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政治社会化方法塑造合格公民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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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公民是高度政治社会化了的人。社会成员只有政治社会化任务顺利完成了,才能在社会政治体系的认同上达到比较高度的一致,在政治行为中较好地遵循规范体系的要求。因此,政治社会化要解决的是怎样使人们齐心搞改革。在社会化研究过程中,人们根据社会化在不同领域里的内容,将社会化分为政治社会化、道德社会化、性角色社会化、再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等。政治社会化是指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适应、创造、再适应、再创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政治文化得以形成、维持和改变,个体政治自我得以完善,社会的政治精英得以成长,现实社会制度得以延续。西方学者从结构功能的角度上,把政治社会化看作是个人逐渐学会被现有政治制度接受和采用的规范、态度和行为的过程,是个人政治态度和信念形成的过程。

一、政治社会化的基本类型

(一)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适应和创造。

1.完全适应。人们完全按社会的舆论转,及时关注社会的政治方向,做社会的“政治顺从者”。从理论上讲,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是真实的政治顺从者,那么对于社会来说是件极大的好事,这样人们就能心往一处想,社会的整体行为驱力处于极大值状态,社会发展的速度当然加快,既有的制度就会通过展现出它的优越性而获得巩固和延续。对于社会的个体来说,由于他们能够自觉地去顺应政治生活,因此,他们的心灵也是相对宁静的,在政治生活中游刃有余。

2.在适应中创造。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对社会变革,尤其是社会政治变革不能够及时调整自己,很快适应。他们往往要经历一段时期的观望,对部分能理解的变革适应下来,而对不能理解的部分,总是试图去改变它们,在改变中创造出新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这种现象,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许多人试图躺在既有的价值观念上去享受现代文明。在政治生活中,他们有追求民主化的欲望,言语中表现出较高的参政热情,而实际上,他们把选举人民代表等活动视同儿戏,放弃或者轻视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是人们对变革中的事物不能接受,他们认为某些变革偏离了社会运行的正常轨道,试图用他们认同的观念对社会加以改造和修正,这种改造和修正如在正常的规律之下,则为社会的发展注入活力,若违背社会运行的自身规律,则成为阻力。在现实的生活中,他们有痛苦的一面,也有欢乐的一面,他们为社会新文明的涌现而欣慰,但也为社会中的许多事不平,为社会的命运担忧。因此,怎样去激发他们的政治热情,将他们创造的能量引导到为社会注入活力的轨道上,则成为方法中的难题。

3.纯创造。一些人对既有的社会政治体系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试图进行彻底重构,他们是现存社会的叛逆集团。显然,叛逆是阻碍现行社会发展的,对社会极为不利。因此,社会要动用它的各种保障和控制机构,将叛逆的破坏性降低到最小的限度。当然,否定也有它自身的作用,一方面,它迫使社会政治体系不断地完善自己,使之更加适合社会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否定有时会创造一种全新的政治体系,能更好地保障和引导社会的发展,这时,社会就只能通过革命来调整其自身的秩序。

(二)个人政治的自我完善。主要包括政治态度和信念的确定以及对领导集团所接纳的规范的认同。政治态度是一组持续的相互联系的信念,这些信念使个人对某种政治事物或情况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作出反应。由于态度决定了人们看待和反应政治现象的方式,是解释个体政治行为的一种工具,因此,政治社会化把人们政治态度的确立看作是一项重要的内容,通过对个人政治态度的改变来观察人们对新的社会变革的支持程度。只有当人们达到了对现存领导集团所接受的规范的认同,社会的政治生活才比较协调,人们的政治行为才能获得较好的整合。人的政治态度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认知水平。在已经高度发展了的现代社会中,简单的社会公开控制活动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因为人们已各具自己的特性(个性),所以,要使人们对社会政治体系表现出肯定的态度,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显得尤其重要,正如我们所知,在文盲的国家里不可能建立起民主政治,也不可能调动起人们的最大潜能。

(三)政治精英的成长,或者说领袖人物的选拔。不同的利益群体都会有自己的领袖人物,他们代表自己的群体表达意见,争夺利益。因此,造就良好的领袖人物的生长环境,建立合理的选拔机制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在社会大的动荡时期容易产生呼风唤雨的人物,但只有极少者能成为“一主沉浮”的历史英雄。在刚刚逝去的半个世纪中,人们已习惯于在“革命”和“造反”中推出领袖,青少年心目中的英雄也大多是乱世中产生的,而对于在一个已经执政近半个世纪的政党,他们的政治领袖是如何产生的,知之甚少,尤其是在大治之下,怎样造就领袖更缺乏了解。如果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体系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它的稳定必将潜伏重大的危机。

(四)政治文化的形成、维持或改变。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如何,取决于社会政治发展是渐变、质变还是部分质变。在社会经受重大变革时,整个国家的政治活动就要经历一场继续社会化。各种规范要重构,各种观念要更新,社会形成新的政治文化。继续社会化就是换脑筋,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当前,我国正在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其中问题很多、很复杂,如果不换脑筋,就会对改革中的成果不能正确评价,也不可能有新思路、新动作、新成果。总之,今天的中国是正在形成新的政治文化的中国,是发生了重大变革的中国。而当社会处于渐变时,人们的政治社会化就是对既有的价值体系的维护和适应,也就是对政治文化的维持。

当人们在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适应和创造中,不断地完善自我,造就时代的精英,维护和改变着政治文化时,那么,政治制度也就获得了巩固和延续。

二、政治社会化方法研究的主要理论

政治社会化的方法研究,自人类社会有了政治生活就已开始,到古希腊时期已成理论体系,尤以20世纪发展最为迅速,下面分两个阶段作点介绍。

(一)早期研究。政治社会化方法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的斯巴达军事专制式的政治社会化中。斯巴达用强制的方法使年轻人接受军事训练,迫使他们服从国家。而雅典则以民主政治的古典楷模著称于世,他们认为政治权威建立在公民的政治自由和平等上,对自己人(女人和奴隶除外)的政治社会化则采取参与选举和平等议事的方法。柏拉图的《理想国》为我们提供了统治者政治社会化方法的最早依据。他在《理想国》中,根据劳动分工需要和人的能力的明显差异的假设,认为社会由统治者、卫兵和手工艺者三类人组成,他们均参与理想国的生活。他认为,正义社会不能通过民主的道路去建立,而只能通过哲学家式的国王的统治。统治者政治社会化的方法就是培养他的劝导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通过严格系统的身体锻炼和在艺术、音乐,数学和哲学的教育中得到的。在柏拉图看来,劝导可以使公民接受社会秩序,使人民变成忠诚的公民。因此,他的论著也都是用劝导式的对话写成的,他也由此成为“对话艺术”的祖师爷。

政治社会化方法更为系统的理论在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和霍布士的《利维坦》中。马氏认为,人们不是由高尚的理想而是由邪恶的、怯懦的和自私的动机所驱使的,所以统治者必须通过威胁和残忍来实现自己的意志。霍布士同样把人看作是一种自私的存在,其基本目标是权力,为了得到生活的乐趣,提高自身的地位和自尊,人有权力欲,而要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就必然要对这些权力欲加以限制。此后,洛克把人看作是一种理性的存在,从教化的角度来阐述社会政治秩序的可能。卢梭则带着感伤主义的眼光去颂扬“自然状态”的美好时代,试图用绝对自由去规划文明社会的政治生活。

早期政治社会化的方法是作为政治学的一个极小部分出现的,其历史和阶段的特征,读者不难自明。值得注意的是:强制、民主参与、劝导、威胁、权力限制、教化等方法至今仍为我们所使用和借鉴,足见人类政治文明虽逾数千载,但其方法的变革依然如此简单!究其原因,所有的方法都试图解决一个问题:社会政治秩序何以可能。

(二)当代研究。政治社会化方法的当代研究比较活跃,形成了以下三种主要的理论:

1.政治心理学理论。〔1〕美国缅因大学的斯通教授在他的《政治心理学》一书中,从人的个性角度来研究政治社会化。他认为,政治社会化是对人的个性塑造。例如,他把个性中的性格结构划分为三个要素,即认知、认同和情感。自我认同的高低对政治行为要产生影响,自我认同高,表示他对既有政治制度的肯定和赞成,对政治行为的热情就高,事实上,这种影响来自于阶级地位。认知的差异也影响政治社会化,尤其是在绝对剥夺、相对剥夺的情况下,这种影响最为明显。情感的内倾和外倾影响政治社会化,有的人过多地注重修心齐身,对政治事务的关注较少,在自己设定的政治社会化模式中社会化。有的人注重把内在世界的完善放进外在世界的改造中,对社会的政治事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政治心理学还包括政治态度的习得与变化,专制者与民主者的气质差异,政治参与的热情度与个性、权力与个性能力、政治选择与态度等等。由于他从政治学和心理学交叉的领域来认识政治社会化,因此,他把政治社会化的方法当作个性完善的方法,把优化人的认知结构,提高人的自我认同,使人的情感外倾化作为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方法。

2.政治社会学理论。〔2〕政治社会学对政治社会化方法的研究主要分为三大部分:(1)政治角色扮演。政治角色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特定行为模式。这种角色是如何期待而形成的?人们应如何去确立自己的政治角色,怎样去扮演?角色理论是考察个体自身对政治事务的参与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政治角色的前提是对权力的认识。(2)权力。对权力的认识包括了解权力的理论框架和权力结构。场力论框架认为,权力是一种影响力;互动论框架认为,权力是参与者的相互关系;精英论框架认为,权力是政治名流的产生和维护。以研究权力分配关系模式的权力结构也形成三种主要模式。激进——民主模式认为,每个公民都是权力占有者,因为他们直接参与决策;而民主——多元模式认为,政治活动的最小单位不是个体公民,而是利益集团,因此,政治过程为利益集团通过相互作用而对权力进行分沾的过程;精英模式认为,权力结构是以上层政治名流的更替而转移的。(3)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的最终表现是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面很广,有选举、加入政治团体、关心政治事务等等。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与政治体系有关,与各利益集团的政治利益有关,也与政治领袖的影响力有关。

由于政治社会学对政治社会化的上述认识,形成了许多很有影响的政治社会化方法。例如连续和强化、合力方法、专门化机构、明示与暗示。

3.社会控制论理论。〔3〕这种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系统,它有对自身系统的稳定性要求。社会系统尽管是开放的,但社会系统的行为一般不对其本身的结构发生影响,因而,社会上的行动者的行为必须服从“在一个有约束的范围内的最佳选择理论的铁的法则”,必须以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为依据,任何破坏、阻碍社会良性运行的行为就要受到控制。因此,个人的政治社会化就是了解社会控制系统,知道在这个系统中什么时候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应该成为一个“规矩人”。

社会控制系统的秩序性要求人的行为规范化,你可以表达对总统的反对意见,但你必须服从总统的命令。社会允许多元理论存在,但只用一种理论指导社会运行,否则,少数积集了怨恨而又大胆和不顺从的人,将会破坏多数人宁静的幸福日子。

社会控制系统的超个人性表明:它代表社会的意志,它是超越于个人之上的社会神,它拥有社会的力量。它希望人们明了:不论你多么伟大,你仍是社会力量的玩物。个体不可以抗拒社会。所以,它的政治社会化要告知人们,社会秩序优先,社会是伟大的,个人是渺小的。

由于社会控制论对政治社会化的上述认识,它所采取政治社会化方法也与上面已介绍的不同,比较强调社会力量的作用。主要有:(1)舆论压力。舆论压力充分体现着社会控制的基本原则,通过奖励和制裁来实现对人的社会化。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的谴责和赞许就是生活的主宰。(2)法律控制。法律作为最专门化的高度精致完美的社会控制工具,它对有侵犯行为的人实行镇压,对危害家庭关系和忽视契约关系的人进行强制。由于法律制裁具有主动性、暴力性、广泛性和肉体处罚性,所以它也就对各种人产生几乎同等程度的影响。它们扮演的是压制人们的角色,因此,文明社会在不断地努力,试图减少它的威慑力量。然而,又因为它是社会秩序大厦不可动摇的基石,至今仍不能取消它。而且正是由于法律的威慑培养了人们行为的良好动机,使它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方法。(3)信仰控制。信仰是人们对某种宗教或主义等理想化的东西所表明的确信或尊重的稳定态度,是人们行动的准则。一方面,人们也认为信仰是自已的理想目的地,它在诱导和鼓舞着人的行为。正因为如此,社会才通过为人们建立信仰来进行人的政治社会化。另一方面建立信仰可以寻找认同群体,通过群体而获个人不能获得的利益。比如,没有信仰就无法组织政党,就不能形成左右社会的强大政治力量。在今日,信仰自身的那种超自然力量已越来越弱小,但由信仰而构成的许多社会力量则越来越强大。

三、政治社会化方法评介

政治社会化的方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类:一是以控制和专门化机构共同构成的强制型方法;二是以象征、教化等为主的明示诱导型方法;三是以对话、礼仪等为主的暗示艺术型方法。

(一)强制型方法评介。强制型方法是借助于社会和强权的力量,使社会化对象去完成社会为其规定的社会化任务,我们上面说到的舆论控制、法律控制、信仰控制等方法就是强制型方法。

之所以要实施强制型方法,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理性诱导和教化实施不能完全达到理想的目的,在实行社会控制和实现政治目标时所起的作用还是有限的,社会中的人们还不能完全绝对地妥善处理个人在社会中的关系,也不能自始至终正确地履行个人在社会中的义务,因此,应用强制方法在现实社会中还是十分必要。

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了,服从社会意志的自觉性也随着各自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愈加和谐而不断提高,但为了使人们有更加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环境,还必须要使用强制,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活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发布各种适当的强制性的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4〕强制的种类很多,有法律的、行政的、思想和行为的。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主要指人在政治社会化过程的思想和行为强制。

强制借助的力量,有物质的力量,包括武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有精神的力量,包括舆论、处分、批评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政治社会化中的强制方法主要借助社会强制力量。在强制型方法使用中,要注意针对不同的问题,选择适当的强制力量。

随着经济的腾飞,信仰控制日益削弱,作为一种暂时现象,可以理解,但对社会十分危险。因为信仰控制形成的强制是最高级和最稳定的强制,也是社会强制到不强制的最重要关节。因此,社会要想达到长治久安,达到高度的协调,还必须加强信仰强制。

(二)明示诱导型方法评介。明示诱导型方法是采用公开的,直接以政治教育为目的的诱导形式所进行政治社会化的方法,包括象征、连续与强化、政治参与等。

象征方法是以人们较常见的某种物体代表国家、政权或政党的某种伟大意义,通过人们对该物体的崇拜和敬仰,诱导人们支持国家政权或政党,如国旗、国徽、纪念章等。象征方法一般较适用于青少年的早期政治社会化,需要相对比较持久的时间才能达到政治社会化的目的。

连续与强化。如果个人就某个政治对象获得了一组前后连贯的信息,特别是当这些信息又涉及他们自已的活动时,他们就可能对该政治对象形成一套坚定不移的信念。因此,社会化机构应通过控制传播工具和学校来建立一种始终如一的强化模式,不可朝令夕改,使人们无所适应。

政治参与是最普通而广泛的明示诱导方法,它试图通过人们对政治活动的参与,诱导人们的政治热情,由此达到人的政治社会化目的。美国学者悉尼·维巴和诺曼·尼对人们政治参与的类型作过归纳,认为有12个方面:1.经常参加总统选举的投票;2.经常参加地方选举的投票;3.至少在一个组织里积极参与社区问题;4.为解决某些社区问题与别人一起工作;5.试图劝别人跟自己投一致的票;6.在选举期间为党或候选人积极工作;7.就某些争论或问题与地方官员接触过;8.在过去三年里至少参加了一次政治会议或集会;9.就某些争论或问题与州或国家一级官员接触过;10.为解决某些地方社区问题组成一个团体或组织;11.在竞选期间为党或候选人提供过经费;12.目前是政治俱乐部或政治组织的成员。

在我国,政治参与的内容和美国社会虽然有所不同,我们通过选举人民代表的形式间接参与政策制订,由于人民的利益和共产党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人民各自的日常工作就成为一种主要的政治参与形式。当然,美国社会中参与形式的划分也是我们进一步深入微观研究中可以借鉴的。

人们的政治参与程度,一般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文化水平较高、经济收入较好、职业地位较高的人,政治参与程度也高。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由于他们已经获得了当前的地位,有较高的政治功效感;第二,他们希望至少应维持现状,所以,他们对保护地位的政治秩序比较满意,对政治领袖有信任感;第三,他们认为自已是个人物了,说话能起点作用。反之,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对政治参与的程度也低。

政治参与是最常用而有效的诱导型政治社会化方法。参与政治的实践要求经常关心政治争论和政治潮流,反过来,在政治领域中进行的各种参与活动导致经常对政治事件的关心,如此往返,就大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政治热情。

由于政治参与程度受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且通过对不同形式的参与而表现出等级化特性,因此,我们在应用这一方法时,首先要选择好一个合理的社会经济地位标准体系,使绝大多数人都能获得“既有社会政治秩序给他们带来了较大的好处”这样的心理体验,从而认同和维持这一政治秩序。其次,要创造和改变人们的参与形式,使大多数人能有机会进入较高等级的参与活动,这样,我们的政治秩序才会更加稳定。

(三)暗示艺术型方法评介。暗示艺术型方法是借助教育、期望、理想、习俗、礼仪、文娱等手段,不以直接的政治教育为目的,而又艺术性的达到政治社会化的方法。

教育从形式上看是教人学文化,然而,文化恰恰就是政治社会化的核心——价值观念的抽象总和。因此,当我们认识“人民”、“红旗”、“共产党”等词时,我们也同时理解了他们的含义,我们在高昂雄壮的音乐声中学会歌唱“东方红”,而在我们心中却正在树立起一个伟大的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当我们被教育时,我们不是在“认字”,而是在“知了”世界。以社会期望去暗示人们进行政治社会化也是十分有效的。像“有教养的人不随地吐痰”、“在英格兰都人尽其责”这样的期望性口号,其暗示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社会的各种礼仪、习俗等对人们的政治社会化发生作用,因为它们是培养青少年道德观的基础。礼仪和习俗是社区和小群体组织的秩序护士,从对长者尊奉中使人们习得对权威的崇拜和养成服从的品格。习俗根据多种方式组织个人的生活,固定了社区甚至民族的全部习惯、语言、装束、娱乐、乐趣、目标和表达方式以及对待他人的态度。习俗成了一种自我约束的有力措施,孩童长大后的组织观念、戒律和秩序意向就是通过这种措施而长成的。

通过上述我们对暗示艺术型方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它有三个显著的特点:间接性、肯定性和变相强制性。这类方法使人们在愉快的活动中接受政治社会化,它是寓教于乐、抓日常性思想教育和坚持以表扬为主等方法的又一形式的表达,而且,由于它们更富艺术性,易于被人们接受,因此,它们将成为政治社会化方法体系中最具活力的部分。

注释:

〔1〕参见威廉·F·斯通著《政治心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胡杰译。

〔2〕参见奥勒姆《政治社会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阿尔蒙德等著《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3〕参见E·A罗斯著《社会控制》,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盖叶尔、佐文编《社会控制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第7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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