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代文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乡村论文,特征论文,社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过对昆山周庄和北京“浙江村”的调查，本文对我国目前乡村社会的代文化特征作了较为客观可信的描述、解释和分析。作者认为，在我国乡村作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代”已经伴随社会结构的转型应运而生，乡村代文化在发生诸多嬗变之后主要显示出两大特征：（1 ）乡村中老年群体在社会资源的拥有方面开始处于弱势；（2 ）乡村代群体尚处在自在阶段。
1978年始，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的震荡，对此，人们较多注意到的是由变革带来的非农化进程及农民脱贫致富的面貌，往往忽视了由此而引起的乡村代文化的嬗变。纵观改革至今17年的乡村剧变，我们认为，M·米德断言的：“在社会变动性很大的社会里， 不可避免地将产生代与代之间的断裂”的现象[1]，在我国乡村已经出现。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代的分化，即发生在中青年与中老年之间的代分化。这里，我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将当今中国乡村社会区分为两代：中青年代与中老年代。“中青年代”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伴随和平建设时期成长且青壮年时代能够投身改革大潮的一代，以及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现在的年龄大多在18—45周岁之间；所谓“中老年代”则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出生，年龄在45周岁以上，大多已经习惯了传统模式下的那种平衡生活的一代人。对这样两代人进行乡村代文化特征的社会学研究，应该说是合适的。
（一）
此项研究数据均来自南京大学社会心理学所于1995年7—8月间在江苏昆山周庄镇和北京“浙江村”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这次调查以16周岁以上的个人为分析单位，以乡村农民为总体，采取多阶段等距抽样和随遇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获得样本，并取入户面访调查方式。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696份，回收率87%。由于抽样时没有重点考虑“年龄”这一与“代”分析极为相关的客观指标的分层，再加之作为移民群体的北京“浙江村”人普遍年纪偏轻，因此，抽取的样本中老人数量严重不足，研究上似乎难以推及老人群体。对这方面的缺憾，我拟采用个案访谈加以弥足。
数据分析分为两个步骤：（1 ）计算各个变量的基本百分比及某些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便对调查数据作基本的描述；（2 ）采用卡方检定对自变量与依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在X[2]检验中，取0.05为显著性水平。该项关于“乡村代文化特征”研究的基本假设为：（1 ）传统乡村代关系中的长辈统治开始弱化。（2）代沟客观存在， 但主体缺乏代意识，因此，乡村代群体尚处于“自在”阶级。以下我们拟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两个研究假设作一翔实客观的陈述与论证，以期修正我们固有的观念，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乡村、看待散落在那里的不同代群体。
（二）
研究结果表明，世纪之交中国的乡村，显现出了既区别于过去的乡村又不同于现在的城镇的两大主要的代文化特征。
特征之一：乡村老人在社会资源的拥有方面明显占弱势
乡土中国过去历来是长老统治的社会，而晚辈在长辈面前往往显得微不足道，他们较少拥有资源或与资源的拥有根本无缘，血缘、亲缘纽结下的世代继替在他们的心目中十分重要。可是，当今天的变革一夜之间将乡村从一个缓慢变化的社会过渡到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时，长幼间原有的差次发生了改变。长辈对晚辈具有的权威性、示范性以及长辈自身对社会资源的拥有性都在明显下降，代之而起的是那些处于农与非农之间的边缘地位上的中青年一代。乡村中青年代的崛起与超越较之城市中的青年一代来说，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他们使自己在对社会资源的拥有方面大大地超过了当地的年长一代。这一点目前在中国的城镇还不太可能达到，或者表现程度还不明显。若将代沟区分为“拥有性代沟”[2]与“选择性代沟”两部分的话，文化程度差异， 从业身份差异和经济收入差异三个指标体现出的代际差异正是“拥有性代沟”具体内容的一部分，即表示两代人在知识、身份及收入方面存在着的客观拥有性差异。
数据显示：在文化程度方面，乡村老人“文盲”、“小学”程度的比例最高，达77.3%； 中青年代占有最高百分比的是“初中”程度， 60.87%，其高中以上程度者为23.64%，明显高于中老年代的5.04%。
在从业身份方面，中老年人占比重较大的职业依次为：务农、个体专业户、乡镇企业职工；其中依然从事纯粹农田耕作的人口为40.34 %，占其样本总数的最大比重。中青年代的职业群体结构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小顺序为：个体专业户、 乡镇企业职工和务农， 务农者仅占13.17%（其中大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女性），占居最高比例达45.58%的是个体专业户。这主要与北京“浙江村”的被访者大多为加工或经销服装的个体户有关。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得知，农村在经历“乡”与“土”的分割中，老人们被一种无形的规范划入了与土地结合的纯农行列，当然地在经营着自己的老本行；大多数的乡村中青年人却已经走出田地完成或正在进行由农民向非农民经济身份的转换。如此，在这场农民职业群体结构的变动中，乡村的两代人出现了身份分化、劳动分工和空间的分离，其中老年人在分化中明显处劣势地位。应该指出，一方面中国的乡村正是在这种身份、劳动及空间的分化、流动基础上，才第一次诞生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不同“代”群体——中青年代和中老年代，这是乡村变革与发展的象征；另一方面，由这种分化造成的我国乡村种植业的老年化趋势，也将潜伏着对中国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制肘，后果十分严峻。
从业身份的不同直接影响着经济收入的不同。数据表明，乡村里中老年人的年均收入多数集中在1000—5000 元之间， 最高百分比出现在3000元左右；而乡里的中青年代一年的人均收入则大多高于1万元， 最低也在5000元左右。可以认为，在身份的分化中，乡村老人接受了“最辛苦、最需要”，也“最具风险”的工作——种田，但是他们的辛苦和风险都未得到应有的酬报和承认。与过去相比，在奔小康的道路上，他们的生活虽然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可是与那些选择较为安逸的“离土”稍远的中青年群体相比，他们的收入又是远远落后的。“我选择耕种农田，一年忙到头，土地即使丰产了，除去购买日见涨价的农药、化肥和必要的种子外，顶多能维持生活。我的生活不如儿子一家好，他们搞印刷，有时候挺自在的，一二年下来，他们可以盖得起二层新房，我做不到这一点，只能在他们房的旁边夹盖间小屋。我觉得这不太公平，但没有办法，谁让我没有文化呢。”周庄镇王东村一位56岁的农业多种经营者的这种看法代表了那里很多中老年农业劳动者的思考方式：
附带而言，乡村中老年代由知识、身份及收入方面的拥有处于弱势而派生出的自卑情结相当普遍，我们在调查中几乎随时可以觉察。比如，被调查的中老年人对“农民的孩子应当以种田为本”一说，有73.99%持不赞同态度，11.76%的人填答“说不准”，持赞成态度的只有14.25%。数据表明， 绝大多数中老年务农者希望自己的孩子离开土地去从事其它职业，显示出他们对自身条件的否定。再比如，周庄高勇村的一位52岁的男性村民告诉我们：他是5口之家， 夫妇俩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在乡镇企业工作，二个儿子正在念大学。每年他们夫妇靠种田、开小食品店和卖菜支付日常家庭开支，支撑两个儿子的上学费用。当我们问及“是否愿意让儿子毕业后回到身边？”的话题时，他立即回答：“不愿意！”我们接着问他“是否将来搬进城里与儿子合住？”他仍然作出了否定的答复。他说“我是种田的农村人，缺乏教育，不会说话，皮肤黑，跟城里人不同也过不惯，即使他是我的儿子，”“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孩子将来不种田”。言下之意，他是被乡土化了的农民，农民在精神上是自卑的，要打破这种自卑就必须靠一代人的努力将下一代送出去。很显然他把自卑补偿的希望寄托在晚辈身上。类似这位普通村民的所想所思、所做所为，在我国乡村已不鲜见。
以往的大多数有关代沟的研究和讨论，都无一例外地表示出中国长老统治的社会特征，即长辈总比晚辈享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利益，于是，强调青年人被疏远、被剥夺，始终是代沟研究者们的一致呼声（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城市）。但我们这里论述的乡村代状况已经清楚地陈述了另一种相反的事实：乡村的晚辈比长辈更多地拥有一切。拥有性的天平出现了倒置，这是由突发性的变迁所使然，并不足为怪。当事情真的出现相反格局的时候，人们常常会自然而然地促使自己进行一些反向思维。如，是否应当强调老人们被疏远、被剥夺？老人处于弱势是否也有可能像60年代的西方青年运动那样揭竿而起？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首先，青年人与老年人的目的性取向不同。按照罗马尼亚学者F ·马赫列尔的理论[3]，人面临三个时间领域：过去领域（T）、现在领域和未来领域（V），过去与经验、现在与存在、未来与发展相联系。 青年是以未来大于过去（T＜V）的时间领域不对称关系为特点的年龄，处在生命的上升期。他们的目的性取向指向未来，十分关注现实对其未来自身发展的影响。一旦现实中受挫受压，或者地位等客观的拥有长期低于成年代，青年人就会因对自己展望的前景失望而采取种种过激的言行，以示自己的对成年代反抗，试图建立起一个以完全不同的关系为基础的“他们的”世界。老年则是以过去大于未来（T＞V）的时间领域不对称关系为特点的年龄，处在生命的下降期。他们主要生活在回忆的王国里，因为对他们来说曾经向往的未来已成为过去，过去构成他们的目的性取向。即使现实当中存在某些失落、不公或被疏远、被剥夺等不利方面，他们也会因“我过去曾经辉煌过”而聊以自慰；或者因自己拥有未来的时间日趋减少而产生自卑，并将补偿的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现实生活中，尤其在农村，我们的确很少看到上一代人会将自己的低落归之于下一代身上，正相反他们会积极为下一代的超越、下一代的成就做出铺垫、做出牺牲，一句话，做父母的总是认认真真地把孩子的前途看成是自己的事业。藉此，我们认为：在拥有性代沟发生的地方，老人占弱势比青年人占弱势较少会发生代际冲突。
其次，代际之间拥有方面的优势与弱势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弱势总是相对于优势而言的，乡村老人在社会拥有方面的弱势是相对于那里的青年的拥有状况提出的，并不表示那里的老人就生活在贫困线，或处于任何人为的被剥夺之中。实际上，无论在周庄，还在“浙江村”，抑或在中国各地的乡村，老人们的生活水平及多方面的拥有状况与其过去相比都呈上升趋势。这一点已经为许多数据、事实所证实。我们调查中的一个明证就是，几乎100%的农民认为“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 其中包括乡村老人。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我们相信富裕起来的老人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反抗行为。此外，弱势与优势的相对性还表现在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也就是说，今天乡村老人处于弱势，明天则可能成为优势，这完全取决于社会变迁的速度。若干年之后，当随着我国乡村的变迁趋于稳定时，当这些今天的乡村中青代进入老年代时，他们在社会资源拥有方面的积累或许就会大大超过他们的下一代，而在比较中占优势。我们说，这种相对性有利于代际间的相互谅解和沟通。
第三，共同对土地的依恋和拥有自然连接着乡村两代人的心。传统赋予土地一种崇高的价值，使它成为乡村男女老少心目中的一种独特的、无以伦比的财产。不管是过去父子相继共作的田间劳动，还是如今父辈坚守家园、儿孙农忙时的归田，都不断增加了他们对土地的看重和眷念。我们在北京“浙江村”的调查显示，在这些已经离开家乡的人中，有37.7%的人不愿“永远离开农村”；40.9%的人对“是否愿意离开农村”一问持“说不准”态度；只有21.3%的对此持愿意态度，占比例最小，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回答“不愿意离开农村”的人当中，38.4%的人认为“农村有自己的房屋和田地”，此外，所有被调查者都表示农忙时他们都会回到田地中去与父辈团聚、共同劳作。调查中我们确实发现，尽管乡村两代人之间存在着不可否认的拥有性代沟，但由于对土地的眷念情感是共同而微妙的，它或多或少会促使那些“出走”的年轻人趋向于在自己的理性的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自己祖辈的思想观念之间达成妥协，使代际关系保持和谐。在我们的问题里，对“您家里上下代关系如何？”一问，周庄、“浙江村”的被试者们的回答非常一致，绝大多数人填答“非常好”和“基本一致”，见下表。
问题:您家里上下代关系如何?
非常好基本和谐经常有矛盾根本对立
昆山周庄43.8% 50.6% 4.0% 1.1%
北京浙江村 51.8% 45.3% 2.3% 0.3%
DF＝3，X[2]＝6.44.，P＞0.05，地区无影响。
特征之二：乡村社会的代群体尚处在自在阶段
所谓自在阶段，意指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客观形成，但群体成员本身还不存在本群体意识，还没有真正地组织起来为自己的群体而奋斗。一旦具有了群体意识，群体才可能从自在阶段过渡到自为阶段。我们认为，当代中国乡村农民的代群体还处在自在阶段。以下我们将从代的客观存在性（亦即代沟的客观存在）及代意识这两个层面来论述我们的观点。代沟是否存在，需要考虑两方面：即，是否存在拥有性代沟？是否存在选择性代沟？我认为，拥有性代沟概念偏重于代沟现象的客观状态，选择性代沟则偏重主观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选择因素。应该说，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也是代沟现象的极终落脚点——不同代人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的行为方式。关于调查所在地存在拥有性代沟现象的事实已如上所述，此处仅想对选择性代沟的存在性作一考证。因为调查所涉的有关观念与行为方面的指标很多，这里无法一一述及，仅择一两例说明之。
1.两代人在人生价值观方面的差异
16—45岁(N=557×2) 46—60以上(N=119×2)
您认为人生的最
大幸福是什么?
——健康的身体 28.68% (1) 38.66% (1)
——家庭幸福
28.65% (2) 29.41% (2)
——儿孙满堂2.86%
8.82% (3)
——对社会做贡献5.78% (5)
1.68%
——生活稳定7.28% (4)
5.46% (5)
——收入丰厚5.72%
7.56% (4)
——有权有势2.25%
2.10%
——人际关系好 3.90%
0.84%
——工作事业有成9.10% (3)
3.36%
——其它0.43%
0.42%
未填答人数 5.35%
1.69%
DF＝30，X[2]＝96.91，P＜0.05，差异显著。
卡方检定显示，乡村的中青年代与中老年代对幸福观的评价虽然有相同的地方，但彼此间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所列的10项人生幸福观评价对象中得到青年肯定的前5位顺序为：“健康的身体”、 “幸福的家庭”、“工作事业有成”、“生活稳定”和“对社会做贡献”。显然，首先的3项都是以个人幸福为主要内容的， 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理解，当代中国乡村青年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极为强烈。作为个人生活追求的本钱“身体健康”被推至首位，和位居第三的“个人成就”都说明中青年代已经将个人的目标赋置于重要的人生位置，个体本位开始上升。“家庭幸福”位于第二，这可能与家庭能够满足个体多层面的、持续的需求有关。因此，我认为，变迁社会中的乡村中青年代正处在从“家本位”向“个体本位”的观念转型期。
乡村中老年人与中青年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首选两项与中青年相同，第一是“身体健康”，第二为“幸福的家庭”。如果说下一代对“健康身体”的企盼还处于营造其个人成就的幻梦之中的话，那么中老年人则可能出于一种对家的奉献，以及身处暮年对生命的珍惜。因为调查结果显示的后几项顺序是：“家庭幸福”、“儿孙满堂”、“收入丰厚”和“生活稳定”，这些选项都与家有关。于是，传统的家本位仍然是乡村中老年代的观念特征之一，在这方面他们是有别于晚辈的。
2.两代人在职业行为抉择取向方面的差异
16—45岁(N=577)
467—60岁以上(N=119)
——如果有机会重新选
择职业,您将选择: 百分比%
百分比%
(1)继续种田 3.8131.09 (2)
(2)去经商 35.18 (2)35.29 (1)
(3)去当地乡镇企业工作 13.86 (3)15.13 (3)
(4)读书上大学 37.09 (1) 5.88
(5)去大城市打工 2.95 1.68
(6)其他 5.8910.93
未答人数1.22 0
DF＝25，X[2]＝19.22，P＜0.05，差异显著。
调查表明，不同代间在职业选择行为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在机会均等的职业选择面前，乡村中青年代对选择读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与当今社会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他们自身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大有关系。由客观指标可知，尽管调查所在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在中国已名列前茅，但那里45岁以下的村民平均文化程度只为初中，而女性的文化程度更低。调查表明，乡村的中青年代已经开始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并十分愿意付诸于行动，它反映出富裕起来的一代新农民的新追求。“经商”是中青代的第二选择，它显示改革以来挣钱意识、风险意识、竞争意识在一部分中青代的脑海里已经占据一定位置。相比之下，位居第三的“去乡镇企业工作”则反映他们追求相对稳定、安逸的工作环境。中青代很少有人愿意选择“继续种田”，这一点与中老年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老年人仍然选择种田者达31.09%， 说明传统的乡土观念、乡土情感在老人中依旧十分浓烈。令人吃惊的是，中老年中选择频率最高的是“经商”，对此可能的一个解释为：本文划分的中老年代，包含了较多的46—60岁的一批现在仍然年富力强的壮年人，这些人当中的很多人，有的在经商，有的在工厂，还有的在打工、种田等等。他们是一批较为成熟、精明而富有经验的人。如果说，青年人因考虑挣钱选择“经商”还带有一些尝试和幻想的话，他们却属于一种明智、实惠的选择。
总括上述结果，在急剧的变迁中，出生年代不同（年龄不同）就有不同的社会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行为取向，这一称之为代沟现象的社会现象在我国农村也同样客观存在。与我国城市出现的代沟现象所不同的一点在，作为代沟主体的乡村中老年代与中青年代本身缺乏代意识，具体表现在两地农民对代沟现象的理解、认可态度较为含糊。调查中我们普遍感到，被访者对问及有关上下代关系的若干问题抱以警觉态度，一再提醒我们其家庭代际关系十分好。对这样一些问题，如，“您认为父母和子女之间看法不同是否正常？”“您认为造成父母和子女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等，被试常常所答非所问。总而言之，他们不承认有差异，认为有了差异就等同于关系不好；不理解差异与变革、差异与进步、与发展的关系。因此，目前在我国乡村，不管是中青年还是中老年，他们都不可能会有“我们这一代就是不同于你们那一代”的感叹，尽管事实存在着不同。缺乏对代沟的理解和认可，就意味着主体本身不承认自己的代群体的存在，亦即主体缺乏代意识。
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代群体是社会迅猛发展的必然，它总要经历一个由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当前我国乡村代群体所处的自在阶段，是否最终能够上升到自为阶段，这取决于代际主体的代意识的确立，而代意识的确立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代沟现象发生的程度与范围。一般来说，局部的代际差异或隔阂，不能引起同龄人共鸣，不可能产生代意识；而较大范围的代差、代隔阂乃至代冲突则一定会伴随代意识产生或确立。同时，代意识的最终确立还与各代群体的素质，代群体内部在价值观、愿望和行动模式的一致性大有关联。也就是说，即使不同代之间明显地存在差异，存在代沟，但因为同代中个体的异质性较大，也同样产生不了代意识，我认为，我国乡村代群体的代意识尚缺正属于这类情况。比如，对“‘跳槽’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这一说，乡村中青代的回答里，有42.6%的人表示赞同意见，18.4%人填答“说不准”，41.7%的人持不赞同态度，赞同与不赞同几乎对半，回答的十分离散；但中老年代不赞同的占绝大多数63.1%，看法较为一致。
行文至此，我们以调查的基本事实论述了乡村代文化的两个特征，也就此证实了我们的研究假设。我们期待对乡村与城市的代特征作比较研究，以进一步深化这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