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汉满(女真)对音译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真论文,日本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日本学者对汉满对音译音的研究，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对女真语的研究 ，二是对满语的研究。无论是女真语的研究也好，还是满语的研究也好，前提是研究的 方式是否与汉语相对比，是否属于汉满对音译音的研究范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超 出了我们所关注的范围，与汉语音韵学研究也就无关了。
1 汉语与女真语的对比研究
1.1 20世纪日本学者研究女真语的论著
这一时期的主要论著有：第一个应该提到的是内藤湖南的演讲辞《日本满洲交通略说 》(1907年8月，大阪朝日新闻社)。演讲辞里引用了《吾妻镜》女真文字与《华夷译语 》中《女真馆译语》材料。在小仓进平的《朝鲜语学史》(大孤屋号书店，1920年11月 。此书出版后又以《增订朝鲜语学史》为名于1940年5月由刀江书院出版。刀江书院又 在1963年出版《增订朝鲜语学史》。其中《补注》由河野六郎作)的第六章“女真语学 ”中，他论述了朝鲜学者的“女真语研究史”、“女真语读本”、“女真语学者”。其 他论著有：渡部薰太郎的《满洲语、女真语と汉字音との关系》(《亚细亚研究》第2号 ，1925年2月)；石田幹之助的《女真语研究の新资料》(《桑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 丛》，1930年，京都)，今西龙的《满洲语のはなし》(《青丘说丛》卷二，1931年1月) ，稻叶岩吉的《＜吾妻镜＞女真字の新研究》(《青丘学丛》第9号，1931年)，长田夏树 的《满洲语と女真语》(《神户言语学会报》1949年7月)，长田夏树的《奴儿干永宁寺 碑蒙古女真文译稿》(《石浜纯太郎先生古稀记念论丛》，1958年11月)，山本守的《＜ 女真译语＞の研究》(《神户外大论丛》第2卷第2号，1951年7月)，豊田五朗的《契丹隶 字考——女真文字の源流》(《东洋学报》XLVI：1，1963年)，长田夏树的《女真文字 と现存资料》(《历史教育》第18卷7号，1970年9月)，西田龙雄的《西番馆译语の研究——チベツト言语学序说》(松香堂，1970年)，清濑义三郎则府的《女真音再构成考》(《言语研究》第64号，1973年11月)，长田夏树的《契丹语解读方法论序说》(《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1，1984年3月)、《契丹文字、女真文字および西夏文字の关连性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附图
语读本”主要有《千字文》、《兵书》、《三岁儿》、《自侍卫》、《七岁儿》、《 十二诸国》等。清濑义三郎则府(1973年)也谈到，女真文字资料主要有：(1)金石文字 。比如，金代篆刻《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碑》(1134年)、《大金得胜陀颂碑》(1 185年)、《女真进士题名碑》(1224年)、明代的《永宁寺碑》(1413年)。在此之前，长 田夏树对(1949年)“女真金石文字资料”等考订也已经很详细。(2)元人脱脱的《金史 》卷百三十五附有《金国语解》。(3)《华夷译语》中《女真馆译语》等。
其二，女真文字源流。小仓进平(1920年)、豊田五朗(1963年)对女真文字的源流考订 非常详细。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所采用的材料主要是传世典籍文献 与1939年到1951年之间在中国发现的契丹隶字等档案文献。关于女真文字的来源，《金 史》卷73“列传”第十一《完颜希尹传》云：“金人始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 ，乃用契丹字。后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 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天辅三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复原女真文字形 态，契丹文字是非常重要的材料，从中也能看出契丹文字对女真文字的重要影响。豊田 五朗用汉字“大天年月日牛马鸡”8字等与契丹隶字、女真文字对比，明显看出它们之 间的密切关系。长田夏树(1949年)虽然也涉及到满洲语和女真语之间的关系，但更多的 是说明女真文字的源流。比如，完颜希尹1121年制作的是女真大字，后金熙宗天眷元年 (1138年)制作的新字，皇统5年(1145年)推广使用的是女真小字。
其三，女真语音的构拟。长田夏树(1949年)也涉及到了女真文字的构造与音值，但很 简略。清濑义三郎则府(1973年)谈到，研究女真语音，注意到金代与明代是不相同的。 金代金石文字和《金国语解》固然应该是可资依据的文献，但因为不成系统，数量又少 ，整理起来很不容易。由此，金代女真语音的构拟十分困难。明代可资利用的是《女真 馆译语》，加上其他文献资料，明代女真语音的构拟便成为可能。
在清濑义三郎则府(1973年)之前，山本守(1951年)研究《女真馆译语》，把丙种本、 乙种本《女真译语》与满洲语相同词语加以对比。我们只能初略看出每一个词语从汉语 词形所反映的语音与满语相同词语语音之间的关系。可惜的是，山本守没有进一步归纳 与构拟出《女真馆译语》的语音系统。
清濑义三郎则府(1973年)的定位是先以无女真文字译语文献为研究基础，然后再上朔 金代女真语音。有意思的是，女真金石文字资料很可靠，但研究金代女真语音却不得不 借助于无女真文字的《女真馆译语》与满语的帮助。清濑义三郎则府有关明代女真语音 的结论，比如辅音：“塞音”和“塞擦音”有清浊之别，不存在双唇送气清塞音，有舌 尖中浊边音，以及有/ha/、/ka/、/ga/辅音，这是由满语存在着3个相近后软腭音推断 出来的。至于元音，比如后元音/u/和前元音/ü/是否对立，在明代《女真馆译语》中 表现为不对立、合而为一等等。其研究明显超越前人。
其四，女真语与汉语语音的研究。在清濑义三郎则府(1973年)所研究的女真语过程中 ，汉语语音的作用是作为推断明代女真语语音存在的一个语音尺度，与满语一样发挥着 直接衡量的作用。比如，“塞音”和“塞擦音”是否有清浊之别，以汉语来看，《中原 音韵》的记载可以作为依据，那就是“塞音”和“塞擦音”在元代就已经失去了清浊之 别，而明代女真语语音则不是这样。明代女真语语音/l/和/r/是否有区别，明代北京话 语音也是引证的依据。明代北京话语音没有/l/和/r/的区别，与此相对的是，明代女真 语语音/l/和/r/则有区别。
元明汉语语音具有如此作用的前提是，明代《女真馆译语》借用以汉语为记载词语外 形的标记，而这种借用难以避免汉字不能准确表音的问题。由汉字标记回归到“原音” 过程，就是消除标记音与“原音”转写关系障碍的过程。
清濑义三郎则府等学者不是以汉语语音为研究目的，自然没有充分考虑如何借助女真 语语音资料研究汉语语音的问题。女真金石文字与《女真馆译语》资料对研究汉语语音 是否有价值?笔者认为，应该是有的。既然已经把汉语语音作为推断女真语语音存在的 尺度，那么，这个尺度本身是否符合标准就显得格外重要。清濑义三郎把《中原音韵》 作为元代汉语语音的尺度是清楚的，但明代汉语语音的尺度就很含糊。比如，他提到明 代北京语音，但明代北京语音的依据是什么却没有告诉读者。由此，明代汉语语音尺度 出现了空缺，很明显，明代女真语语音研究的汉语语音参照问题没有解决，这样研究的 根基不牢靠，结论的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从借助女真语语音资料研究汉语语音的角度，一方面要弥补明代汉语语音尺度的缺憾 ，另一方面，寻求借助女真语语音资料研究汉语语音的方式与方法。比如，《女真馆译 语》借用汉字作为标记，这个汉字标记语音系统的考订，就可以为研究明代汉语语音提 供有力的证据。我们期待着女真语语音研究学者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2 汉满对音译音研究
2.1 日本学者汉满对音译音研究概况
据新村出的《高桥景保の满洲语学》所说(《艺文》第5年6号，1915年)，日本学者对 满语的研究比较早的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后期。比如，18世纪初叶徂徕著的《满文考》 ，这是日本学者第一部收集满语材料的著作。19世纪初叶，高桥景保著有《北夷考证》 (1810年)、《满文辑韵》(1817年)以及《满文鉴名物语抄》(1828年)等，涉及到汉语、 满语、荷兰语、日语对比研究的情况，开创了日本学者真正进行满语研究的先河。龟井 高孝的《高桥景保の满洲语学に就いて》(《艺文》第7年10号，1917年)也曾撰文加以 介绍。继高桥景保之后，1849年，长崎唐通事编就的《翻译满语纂要》也很重要。
20世纪伊始，日本学者研究满语，比较重视满语与其他相关语言的关系典籍调查与研 究。比如，朝鲜学者研究满语与汉语关系等典籍情况的有：小仓进平的《朝鲜における 日汉满蒙语辞书》(《朝鲜及满洲》，1914年)、《朝鲜における日汉满蒙语读本》(《 东洋学报》1914年)、《朝鲜における蒙古及び满洲语学》(《东亚之光》12-11，1916 年11月)、新村出的《朝鲜司译院日满蒙语学书断简解说》(《艺文》第9年8号，1919年 )等。其中新村出考订的《满清文鉴》、《新释清语老乞大》、《新释三译总解》可以 与小仓进平的一些说法相参照。汇集当时朝鲜学者研究满语与汉语关系最新考订成果的 是小仓进平的《朝鲜语学史》(1920年)。小仓进平在第六章“满洲语学”中，用了较大 的篇幅论述了朝鲜学者的“满洲语研究史”、“与满洲语相关的辞书”、“满洲语读本 ”和“满洲语学者”。
朝鲜的满语研究，应该从1667年司译院设置清学开始，出现了玄文恒、金振夏等一批 研究者。所编写的与满洲语相关的辞书主要有：《同文类集》(1691年)、玄文恒的《同 文类解》(1748年)、李湛等的《汉清文鉴》(1771年前后)、《方言集释》、李义凤的《 三学译语》(乾隆54年，1789年)等；满洲语读本主要有：《小儿论》(约1703年)、《八 岁儿》(1777改刊)、《去化》、《仇难》、《太公尚书》、《三译总解》(康熙四十二 年，1703年)以及金振夏的《三译总解》(乾隆39年，1774年)、金振夏的《新释小儿论 》(乾隆42年，1777年)、朴昌浴等刊《清语老乞大》(1703年)等。这些书，既可以作为 研究朝鲜语与满语关系的材料，又可以用于对汉语与满语关系的研究。
今西春秋的《清三朝实录の纂修(上)》(《史林》第20卷第4号，1935年)与《清三朝实 录の纂修(下)》(《史林》第20卷第3号，1935年)，主要是对小仓进平与新村出考订的 《满清文鉴》做了进一步的细致研究。其中有关“凡例释读”与“满语谚文化”涉及了 许多满、朝、汉语音对比问题。今西春秋后来发表的《＜满清文鉴＞解说》(《朝鲜学报 》第12辑，1957年)，可以与此互为补充。池上二良的《满洲语の谚文文献に閧する一 报告》(《东洋学报》第33卷第2号，1950年12月)、《满洲语の谚文文献に閧する一报 告》(《东洋学报》第36卷第4号，1954年3月)调查了清乾隆时代在朝鲜刊行的满语学习 书的存佚情况。其中有关汉语词语的满语转写、朝鲜语谚文的转写的语音问题占了很多 篇幅。
《卜ウグ-ス语》(收于市河三喜、服部四郎编《世界言语概说》下，研究社，1955年5 月)、藤堂明保的《ki-とtsi-の混同は18世纪に始まる》(《中国语学》94辑，1960年)则涉及了满汉对音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有关满汉对音译音的研究更趋于精密化，利用满汉对音译音材料 对汉语语音历史的考订更加科学。其论著主要有：讃井唯允的《＜音韵逢源＞と＜等音＞》 (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人文学报》140期，1980年3月)利用等韵图《音韵逢源》有满 语文字注音的优势，考订《音韵逢源》的音系与《类音》的关系、岩田宪幸的《＜音韵 逢源＞の音系——现代北京语音上との比较》(上)(《近畿大学教养部研究纪要》第19卷 第3号，1988年)、《＜音韵逢源＞の音系——现代北京语音との比较》(中)(《近畿大学教养部研究纪要》第20卷第1号，1988年)、《＜音韵逢源＞の音系——现代北京语音との比较》(下の1)(《近畿大学教养部研究纪要》第20卷第2号，1988年)、《＜音韵逢源＞の音系——现代北京语音との比较》(下の2)(《近畿大学教养部研究纪要》第20卷第3号，1989年)更是后出转精，也利用满汉译音材料与现代北京语音比较，更凸显出《音韵逢源》的学术价值，落合守和汉满对音译音研究系列论文很引人注目。《＜西域同文志＞三合切音の性格》(《静冈大学教养部研究报告》(人文社会科学篇)第19卷第2号，1984年)、《＜增订清文鉴＞十二字头の三合切音》(《静冈大学教养部研究报告》(人文社会科学篇)第20卷第2号，1985年)、《＜汉清对音字式＞に反映した18世纪北京方言の音节体系》(《静冈大学教养部研究报告》(人文社会科学篇)第21卷第2号，1985年)、《＜满汉字清文启蒙＞に反映された18世纪北京方言の音节体系》(《静冈大学教养部研究报告》(人文社会科学篇)第22卷第2号，1986年)，有对十二字头“三合切音”特点的阐释，更有对满语音译汉语所反映的18世纪北京方言の音节体系的揭示。
清濑义三郎则府的《满洲语の口盖化音/
/と[]と》(《言语研究》第87号，1985年3月)，山崎雅人的《＜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の满洲语音译汉字から见た汉语の牙音喉音の舌面音化について》(《文化》第53卷第3、4号，1990年)，还有《＜[满文]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借用语表记から见た汉语の牙音、喉音の舌面化について》(《言语研究》第98号，1990年)，都是利用满语音译汉字资料对汉语语音史上的“尖团音”是否有区别问题进行了讨论。
服部四郎的《满洲语音韵史のための一资料》(《服部四郎论文集》1，《アルタイ诸 语言研究》1，三省堂，1986年，东京)、池上二良的《＜满汉字清文启蒙＞に於けゐ满洲 语音韵の考察(1)—(3)》(《札幌大学女子短期大学部纪要》第8号，1986年，1987年) 与《语学资料としての旧满洲档——汉语音の表记について》(《东方学会创立五十周年记念东方学论集》，1997年东方学会印)、高田时雄的《清代官话の资料について》(《东方学会创立五十周年记念东方学论集》，1997年东方学会印)、竹越孝的《＜宁古塔纪略＞に见られゐ汉字音写、满洲语语汇》(鹿儿岛大学《鹿大史学》45辑，1999年)、中岛斡起的《清代中国语满洲语辞典》(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9年)等，也都有对满汉对音译音一些问题，比如资料与反映汉语语音的性质作了深入思考。
2.2 日本学者汉满对音译音研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
其一，满语转写问题。包括汉语转写满语、朝鲜语转写满语与汉语。满语文字的创制 ，一是清太祖时，即1599年2月由精通蒙古文字的额尔德尼巴克什与大臣噶盖札尔固齐 在蒙古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满语的书写方法，所谓无圈点文字；二是在1632年3月，清 太宗命达海巴克什制定新满语文字，即通行的加圈点文字。
小仓进平(1920年)所谈的朝鲜语译写满语与汉语问题，比如《小儿论》有汉语词汇、 满语语句、谚文注解。每一页分为5行。各行正中是满语语句，在其右侧用谚文表示发 音。每一句或者一个词语，还用朝鲜谚文对其意义加以翻译。这样，转写与翻译均进行 。服部四郎的《现代语の研究と土尔古诸方言》(《帝国学士院东亚诸民族调查室报告 会记录》第3号，1941年)举了一些涉及满语的例证。比如，juwe与相对的通古斯语诸方 言相比较，看其根词关系以及转写情况。在《吉林省に满洲语な探ゐ》(《言语研究》 第7、8号，1941年)一文提出了满族人说汉语时的r的发音情况，也给转写提供了理论依 据。
池上二良(1950年、1954年)吸取了小仓进平与服部四郎的理论与方法，也具体总结了 朝鲜语转写满语的一些问题。他谈到，谚文本来是用来拼写单音节文字，适用于每一个 音节的转写。这一点与满语有很大的不同。满语每一个文字只用一种谚文转写，有的则 根据满语字情况不同使用谚文转写。比如，满语ū wa、owa，连接用谚文ua和owe转写为ue(owa、owe，只用i之后)，Owa转写ua或u'ua、uwe转写ue或u'ue。这一点有两三语例外。owa、owe各自转写ua、ue或u'ua、u'ue。除了例外，一定包含连接这些文字的各 语。现在从转写谚文一字或两字一点区别，把ua、ue转写uwa、ū wa、owa、uwe、owe的作为第一类，把转写u'ua、u'ue的作为第二类。必须指出的是，在这当中，w还有表示汉语借用语的作用，即w处于前后元音之间，恰好发音成为一个音节，可以转写汉语词，等等。
满语转写汉语语音。落合守和(1985年)在“凡例”中说明了确定满汉对音的一些基本 情况，比如，汉译文书的发音，不合正音的情况；有对一个汉字注音，不能对一个汉字 注音，就有对两个汉字注音的情况。连字(表示复音节的文字结合)书写时，音声读音必 须改变。汉语与满语音节构造以及音韵体系都不同，把一个汉字或两个汉字与满语某些 音节对应时，从满语方面来看，对音汉字不能充分表现满语音节，只好采取一些相应的 办法。《汉清对音字式》的音声注记有11种，主要是：(1)平声读；(2)入声；(3)重读 、轻读；(4)应读；(5)借用；(6)通用；(7)对音；(8)按语；(9)读若；(10)音见等。除 了最后两种，全部应该是9种。头两种，平声读与入声读，是汉语声调的变更；重读、 轻读以及应读，是满语音节头位音的变更；借用、对音从二字对音变为一字对音；通用 是把对音汉字的字类变换；按语是对皇帝、圣君有关避讳的标记。这些音声注记，都表 现了作者对满语音节以及对应的对音汉字规律细致而周到的观察。
落合守和重点说明了《对音字式》十二字头“二字对音”转写原则与方法。《对音字 式》转写满语单音节语时，拥有明示对音标准的官吏实务指南的特点。十二字头对满语 单音节使一字汉语对音(一字对音)对应的原则，作为对音汉字，安排两字记音。比如， -ii伊依/nii尼依/mii密依(平声读)/fii废依(平声读)/jii济依(平声读)等等。还有另 一种形式，比如，ten特恩/tin题恩/fing费英等等。此外，落合守和(1984年)还研究了 《增订清文鉴》十二字头“三合切音”的转写问题。
岩田宪幸(1988年)谈到《音韵逢源》的体例，可以看到，满文与反切并用，四部、十 二摄、四声、二十一母大都看见满文标记的影子。由此，对《音韵逢源》声母、韵母音 值的考订，满文标记是非常重要的依据。
其二，汉满对音译音资料与汉语语音研究。日本学者利用汉满对音译音资料研究汉语 语音，成就突出的还是对北京方言的研究。比如，山崎雅人(1990年)利用的是满语音译 汉字实录材料对17世纪汉语的“尖团音”是否有区别问题进行讨论。确认牙音、喉音在 当时更广大的区域内舌面化的同时，还提出了“尖团音”变化过程中的不平衡现象。
落合守和利用《满汉字清文启蒙》和《汉清对音字式》材料对18世纪北京方言语音系 统进行了研究。落合守和的结论，主要是18世纪的北京方言还是存在着“尖音与团音的 区别”。
从岩田宪幸利用《音韵逢源》对19世纪前半段北京方言的研究可见，声母体例上是21 类，实际上是19类。在说明具体情况时，他提到了“微母”是否独立的问题。这在理论 上是存在的，但还是归到零声母中。对于精系是否舌面化，他主张还是采取慎重的态度 。韵母37个。需要讨论的是：(1)舌尖前元音与舌尖后元音是否有区别，满语对音还是 有区别。(2)舌面央半高元音与舌面前半高元音是否有区
附图
田宪幸先生基于对满语记录读书音的考虑，当时实际北京口语语音未必是这样，汉语 语音的复杂性也就在于此。
其三，汉满对音译音资料对汉语语音研究的影响，以及应该拓展的研究空间。松村润 在《顺治初纂清太宗实录について》(《日本大学文理学部创立70周年记念论文集》，1 972年)一文中曾谈到：顺治十二年完成的《太宗实录》不完备，满汉本的卷数不一致。 即使不多的汉文本也近于满文的直译，作为汉文的表现，有着很多的问题点。与康熙重 修之际所变动的地方相比较，这个问题也就很清楚了。世祖再一次命郑亲王济尔哈朗重 修。山崎雅人(1990年)引述这段话的目的很明确，即对汉满对音译音资料进行选择，这 也影响到汉语语音变化结论的考订。所以，对所采用资料性质的确定非常重要。
稻叶岩吉在《涂改本清太祖实录残卷及び其年代》(《青丘学丛》第10号，1932年)一 文中列出了三个时期《实录》音译汉字对照表，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里略作引述：
《武皇帝实录》《康熙修改实录》《乾隆修定实录》
石宝奇 锡宝齐篇古
锡宝齐篇古
弩儿哈奇
弩尔哈齐(讳欠)
黍儿哈奇
舒尔哈齐舒尔哈齐
牙儿哈奇
雅尔哈齐雅尔哈齐
木儿哈寄
穆尔哈齐穆尔哈齐
阿吉格 阿济格 阿济格
稻叶岩吉认为，第一段用字很粗野，第二段修改，第三段沿袭康熙修改做法。大概在 开国之初，满人中间懂得汉文的很少，译音只取近似音。
从考订汉语语音的角度上看，早期《实录》可信度就不大。而中期材料就比较接近实 际。看来，汉满对音译音资料对汉语语音研究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有必要加深对其重 要性的认识。
日本学者受小仓进平等学者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偏重于朝满对音译音的研究，后 来，一些学者才逐步转移到汉满对音译音的研究上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笔者认为 ，如果需要拓展满语对汉语的研究空间的话，汉满朝对音译音结合研究，则是一条可行 的途径。这一方面，可以继承小仓进平等学者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可以具有多重证 据，使汉满对音译音资料发挥更大的作用。
日本学者虽然对汉满对音译音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笔者认为还未真正进入全面 而系统地研究满语的阶段，仍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以“清代汉满对音译音研究 ”为题，涉及到基本资料，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同时代的资料收集与考订之外，研究 的主要理论与方法问题，汉满对音译音与清代时音研究，汉满对音译音与清代正音，包 括正音制度研究，汉满对音译音与清代方音研究，以及汉满对音译音与清代语音历史变 化模式研究等内容，都是必须的。我们由此感到，研究的局限性是很大的，应该在不久 的将来有所突破。
注释：
①为了读者阅读上的方便，笔者将原论著标题与出处中的日语当用汉字处理为汉语简 化 字，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