研究成果(部分与国外学者合作且主要署名单位为国外机构的研究成果除外)，也不包括海内外学者对中国台港澳地区的旅游研究。此外，为了研究的便利性，并考虑到文献的可得性，本研究分析的文献仅限于发表于英文刊物的学术文章。
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国外中国旅游研究的进展，并相应的进行学术贡献的评述，本研究将纳入分析框架的国外旅游学术刊物增加至8种①，其中7种为入选SSCI的旅游学术期刊，但不严格局限于以上刊物。在判别一篇文献是否属于国外文献时，所采用的标准是该文的作者或主要作者所在的科研单位是否是在中国(包括两岸四地)之外的国家或地区，这个标准也符合本文所界定的“国外”。
3.2 文献数量及其历时分布
如果以1979年《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发表第一篇有关中国旅游发展政策的论文作为国外中国旅游研究起点的话[12]，那么30多年来，从纳入本文分析框架的8本学术刊物所发表的文献数量来看(仅包括研究论文，而不计书评等，下同；累计108篇，见表1和表2)，中国旅游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国外旅游学界所受关注可谓与日俱增。从1979-1989年间的“偶有新作”(年均不到1篇)到2001-2010年间的年均近8篇(见表1和表2)，反映出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外旅游学界和业界对中国旅游研究成果的密切关注和迫切需求。
3.3 研究机构分布与研究开展方式
从文献的作者所在的科研院所来看，目前国外中国旅游研究还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远未形成具有广泛学术影响的研究阵地，但近年来，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以及新西兰怀卡托大学等院校的中国旅游研究开始颇受学界和业界关注。上述院校于2001-2010年间，在纳入本文分析框架的8本旅游学术刊物上以第一作者署名机构发表的论文数量位居前列，其中，滑铁卢大学作为第一作者署名机构的文献有8篇，格里菲斯大学5篇，怀卡托大学4篇。就研究的开展方式来看，可以分为独立研究和合作研究两类。思维恩(Swain)、奥克斯(Oakes)均曾独立在中国开展过旅游相关研究[13,14]，他们分别对云南和贵州的民俗文化旅游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田野考察。但近年来，独立开展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少，相反，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选择了与国内学者进行合作研究的方式。合作开展研究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西学者之间(西方学者包括海外的华人华侨学者，下同)的合作，如怀卡托大学的瑞安(Ryan)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谷惠敏[15,16]、格里菲斯大学的巴克勒等(Buckley，et al.)和中国科学院的钟林生之间的合作研究[17,18]，这种合作研究多起始于中方学者赴外方机构进行访学期间。另一类是国外学者指导其研究生开展研究，如滑铁卢大学的沃尔(Wall)与其指导的研究生之间的合作研究[19-22]。
4 国外中国旅游研究领域内的主要学术贡献
从研究的目的来看，研究可以分为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3类。探索性研究的目的在于对研究对象进行初步了解，为后续更周密、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基础；描述性研究的目的在于对某些现象进行具有系统性、结构性和全面性的描述，试图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解释性研究则旨在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内在规律以及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对社会现象进行理论解释的目的[23]。从研究的性质来看，研究可以分为理论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两类。理论性研究是指那些侧重于发展有关“社会世界”的基本知识的研究，特别是侧重于解释现实世界的经验研究[23]，是构建理论、框架、模式的研[24]；应用性研究则是指那些侧重于现实社会问题、有针对性地提供特定的社会政策的描述性的经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将研究成果运用于指导实践[23]，回答和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
学术，一般是指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同时，学术也可以指研究人员对系统的、较专门的知识的探索[25]。因此，学术贡献指的是学术研究对某一系统领域中知识积累、理论发展、应用实践、方法创新等方面的作用。回顾目前国内学界在学术贡献评价领域内的进展可以发现，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对某学者或某科研院所的学术贡献的评价，对某特定研究领域内的学术贡献的评价的文献还较少。国外中国旅游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泛指国外学界对有关中国旅游发展的问题和现象的研究，涉及诸多学科领域，文献数量众多，且分布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因此，本研究尝试着对发表在主流旅游学术期刊上的文献进行分析，以期做出大致的阐述和评价，将其主要的学术贡献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即引介与应用、理论检验、理论发展，并列举典型的研究成果加以阐述。
4.1 引介与应用方面
从学术贡献的角度来看，引介作用主要是指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事实的描述和介绍。引介性的研究，较少开展调查工作，而是较单纯地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以便促进学界和业界对某个领域的了解和知识的积累。应用实践是与引介作用相联系但又有区别的学术贡献类型。应用实践性的研究一般通过调查以及(或者)运用某一理论和方法，回答、解决某一具体的现实问题，或对某些具体的实践进行评估。引介与应用实践性的研究成果，均旨在回答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而非理论的建构或检验。
在国外中国旅游研究的早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大量引介性研究成果的出现，积极地向国外学界和业界介绍了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现实情况，为国外了解中国旅游发展的实践提供了渠道，一定程度上促进和加深了对中国旅游发展的了解。这一阶段的引介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国际旅游发展方面(当时以入境旅游为主导)，如舒查特(Schuchat)对中美两国在接待来访文化交流团时表现出的文化差异的阐述[12]，卢、克劳普顿和里德(Lu，Crompton & Reid)对来华美国游客在中国的经历中所遭遇的文化冲突的文本分析[26]，迈克和怀特(Mak & White)对中国和亚太地区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国际旅游发展的比较性描述[27]，都是这一阶段引介性研究的典型。
旅游研究是一个应用性较强的社会科学领域，其发展演化并不能脱离于旅游发展所出现的种种现象及问题。受国外旅游学界和业界对于了解中国旅游发展现实和趋势的迫切渴望的驱动，在“解决具体问题”的现实导向下，近年来国外旅游学界也涌现出了大量以应用实践为主的研究成果。举例来说，随着中国旅游市场格局的逐渐演化，近年来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在国际学界和业界引起了极大关注。出境旅游市场规模的测度和主要客源城市的识别、出境旅游市场特征等成为研究热点，如李想等的研究，基于非农人口规模和通过大规模电话访谈所获取的出游意愿比例等数据，测算出中国内地出境旅游市场的规模(出境目的地不包括港澳地区)为2200万人次，并识别了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中的主要出境旅游城市[28]；斯巴科斯和潘(Sparks & Pan)以上海赴澳大利亚旅游市场为例，调查分析了潜在市场的出游动机、限制因素以及信息来源[29]；高和林(Kau & Lim)基于动机、感知价值和满意度对中国内地赴新加坡的旅游市场进行了聚类分析[30]；特罗恩和金(Truong & King)对中国内地赴越南的游客的满意度与其行为倾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31]；瑞安和谷惠敏(Ryan & Gu)对中国和新西兰的学生在选择加利福尼亚作为旅游目的地时在线路设计方面所表现出的差异进行了调查分析，并认为文化差异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15]。此外，应用实践方面的其他研究成果还有：谢飞帆和沃尔(Xie & Wall)通过对海南三亚黎族风情村、保亭槟榔谷及兴隆亚洲风情园的游客的问卷调查，对游客的真实性感知、感兴趣的吸引物、感知的服务质量及经济影响等进行了描述性分析[19]；王等比较分析了中国、韩国及日本的生态旅游政策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为了更好地实施生态旅游管理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中国生态旅游的若干政策建议[32]；胡和沃尔(Hu & Wall)对海南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的环保实践及其对旅游区的形象和吸引力的提升作用进行了评估[20]；薛、库克和蒂斯戴尔(Xue，Cook & Tisdell)运用旅行成本方法(travel cost approach)对长白山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对保护区旅游价值的贡献进行了测算[33]。
4.2 理论检验方面
理论来源于经验的实践，是一种抽象的、系统的认识，其目标是对经验现实做出解释[23]。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检验是指在研究中将已有的理论解释应用于特定社会现象，并用经验事实对其进行检验的过程，是一个对原有理论进行证实或者证伪的过程。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理论建构与理论检验彼此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理论建构过程以观察为起点，然后通过归纳的逻辑，得出解释这些观察的理论；而理论检验过程以理论为起点，通过演绎的逻辑，做出预言或预测，并通过对实际事物的观察来检验预言的正确性[23]，以检验理论的解释力。因此，本文将从理论检验和理论建构两个方面来分别阐述国外中国旅游研究的学术贡献。
中国旅游研究，与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虽然历经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但在理论建构与发展方面与西方比较仍存在较大差距。因而，将首先在西方学界被提出的理论(模型或框架)用于解释中国旅游发展的实践以进行检验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也不断涌现，成为国外中国旅游研究的另一主要学术贡献领域。从研究的开展方式来看，这部分的研究成果主要由国外留学生或访问学者与其导师或是合作导师联合完成。从研究领域来看，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地演化和旅游地形象与表征等方面。在旅游地演化研究方面，如黄、沃尔和米歇尔(Huang,Wall & Mitchell)，范、沃尔和米歇尔(Fan，Wall & Mitchell)分别通过对上海朱家角和江苏甪直的实地案例研究，对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这一首先于北美地区提出的旅游地演化理论模型在中国古镇旅游地演化分析中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通过对旅游投资、消费水平以及居民态度等指标的考察，两项研究分别指出，创造性破坏理论对朱家角和甪直这两个古镇旅游地的发展演化方面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它们在经历了创造性破坏模型的初级商品化阶段(early commodification)之后，进入了第二阶段的高级商品化阶段(advanced commodification)[21,22]。在旅游地形象与表征领域，严澄和萨托斯(Yan & Santos)通过运用萨义德(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理论，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对中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英文形象宣传视频《永远的中国》(China Forever)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一理论的解释力进行了检验[34]。研究指出，《永远的中国》通过表现一个永恒的、怀旧的、神话般和女性化的中国，迎合了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想象；同时，它创造了一个降伏于西方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和权威的现代中国。上述两点刚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表征时的自我东方主义(self-orientalism)[34]。
4.3 理论建构方面
如前所述，理论建构始于对经验现象的观察，是以观察为起点，通过归纳推理，得出解释这些观察的抽象的、系统的认识的过程。因此，理论的功能就在于解释客观世界，理论建构的过程就是一种解释被提出、被创造、被拓展或被修正的过程。笔者从理论建构的阐述出发，对国外中国旅游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分析后发现，部分研究成果通过基于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的深入考察，拓展和丰富了现有的旅游研究理论，对旅游世界的客观现象提出了新的解释。在真实性研究领域，王瑜通过对丽江古城客栈的考察指出，为了迎合游客对“家”(home)以及对“他者”(other)的追求，客栈经营者不断地对客栈进行改造，从而一种量身定制的真实性(customized authenticity)得以产生，尽管这种真实性是舞台化的，但是游客仍趋之若鹜[35]。这项研究，突破了国内外真实性研究的主体/客体二元对立框架，从主客交往场所的角度，对真实性的产生与游客感知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与阐述，提出了“定制化的真实性”这一概念，拓展和丰富了现有真实性研究的理论视野和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同样以丽江古城作为案例地，苏晓波和张佩哲(Su & Teo)通过对各级政府和古城纳西族居民之间的权力结构以及互动的分析指出，丽江古城纳西族居民通过对四方街、新华街的“巧妙”的“空间争夺”，获得了表征自我文化认同的渠道和机会[36]。二人通过对丽江古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进行深入考察，挑战并突破了以往“国家—市民”二元对立的、静态的结构主义视角，基于后结构主义的整体的、动态的视角，对旅游开发中国家与居民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从而拓展了现有关于旅游开发中政府与当地居民权力结构与互动的研究视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理论推广价值。然而必须指出，在现有的国外中国旅游研究文献中，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成果还远远不够。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发表在8本英文旅游学术期刊上的文献进行梳理，对国外中国旅游研究进行了基于学术贡献视角的阐述和评价。研究发现，国外中国旅游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其主要的学术贡献还主要集中在引介、应用实践和理论检验方面，深入扎根于中国旅游发展的本土经验形成抽象的、系统的认识的研究成果还不够。
早期的中国旅游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在中国旅游发展及相应的学术研究尚不被西方旅游学界所了解和熟知的情况下，引介性的分析确实促进了国外旅游学界和业界对中国的了解；实践、应用导向性的研究成果也为某一特定领域的发展实践提供了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然而，随着中西方旅游学术交流的进一步开展以及中国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的逐步提升，描述性的分析显然已经不能满足西方乃至整个全球学界和业界对中国旅游研究成果的需求和期待。随着旅游研究的逐渐深入和成熟，中国旅游研究理应为全球旅游研究的理论成熟与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而单纯的实践、应用导向性研究与理论检验研究可能并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与趋势。然而，即便是在这种背景和需求之下，近年来仍有不少引介性成果发表于各大旅游学术刊物；不少研究也潜心于回答和解决某些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很少有研究真正扎根于中国旅游发展的本土经验实践，形成抽象的、系统的认识，以进行理论建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述现象的出现呢？笔者提供以下3个方面的尝试性解释，仅供学界参考和交流，以期抛砖引玉。
首先，现实需求是其中的重要驱动力。尽管国内外旅游学术交流和业界沟通已经实现了较大突破，但国外旅游学界和业界对中国内地的旅游研究和旅游发展实践仍然不甚熟悉，但又非常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国内地的旅游发展与相应的旅游学术研究进展。因此，从旅游研究成果的现实“需求”的角度来看，引介和应用实践导向性的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自然有其合理性，也有其重要的价值。
其次，学术认知的差异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国外中国旅游研究领域内的一些引介和应用导向性的成果，对于熟悉中国现实的内地旅游业界和学界而言，也许并不新奇，但其本身可能就是针对其所处的西方学界或“以英语为母语”(Anglophone)的学术共同体的；而如前所述，在西方学界或“以英语为母语”的学术共同体中，中国旅游及其学术研究乃至整个中国都可能是陌生的，因而这种引介和应用导向性的成果也是“新的发现”和贡献。
第三，研究可进入性(research accessibility)问题值得引起特别的关注。笔者认为，在国外中国旅游研究中，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对于广大的国外旅游学界而言，仍然并非触手可及的研究地域和对象。如果说，整体意义上的国外中国研究，已经实现了从“远观人类学”向“解剖麻雀”的转变[37]，那么国外中国旅游研究，作为国外中国研究的重要分支，其现实状况还尚未如此。海外学者进入中国内地进行旅游研究，首要解决的可进入性问题就是语言。思维恩、奥克斯等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进入中国西南地区开展较为深入的实地调研就曾得益于较为流利的中文。然而，随着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并囿于语言限制，外籍学者赴中国内地独立开展实地调研已经逐渐被中外合作研究所取代。如前文所述，从目前国外学界中国旅游研究的主要力量来看，海外华人华侨学者(包括留学生)是主导，虽然受“本土情结”、学术路径依赖、学术职业前景考量等原因持续关注中国，但对快速变迁的中国以及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的学术研究，需要不断深入的实地调研，以把握最新进展和趋势，然而可能受制于研究可进入性(调研地域的社会关系资源、时间、调研经费以及相应的背景知识和理论储备等)，一些研究仍然只能局限于“远观人类学”式的考察。因此，这些学者虽然掌握了西方前沿的理论、批判性的分析视角和规范的研究成果表述方式，但是，对现实中国的理解程度、研究的深度和解释的力度仍然有待进一步提升。
诚如“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术研究工作”[38]，“当代中国研究不仅仅只是海外中国研究，而会成为包括中国学者研究在内的世界性的社会科学”[37]一样，中国旅游研究理应也已经开始逐步发展成为包括全球所有有志之士在内的世界性的研究领域。那么，中国旅游研究作为一个世界性研究领域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在笔者看来，中国内地以外的学者的深入研究与理论提升固然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途径，比如加大对中国内地旅游发展进行实地调研的力度和深度，强化国内外旅游学术交流和合作等，但中国内地旅游学界的本土学者更应肩负起提升中国旅游研究的理论水平的重任。就目前国外中国旅游研究的现状来看，中国旅游发展的经验往往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所形成的知识与理论的检验或是应用对象，这些经验知识往往成为全球的普适性知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旅游发展实践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可供开展理论建构的“富矿”，而中国本土的旅游研究者们拥有比国外学者更强的研究可进入性，如众多的规划实践机会以及与地方旅游业界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等。因此，扎根于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的深入调查研究与理论思考而形成的系统的、抽象的认识，并不仅仅只是现有西方理论的补充或是扬弃，而同样可以形成具有普适性的经验知识，与西方的现有理论一起构筑成全球旅游研究的理论体系。因此，深入中国旅游发展实践进行理论提升，并实现同西方现有理论的对话乃至最终的超越与自我理论体系的建构，从而实现从“破”到“立”的愿景，将是中国内地本土旅游研究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关键。
致谢：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翁时秀参与了本研究的部分讨论、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张君为本研究的资料查找提供了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纳入本研究分析框架的文献主要来源于8本旅游学术刊物，其中的7本SSCI刊物分别是：Science Direct的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ART，创刊于1973年)和Tourism Management(TM，创刊于1980年)；Sage的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JTR，创刊于1969年)；John Weily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IJTR，创刊于1999年)；Tailor & Francis的Tourism Geographies(TG，创刊于1999年)和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JST，创刊于1993年)；以及Ingenta Connect Complete的Tourism Economics(TE，创刊于1995年)；另外一本是专注于中国旅游研究的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JCTR，创刊于2005年,2008年改为全英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