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前十七年我党对农业地位认识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前十论文,党对论文,地位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农业的基础地位显得尤其重要。乍看起来，在建国后的前十七年中，党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是很明确的，实践中也很重视农业——国民经济的恢复首先是农业的恢复、社会主义改造的重点是对农业的改造、“大跃进”从农业发动、国民经济的调整也主要是加强农业的地位。但仔细分析起来，党在前十七年中是没有认清农业的基础地位的，或者说，党对此问题的认识是随着工业化的实践在逐渐明确化，但始终没有将农业的基础地位牢固地树立起来。正因为如此，前十七年的农业才会大起大落。回顾这一时期党对农业地位认识的演变，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今天全党牢固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1949.10 —1952.12）
建国伊始，面对千疮百孔、百业凋敝的国民经济，面对刚刚走向城市时各方面工作的千头万绪，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和整个经济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将农业摆在了国民经济恢复的首位。
早在建国前夕的1949年7月， 周恩来就指出：“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第一步先做到不减产，第二步就可以增产。农业生产提高了，原料增加了，工业生产就更有基础。”（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1页。）在同年12 月召开的全国农业会议期间，周恩来进一步论述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它一切就都没有办法。轻工业的原料，输出的产品，现在很多部门都要依靠农业……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任务首先要恢复农业生产。”（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尽管毛泽东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已郑重宣布党的工作重心从此转向了城市，要求全党紧紧依靠工人阶级，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但实际上，在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并没有立即将工作重心转向城市、转向工业，而是继续以农村为中心，以民主改革和农业的恢复为重点。特别是长江以南的广大新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在接收城市以后，先后将工作重心转向了农村，全力进行农村的土地改革。
正是由于全党的共同努力，才使建国初期的农业得以迅速恢复，并由此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复苏。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将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并采取相应正确的农业政策，很大程度上不是党真正弄清了工农业的关系、农业的地位，而是客观环境使然：建国初期，党面临的首要难题是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农村的封建统治基础依旧，前方战争仍在进行，新政权还未巩固，根本不存在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的条件。无论是从需要还是从可能出发，都只能将工作重心放在农业上。
二、“农业的发展要和工业的发展相适应”（1953.1 —1956.1）
1953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具体化。“一五计划”是一个建设与改造并举的计划，以工业化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物质基础，以社会主义改造适应工业的需要。由于工业化关系着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它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以有“一切为了工业化”的口号。可以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实施时，工业化是其中心任务。“一五计划”开始不久，即1953年的春夏，就出现了粮食供不应求的严重状况。从1953年10月、11月份毛泽东与农村工作部领导人的两次谈话可以看出，他想以加速农业合作化来提高农业生产率、解决工农业之间的供求矛盾。1953年12月公布的党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对最初的总路线内容作了两次修改：一是认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二是将原来规定的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的“工业化”之前冠以“社会主义”的定义，强调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两点修改说明党已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方面放在了社会主义改造上。这一变化，表面看来是由于农产品的短缺引起了党对农业的重视，实际上并没有将农业放在基础地位，而是想以加速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去提高农业生产力，使农业与迅速推进的工业化相适应。所以，过渡时期，全党从指导思想上并没有认识到工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应建立在农业所能提供的农产品和劳动力的剩余的多少的基础上，而是从工业的发展需要出发，要求农业适应工业。
要求农业去适应工业的发展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周恩来、陈云等人在编制“一五计划”期间都强调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要求达到积极平衡，但他们对农业地位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农业的发展对于工业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影响”（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上。毛泽东曾从商品粮供应、工业化资金积累、工业品市场几个方面论证工业对农业的依赖、农业对工业的影响，其结论是要加速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250页。）邓子恢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向是持慎重态度的，他主张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照顾农民个体经济和互助合作两个积极性，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循序渐进地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目的是保护生产力的发展。为此，他多次同毛泽东发生争论，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进行批判。但就对农业地位的认识方面，他同全党的认识水平也是一致的。他说：“今天国家的基本任务是工业化，五年建设、五年计划是工业为主，重工业为主，求得十年至十五年内大体上打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农业发展要和工业化相称。假如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了，而农业还是小生产者，工业发展了，农业跟不上，是跛脚的，解决不了工业原料的需要、粮食的需要、市场的需要，就要影响工业化的前进。因此，农业必须配合国家工业化，逐步加以改变。”（注：《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 ）这段话告诉我们：（1）“一五”期间的中心任务是工业化；（2）农业必须配合工业化，不能拖工业化的后腿。和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子恢要求农业合作化必须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前提；而毛泽东则认为只有先变改生产关系，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周恩来所说：“农业的发展显然还赶不上人民和国家对于农产品的需要。为了使农业能够更快地和更有计划地发展，必须逐步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页。）
正是基于农业应适应工业化需要的认识，在1953、1955年两次发生了粮食风波之后，中国共产党从解决工农业供求的严重矛盾出发，不断加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步伐，使原计划用15年或更多时间完成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短短4年内就完成了。由于违背了生产关系变革的规律，其结果并没有造成生产力的大发展。当然，“一五计划”是以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取得了辉煌成就的五年计划被载入史册的，它保持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本平衡，而没有像苏联那样以牺牲农业去发展工业。但回顾这一辉煌，我们不能忽视期间工农业发展的不协调及农产品经常短缺的遗憾。这正是党没有将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基础地位上的结果。
三、“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1956.1—1957.10）
“一五”期间，粮食和其它农作物的经常短缺引起了全党对农业的重视。但那时，党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只要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产品供不应求的局面自然就可以解决了。但当合作化完成后，农业生产力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时，全党在吸取苏联和“一五计划”期间农业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农业的地位及农业发展的道路进行了认真反思和多方探讨，得出了一些正确的理论。
毛泽东从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农民挖得很苦”的教训出发，要求中国要兼顾农民利益，要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加大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 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呼吁：“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注：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 ）可见，毛泽东这时不仅从经济基础方面，而且是从政治稳定的高度来看待农业的地位的。同年2月，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作报告，对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作了阐述和传达，并明确指出：“农业发展是工业发展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这时期对农业地位的认识除了吸取社会主义苏联的经验教训外，更多的是从“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在1953、1954和1956年都没有完成原定计划的指标，并于1953年和1955年爆发了两次粮食危机，这都对工业发展造成了直接影响。相反，由于1952年和1955年的农业丰收，使1953年和1956年的工业得到了比较高的发展速度。陈云由此得出结论：“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注：《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目睹了“一五计划”期间农产品的紧张后，周恩来也郑重指出：“我们农业国是个穷底子，人口密度大，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建设拥有独立工业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很不容易的事，时间要长些……不重视农业、不抓农业这个重要的环节不行”，（注：《周恩来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忽视了农业就会犯大错误”。（注：《周恩来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67页。）
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对农业重要地位的阐述多是从“中国是农业大国”这一基本现实出发所得出的感性认识的话，那么经历了一段工业化的实践后，党在“八大”前后的认识则是对实践经验的初步总结，是带着一番忧虑和一种紧迫感的。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看，这期间，虽然没有将“以农业为基础”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但事实上是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看待的，实践中也积极调整了农业政策，激发农民的生产热情，以此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四、“工农业并举”与“以钢为纲”（1957.11—1960.12）
1958年5 月宣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以一系列的“并举”为其具体内容，其中“工农业并举”是重要的一条内容。“大跃进”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破坏，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饥荒。由此，人们一般认为“大跃进”期间，党一味追求在钢产量方面超英赶美，“以钢为纲”，全民大炼钢铁，忽视了农业的发展。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并不是事实的全部。事实上，“大跃进”是首先从农业方面发动的，且在1957年的冬天已开始了千军万马大干农业的热气腾腾的场面。不能一般地讲“大跃进”期间党不重视农业，而是以错误的方法和手段去发展农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方面盲目冒进，又被所谓的跃进成果所陶醉，误认为农业问题已经解决了，进而将注意力转向工业，最终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早在农业合作化的设法中，毛泽东就开始酝酿农业的大发展计划，于1956年1月政治局会议通过了《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要求在12年内，依靠巩固合作社和采取增产措施，使粮食亩产在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 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达到800斤。同时也规划了农村其它方面的发展目标。这一带有冒进性质的农业发展纲要由于周恩来等人坚持反冒进被搁置了一年多。1957年后半年，在反右派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批判反冒进又使这一《纲要》得以恢复。1957年10月，稍作修改后的《纲要》公布。人民日报随后发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等社论，公开号召“农业大跃进”。从此，各地不断地提前实现《纲要》的时间，指标步步加高，使虚报、浮夸风严重泛滥。
1958年8 月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判断：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于是要求全党将工作重心转向工业，转向钢铁生产。也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将虚假的农业丰收归结为生产关系的变革——集体经济代替个体经济的结果，认为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越高，经济单位规模越大，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当前农业生产力的“大跃进”，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再变改。所以，建立人民公社正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并预言“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注：《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于是，人民公社在中国大地上一轰而起， 社内大搞平均主义、大刮“共产风”，加上干部的瞎指挥、强迫命令，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因党将工作重心转向工业，“以钢为纲”，全民大炼钢铁，农业劳动力被大量抽调，农业生产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所以，“大跃进”期间，党并不是不重视农业。以1958年8 月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为界，以前，全党的注意力在农业上，希望在推广增产措施的基础上，依靠高指标相督促，以大搞群众运动为手段，去促进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以后，全党以农业已经过关的错觉去逼工业，工作重心转向大炼钢铁，农业上则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大变改促发展，以期向共产主义过渡。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加上方法手段的不正确，无论是前期农业生产力的“大跃进”，还是后期农业生产关系的大冒进，都只能造成农业的巨大破坏，进而又引起了工业的倒退。正是这一惨痛的教训使党大梦初醒，开始重新审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手段。
五、“农、轻、重”与“以农业为基础”（1960.12 —1965.12）
中国共产党主观上渴望的“大跃进”带来的却是经济的大破坏。从1958年冬开始，市场上出现了粮食、油料、猪肉、蔬菜等农副产品的供不应求。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在坚持“大跃进”的前提下，纠正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的混乱状态，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其中一条就是农业和重工业、轻工业的关系问题。面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毛泽东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在稍后举行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但这一认识是不牢固、不深刻的，这从毛泽东所说将“重工业放在第三位，放它四年”可以看出，“农、轻、重”的次序只是解决困难的权宜之计。随着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反右倾又成为党内的主要任务。于是，“大跃进”继起，国民经济在不平衡的轨道上滑向深渊。到1960年秋，中国经济陷入全面危机，最突出的是粮食等农副产品的严重不足，全国出现饥荒，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现象不断出现。严酷的现实使全党深刻地认识到农业问题的重要性。1961年国民经济转入调整时期以后，党要求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严格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各个部门在制定计划和采取措施时，都必须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农村，把支援农业放在第一位；工业各部门都必须坚决地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必须逐步建立起为农业服务的、完备的工业体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是建国以来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项重要成果。虽然在此以前党的领导人也都讲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并不真正理解农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基础地位的意义，从没将农业的基础地位付诸实施过。在经过了无数艰辛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党终于将“以农业为基础”确立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从1961—1965年，全党牢牢把握农业的基础地位，各行各业立足于面向农业、支援农业安排计划，使国民经济很快走出困境，开始回升。这期间，党还立足于解决“吃、穿、用”指导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遗憾的是，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并未根除，阶级斗争的理论步步升级，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日益严重，1964年夏，中央决定加强“三线”建设，将国防实力的增强作为“三五计划”的中心。这样，“三五计划”从一个“吃、穿、用”计划变成了一个立足打仗的备战计划。毛泽东认为“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搞农业要靠大寨精神，投资不要那么多。”（注：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28页。 ）可见，困难时期一过，形势刚一好转，党就又开始背离“以农业为基础”这一经过艰辛探索才确立的方针。这也告诉我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经济建设被放在次要地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任何成果都不可能得以坚持，因为经济建设是服从于阶级斗争需要的。
结语
首先，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将之变成行动的指南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在口头和书面上随处可闻可见的语言，但真正能在实践中运用则实属不易。对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是能够深刻理解和熟练运用的。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农民的力量、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夺取国家政权的。可是在建国后的实践中，许多人都是口头上承认农业的基础地位，实践中却始终不能落实，而是热衷于搞工业，离开农业所能提供的剩余盲目扩大工业的规模、追求工业的高速度。只有当农业无法支撑工业、工业被迫后退时，全党才转过头来检讨一下农业政策，采取一些缓和农民情绪的政策。农业形势稍一好转，全党马上又集中精力搞工业。周而复始地走着这样的路，农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工业也很难有预期的发展。十七年的探索实践告诉我们：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是多么不易。从理论上认识到是一回事，在实践中能否坚持则是另一回事。
其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搞工业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尤为重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实现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面临的首要的和重大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维护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的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资金来源不同——后者可以依靠殖民掠夺而来，而前者只能靠自身积累。又因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金积累的唯一来源只能是农业。在中国工业化战略启动前夕，党内曾就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有不同意见：刘少奇、陈云等人主张先发展农业、轻工业，然后再搞重工业。从维护民族独立和尽快实现国家富强的大局出发，毛泽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在落后的农业基础上搞工业化，农业必须通过税收、剪刀差、储蓄等形式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这就要求全党牢牢把握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去支撑工业，切不能不顾农业只热衷于工业。如果那样，工业的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有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工业化的起始阶段是以农业支撑工业的阶段，牺牲农业和剥夺农民都是不可避免的。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农业支持工业或以农养工并不等于牺牲农业。“一五计划”后期，中国共产党人曾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进行反思。鉴于农业的滞后，要求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并认为从长远看这有利于工业更快更多的发展。只可惜这一认识没有被付诸实施，结果中国重蹈了苏联的覆辙。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搞工业化，更要牢固地树立农业的基础地位。
最后，把“以农业为基础”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是十几年探索的一大成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艰难的。直到今天，虽然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但也不是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其中农业的地位需要全党时刻牢记，农业的发展道路仍需全党努力探索。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随着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推进，将不断出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