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的有效手段和公平尺度，高考不仅是一种大规模教育考试制度，而且是一项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制度。高考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既受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制约，又能动地促进和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对于高考改革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稳妥渐进地推行。
一、高考建立的政治与经济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为稳定全国政局，各高校仍沿袭旧制，实行单独招考。但时过不久就暴露出种种弊端，各高校新生质量参差不齐，新生入学报到率很低，且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为改变这一情况，教育部于1950年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要求各大行政区开始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1951年，各大行政区普遍实行联合招生，统一招生的规模迅速扩大。在连续实行两年大区统一招生的基础上，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全国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采取统一领导与分省、市、自治区办理相结合的招生办法。经过三年过渡期，统一高考制度这一现代教育的创举应运而生。
由此可见，统一高考制度的建立决非一日之功，而是从民国时期的统一招考、联合招考和过渡时期的联合招考制度一步步发展而来。它是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完成了量变的积累之后实现的质的飞跃，并沿用和发展至今。从外部因素看，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可以说是统一高考建立的重要历史契机。1952年7月21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实现一九五二年培养国家建设干部计划的指示》，强调指出各地高等学校严格实行统一招生，是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同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各条战线培养大量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成为当务之急。经验证明，统一招考能使高等学校招收到合格、足额的后备人才。因此在高等教育尚十分薄弱的情况下，统一招生制度成了快速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公平而高效地选拔和培养各条战线合格人才的最佳选择。此外，1952年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院系调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1952年下半年，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对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整。为使调整后的各类院校能招收到合格足额的新生，巩固全国范围内高等教育重新布局的成果，也亟需加强高等学校招生的计划性。由此可见，正是上述政治、经济建设的需要和教育结构的调整等外部因素，使得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在1952年得以建立，并被赋予鲜明的时代性。从内部因素看，统一高考制度的出现受考试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的驱使，同时也受传统文化对现代考试制度的影响。从经济效益和保证考试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来看，统一考试比各校单独招考都要高效的多。所以，统一高考既是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又有传统考试文化的影响；既受制于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又受制于高等教育和考试自身的发展规律。
实行这一制度在当时来说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统一标准，有利于考生间的公平竞争，有利于各校招生数量、质量的平衡。这一制度虽非计划经济的产物，但确实与当时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它对新中国建设初期需要培养大批的专业人才和领导干部，对于巩固和维护新政权，稳定秩序和繁荣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政治变迁中的高考制度
高考制度从其诞生之日起到逐步发展壮大乃至牢牢扎根于中国社会，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跌宕起伏的政治洪流中一波三折，曲折前进。高考制度与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政治领域中的风云突变时常影响到这一极度敏感的制度。而高考制度经历的重大变革，也往往是政治、经济领域发生重大转折的反映。
1956年，在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高考制度在这一良好的政治环境中茁壮成长，迅速发展和完善起来。1957年，全国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导致了对1957年以前高考的错误评价，严重干扰了1958年的高考。1958年7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在招生机构中，各级招生机构和高等学校没有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没有政治挂帅，有严重脱离政治的倾向，不是以政治质量为首要条件，结合政治条件和学业成绩择优录取新生，而是单独按照学科考试成绩高低依次录取。政治考试的方向也不明确，脱离了现实斗争，思想性不强，确有鼓励青年死啃书本的现象。这些都是错误的。”这基本上否定了高考的正确路线和主要成绩。于是1958年的招生和考试工作就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改全国统一考试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考试，改变大区组织录取为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录取；其次，规定招生考试应该主要考政治，同时也考文化程度，降低了文化考核在录取中的关键地位；最后，对于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和老干部速成中学毕业生，采取保送入学的办法。这些做法最终导致新生质量的严重下降。那次高考受挫完全是政治运动的结果，是左倾错误路线第一次严重干扰高考制度，使社会政治身份开始取代文化考核成为大学入学的主要标准，为以后乃至“文革”中批判、废止高考埋下了伏笔。
1961年后，国际上出现“反修正主义”之风，而这时又正是我国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时期。1962年后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高考遇到了空前的困难，高中毕业生增加，高考录取率大幅下降，达到文革前的最低谷27.43%。为此，社会各界对高考责难之声纷至沓来。人们开始攻击和批评“片面追求升学率”、高考作弊、走后门等现象。左倾势力则趁机发出“实行考试与推荐相结合，进一步贯彻阶级路线”的言论，以此来贬低考试，突出政治。围绕这些问题，人们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争论。从本质上说，这些争论是各种政治势力在教育领域斗争的充分体现，也随高考不断发展，同时也是高考的利弊得失在充分暴露后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其实，高中毕业生增加、高考录取率下降、竞争激烈程度的提高等问题不是高考本身所造成的，而是高等教育规模和当时干部体制的限制所造成的。但少数人正是利用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误解，以此作为抨击高考制度的武器。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而高考作为“教育革命”的“突破口”，理所当然地成为“四人帮”攻击的首要目标。他们借口“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激烈”，“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架”（注：杨学为.高考四十年.中国考试.1997.1.）等，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以彻底改革招生制度。令人痛心的是由此高校停止招生整整历时六年，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和高考制度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高考制度完全沦为政治斗争无辜的牺牲品。实践证明，取消高考代之以完全“推荐”的形式，是极端错误的，所造成的恶果首先是耽误了一代青年的教育，使中国科技和学术人才在年龄段上出现断层，拉大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使国家一度沦为世界科技潮流的落伍者。（注：胡中锋等.我国高考的回顾与反思——兼论构想“新高考制度”的出发点.江西教育科研.1997.(4).）这是荒唐愚昧时代留下的惨痛教训。
1977年6月，教育部在太原召开了招生工作会议，但这次会议没有根本改变“四人帮”以政治标准为主的招考办法。同年8月教育部再次于北京召开招生工作会议，“左”倾错误思想开始被扭转。会议争论非常激烈，会期长达45天，是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会议。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干预下，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三来三去”、“政治挂帅”等招生办法被废止，“文革”前行之有效的招生政策得以恢复。恢复高考的消息一经传开，广大群众，特别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正如有的群众说，恢复高考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注：杨学为.恢复高考二十年——兼论高考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中国考试改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恢复高考是在粉碎“四人帮”这个大的政治背景下被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而实行的重大举措。恢复高考不仅提升了高等教育质量，而且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走上健康的轨道。同时还应看到，高考是在“两个凡是”还没有被打破的情况下恢复的，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成为粉碎“左”的思想，破除“两个凡是”的典型代表。它不仅是粉碎“四人帮”在教育领域的充分反映和体现，更是奏响了破除“两个估计”的陈旧思想、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序曲。所以，高考改革不仅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而且也会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政治生活，两者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三、高考改革应考虑政治经济因素
高考不仅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点，也是高等学校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对高校选拔新生，以及中学的教育和教学均具有调节与指挥作用，并承担着整合教育系统、维系社会稳定的重任，因而历来是中国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近几年来，尽管我们在高考科目改革、内容改革和形式改革中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社会对高考的非议和责难之声仍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究其原因，高考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与人们自身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因此高考改革应在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教育等一系列因素的基础上，稳妥渐进地推行。
1.高考改革应顾及社会政治影响
高考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团结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在全国采用相同的考试内容、考试形式和考试时间，使全国各地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有利于各地文化的交流融合。（注：刘海峰.为什么要坚持统一高考.上海高教研究.1997.(5).）高考选才还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中国传统社会的科举制度正是通过考试实现了社会流动，而被喻为“现代科举”的高考制度无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加强化和凸显了这一功能。它有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在一定意义上起到调控教育秩序与优化社会风气的作用，只要政策制定得当，高考在一定程度上对消除城乡差异和解决地区差距也能起到积极作用。
近年来，倾斜的高考分数线已经严重地危害到教育公平而成为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后期，高考录取分数线随着竞争的加剧和录取率差距的加大而越来越向京、津、沪等几个主要城市倾斜，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激烈的争论。质疑高考公平的声音越来越大，而极力主张实行全国统一录取的意见也多次在“两会”中出现。但这种强调全国录取分数线“一刀切”的意见也不尽合理，如果不顾各地经济教育水平发展的巨大差异而盲目地追求教育公平，势必带来新的地区不公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教育资源严重不均的因素外，还与国家实行的对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和中部高考大省竞争日趋激烈有关，也与京、津、沪等中心城市多年来经济和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扩大本市招生规模有关。若单纯追求考试公平，势必会造成发达地区和边远省区之间更大的不平衡，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动荡而影响政治稳定。所以，现代高考作为一种受制于社会、政治的教育考试制度，在追求考试公平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到区域公平。（注：郑若玲.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高考录取中的两难选择.高等教育研究.2001.(11).）解决这一问题难度很大，必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因素的制约。面对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这个两难选择，我们不能轻易地舍此顾彼，而应在综合考虑政治、经济、人口诸因素的基础上，求取相对公平的最大值。
具有公平性和客观性的高考作为选拔人才的“量才尺”，它摒弃了权力、出身和人际关系对选才的干扰，保证了个人凭才学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也正是这种公平性和公正性，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团结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公平竞争的考试制度才能广泛调动人们求学的积极性，才能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进而推动社会发展。毫无疑问，“公平”理应是高考制度的核心，高考改革则应尽量科学公正。在“有利于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扩大”这一高考改革的主导思想下，高校的招生自主权渐趋增大。这对高校自主地选拔合格新生有重要意义，但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人情因素的严重侵扰。某些大学的招生机动指标在一定程度成了“走后门”的条件。还有近年来的高校保送生制度也是弊端丛生、漏洞百出，成为滋生教育腐败的温床。众所周知，平等参与是高考竞争的铁律，采取坚决行动制止和杜绝招生录取中的流弊与“黑洞”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高考改革还在朝多样化方向发展，一些直辖市和部分省份作为改革试点，从全国统一高考中脱离出来单独命题。如果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走向单独命题，放弃全国统一高考，便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使是像美国那样各州独立性很强的联邦国家，各大学还普遍采用学术能力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简称SAT）和美国高校测验（Ameriean College Test，简称ACT）的分数作为录取新生的依据之一，而且以两种全国统一的考试成绩、录取新生的测验分数，还成为美国大学排行榜的一项重要评估指标。倘若中国各省市高考都各自为政，就可能出现高考分数比美国还更少可比性的情况，那可真是过犹不及。在当今俄罗斯、美国高校招生都出现逐渐朝统一考试方向演变趋势的情况下，中国的高考改革似有必要考虑高考成绩的可比性，考虑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为了兼顾统一性与多样化，从长计议，可以规划采用全国统一测试之后各大学再进行单独招考的模式。
2.高考改革应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高考改革与经济发展也是休戚相关，密不可分的。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归根到底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任何脱离经济基础的高考改革都注定逃脱不了失败的厄运。高考制度是通过促进人力资源转化为能使经济效益成倍增长的人力资本来推进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恢复高考以来所取得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就是对高考这一经济功能所做的最好注脚。
统一高考将原先各校单考中共性的东西集中起来，在经济方面，可节约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对广大考生来说也是有益的。但单独招考往往要求考生到报考院校去应试，尤其当一名考生要报考多所院校的话，必然要东奔西跑穷于应试，十分不便。对一些偏远地区的考生而言，昂贵的交通费会使他们望而却步，许多人即使有深造前途，也只好报考当地的高校。1952年中国走上统一高考之路的一大优点便是方便考生，考生在本地一次报考可以选报多个志愿，高校也避免了招生不足额和报到率低的情况出现。当然，统一高考确有统得过死、个性不足的问题，许多人都希望招生考试能够考出特色。民国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高校采取单独招生考试，不少名牌大学的招生考试试卷各具特色，让一些当代学者追慕怀想不已。如果像美国、日本等国那样，多数高校在参考全国统一测试分数之后，再让考生到校参加具有自身特色的第二次考试，或许效果更佳。然而实行此种招考模式需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只有在交通较为便捷、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先行试点，在不致使家境清寒的边远地区考生无法与考的情况（民国时期便多有此情况）下，才能推行此制。不过，以目前的经济和交通条件，多数省区二时还难以实行这种两次高考模式。（注：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两难选择.教育研究.2002.(2).）我国台湾今年实行的大学多元入学新方案，采用招考分离、推荐甄选和申请入学的改革措施，而申请入学和报考多所院校需缴交给各高校的费用，远比原联考制度下的报考费用高得多。对此，已有学者提出尖锐的质疑。因此高考改革既要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因素，又要掌握好改革推进的速度和火候。
另外，不像私立大学经费自筹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在招生方面可以根据需要特殊照顾某些特定对象，国立公办大学为全民所有，经费来自全国或全省市的纳税人，招生自主权应有一定制约，招生名额应向所有公民开放，实行公平竞争。因此实行统一考试，实行招生指标分配是合理的。当然，统一高考制度确有不少缺失，但并不是可以轻易废弃的过时旧物。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有的人站在批判考试弊端的立场上，全盘否定现有考试制度的长处，这无异于英国产业革命初期毁坏机器的运动。文明所带来的弊害不是通过消灭文明来消除，而应是更好地利用文明。”（注：国家教育委员会考试中心.美日法人才选拔与考试方法.人民邮电出版社.1994.(59).）
总之，高考作为教育和外界联系的重要桥梁，自高考诞生之日起，就与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密不可分割，已经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影响到社会各界的利益并受到广泛关注。因此，高考制度的改革要充分考虑到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作用，万不可轻率行事，只能在全面研究和长期规划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