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供给制初探
★ 刘 倩
摘要 ：红军初创时期，在没有国家政权提供经费保障的情况下，废除薪饷制，实行带有战时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通过自筹经费、给养，以平均分配为原则，保障了官兵的日常消费，实现了官兵物质待遇上的基本平等。
关键词 ：土地革命 红军 供给制
A Probe into the Supply System of Red Army in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供给制，即指直接供给生活资料的一种平均分配的制度，带有战时共产主义分配的性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所创建的红军就实行供给制。
一、红军供给制的诞生
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率先废除了原国民党军队的薪饷制，实行供给制。他要求部队发零用钱、分“伙食尾子”（伙食费之节余），建立经济委员会或小组，管理部队伙食，每星期或每半月，经济委员会或小组要清算账目，做到经济公开。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也在赣南安远天心圩整顿时，倡导官兵应不计报酬为革命而奋斗。1928年3月10日，中央致电湘鄂赣三省委亦指出：“工农革命军的饷银制应取消，改为一切给养由公家供给另发零用费。”此后，各地红军相继实行了供给制，如1929年1月12日湘赣边界特委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即指出：“自平江暴动以后，无论官兵，每月发给光洋十二元，继续发都是一样，穿衣吃饭亦都是一样，以后至没有钱时，两月之久，一律不发，生活同艰苦，亦没有如何的了不得。现在的生活力求劳动化，每月的伙食决定一元五角，废除饷银制度，变为发零用钱。”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后勤工作·文献》（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9、21 页。
二、红军供给制的主要内容
红军的供给制，主要是在官兵待遇平等的原则下，保障吃饭、穿衣和零用钱等平均供给的制度。当时，中央乃至一些省委要求红军的生活水平应略高于当地一般的工农群众。如1932年1月《中革军委关于各项费用的性质、数目及限制规定的训令》指出，人员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1 角，供造饭买油、盐、柴、米、菜及买茶叶之用，高于苏区群众每人每日大洋约4～6 分。1932年3月9日，中革军委又下发《关于伙食费等问题的训令》，指出：“现各军驻在苏区，由三月九日起，每天发给伙食费一角五分。”可见，中央规定红军部队的伙食费较两月前又有很大增长。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亦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后勤工作·文献》（1），第136、18 页。 事实上，许多地区的红军难以做到，或不能完全做到。红4 军在井冈山斗争后期，被国民党军围困于根据地内，经费保障没有出路，生活十分困难，部队的油盐柴菜钱每人每月仅有1.5 元。穿衣更成问题，寒冬腊月，官兵还穿着单衣。这种困境迫使红4 军主力向外出击，寻找生存出路。部队转战到赣南、闽西后，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官兵每人每月的油盐柴菜钱提高到了4.5 元，并配发了2 套制式军装。其他地区的红军，也都竭尽全力设法保障吃、穿。1929年夏，鄂豫边红31 师官兵每人每月生活费约10 元；鄂西红军每人每月伙食费约1400 文；红5 军每人每月油盐柴菜钱约4 元。这一生活水平，普遍低于当地一般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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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建立在平均原则基础上的供给制，消除了旧军队官兵之间在物质待遇上的严重等级差别，从总司令到普通士兵，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发一样的零用钱，伤病时享受一样的医疗待遇。红军中流传的一副联语说得好：“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1 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第101 页。 ，这是对红军与国民党军官兵生活对比的真实写照。
三、红军供给制的分配原则
(3) 若μ,ν为伪对偶测度框架, 则SμSν为Rd上正定算子, 则由广义Cauchy-Swcharz不等式: ∀Rd(不妨x≠0),
发零用钱也是红军供给制的主要内容之一。红军废除了薪饷制，改为给官兵发一样多的零用钱，使他们有少量的洗衣、剃头、买草鞋等个人费用。这是红军官兵个人支配费用的唯一来源。各地红军从实际情况出发，有钱就发，没钱就不发，而且不同地区不同时期零用钱的标准也不一样。1929年夏，鄂豫边红31 师每人每月发5 元；鄂西红军和红5 军每人每月发3 元；红4 军在赣南、闽西期间最多时每人每月发5 元。一般情况下，红军每人每月所发的零用钱相当于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少者也有一半。应该说，这个数额在当时条件下是较高的。当不能保证发零用钱时，官兵们还可分得“伙食尾子”。如红4 军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士兵委员会参加伙食管理，经过开源节流，使伙食费有所节余，官兵们因此每人每月能分得六七十文钱的“伙食尾子”。
红军供给制以平均分配为原则。井冈山斗争时期，红4 军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5 分钱的伙食，发同额的零用钱。但平均不是绝对的，如伙食费，前方部队与后方部队及机关略有不同，根据1934年1月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重新规定红军供给标准的命令》规定：前方部队实行现品给养，每天每人发米1 斤6 两，扣大洋8 分，外加菜钱6 分，合计大洋1 角4 分。后方部队、机关实行现品给养，每天每人发米1 斤4 两，菜钱5 分，警卫连、防空排、运输队、学校，每人每日发米1斤6 两，菜钱5 分。负伤费，轻、重伤员所发也不一样，根据《关于重新规定红军供给标准的命令》规定：负伤者无论其为指挥员、战斗员，每重伤1 名发大洋6 元，轻伤1 名发大洋4 元。①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后勤工作·文献》（1），第284、289 页。 另外，红军还实行特殊的奖励政策。当时，各地红军普遍缺少技术人员，为鼓励地方或俘虏、投诚的国民党军队的医务、枪工等专业技术人员在红军工作，许多地区的红军给他们发放津贴费，每人每月高达大洋10 元②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后勤工作·文献》（1），第115 页。 。有些地区的红军为获得装备的补充，对缴获枪支者实行特殊奖励，如鄂西红军给带枪投奔红军的国民党军士兵以10 元奖励。红5 军规定，凡俘虏国民党兵1 人或缴获步枪1 支奖3 元，缴获手枪1 支奖5 元，缴获冲锋枪1 支奖30 元，缴获重机关枪1 挺奖150 元。这在当时可谓是重奖了。
四、红军供给制的物质保障
自筹经费、给养，是红军供给制的根本物质保障。红军的经费、给养在没有统一的国家政权供应的情况下，只能靠自行筹措。1927年10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转战到井冈山后，经费、给养发生了严重困难，毛泽东遂派部队到茶陵去筹款，指示部队要把筹款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分兵打土豪，没收土豪劣绅的不义之财。通过不断的筹款实践，红军逐渐形成了摊派、勒款、挖窖和罚款、捐款及没收等打土豪的有效方法。如1929年9月1日陈毅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所作《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指出，红4 军每月至少需要5 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他们筹款的秘诀有以下几种：一是城市筹款，即向商人摊派；二是对豪绅勒款，即对豪绅家产估价，然后按比例贴罚款条；三是挖窖，即许多豪绅将现款藏于地下，红军需搜查、挖掘；四是奖励来报告豪绅窝藏处或其地窖所在，按所得金额的百分比奖励他们，这样他们很踊跃来帮助红军。① 参见《陈毅军事文选》，1996年，第13 页。
随着根据地和游击区内土豪劣绅越打越少，红军筹款也越来越困难。为了保证基本的供给需求，红军改变了以打土豪为主的筹款方式，采取多法并举：一是在根据地内征收土地税。如《井冈山土地法》规定，土地税比例通常为收成的15%；有特殊困难者，可由苏维埃政府减至10%或5%，甚至免征。所征得的粮食作为红军的军粮。二是发行统一的苏维埃货币和革命公债。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立国家银行，为筹措革命战争经费，发行适当数量的货币，同时还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依靠苏区广大群众的力量，解决军队的财政困难。三是为保证对红军的粮食供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分别于1933年2月和1934年6月、7月发起了三次向苏区群众“借谷”运动。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的陈潭秋在1934年9月30日《秋收粮食动员的总结》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党与苏维埃曾经进行了三次的粮食战斗动员。这三次动员在党的正确领导与广大群众热烈拥护之下，都收到了光荣伟大的胜利，特别是秋收借谷运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定计划”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后勤工作·文献》（1），第409 页。 。通过上述筹措，基本满足了当时红军的供给需求。
五、红军供给制的规范要求
红军供给制是带有战时共产主义分配性质的制度，所筹物资、给养只能保障红军官兵基本吃、穿，不得有任何损毁、浪费的现象发生。1930年3月29日，红4 军针对当时各部队官兵对公家所发之被服（如军衣、军帽、夹被、袖章及米袋、子弹带等)、装具(如图囊、望远镜、钟表、自来水笔、马灯等)多不加以爱惜与保管，发布《关于爱惜公物的命令》。《命令》指出：“殊不知我军经济之来源，虽出之于豪绅、地主，然亦须知筹款之困难。为公家省一笔之开支，亦即为各官兵增一笔之零用。况行军日多，驻军日少，装具之购置、缝制、补充亦绝非易事。此后各部队主管官长，务须督责全体官、佐、兵、夫，注意公物之爱惜保管，不得任意撕毁抛弃。”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后勤工作·文献》（1），第38 页。 在提倡爱惜公物的同时，红军还规定了厉行节约，以“实行持久战略”，中革军委于1931年5月8日发布《关于节省经费的训令》，指出：“从即日起每日吃两餐，只发伙食费8 分，柴自己采，菜自己采一部分”；办公杂支费，“连及与连相等的机关，每月只发灯油费二元”，“师部以上各高级机关除灯油费外，得发少许纸张费，每个机关每月从三元起至八元止，按照至低限度的需要开支，总司令部不得超过八元”。除上述规定外，“过去各种开支，如挑夫费、药费、交通费、侦探费等项一律停发”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后勤工作·文献》（1），第63 页。 。严禁损毁、浪费的命令要求，保障了红军将点滴财力物力用于自身供给的需要。
总的说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建立起来的供给制，以平均分配为原则，通过厉行节约、爱惜公物，实现了官兵物质待遇上的基本平等，这对培养革命官兵团结一致、同甘共苦的精神，对正确处理人民军队的内部关系，激发广大官兵的革命热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供给制就成了人民军队后勤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坚持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一直沿用至建国初期改为工资制为止。
中图分类号 ：E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83-（2019）04-31-03
［作者简介］ 刘倩，陆军勤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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