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挑战——关于上海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上海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多次提到就业、社会保障、住房改革、社会治安、人口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重大社会发展问题。他在回顾过去5年的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后指出， 我们“在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矛盾和困难，工作中也有缺点和不足。”在列举了经济领域的问题后，江泽民同志指出：
“……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的状况人民群众还不满意，贪污腐化、奢侈浪费等现象仍在蔓延滋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问题较为严重；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地区发展差距还明显存在，城乡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等等。我们要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扎扎实实地加以解决。”
江泽民同志的这段话明确地告诫各级党政领导，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各类社会发展问题，并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保持经济繁荣的同时，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结合上海社会科学院近日完成的课题“上海‘九五’社会发展问题思考”，对上海在世纪之交面临的10个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可能采取的措施和对策作一扼要的讨论。※
为什么要重视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
如果要用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那么最常用的指标就是人均GNP。人均GNP确实可以比较概括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动态，也可以比较方便地用它来进行地区间和国家间的比较。就这一点来说， 目前还没有其他指标能够取代人均GNP。但人均GNP并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情况。例如，人均GNP并不能说明收入在国民中是如何分配的，或者说不能反映收入分布的不平等性。人均GNP 也不能反映环境污染或社会治安等与人民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但却没有包括在GNP的度量范围之内的福利指标。此外， 人均GNP 也无法反映人口老龄化和青少年教育等必将对今后经济发展的潜力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口社会指标。最后，在用人均GNP 进行国际比较时还会碰到汇率换算方面的问题。众所周知，如何把中国的人民币换算成美元在国际上就有许多争论。正因为人均GNP指标的上述缺陷，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早就致力于发展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在这些指标体系中，除了反映人均产出水平的GNP指标外， 通常还包括婴儿死亡率、人口的期望寿命和教育程度，以及自然资源和环境等指标。
可是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发展问题又往往不能得到及时的和足够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发展问题的某些特殊属性所造成的。首先，有些社会问题（例如生态环境问题）容易忽视，与局部（或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不一致有关。在经济学上，这种局部与整体利益不一致的现象被称为“外部效应”。例如污染企业生产过程中可对大气和水源造成严重污染，可是在一般情况下，由污染所带来的社会损失并没有计入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因此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这些污染企业的产量大于社会最优水平。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了。在我国，某些河流的严重污染，正是沿河某些地方只考虑局部利益而不顾整体利益，以邻为壑，盲目发展严重污染环境的产业的结果。我国某些地方对森林滥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河道淤积，洪涝灾害频仍，则是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例子。
其次，有些社会问题容易被忽视，与其影响的长期性和滞后性有关。例如发展教育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是它很难带来短期收益，如果少数地方政府只注重短期的经济回报，就容易注重对经济项目的投资，而忽视对基础教育、基础卫生保健等社会服务项目的投资。近年来常常看到某些地方挪用教育经费去搞经济开发，甚至搞房地产项目，结果长期拖欠教师薪金，以至发展到某些学校被迫关门的地步。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如果过分强调地方财政支配的财力与其创收能力挂钩，而忽视对地方的社会指标的考核，就比较容易发生这样的倾向。
再次，有些社会问题容易被忽视，是因为人们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往往比较注意政策的直接影响而容易忽视其间接影响，而有些社会问题正是与这种间接影响有关。例如我们为了解决医院的经济补偿问题，允许医院在出售药品时提取15%的加价。这种做法固然有效地减轻了财政对医院经费的负担，可是它的一个间接影响是医院普遍的过度用药。因为任何一个“理性”的医院都会通过多开药、开价格昂贵的药的办法来增加收入。其结果是医疗费用的急剧上升，许多企业不堪负担和职工医疗保障水平的下降。
以上列举的只是社会问题容易被忽视的一部分原因。这里的讨论只是为了说明，如果我们通过适当的政策措施，来减少以至消除这些原因，就能使社会问题得到更多的重视和解决得更好。
近年来，上海各级政府和公众对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如再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社区建设问题等都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是理论界对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广度来说，都远不及对于各类经济问题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社会科学院组织了由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人口学、宗教学等各领域的学者组成的“上海‘九五’社会发展问题课题组”，选取了关于上海人口、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收入分配、动拆迁、住房制度改革、社区建设、青少年、宗教和社会治安等10个专题作了研究。这些专题可以粗略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上海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第二类是有关上海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第三类则与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有关。下面我们对这三方面的问题作一个扼要的讨论。
有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人口变动、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问题都关系到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的重要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所发生的变化和政策的影响，往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滞后期才能显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政策和相应的研究都需要有充分的前瞻性。
人口问题 上海由于其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长期深入细致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超前于我国其他地区。其结果是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的负增长和人口的老龄化也超前于其他地区。从1993年开始， 上海在全国率先出现了户籍人口自然变动的负增长， 到1996年，上海地区的出生人数为6万余人，死亡人数为9万余人，人口赤字达3万人左右。1996年，上海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7%以上，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则达到11%以上，接近某些发达国家老年人口的比重。可以预料，上海人口的自然变动负增长和老龄化趋势将在今后长期持续下去。
上海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将直接影响上海本地劳动力的供给。上海本地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步放慢，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也将逐渐老化。在外来人口在上海的就业仍然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上海本地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又将对上海企业的劳动成本和它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上海社会养老基金和医疗基金的收支平衡，产生重大的长期影响。
除了自然变动外，人口变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的机械变动，即人口的净迁入。上海的净迁入人口又可分为迁入的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又称为“流动人口”）。目前上海每年迁入的户籍人口达到7 —8万人，比改革开放以前有了显著增长。但是相比之下， 流动人口的社会影响和规模都要大得多。外来劳动力为上海的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外来劳动力对上海经济发展可能的负面影响，例如对上海公共设施的压力，对上海本地失业率和犯罪率的影响，也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关注。可惜在这方面以实证数据为依据的科学分析还不多见，还需要我们作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将对上海今后的外来人口管理政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关于社会保障制度 上海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在深化改革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以有限的资源向城镇职工提供与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保障，同时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复盖范围，逐步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在企业改革不断深入和企业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上海的下岗待工和失业人数有所增加。如何在鼓励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和增强企业活力的前提下，为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创造条件，同时发展和完善上海的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尤其是保障某些特殊（如病残孤寡）人群和他们的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无疑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一些研究发现，上海大多数特困家庭都是与家庭成员的疾病和无力支付医疗费用有关。这在老人家庭中更为普遍。所以发展和完善上海的医疗保障制度也许是减少和消除城市贫困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关于上海的环境保护 “九五”期间，随着上海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和污染控制等形势的变化，环境污染的特点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统计资料表明上海的环境状况仍十分令人担忧，环境保护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环保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目前影响上海大气环境的主要污染是燃油车辆的尾气（约占2/3）和燃煤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烟尘（约占1/3），由于燃油车辆的快速增长，上海的大气污染还有加剧的可能。上海城市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建成高速、快捷的公共交通体系。对于私人交通工具，尤其是污染严重的助动车，要通过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来加以限制。对于这一点，需要政府的各个部门相互配合，尽量避免不协调的情况。
水污染防治的核心是节水和严格控制重金属污染物和有机污染物的排放，保护好饮用水的水源。上海要对污水处理进行危险性评价，只有根据危险性评价作出决策才能避免重大失误。有必要对上海的污水处理和出路乃至整个上海水资源的处理和保护在现有科学技术的基础上重新认真考虑，作出科学的战略决策，尽快建成百万吨级的城市污水处理厂。
政府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要尽快实行环境保护地方首长负责制，市、区、县政府根据环境保护规划，提出环境保护目标，定期检查落实情况，努力克服和避免政府的短期行为。同时，要加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建设，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工作。
经济投入是加强环境保护的基础。今后上海有必要将GNP的3—4 %用于环境保护投入，并长期保持下去。当然在增加投入的同时，要切实提高环保投资的效益，真正管好、用好环保资金。
环境政策包括命令控制型政策和环境经济政策。在继续强化以行政手段实施的命令控制型政策的同时，有必要更多地运用环境经济政策的行为激励功能和资金再分配功能，引导政策对象改变行为。“九五”期间上海要着重强化环境经济政策和补贴、收费、排污许可证上市交易、废物抵押金、“三同时”保证金、示范工程补贴等经济手段。
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
收入分配、动拆迁和住房制度改革都牵涉到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如何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如何在收入分配中真正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收入分配问题 实证数据表明，在“八五”期间上海居民基尼系数或以收入不平等指数来度量的收入差距正在拉大。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收入差距的拉大也许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这种收入差距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体现了个人社会贡献的大小；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不完善的体制或不正当的手段所造成的，需要加以控制，以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政策来加以调控。
对于1987年到1995年调查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呈上升趋势，年龄因素则出现相反的变化。在1987年，年龄越大收入越高，而在1995年，年龄和收入已无线性关系。职业声望对职业收入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新经济类型工作的人，其收入明显居高。回归分析的结果还表明，企业单位职工的收入在1991年高于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但到了1995年，则低于同类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有关分析还表明，目前影响上海在业者收入的各种因素变得越来越复杂。目前影响个人收入的除了传统经济学分析中决定分析的生产要素外，还包括了一些和经济活动有关的社会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一种多元的体系来分配收入。拥有或支配这些要素的不平等构成了个人或群体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
我们既不能用“大锅饭”体制下的心态和标准来看待收入差距的拉开，同时，又要充分把握差距的合理性和公平程度。为此，要加强有关各阶层实际收入的信息收集和统计工作，为有关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要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应该充分利用金融、审计、监察等手段减少各种不合理的收入，改革垄断行业和特种行业的高收入现象；加快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培育公平开放的劳动力资源市场；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对收入分配适当地加以调节。
动拆迁问题 在过去的几年中，也许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规模空前的动拆迁使上海的市容和居民生活都发生了沧桑巨变。从1991年8 月至1995年底的三年多时间内，上海有30余万家庭中的100 多万居民因市政建设或旧区改造而动迁，拆迁居住房屋1200余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由1990的6.6平方米提高至1995年的8平方米。
动迁工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例如有一部分动迁居民没有得到及时安置， 未能达到市政府规定动迁居民一次性安置率达60%和动迁居民自行过渡不超过12个月的要求。新建住宅区内商业、教育和医疗设施配套不足、交通不便和上下班通勤时间过长等也是困扰动迁居民的普遍问题。此外，动拆迁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动拆迁管理存在操作信息不透明和收益分配不尽合理等问题。
上海在1991年核定的365万平方米的危棚简屋，到1995 年底还剩下约180万平方米尚未改造。市政府已明确要在2000 年以前主要通过房地产开发和市政建设的办法改造完毕。市府有关部门制定了促进旧区改造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但是目前依靠房地产开发实施危棚简屋改造的操作办法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房地产开发商追求投资回报率的行为可能与市政建设的目标不一致。由于动迁费用与动迁地块的人口密度直接相关，而棚户区的人口密度一般比新式里弄的人口密度要高得多，所以出现了在动迁房结构中，棚户区的比重下降而新式里弄的比重却上升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改变目前危棚简屋改造的资金筹集办法，使开发地块的动迁费用与批租费用脱钩。可以考虑各区县成立土地基金，各地块的动迁费用从土地基金开支，出让地块所得收入则进入土地基金。与此同时，改变某些区属房产公司政企不分的现象，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此外，要从宏观上控制上海尤其是内环线内土地出让的总规模，防止其他地块与危棚简屋动迁地块争开发投资和争销售市场。
货币化安置是动拆迁与住房制度改革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利于减缓拆迁双方矛盾，加快拆迁进度，有利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公平竞争，应该大力推进。
住房问题 “八五”期间是建国以来上海的住房建设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实现了住宅竣工量大幅增长和市民人均居住水平的迅速提高。“八五”期间也是住房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绩的时期。上海在全国首创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公房提高租金和分配新房购买建设债券，向居民家庭以优惠价出售旧公房等。
“九五”期间上海在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提高公房租金是住房改革的重要内容。“九五”期间，住房租金支出占居民家庭收入每年提高二个百分点的目标是合理的。租金提高后，对于少数低收入家庭或其他需要救助的人可由所在单位或政府给予适当补助。同时应该继续出售旧公房，合理调整售价，使之能更确切地反映成本和地段差价。应该加快住房分配的货币化步伐。在实现住房分配商品化的同时，由政府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有补贴的保障性住房。根据上海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居民长期形成的消费习惯，对公房应提倡租房和购房并举。
政府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来降低住宅开发成本和售价，以增加对商品房的有效需求。这些措施可包括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一次收取为分年逐步收取，进一步规范和减少某些政府管理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对开发商的收费，进一步发展银行对居民购房的抵押贷款业务，个人购房款免交所得税等。
与精神文明建设直接相关的问题
社区建设、青少年教育、社会治安和宗教问题，都与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直接相关，也与上海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稳定直接相关。
关于社区建设 在改革过程中，许多原来由企业承担的社会功能正在从企业中分离出来，需要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上海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使传统家庭的部分功能如赡养老人的功能有所削弱，需要社会提供相应的服务来弥补。社区在环境卫生、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医疗保健服务、扶贫帮困和照料老年人等方面，都大有用武之地。
广大街道、里弄干部以及其他从事城市管理工作的干部通过艰苦努力，在社区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社区综合管理水平有了提高，社区服务初步形成网络，社会稳定工作得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党的建设不断深入，这些都为上海城市社区合理运行打下较为厚实的基础。
上海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工作虽然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仍然需要对上海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进行调整，构建新型的运行体系。除了已经实行的“纵向”管理体制调整，加强“街道”这一基层行政区在社区组织管理方面“责、权、利”的结合外，还需要从“横向”理顺“街道”与社区各种组织要素的相互关系，形成一种具有自治性的民间社会管理活动，让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充分参与社区组织管理。
目前社区建设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认真分析思考。例如关于街道经济与社区组织体制的关系问题。街道经济的发展为街道管理和社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然而，街道作为政府的一级基层办事机构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可能造成政企不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符。此外，街道办事处发展社会事业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街道经济的税收返回，造成街道掌握财源与街道的创收能力挂钩，而不是与街道的实际需要挂钩。这种情况可能促使街道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能够提高创收能力的经济活动上，而不是放在向街道居民提供社会服务上。在“条”向街道放权以后，需要研究如何规范街道收入与支出制度，增加其透明度，加强上级部门和广大群众对街道财务活动和其他活动的监督。
青少年问题 当代青少年是上海的未来。近年来上海的发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了广阔天地，但是在新的机遇面前也有许多新的挑战。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如何对青少年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近年来，上海青少年道德的主流是好的，但在部分青少年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道德素质较差的情况。例如过分看重个人利益而缺少社会责任感，斤斤计较报酬高低而缺少敬业精神；道德标准模糊，是非不分等等。导致青少年道德素质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家庭教育的功利性与盲目性，社会教育的多重性与矛盾性，以及学校教育的片面性和形式化。
当前为了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应该在教育工作中加强对青少年道德的教育，确定现阶段德育目标的层次性和有效性，实施“磨砺教育”、“学会负责教育”等德育教学模式；提高德育施教队伍的素质与示范性。当然，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会不断受到成年人社会的影响，促进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和加强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对青少年道德教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九五”期间正值上海从7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青年期。其早期成长过程形成的某些弱点在成人后是强化了还是弱化了，人们对他们的社会适应性存有疑虑。抽样调查发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具有某些优势。独生子女的实际文化程度及对提高文化程度的需求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更注重实现个人的价值及发挥个人的才干；独生子女对创造性的自我评估明显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进入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交往能力和职业适应性较差、社会责任心不强、消费行为需要引导。为此有必要加强青少年劳动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实施“以群治独”战略，把青少年活动纳入社区建设规划；完善成人仪式和成人意识教育，培养独生子女青少年社会责任意识。
青少年学业负担过重对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育带来不良影响，已经成为长期困扰教育界的一个社会顽症。尽管国家教委和上海市教委出台了多项基础教育结构改革措施，但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
为了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应该积极探索标志新世纪的教育模式，推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要改革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招生“一考定终身”的选拔办法，改变以升学率为核心的对学校和教师的评估标准体系，发展青少年心理健康社会支持系统，培养青少年经受挫折的忍耐力。同时应该改变高等教育单纯靠国家财政办学的局面，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办高等教育，实现高等教育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从而逐步增加青年进大学念书的机会，降低高等教育升学的竞争性。
近年来，上海未成年人犯罪形势十分严峻。破碎家庭的未成年人犯罪日益突出，女性未成年人犯罪、盗窃和团伙犯罪案件增加；“恶少”、“强索”类案件成为犯罪新类型。为了预防与减少上海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应该完善《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的配套方法，巩固和完善“教育、感化、挽救”的工作体系，专题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多发家庭、“危险假期”和青春期教育，建立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特别预防机制。
社会治安问题 近年来上海在改革开放和迈向以“一个龙头、三个中心”为目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进程中，社会治安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社会治安形势仍不容乐观，不仅刑事犯罪的发案总量持续升高，而且犯罪的规模也不断升级。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九五”期间上海社会治安工作力争在本世纪末基本形成与世界特大型城市相适应的预防、打击犯罪和社会治安控制机制，探索出一条特大城市稳定治安的成功之路。除了要从技术手段上初步实现公安管理手段的电脑化、网络化、现代化外，还要进一步提高公安干警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建立以新型警民关系为纽带和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社区警务新模式。
近年来在上海金融业迅速发展的同时，金融系统的诈骗犯罪也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当前金融诈骗犯罪具有某些新的特点，如犯罪数额巨大并有继续增长的趋势，犯罪人内外勾结共同作案并逐渐趋向组织化和国际化，犯罪手段趋向专业化和智能化等。
为了有力地制止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在宏观方面我们应建立包括立法、执法、教育、预防、技术体系在内的综合治理工程体系，在微观方面应针对贷款诈骗、信用卡诈骗、保险诈骗、票据诈骗、证券诈骗分别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和对策。
宗教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上海宗教获得了相对稳定和正常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日渐完善，上海宗教将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上海宗教在“九五”期间也面临若干问题，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近年来上海宗教与海外的联系也越来越多，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互相理解，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在进行国际友好交流活动的同时，应当加强有关我国宗教政策的宣传，同时对那些怀有政治目的的别有用心者，给于坚决回击。此外，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于海外新宗教的发展及传播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受商品经济发展影响，世俗化是世界宗教发展的一大趋势。上海宗教同样如此，宗教的世俗化将促进其与社会相适应，但过分的世俗化又会削弱宗教对教徒精神修行的指导作用，因此宗教的世俗化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培养和培育宗教界青年教职人员，将是“九五”期间上海的宗教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经过多年努力，上海宗教界在培养教职人员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不能满足今后发展的需要。培养优秀的青年一代宗教教职人员，应当选择有一定文化基础和宗教信仰的青年人。在教育方面，除了必要的宗教知识和文化知识外，还应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爱国主义教育，鼓励青年教职人员继承和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
关于非宗教活动场所中的活动问题，各教的具体问题不同，大致而言，佛、道教因与传统民俗关系密切而常常发生乱建寺庙的现象，道教存在散居道士的活动，基督教则存在家庭聚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有比较复杂的原因。只有通过深入细致工作，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作用，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更好地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以上所讨论的10个问题都是上海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问题，也是广大公众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当然上述问题不可能包罗上海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例如上面的讨论没有覆盖上海的再就业问题、妇女问题和家庭婚姻问题等。上海在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能否较好地解决所面临的这些社会发展问题，对上海社会经济的长期的和可持续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党的十五大精神的指引下，经过上海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切实解决好我们在世纪之交所面临的各类社会发展问题，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国际大都市。
注释：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九五’社会发展问题的思考”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课题在进行过程中并受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上海部分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和政府实际部门的领导对课题的研究大纲和早期成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课题的主要成果汇编于《上海跨世纪社会发展问题思考》一书中，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本文在引用书中的研究成果时，不再一一加以说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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