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院校分层：一种社会阶层分析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院校论文,视角论文,社会阶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阶级或阶层分析，① 是学者们讨论公平问题时的一个重要考量，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各自对阶级观念的论述。② 纵观高等教育领域，基于社会阶层而存在的学生差异也一直都是教育社会学者们在分析不公平现象时的一个重要的常见视角。近些年来，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从社会阶层的视角，对不同院校之间存在的分层现象进行解释，这使得学界对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公平现象加深了认识。不过，社会阶层的分类原则及其表现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在中国，由社会阶层而引起的高等院校分层现象，其表现跟美、英等国肯定有所不同。本文正是以社会阶层作为分析视角，力求从相关文献中去归纳、对比美国、英国和中国存在的高等院校分层现象，从而总结出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
一、美国基于社会阶层而存在的高等院校分层现状
在阐述西方文献之前，笔者觉得有必要对西方社会阶层做一些说明。对社会阶层一词，不同学者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格伦斯基（Grusky）在论及社会分层时，曾总结了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多种论述有关社会阶层应如何划分的理论，不同的学者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荣誉、公民和个人等角度对处于不同社会结构的阶层人员进行了划分。[1]笔者本人比较认同马克斯·韦伯的阶级划分观点。[2]纵观西方学术界的讨论，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社会阶层，即是指某一群拥有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所对应的，具有相同政治、经济目标和利益的人，③ 社会阶层其实是一个反映了等级差别的群体概念。
一直以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向来都被认为是完成社会流动的主要阶梯，[3]许多美国学者的研究，都分析了基于不同种族、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学生在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不公平。但有学者指出，近年来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内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性别间不公平这些年来正在迅速地消失，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甚至比男性还要好。[4]种族间不公平也因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等的积极歧视政策的实施而有了巨大改进，但是基于社会阶层而存在的不公平却在过去几十年间没有任何改观。[5]
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在高等教育领域所面临的不公平，首先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取得方面。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后，那种基于社会阶层而存在的学生差异开始表现为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取上，或者说是表现在一种院校分层的体制上。早在30多年前，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在分析美国60、70年代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的迅猛发展后就指出，整个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呈现出了一个以社会阶层为主的所谓按成绩分类（Tracking System）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劳工阶层子女虽得以进入高等教育系统，但他们大都去了大学系统的最底层——两年制社区学院。而同时，中上层社会阶层子女大都去了四年制名牌大学。这是发生在美国中的社会高等教育“双轨制”，也表明人类社会仍然存在社会阶层不平等。[6]
卡拉贝尔在70年代分析的不公平现象时至今日仍广泛存在。在美国社会中那些学费最高昂、筛选最严格、实力最强的一批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中，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比例总是少得可怜。鲍恩（Bowen）等人依据全美人口普查区分法（即按照收入水平，把全美25％的家庭各自归入四个收入水平不同但数量相等的群体，即：底层四分之一群体、四分第二收入群体、四分第三收入群体和顶层四分之一收入群体），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1995年入学5所常青藤院校、10所艺术学院和4所排名比较靠前的州立大学的18000名美国本土学生的追踪数据，发现这些精英院校中只有10－11％的学生来自收入底层四分之一的家庭（指人均年收入低于25000美元的家庭）。[7]
从毕业率看，来自底层四分之一的学生的毕业率为84.4％，而来自顶层四分之一的学生的毕业率为87.6％；[8]从毕业后的收入来看，从低到高的，来自四个群体的学生刚毕业时的年收入分别是67490美元、75010美元、73614美元和85842美元。[9]鲍恩等人的研究非但证实了基于社会阶层间不公平在高等院校的存在，而且还提示我们，即使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能进入到精英大学，但较低的社会阶层的出身对他们日后的发展仍然是影响巨大的，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接受完同样质量的高等教育后，其毕业后取得的年收入比他们那些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同伴少18000美元。
佩鲁奇（Perrucci）和威桑（Wysong）的研究则总结了当代美国高等教育制度中基于社会阶层而产生分层的不公平性。他们认为美国的大学的分层已十分严重：在全美3500所高等院校中，40％的院校是社区学院，剩余的60％是四年制本科，而后者中绝大部分都是非精英院校。在美国有大约有200所的院校可以被称为精英大学。这些院校产生了大部分的博士学位，位居此列的包括所谓的常青藤名校（Ivy League）、十大联盟（Big Ten）高校和一些艺术学院。精英大学与其他的非精英大学、社区学院组成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双层体制（Two-tiered system），这种体制和大学前的中学教育、研究院的教育、未来的社会和职业地位获得都一贯相通。那些中下社会阶层的学生从中学开始，只能就读于质量一般的中学，他们中大多人最终去了那些非精英的大学和社区学院。总体而言，他们毕业后的收入与社会地位和就读于精英大学的中上社会阶层学生比要差很多。[10]
近些年，精英院校的这种高选拔性体现得更加明显了。来自2008年的数据显示，美国精英大学的申请者众多和录取率之低都创下了历史纪录：当年哈佛大学有27462个申请者，录取率却只有7.2％；耶鲁大学有22813个申请者，录取率也只有8.2％；而普林斯顿的申请者为21369个，录取率仅为9.3％。[11]顶级精英大学的高竞争性，使得它们招收了更多的来自家庭背景良好的社会精英群体的学生。如卡拉贝尔最近的研究显示，在普林斯顿，属于最不富裕的50％美国人（以1997年的年收入40000美元一年为计）的群体中的学生居然只占普林斯顿新生的10％不到；而哈佛这一比例是12％；耶鲁没有相关数据，但是在2001年，只有8％的耶鲁新生来自父母两人都没有上过大学的群体。[12]基于社会阶层因素而存在的院校分层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
二、英国基于社会阶层而存在的高等院校分层现状
和美国相比，英国的社会分层更加严重。在英国，阶级的划分常常是以职业地位和工作性质为依据的。例如，常见的六阶层划分，即把全英人口划分为以下六个阶层：专业阶层、中等阶层、非手工技术阶层、手工技术阶层、部分技术阶层和无技术阶层④。这种以职业地位为划分的人群一般来说都有比较稳定的人员组成结构。
在英国，基于社会阶层而出现的分层不仅存在于高等教育，也存在于中等教育。因为以高额学费和优质教育著称虽为数不多，但这类中学主要招收来自社会上层的学生，尽管他们也提供奖学金给予极少数来自底层的学生。私立中学的目的旨在培养其学生成为未来的政治家和绅士。这些中学的毕业生大多数均能在普通教育高级证书（A-level）考试中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能进入英国最顶尖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现今的英国，许多高级公务员、商业和职业领导者多毕业于这些私立中学。[13]与私立中学对应的则是为数众多的公立的文法学校和综合学校，这类学校改造于历史上的现代学校和技术学校。其实，大多数的英国中学生进入的都是这类公立学校，这当然也包括了大量来自劳工阶层的学生。
英国中学中存在的严重的社会分层直接影响到了高等教育的分层。尽管英国大学入学率在近些年来急剧上升，但以社会阶层为因素而产生的分层也体现在学生所进入的不同类型的大学上。在英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职业的和非学院的高等教育，事实上在接纳许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14]而竞争性更强的学位教育则招收更多来自中上社会阶层的学生。例如，加林多－卢埃达（Galindo-Rueda）等人的研究发现，大约有四分之三的接受大学学位教育的学生来自专业人士阶层，而只有14％的学生来自无技术人士阶层。[15]有学者指出，大学入学机会的增多使得优质中学成为学生提前进行竞争的场所，许多私立的名牌中学的入学竞争开始变得异常激烈。[16]
近年来，随着英国高等院校的扩招，不同院校的社会阶层分层变得更加突出。例如，在许多声望较好的名牌大学里，来自劳工阶层的学生与其人口比例相比明显偏少，而且有数据表明，这种基于社会阶层出身而产生的分层与过去相比更加明显了。[17]
波利瓦（Boliver）在分析全英2001－2002学年的本科生入学统计的基础上，把英国的大学简单地按照办学实力强弱从高到低分为三类，位于顶层的是包括剑桥和牛津在内的号称为罗素联盟（Russell Group）高校，这类学校有19所，基本涵括了英国实力最强的研究型大学；⑤ 位居中间的是传统的老牌名校（old universities）；而处在最后的则是1992年后改造的新的大学。波利瓦的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进入不同层次高等院校的机会是不同的。如来自顶层的专业阶层家庭的学生和管理阶层家庭的学生，其所对应人群占全英人口比例虽然只为7.8％和32.6％，但他们在罗素联盟高校中学生比例却高达22.2％和44.6％，在传统高校中的比例也有14.4％和41％；而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的情况则完全不一样，如来自手工技术阶层的学生所对应的全英人群比例是31％，但其在前两层高校的学生比例不过分别是10.6％和14.1％，即使在新的大学，其比例也不过为16.7％；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半、无技术阶层，其占人口比例达到17％，但这个群体却只占罗素联盟高校和传统的大学的学生人数的5.2％和7.6％，而在新的大学中，其比例也仅为10.5％。[18]
再来看牛津大学的数据，2001－2002学年，来自专业和管理阶层的学生占了牛津大学入学新生的78.7％，而他们当年的人口比例不过是40.4％；占全英人口48％的手工阶层却只占牛津大学新生总数的8.7％。[19]来自社会上层的职业和管理两阶层学生几乎占据了牛津大学学生的八成席位，称牛津大学为中上阶层者的大学一点都不为过。另外，在牛津大学的新生中，有43.2％的学生毕业于私立学校，但这些学生仅占当年全英大学申请入学学生的9.3％。由此可见，私立中学在高等教育分层中所起到的重要的分流作用。[20]
总体而言，英国的高等教育也是一个依社会阶层而高度分层的系统，里斯伍德（Leathwood）对此有精辟看法。他指出，在英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高等教育体制。一种是位于上层的以牛津和剑桥为首的精英大学，这些大学可被称呼为“古老的大学”，它们一般都有悠久的办学历史，在国际上有很好的声誉，以研究型为主，强调基础学科的研究，入学竞争非常激烈，收费自然也很高；而另外一种则是以1992年后的由原来的工业学院升格为大学的院校为主的“现代大学”。这类学校入学相对容易，以教学型为主，强调职业和专业的应用研究，它们也把自己的使命更多地定位为某些社区和地区服务。两种类型的学校的学生组成是不同的，前者更多地招收那些来自中上阶层的学生，而后者的生源更多地来自中下阶层。[21]
近几年来，英国这些精英大学招收来自中下阶层学生有减少的趋势，许多接受政府巨额资助的顶尖大学却越来越少地招收来自最贫困家庭的学生。[22]基于此，有学者建议，如果只在低层次学校上继续扩招，英国高等教育的扩张是没有意义的，社会正义要求必然扩大来自中下社会阶层的学生接受更多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23]
三、当代中国情境下院校分层的社会阶层分析视角
与美、英等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在过去的三十间的变化要复杂得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往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形成。[24]目前，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的有关中国社会阶层分类的研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提出的报告。这份报告依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把当代中国社会从高到低划为十大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25]客观地讲，这一分层已基本准确地描述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实际情况。
近年来，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已经有学者开始结合中国当代社会的社会阶层的状况描述这种渗透在院校分层的不公平。
谢作栩、王伟宜2006年基于50所高校11645份问卷的实证研究，所依据的就是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十大阶层分类。他们的研究发现，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这四个阶层家庭在部属重点高校的辈出率要高于社会平均水平3—5倍。(26) 而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四个阶层家庭的辈出率则低于平均水平。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家庭子女进入部属院校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家庭子女的18倍。总体而言，中下层和中上层家庭子女在教育质量最好的部属院校和收费昂贵的民办院校中的差异很大。[26]
文东茅则通过对2003年完成的包括了7个省15222名本专科毕业生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以父母职业地位和受教育情况作为家庭背景，去考察来自不同阶层家庭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他的研究发现，不同层次的院校中学生来源存在差异。被调查者中，那些父亲接受过专科以上教育的学生占所有被调查者的26.5％，远高于5％的全国平均水平，而在参与调查的“211”工程的重点大学和一般本科院校中来自这一群体的学生却占了32.18％、27.17％；而从职业分布看，家庭背景为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学生约占被调查总数的6.85％，远高于全国的2.1％的比例，但该群体学生在“211”工程的重点大学和一般本科院校的比例却高达13.18％、11.13％，而父母为农民的学生占被调查者的36.15％，低于全国比例55.5％，但他们只占参与调查的“211”工程的重点大学学生的24.17％。在公办院校，“211”大学毕业生的家庭背景要好于一般本科院校，后者又好于公办专科学校。[27]
还有学者特别关注中国大陆特殊的城乡二元制造成的城乡不公平在院校分层中的表现。如蒋国河针对江西、天津两地9所不同层次院校的2004－2005级本科生的2800多个样本的调查中发现，农村学生尽管只占全部调查对象的45.1％，但在国家重点大学和收费高昂的独立学院（三本）中的比例却偏低，分别只有31.3％和39.4％，在一般本科和高职高专中的比例则偏高，分别占46.9％和56.2％。研究者认为，在我国一流院校的招生录取中，城镇出身的学生在入学机会上占有较大优势，而农村学生进入这些优质院校的机会则要相对小得多。[28]杨东平则指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办学实力最强的院校的农村学生比例近些年在明显下降：如清华大学的农村学生在1990年时仍占21.7％，而到了2000年则降为17.6％。他的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同一所院校，不同阶层的学生也体现出了较大的差别，低阶层家庭子女的高考录取分数普遍高于优势阶层的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它是高中阶段教育分层状况的积累和延续。[29]
总的来说，和美英两国相比，中国的阶层变化表现得更复杂，但基于社会阶层而存在的院校分层的不公平现象却和以上两国同样严重。对照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大陆，不同层次的院校按照办学实力和声望可粗略地归入以下不同层次：位居前列的自然是“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学，它们是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办学实力最强的两个大学群，直属于教育部和各部委的全国性重点大学和部分地方重点大学均在此列；接下来是公办的普通的四年制本科院校，此类院校也是高考二本录取中的主体；再接下来是民办院校和独立学院，此类高校一般都是高收费，是高考三本录取中的主体；而位居最末的则是高职院校，此类学校多为专科院校。
和美、英学者相比，中国学者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存在差距，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中国学者的研究缺乏连贯性的全国大范围的调研数据。但是尽管如此，许多研究者已经证实那些拥有较多组织、经济和文化资源的社会中上阶层的子女，和社会中下阶层子女相比，在获得以上所提到的部属重点院校等优质高等教育上拥有更大的优势。事实上，因为资源的有限性，中下阶层子女能获得接受这种精英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很少的，而在高职院校等低层次的高等院校中，来自社会中下阶层家庭的学生则明显较多。[30]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被分层在不同层次的高校，这种体制其实和美、英两国的依社会阶层而产生的高等院校分层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正如利文（Levin）和徐（Xu）的回顾性研究所提到的这种现象的实质，即中国高等教育依社会经济地位而形成学生分层，很大程度上是特权阶层和经济精英在得益。[31]而注意到这种院校分层的实质则是进一步深入研究高等教育领域相关公平问题的基础。
注释：
① 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两词在美英文献中，分别对应social class和social stratum两词。在美英文献中，类似社会分层的分析多用social class一词来指代。而在中国，阶级一词曾经有特殊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阶级暗含着某种利益冲突和对社会现实批判的含义。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作者的辨析，阶层一词其实并非完全对应英文“stratum”，但考虑到目前国内不少学者和民众对阶级一词的反感和否定情绪，而结合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大多数均采用“阶层”这一词的现实，本文也决定采用表达相对温和的词语“阶层”一词。对阶层一词的采用只是因为该词不那么具有冲突性，为了避免陷入语义混淆的泥沼，在本文，凡是指代具有等级性质的群体概念，笔者均采用社会阶层一词作为表达，对美英文献做描述时，亦把他们所言的class，对应为“阶层”一词，特此说明（有关阶级、阶层的中英文语义对比，详细可参考：陆学艺主编（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6页）。
② Karl Marx有关class的概念分析可参照Grusky,D.B主编的Social Stratification:Class,Race,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2001.一书的第三部分的part3:Marx and Post-Marxists一章；而Max Web的论述则可参考该书同部分的Web and Post-Weberians一章。
③ 这里对social class的定义，参考了D.U.Levine和R.F.Levine的Society and Education一书的第一章Socioeconomic Trends and the Social Class Structure(Levine.D.U.&.Levine.R.F。 Society and Education[M].Boston:Allyn and Bacon,1996.)。
④ 有关讨论可以参考Archer,L.Social class and higher education[A].In Archer,L et al.(Eds).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al class:issues of exclusion and inclusion[C].London; New York:Routledge Falmer,2003,5-20
⑤ Russell Group是在1994年组建的类似于美国常青藤联盟的高校联盟集团，这一组织在1994年时包括了：伯明翰（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布里斯托（University of Bristol）、剑桥（University of Cambridge）、卡地夫（Cardiff University）、爱丁堡（University of Edinburgh）、哥拉斯哥（University of Glasgow）、帝国理工（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Technology & Medicine）、国王（King's College London）、利兹（University of Leeds）、利物浦（University of Liverpool）、伦敦经济（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Political Science）、曼彻斯特（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纽卡斯尔（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诺丁汉（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牛津（University of Oxford）、谢菲尔得（University of Sheffield）、南安普顿（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华威（University of Warwick）、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等19所英国一流大学。
⑥ 根据该研究，所谓辈出率是指某一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整个社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辈出率为1则说明该阶层子女教育机会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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