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郭沫若的教育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沫若的教育思想来自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之中，虽然并没有专门教育理论著作，而是散见于文章、创作、讲话和题诗中，却是具有科学性、体系性和实践性的现代教育理论。
一、“天才是努力生活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认为：“伟大人物的天才是和有教养的群众的智力不足相辅相成的。”[1]不可否认天才人物有较高的资质，但他决不是脱离民众的“超人”，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社会实践是天才成功的主要和决定的条件。对天才问题，郭沫若有较多的思考和论述。
郭沫若认为，人们的资质、才智是有差异的。因资质较高而幼慧、早熟的“神童”的存在，因后天教育和努力生活而成功的“天才”的存在，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五四”时期，郭沫若就把天才人物分为直线发展型和球形发展型，而对球形发展的天才孔子和歌德最为激赏[2]。其实，郭沫若本人就是立体地辐射型发展才智的球形天才人物。30年代，他把高尔基与鲁迅先后赞美为人文界的太阳、“圣者”、“崇高的伟大富于悲壮美和营养价值的杰作”[3]和“民族的杰作”[4]。40年代，则又把明末少年诗人夏完淳称为“神童”、“奇迹”[5]，把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称为“天才型的人物”[6]。
郭沫若不独承认“神童”与天才的存在，而且尤其注重探索“天才”人物成功的奥妙——条件、途径等问题。他认为，天才除与人的天资、气质紧密相关外，更与人的主观努力密切相关。郭沫若指出：“天才”的定义决不是所谓“生而知之，不学而能”[7]，“天才并不是天生成的”[8]，“天才是努力生活的结晶”[9]。在郭沫若心目中，孔子是一个自主自律，自强不息，不断地净化、充实和表现自我的大仁、大智、大勇者，“是兼有康德与歌德那样的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的巨人”[10]；王阳明则是儒家精神的复活者和真正传人，是“伟大的精神生活者”、“自强不息的奋斗主义者”[11]。郭沫若既激赏斯宾诺莎的自因自律的泛神哲学，更推崇斯宾诺莎那种追求“最高的人生圆满境界”[12]，追求自由、正义和真理而九死不悔、不屈不挠的人格精神[13]。对于歌德，郭沫若尤其崇尚他那把人生看成为“事业与事业的链锁”，孜孜不倦，执着追求，“以狮子搏兔之力，又全身全灵以谋刹那之充实自我之扩张，以全部的精神以倾倒于一切”[14]的有为主义人生哲学。“人是只须坚定，向着周围四看／这世界对于有为者并不默然”[15]。郭沫若分明是现代中国自强不息的奋斗主义者和有为主义者。
此外，天才还与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紧密相联。40年代，郭沫若论及夏完淳、鲁迅时都很注重社会环境、父母师友、时代精神诸多因素的影响[16]。他在《悼念阿·托尔斯泰》一文中指出，这位天才型人物的成功，既有不断努力，不断改正自我，不断吸取民间营养三个主观要素，而尤其是有人民苏联民主政治和贤明政策等社会条件[17]。郭沫若十分重视教育——广义的教育对人们成长的影响和作用。他认为，爱国诗人夏完淳与王安石《伤仲永》一文中的农民之子都是“幼慧”的神童。夏完淳由于有“充分的人力培养”而具有异常的发展和成就。方仲永则因为“没有受到教育”[18]，结果是很快就“泯然众人”了。郭沫若在创作历史剧《虎符》时，自觉地“以家庭教育的有无为标准”，把义士侯赢之女“写成向善走的后一代”，把屠户朱亥之女“写成向恶走的后一代”[19]；而宽厚爱人，远见卓识的魏公子信陵君，分明是深明大义的一代贤母魏太妃好生教养出的祖国栋梁之材。
二、“教育是作成人才的唯一的工具”
早在20年代初期，郭沫若就指出：“教育是作成人才的唯一的工具”，“发展人的天赋的是什么？便是教育——广义的教育。教育的至上的目标便是使人人完全发展其所有的天赋”[20]。
40年代，郭沫若针对蒋介石推行的法西斯专制政治和封建法西斯教育政策，明确提出了民主教育的六条原则：⒈人民本位。⒉普及教育。⒊保护高等教育。⒋学艺研究自由。⒌尊重学者，保卫师资。⒍注意国际协调。显然，只有人民本位政治条件下的民主教育，才是合格的、上乘的“作成人才的唯一的工具”，才能使广大青少年充分发展天赋个性，成为真有“健全的身体”，“健全的思想”，“健全的品德”[22]的新生代。
那么，怎样科学地掌握和运用教育的工具来“作成人才”呢？郭沫若自有独到论述。
第一，早期教育——“人人能行的新英雄的事业”
郭沫若是现代中国早期教育的热情倡导者。早在1923年郭沫若就从伟大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出发，热情地介绍外国早期教育理论著作《克尔维德的教育谈》，介绍外国实行早期教育理论的成功范例，积极倡导人人能行、家家能行的早期教育事业[23]。郭沫若认为：“儿童的教育是应该同儿童的智力的曙光开始”。这就是这位早期教育理论家实行家和倡导者的早期教育的定义。
郭沫若鉴于古今中外早期教育的经验，依据所学的现代医学理论和接受早期教育的体会，明确指出，早期教育“人人能行，而且在人生的历程中，为父母兄姐的人有应该施授的义务，为儿女弟妹的人有应该享受的权利”。“从自家的儿童入手，为国家作育人才，这正是人人能行的新英雄的事业”[24]。
第二，儿童教育——“栽培着有生命的宝贝”
20年代初期，郭沫若就把儿童教育问题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反复地明确强调儿童教育的重要作用，研究探论儿童教育的规律。他说：“人类社会的根本改造，总当从人的改造做起。而人的根本改造更当从儿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做起。”郭沫若告诫人们：“儿童与成人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状态相差甚远。儿童身体决不是成人之缩形，成人心理亦决不是儿童之放大”。儿童教育者必须先研究和掌握儿童心理、生理特点，以儿童利益为本位，以儿童心理为主体，以儿童智力为准绳，选取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教学方法，充分地发展儿童们的天赋和个性[25]。“我们中国人素来没有教育”，“近代的学校教育是‘杀死天才的工具’”[26]，这既是郭沫若的愤激之辞，也是对旧教育制度和划一主义、灌入主义教育内容与方法的抨击。
20年代后期，郭沫若在传记文学《我的童年》、《反正前后》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儿童教育思想：一是提倡从儿童心理和智力特点出发，采取“很有趣的游戏”方式的早期教育。如郭母杜氏的“诗教”[27]。二是反对“痼没儿童性灵”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如以《三字经》为发蒙读物，对孩子大讲律诗的虚实、平仄、音律、对仗等。三是主张利用儿童的竞争心、好胜心，引导他们积极向上。对儿童要坚持正面教育和表扬鼓励为主的原则，在必要的批评时，也不可损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和竞争心、而“应该利用他的竞争心、自负心，从积极的一方面使他更猛勇向上”。[28]四是强调教师、校长有责任亲近和关心孩子，以适宜儿童特点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帮助少年儿童度过“危机年龄段”。“职司儿童教育的人是应该负起很大的责任”[29]，去接近和关心孩子，帮助他们预防不良行为，顺利度过此年龄段。五是提倡办好“以儿童为对象”的报刊杂志，为孩子们提供形象生动，富有意味，能引起其兴趣和精神的儿童读物[30]。六是强调要有大批专以儿童为本位，顺应时代潮流，“锐意变法”，更新教育内容和方法，克尽职守的儿童教育者。如沈焕章先生、刘子通先生等[31]。
郭沫若不仅从理论上论述了他的儿童教育思想，而且还为孩子们创作了丰富多样的文学作品，诸如《三诗人之死》、《一只手》等小说，《新月》、《大人物与小朋友》、《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孩子们的衷心话》等诗歌。他利用这些作品对孩子们进行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他殷切期望孩子们一个个“活泼、勇敢、沉着、机敏”，成长为身体健康，精神也健康的人才。在“人民本位”的文豪郭沫若心目中，深切了解儿童，精心教育儿童，促使他们茁壮成才，“实在是一件献身的事业”[32]。
第三，青年教育——认识特点，助成人才
“五四”时期，郭沫若就因诗集《女神》和通信集《三叶集》的出版，而成为中国青年们的朋友和导师。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宏观地观照人类文明史，从文化学意义上对青年与人类进步的关系、青年的教育问题等，都作出了独具见解的论述。
郭沫若认为，文化就是“人为的进化”，其本质精神是青年的、创造的、进化的[33]人生抛物线的“顶端”，又是后一代人生抛物线的“起点”。民族的发展或人类的进步，就靠这不断的青春的来复，而永远保持着蓬勃向上的状态。“文化是青年的产物”，是人类的始终向上的一个过程：“青年是文化发展的契机”，“文化的创造者”[34]青年与文化的精神是一致的。他期望青年们“以民族的主人，文化的创造者自尊自重，发扬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35]“发扬集体主义和埋头苦干精神，克服个人英雄主义、享乐主义和虚骄作风”，“使青年永远文化化”[36]，永葆磅礴的青年精神，“向现实猛进，又向梦境追寻”[37]。
郭沫若青年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充分认识青年特点，关心和理解青年，尽力做好“养成人才的环境和准备”工作，“助成”人才。他认为青年教育和“管理，只是助成，并不是拘束”。对于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郭沫若不仅推崇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而且激赏他的深切了解青年气质和特点，理解和原谅青年的狂与狷。他愿现代教育工作者效法孔子，理解青年，做好青年教育工作。对青年应采取诱发式的、感应式的、培养式的”教育方法，而必须废除盆栽主义、畸形主义和奴才主义的教育。教育内容要求“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要顾到。”教育目的在于使每一个青年“熟悉自由思想的法则，养成自由研究的习惯，发挥自由创造的精神”[38]，“养成自己学习，自由研究，用自己的头脑来想，用自己眼睛来看，用自己的手来做的这种精神”[39]，成为具有“健全的身体”、“健全的思想”、“健全的品德”[40]的新人。
郭沫若认为，科学精神应是包括青年教育在内的“一切的人生活动的准则”。“科学精神是以客观的真实为依归的纯正的精神动向。认识客观的真理，更依据真理以处理客观或促成客观的进展，而使之服务于人生，以增进人类生活的幸福，这便是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态度加以运用于国家行政或社会事业，也就是民主主义”[41]。他教育鼓励青年认定和抓住机遇，“用欢愉而兴奋的情绪，忠实地投身到抗战的工作圈内”“在苦难中学习，在血泪中前进”[42]。他教育引导青年正确认识读书与抗战、军事与文化的关系，“争取时间，接受近代的新技术、新组织、新知识”。他教育要求青年发扬中华民族“仁爱”美德和“利他”精神，“不怕辛苦，不择地位”[43]，凡事“大处着眼，小处着手”[44]，抓住机遇，实事求是，艰苦工作，为国家复兴建功立业。
三、教育者应该既是经师又为人师
郭沫若为人为文都始终追求真、善、美统一的极致境界。《生命的文学》中倡导创作愈真、愈善、愈美”[45]的文学。《痛失人师》等文中称颂陶行知先生是一位有人格修养的学者，出色的人师，“真善美三者具备的完人”。郭沫若极激赏陶行知先生的联语：“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认为此联陶情励志，寓理深邃，最集中体现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其实也道出了郭沫若教育思想的真谛。
郭沫若认为：“青年的精神便是向上的精神”，“真正可以作为青年导师的，认真说只有那永远不老的伟大的人。”因此，他称孔子既是“负责的教育技术家”（经师），又是“称职的精神领港者”（人师）[46]。在纪念鲁导先生逝世20周年大会的致词中，赞颂鲁迅是“做人的模范”。他指出：“以自我牺牲精神创造性地从事创作，从事研究，从事教育，从事哺育新生代，是鲁迅生平的高贵的生活实践。他的一生也正是做人的模范。他是一位以身作则的伟大的教育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诗，也正表示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是作为教育家的鲁迅的自画像”。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说：“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不仅表示着叫我们怎样做父亲，而且表示着叫我们“怎样做老师”[47]。
郭沫若从鲁迅、高尔基、陶行知等杰出人物的生活道路中，更明确地认识到做人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创作文章、演讲中、反复强调做人与做诗、立人与成事的统一。他指出：“一个人总要先有这种利他的牺牲精神，然后才能成就一切。“先要做人，然后做诗，做人方面的努力，也是做诗方面的努力。”[48]“诗的能伟大不伟大，不是形式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人格的问题，思想的问题，生活的问题”。[49]高尔基的文章是不折不扣地用血来写出的，“用血写出来的文章可以感化人”。它不仅是我们20世纪做文章者的精神粮食，同时也是我们做人者的精神粮食。做文和做人并不是两件事，把人与文分开了的文学是“邪道文学”[50]。
郭沫若认为，凡事都在做人，做人成功了，事业就会成功的。他要求广大教育工作者以鲁迅和陶行知先生为模范，身体力行，学做真人，既当负责的“经师”，又为称职的人师。
教育思想，是以人民利益为本位，以完全发展人们的天赋，“为国家作育人才”为至上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这种富有科学性、体系性和实践性的教育思想，不仅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教育事业，乃至中华民族繁荣发展，产生过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且对新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对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技术素质，仍然会有诸多启迪和裨益的。
注释：
[1]恩格斯《法德历史资料》，《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2]《三叶集·致宗白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3][4]《人文界的日蚀》、《民族的杰作》，《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页、第256页。
[5][18]《夏完淳》、《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13-456页。
[6][17]《悼念A·托尔斯泰》，《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8-541页。
[7][8]《批评与梦》、《生活的艺术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210页。
[9]《桌子的跳舞》，《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
[10][11]《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文艺论集〉汇校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6页、第55～57页。
[12][13]全增蝦主编《西方哲学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550页。
[14]《少年维持之烦恼·序引》，《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2页。
[15][37]引自《〈浮士德〉简论》，《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9页。
[16]《鲁迅与王国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314页。
[19]历史剧《屈原》、《〈虎符〉写作缘起》，《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88、552、291～296页。
[20][23][24][26]《天才与教育》，《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181页。
[21][22][38][40]《答教育三问》，《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455页。
[25]《儿童文学之管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280页。
[27][28][29][30][31]《我的音年》、《反正前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02、209页。
[32][39]《教育与学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4～86页。
[33][35][46]《青年啊，人类的春天》，《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6～82页。
[34][36]《青年与文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111页。
[41]《文艺与科学》，《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42][43][44]《告四川青年书》、《在欢送校友从军会上的讲话》，《乐山史志资料》，1986年第三、四期合刊。
[45][48][49]《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275，282，333页。
[47]《郭沫若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7～100页。
[50]《侠情和友谊的纪念》，《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