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施复亮抗战胜利后的中间路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胜利论文,路线论文,论施复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施复亮是抗战胜利后宣传和提倡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他的中间路线的基本思想萌芽于二十年代，而明确揭橥中间路线则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尤其是在全面内战爆发以后。1945年12月，施复亮在《我的答案》一文中，首次提出“必须在国共两党以外形成一个进步的民主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其强大到举足重轻的地位，既可以做双方团结的桥梁，又可以做共同团结的基础”。〔1 〕该文是施复亮关于中间路线问题的最早论述。1946年7月，他又在《文汇报》发表了《何谓中间派》一文， 明确提出“中国的中间派，有它自己的社会基础、政治路线、对内对外的明确政策，以及对国共两党的独立态度”。〔2 〕该文中施复亮首次使用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这样的提法，并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对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作了比较明确的阐述。之后，他又在《时与文》、《观察》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更加系统地论述了他关于中间路线的理论。
施复亮关于中间路线的论述尽管很多，但概括起来就是要通过“和平的、渐进的”改良方式，在中国“建设一种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3〕本文拟从新民主主义政治、 新资本主义经济、兼亲苏美与调和国共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新民主主义政治
新民主主义政治是施复亮中间路线所要实现的政治目标。
关于民主政治的内涵，施复亮曾从多方面作过解释。这些解释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的内容。
①政治公开化，反对“秘密政治”，主张“一切公开出来让人民批评”，〔4〕“根据多数人民的意志来决定一国的政策。”〔5〕
②多党合作化，主张“各党共存，都能发展”，即允许一切党派“平等合法的存在和发展”，允许一切党派“有参与政治和争取政权的同等机会”，反对任何党派“享有政治的、法律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特权”。〔6〕
③军队国家化，反对用武力干涉政治，反对用武力“来维持或争取政权”。〔7〕
④思想多元化，反对统于一尊，“反对任何思想上的统制和清一色”。〔8〕
显然施复亮所理解的民主政治是一种理想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政治公开化、多党合法化、军队国家化和思想多元化正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所谓新民主主义政治，施复亮解释说，它“在形式上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许它成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独占的民主政治，必须把它变成多数平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进一步，且须变成为全体人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9〕它“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10 〕，主张“建立平民政权”。〔11〕在实现新民主主义政治、建立平民政权的过程中，施复亮提出“必须由民族企业家积极负起领导的责任，联合一切进步的民主势力来共同争取”。〔12〕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大变动的时代，由于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加上中国共产党人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所以当中国的历史走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13〕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在局部的中国开始变为现实。施复亮主张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其缺陷是不言而喻的。
在强调指出施复亮新民主义政治这一概念消极因素的同时，更应看到，当时的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下，施复亮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又包含了反帝反封建的色彩，包含了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争取人民的基本民主和自由的色彩，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不仅如此，由于施复亮在新民主主义政治中强调了基本民主的重要性，这更增添了他新民主主义政治的积极内涵。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同时也是现代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施复亮在主张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同时，强调提出了建立基本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与自由的积极意义。他指出，在一个近代国家，没有基本的民主与自由，人民“不能算一个近代国家的人民”〔14〕，也就是说，在民主这个问题上，施复亮更强调民主是现代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
所谓民主是现代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就是强调基本的民主政治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的价值构成，强调享有基本的民主权利是人成为现代人的政治前提。换句话说，在一个现代国家，离开了基本的民主政治，缺乏对基本的民主和自由的保障，人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不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人；只是奴隶意义上的人，不是独立意义上的人；只是专制意义下的人，不是自由意义上的人……，也可以说是缺乏现代意义上的人格。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所确认的人民有身体、居住、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结社、通讯、游行、示威、罢工等自由；人民无分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政治上、法律上一律平等；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等。这一切都是人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也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它是现代任何民主国家必须首先确认的。一个国家缺少基本的民主政治，就不是民主国家。人民失去了基本的民主权利，就不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人民。中国当时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剥夺了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针对这一现实，施复亮多次谴责国民党的一党统治，指出国民党政权“不但不曾具有民主的实质，甚至还没有具备民主的形式”〔15〕，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开放党禁，取消一党专政”〔16〕，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并把它提到关系中国人是否够作为现代意义上人的价值高度。这一认识无疑是积极的。
民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离开了民主的阶级性，抽象地谈超阶级的民主是一种错误。但离开了基本的民主，就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具有广泛的适用性。Democracy既属于资产阶级，同时也应或更应属于无产阶级， 属于社会主义。不仅如此，由于社会主义民主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扬弃，它应该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广泛、更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必须确认资产阶级所确立的人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并在这一基础上加以扩大和完善。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应该是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离开了民主政治，甚至离开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去谈无产阶级专政，如文革中高呼的“红色恐怖万岁”，根本上就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反动，是一种极端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对民主问题的一点思考。
二、新资本主义经济
在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施复亮主张建立一种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来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建设。
所谓新资本主义经济，施复亮解释说，它“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主张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优点，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工业化；在调整生产关系方面，主张尽量革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弊端，采用进步的社会政策，以保障劳动大众的职业和生活。”〔17〕
新资本主义经济是施复亮第三条经济路线的内容。它提出于抗战后期（1944年），是施复亮对战后中国经济建设道路的构想。他主张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分两步走，第一阶段“多多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点来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加速促进中国经济的工业化”，第二阶段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力谋矫正肃清其种种弊害，以达到人人经济地位平等的社会主义”，他把战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称为新资本主义阶段（也称民生主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称为社会主义阶段（也称民生主义第二阶段）。在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中，主张“和平地扬弃资本主义”。〔18〕
对于经济上的新资本主义阶段，施复亮明确指出，它“在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不过是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经济。”〔19〕它“不但不否定资本主义，而且还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20〕
新资本主义理论的提出包含了施复亮对中国经济前途的合理认识。施复亮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完成之后，“在经济上决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必然要经过一个中间阶段或过渡时期”，〔21〕也就是他所说的新资本主义经济阶段。他充分估量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中国实现的历史意义，指出“这不仅是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要求，同时也是历史的进步”。〔22〕
1945年毛泽东指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他明确提出“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并把那种否认战后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发展的主张称为“空谈和欺骗”。〔23〕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和施复亮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实现的价值评估几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但不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且还可以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此而言，施复亮关于在战后中国建立新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中国革命胜利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战后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
近代中国不是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抛开一个过渡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幻想。但正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的经济“除了原始形态的成分外，就不仅包括封建的、资本的构成部分，还有准社会主义的因素在其中起着积极的极其生动的作用”〔24〕。这种准社会主义的因素就是条件成熟的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成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建立一种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包含有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小手工业、小农业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避开经济上完全的资本主义阶段，逐步行向社会主义不能说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施复亮认识不到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25〕、主张在战后的中国建立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并明确提出新资本主义阶段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26〕。新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27〕，这不能不说是有点失之偏颇。
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就是施复亮理想中的未来中国的国家制度。它正是一种完美化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三、兼亲美苏与调和国共
和平、渐进的改良方法是实现施复亮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真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基本手段。这一手段在抗战胜利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施复亮又把它具体化为调和国共与兼亲美苏两个方面。
兼亲美苏，是施复亮等中间派的对外政策。它主张“对美苏两国采取同等亲善的政策，既不助美反苏，亦不助苏反美，始终保持着独立的精神，充作美苏合作的桥梁，决不作美苏冲突的牺牲品。”〔28〕
调和国共，是施复亮等中间派对内的基本政策。它主张对国共两党采取独立的态度，“决不笼统地反对国民党或共产党，也不盲目追随国民党或共产党。”〔29〕施复亮呼吁国共以外的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民盟的旗帜下，分别组织，联合行动，”〔30〕“造成中间派在国共之间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31〕
在国际上有美苏对立，国内有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对外兼亲美苏、对内调和国共，客观上就是中间派人士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一种反应，是中间派人士在这样的时局下求取生存，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的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经过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以后，广大人民希望得到家宁邦安的心情，体现了国际上美苏对立与国内国共之争之间的一种极其复杂的微妙联系。施复亮概括地提出这一原则，反应了他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对现实政治问题的敏锐观察力。
关于调和国共兼亲美苏这一原则的缺点与不足，齐卫平先生已在《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 期的《论施复亮与抗战胜利后的中间路线》一文中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言。对于施复亮中间路线的这些缺点和不足，笔者引施复亮1947年10月写的一篇文章中的论述作为我们今天评价中间路线时所应持的态度：
“每一篇文章都有它的主旨或中心思想，就是谈政治的文章，也不能篇篇都骂中美反动派或篇篇都恭维中共和苏联。假使那样的话，不但读的人会感觉讨厌，就是写的人也会感觉乏味。革命八股或民主八股是不会有多少人看的。即使一篇文章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只要那正面的作用超过反面的作用，在今天的情形之下（指在国民党的专制统制下——引者）也就可以勉强满意了。我们要谅解刊物和作者的处境，要替他们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在今天的环境之下，一个刊物发表一篇批评政府或不利于政府的文章，在作者和编者都是冒着生活、自由和生命的危险。”〔32〕
这就是客观的历史的态度，它应该成为我们评价中间路线的基本立足点。离开了这种态度，就容易犯施复亮所指出的吹毛求疵、断章取义、故入人罪等非科学的作法。中间路线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且不说建国以后一段时期内的大加挞伐，就是在今天一些评价中间路线的文章中，也仍有非客观态度的痕迹。齐卫平先生提出在评价中间路线时要充分注意中间队伍构成的复杂性和这个队伍的摇摆与分化两个特点。笔者认为，在整体评价中间路线时，更应注重中间路线的主流和中间阶层的主体倒向。
以一种客观的历史的态度对待施复亮的兼亲美苏、调和国共的原则，笔者侧重提出下列几个方面来探讨施复亮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1）对美苏认识不一样：施复亮指出， “苏联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强国”，“并不曾援助中国内战的一方助长中国的内战。”〔33〕与此相对照，他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根本上就是一种干涉政策。”他说：“中国内战的扩大和延长，美国政府实负有最重要的责任。”在主张兼亲美苏的同时，他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34〕
2）主张利用美国的资本和技术：据吴景超先生预测，40年代， 中国如要实现工业化，每年需工业化资本23亿美元，而当时国内所能提供的工业化资金最大程度每年不超过18亿美元〔35〕，差额每年有5 亿美元之巨。差额的补齐，只有靠外资。1944—1945年抗战还未结束时，施复亮就多次提出战后中国要充分利用美国的资本和技术来促进中国工业化的早日完成。1947年4月，他在提出兼亲美苏这一原则的同时， 再次提出“我们极端欢迎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并愿以相当的权益作交换，但须不损害国家的主权和国民经济的自立。”〔36〕
3）在内战的责任上， 认清了国民党当局是内战的发动者：施复亮指出“今天中国的局势，不是中共要根本打倒反动派，而是反动派要根本消灭中共”〔37〕，进而他提出“当进步的人民的政治力量受到反人民的反动派进攻的时候，绝对有用自己的力量防卫自己的权力。 ”〔38〕
4）在党派关系上，施复亮主张“跟左翼党派合作， 共同制止右翼党派的反动政治”〔39〕，并强调万一中间路线真正行不通时，中间派应该“支持并执行左翼的政治路线”。〔40〕
5 ）不根本反对暴力革命：施复亮虽然主张“采用渐进的改良的方法”去取得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但他同时又提出，当中间派发现反动派侵害和剥夺人民的基本民主和自由、绝无任何改良的机会时，要“毅然、绝然走上革命的道路”。〔41〕
施复亮中间路线中的积极因素是多方面，它构成了施复亮抗战胜利后政治思想的主流。笔者在此着重提出以上几个方面，只是为了说明他作为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战士的进步立场，说明施复亮在宣传兼亲美苏和调和国共这一原则的积极态度。他反复提出“在是非之间决不应中立，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也无法调和”〔42〕，强调“中间派只有向前进步才有生路”〔43〕。这表明他是站在有利于人民的立场上的，是中间偏左的。在当时两个中国命运的决斗中，他在国统区宣传中间路线，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伪国大、伪宪法，主张通过政治协商解决国共之间的纠纷，具有鲜明的争取人民的和平民主的进步色彩。
四、几点思考
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人人都有权利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抗日的烽烟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国基本爱国力量的一部分，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抗战胜利之后，他们从“中间派也是中国人，对于国内的任何政治问题都应当表示自己的意见”〔44〕这一角度出发，办报刊，写文章，造舆论，企图利用当时国际国内对他们空前有利的时机实现自己的理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应该说，这一切无可厚非。不仅如此，笔者认为，中国的中间派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如施复亮等，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反对封建主义，主张实行民主政治，建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要求相一致，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这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
在提出更进一步的看法之前，回顾历史、重新认识历史将有助于我们的思考。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 指出“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已经来临了。”中共“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10月9日， 毛泽东在回答英国记者甘贝尔提出的十二项问题时指出，中共对于“自由民主的中国”的解释是，“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定《双十协定》，确认“在蒋主席的领导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1946年1月26日， 国共和第三方面人士在政协会议中达成的《和平建国纲领》规定“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历史的记录是我们思考的依据。依据上述文献，笔者认为，承认国民党是全国第一大党，确认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在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下，建立以国民党为主体、包括共产党和民盟在内的联合政府，这是抗战胜利后一段时期内（1945，8-1946，6）中共的主要方针。对于这一方针，笔者附加两个方面的认识：
1 ）在这样的方针下建立起来的国家决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它最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2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是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一种否定，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否定，它虽然离开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方案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在当时，真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中国还是一种进步——它不仅有理论上的进步性，更有实践上的积极意义。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共在不放松自卫战争准备的同时采取这样的方针，不仅仅是为了揭穿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更是符合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以及人民要求的一种考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从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转到争取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一种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前提下的让步。
依据上述分析，笔者对中间路线提出以下的认识：
1 ）施复亮等中间派提出的中间路线表达了资产阶级要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良好愿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它基本上还属于一种进步思潮。施复亮等中间派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期内（1945，8-1946，6）最能为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派所接受；是在国共和谈与合作的情况下最有可能被国共双方所接受的一种进步方案。
2）在全面内战爆发以前， 施复亮等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宣传中间路线，在客观上配合了共产党人在和谈中对国民党的斗争，为中华民族避免内战、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做出了贡献。全面内战爆发后，他们坚持民主主义立场，反对内战，维护政协的路线，希望国共双方息兵言和，重新走回过去双方所同意的政协的道路，客观上构成了当时国统区反蒋民主阵线的一部分。因此，尽管施复亮等中间派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等问题上与中共有着明显的分歧，但这种分歧属于民主阵线内部的分歧，在民盟解散以前（1947年11月民盟解散），这些分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消极影响并不构成对革命的严重危害。
3）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的一个特殊阶级， 一方面它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矛盾、相对立，有着革命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它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又有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妥协的一面。但在整个民主革命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则是最主要的，它决定了在民主革命阶段，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和无产阶级相联合。在这种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提出自己政治和经济的要求是必然的。对于这些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加以慎重的考虑。在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的方针、政策必须照顾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不能超出它们所能接受的程度。
五、结论
所谓革命，就是通过暴力推翻旧的上层建筑，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所谓改良，就是通过和平、渐进的手段清除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革命与改良同属于手段，发展生产力才是目的。改良与革命都是不满足于现状，双方并不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朝着同一目标的努力。抗战胜利后，施复亮等人在中国宣传中间路线，主张改良，但并不反对革命，强调改良不成，只有革命。这表明在两个中国命运的决斗中，他们倾向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站在民主与革命的一方的。他们的理论中尽管有许多不足，甚至包含了一些错误，但仍无妨其中间路线进步的宏旨。
注释：
〔1〕施复亮《我的答案》，《新华日报》，1946年1月1日。
〔2〕〔8〕〔10〕〔28〕〔29〕〔42〕施复亮《何为中间派》，《文汇报》（上海），1946年7月14日。
〔3〕〔9〕〔17〕〔39〕施复亮《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时与文》第1卷1期，1947年3月14日。
〔4〕施复亮《国共谈判与重开政协》，《周报》46期，1946年7月19日。
〔5〕〔6〕〔31〕〔33〕〔36〕施复亮《中间路线与挽救危局》，《时与文》第1卷8期，1947年5月2日。
〔7〕〔12〕〔15〕〔16〕施复亮《论当前的经济危机》， 《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1期，1946年1月1日。
〔11〕〔20〕〔40〕〔43〕施复亮《再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文汇报》（上海），1947年4月13日。
〔13〕〔23〕〔25〕《毛泽东选集》一卷本975、961-962、613页。
〔14〕施复亮《从校场口到劝工大楼》，《文萃》第2卷19期， 1947年2月13日。
〔18〕施复亮《战后中国应取的经济政策》，《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4期，1944年9月15日。
〔19〕〔22〕〔27〕施复亮《战后中国经济建设中几个根本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3期，1945年7月1日。
〔21〕施复亮《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观察》第4卷21期， 1948年7月24日。
〔24〕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第31页，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版。
〔26〕施复亮《废除剥削与增加生产》，《观察》第4卷4期，1948年3月20日。
〔30〕施复亮《第三方面的组织问题》，《文汇报》（上海）， 1946年12月23日。
〔32〕施复亮《“中间路线没有实现的根据”吗？》，《时代批评》94期，1947年11月1日。
〔34〕施复亮《莫斯科与中国问题》，《时与文》第2卷23期， 1947年3月20日。
〔35〕吴景超《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新路》第1卷7期， 1948年6月26日。
〔37〕施复亮《论“共产主义的威胁”》，《时代批评》92期， 1947年10月1日。
〔38〕施复亮《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时与文》 第11卷5期，1947年4月1日。
〔41〕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观察》第3卷22期， 1948年1月24日。
〔44〕施复亮《中立、调和与中间派》，《文萃》第2卷12，13 期合刊，1947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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