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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平集》是宋代一部重要的史籍，史料价值很高，历来为宋史研究者所重视。然而，关于它的作者，至今还是一桩悬而未决的疑案。此书南宋初行于世时，题曾巩撰。这本来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自从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率先发难，提出“疑非巩书”后，聚讼遂起，到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则断定其出于伪托，而非曾巩所撰。至今学术界大多以此说为是。《四库提要辩证》作者余嘉锡曾力排众疑，认定《隆平集》为曾巩所撰。或许是余氏所辨偏重于形式上的分析考证，未能更深入地将此书与曾巩所作其它文章进行对比，提出内证，故至今无人采纳其说。笔者在研究曾巩的学术活动和思想时，曾将曾巩文集与此书对照分析，发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再结合曾巩的学术活动和思想精神加以剖析，愈信《隆平集》为曾巩所撰无疑。今特撰此文，试图在余氏考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内在证据，解决此案。
一、否定者证据之不足
否定《隆平集》为曾巩所撰的始作俑者晁公武，在所著《郡斋读书志》卷六中这样说：“《隆平集》二十卷，皇朝曾巩撰。记五朝君臣事迹。其间记事多误，如以《太平御览》与《总类》为两书之类，或疑非巩书。”按：晁氏所揭发的错误见《隆平集》卷一《馆阁》。《太平御览》与《太平总类》实际上是同一部书，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命李昉等编修，初名《太平总类》，后因太宗亲自按日阅览过全书，故改名《太平御览》。《隆平集》将它误为两书，确是一个不小的错误。但以书中有误即疑其作者非曾巩，显然又是轻率的。曾巩虽为一代学术巨匠，偶有差错，实亦在所难免。这在他平日所作文章中自然也是存在的。要否定此书非曾巩撰，必须另有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而况，晁氏之言本身也尚有可疑之处。其一，据余嘉锡揭示，晁氏此语只在衢本《郡斋读书志》中有，而在另一版本袁本《郡斋读书志》中，却没有“其间记事多误”以下二十五字，殊属奇怪。其二，晁氏的说法亦有自相矛盾之处，在此，他大胆发出“疑非巩书”的疑问，而在同书卷十九《寇忠愍诗》条下，则又引《隆平集》卷四《寇准传》之文，并明言为曾巩之语。可见，晁氏并没有断定《隆平集》是伪书。
晁氏之疑，本已不足为据，《四库全书总目》作者却妄加发挥，断言《隆平集》非曾巩所著。该书卷五十《隆平集》条下云：“《隆平集》二十卷，旧本题宋曾巩撰，……晁公武《读书志》摘其记《太平御览》与《总类》为两书之误，疑其非巩所作。今考巩本传，不载此集。曾肇作巩行状及韩维撰巩神道碑；罗述所著书甚备，亦无此集。据《玉海》元丰四年七月，巩充史馆修撰，十一月巩上《太祖总论》，不称上意，遂罢修《五朝史》。巩在史馆首尾仅五月，不容遽撰此本以进。其出于依托，殆无疑义。”这里，除沿袭晁公武的理由外，又提出两点：一是《宋史·曾巩传》、巩弟曾肇所作《曾巩行状》以及韩维所作《曾巩神道碑》未著录此书；二是据《玉海》所载，巩在史馆修国史的时间只有五个月，不可能这么快著成此书。
关于曾巩在史馆修国史的时间，《玉海》卷四十六《元丰修五朝史》条原文是这样的：“（元丰）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己酉诏：直龙图阁曾巩，素以史学见称士类。见修《两朝国史》将毕，当与《三朝史》通修成书（原注：是年十一月，废编修院入史馆），宜以巩充史馆修撰，专典史事。十一月，巩上《太祖总论》，不称上意。五年四月，遂罢修《五朝史》。”《四库全书总目》在引用这段记载时，竟将“五年四月”四字漏掉，错误地得出“巩在史馆首尾仅五月”的结论来。
这里，有必要简单交代一下曾巩修《五朝国史》的前因后果。曾巩（1019—1083），字子固，北宋建昌军南丰县（今属江西）人。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次年为太平州司法参军。嘉祐五年冬，奉诏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负责搜集、整理和校订史馆典籍。历时九年，至神宗熙宁元年（1068）结束，取得很大成绩（注：详参叶建华：《曾巩的史学活动试探》，载《河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一期；《曾巩史学思想简论》，载《中州学刊》1990年第二期。）。次年二月，神宗又成立英宗实录院，命曾巩为检讨官，负责纂修《英宗实录》。巩受命后，即上书皇帝，提出十六条详细的编写意见（注：《曾巩集》卷三十二《英宗实录院申请札子》。），但由于巩在朝廷“不知苟且以取容，但信朴愚而自守”，“挺立无所附，远迹权贵”，受到当权者的妒嫉，“为英宗实录检讨官，不愈月，罢”（注：《曾巩集》卷三十二《齐州谢到任表》；曾肇：《曾巩行状》。）。被迫请求出京“外藩”，任越州通判。《英宗实录》后由孙觉负责编写，七月书成。
元丰四年（1081），六十三岁高龄的曾巩在做了十二年地方官后，再次回京任史馆修撰、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典修《五朝国史》。宋代素重国史之编修，真宗时修有太祖、太宗两朝国史，仁宗时又修真宗朝国史，并与前两朝合为《三朝国史》。神宗熙宁十年（1077），命王珪监修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元丰四年七月，神宗又以“三朝、两朝国史各自为书，将合而为之”，以成一部从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至英宗的《五朝国史》，并“专以付曾巩使合之”（注：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四《九朝国史》。）。据1970年在南丰县源头村崇觉寺出土的林希所作《曾巩墓志》记载：“（元丰）四年，（神宗）手诏中书门下曰：‘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修五朝史事。’遂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如公者。公入谢曰：‘此大事，非臣所敢当。’上曰：‘此用卿之渐尔。’因谕公，使自择其属。公荐邢恕以为史馆检讨。”把编修五朝大典的重任独付曾巩一人，并让其自己组织写作班子，这在古代官修国史中是罕见的。
曾巩不负众望，一担任典修国史的重任，便首先制定了详细的编写条例，以及史料搜集的范围和方法等（注：见《曾巩集》卷三十一《史馆申请三道札子》。）。这些意见得到神宗的首肯，于是编修《五朝国史》的工作便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
然而，次年四月，神宗却又下诏罢修《五朝国史》。为什么曾巩如此认真负责，而神宗却要废除史局呢？其中原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墓志》、《神道碑》、《行状》，以及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四、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均说因曾巩母亲卒而史局罢。然史局罢在四月，而巩母卒在九月。《宋史曾巩传》不云被罢之故。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则云“当考求所以罢修之故”。王应麟《玉海》等又言曾巩上《太祖总论》，不称上意而罢。据余嘉锡考证，曾巩典修《五朝国史》，实际上是被当时的御史中丞徐禧以及新进之人蔡卞等所攻罢。《四库全书总目》独信《玉海》所载，是片面的。
总之，曾巩典修《五朝国史》，首尾时间在九个月以上，绝非仅五月。而且，退一步讲，即使仅五月，否定也不能马上成立。因为，如前所述，曾巩负责过《英宗实录》的编修，又曾参加过《宋会要》的编辑（注：《曾巩集》卷三十四《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对宋兴以来的政事国典早就比较熟悉，当时又有三朝国史材料可资参考（注：据《曾巩集》卷三十五《拟辞免修五朝国史状》称：“两朝国史，臣所未见。”），任职之后工作又非常认真负责，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曾巩修史。
那么，为什么《神道碑》、《行状》等没有著录此书呢？这是因为，《隆平集》仅仅是曾巩所修《五朝国史》之底稿，未及定稿而史局已废，不久又遭母丧，曾巩离京奔丧，次年四月巩即病卒。所以，曾巩生前未加以正式定稿。其家属以其为史馆所修之官书，且是未成之稿，故藏之于家，存其手稿而已，并没有将它当作正式著作整理刊行，也没有把它视为曾巩的私人作品。徽宗时，淄王赵世雄（注：据余嘉锡考证，世雄与曾巩同时，约比巩小十二岁。）典宗正，于曾氏之家得到此书，遂录副本以授其子孙。绍兴初，《隆平集》始刊布于世。赵世雄的曾孙赵伯卫于绍兴十二年（1142）作序一篇，载于南宋董氏万卷堂本《隆平集》之首，详载内中原委。其中有云：“南丰曾巩子固为左史日，尝撰《隆平集》以进，……当时号为审订，颁付史馆，副存于家。虽非正史，亦草创注记之流也。”而且，即使弟子未提及，也不能马上否定此书为曾巩所作。曾巩著述甚丰，各种著录互有出入。如曾为朱熹《宋名臣言行录》、陆游《老学庵笔记》等多次引用的曾巩《杂识》一书，便不见于《神道碑》、《行状》等的记载。
由上可见，仅以书中偶有差错及有关著作未著录、巩在史馆时间短等理由，怀疑甚至否定《隆平集》为曾巩所撰，是明显证据不足的。
二、《隆平集》为曾巩所撰无疑
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反而可以提出许多可靠的证据，证明《隆平集》确系曾巩所撰。
（一）《隆平集》与《元丰类稿》比较
虽然《隆平集》是史书，而《元丰类稿》是曾巩的文集，两者性质不同，但取两者有关文字相比较，不仅可看出其中思想观点和文笔风格的许多相通之处，甚至有措辞如出一辙者。这是《隆平集》为曾巩所撰的强有力证据。
《隆平集》共二十卷，前三卷记太祖至英宗五朝事实，分圣绪、符应、都城、官名等二十六门，每门又分若干条，体例颇似会要。卷四以下为列传，分宰臣、参知政事、儒学行义、妖寇等十一类，立传三百三十人（包括附传）。在将此书与《元丰类稿》比较时，我们首先发现此书前三卷内容与《元丰类稿》中的《本朝政要策》极相似。《本朝政要策》系曾巩类聚历朝政要中之制策奏议为一编，其所立篇目与《隆平集》前三卷大同小异，甚至有文字内容也完全一致者。现将两书有关篇目列表对照如下：
《隆平集》 符 官 馆 学 取 祠 刑 户 河 宰 妖 夷 燕
应 名 阁 舍 士 祭 罚 口 渠 执 寇 狄 乐
官 郡
司 县
《本朝政要策》 感 三 文 学 贡 蜡 刑 户 水 宦 贼
生 司 馆 校 举 祭 法 口 利 者 盗
帝 考 祠 版
课 太 图
一
《本朝政要策》 契 雅
丹 乐
南
蛮
虽然在这些基本相同的篇目里，具体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本朝政要策》综论历代，而《隆平集》侧重宋代。但其中亦不乏完全相同者。如《本朝政要策》的“户口版图”目对宋太祖年间户口版图的记载，与《隆平集》“户口”门的记载，不仅方式一样（分太祖元年和末年两次），即数字也一字不差。又如《本朝政要策》“贡举”目与《隆平集》“取士”门，两者只有详略之区别，而主要叙述文字语句完全相同，现引录如下：
……开宝六年初，殿试进士，自是为定制。……
《隆平集·取士》
隋大业中，始设进士科，至唐为盛，每岁不过三
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八十人，既而复故。
开成间，连岁取四十人，俄仍旧制。太宗即位，
旬日之间，取士三十三人，经科百九十六人，并
赐绿袍木简，未命官，而释褐新制也。……
……（开宝）六年，又诏宋准等覆试于讲武
殿，殿试自此始也。自隋大业中，始设进士
科，至唐以来尤盛，岁取不过三十人。咸亨、
《本朝政要策·贡举》
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寻亦复故。开成间，
连岁取四十人，又复旧制。……至太宗即位
，……旬浃之间，拔士几五百，……又未命
官，而赐之绿袍靴笏，使解褐焉。……
我们再取《隆平集》中的人物传记与《元丰类稿》中有关的碑铭墓志行状等文章对比，两者的文笔风格和思想精神也是相通的，有的连语句表达和措辞都基本一致。如《隆平集》卷四十《孙甫传》与《元丰类稿》卷四十七《孙公行状》，两者只有简繁之别，而文章风格和观点基本一致，措辞亦大同小异，前者可视作后者之浓缩，明显出于一人之手。
又如《隆平集》卷十五《王回传》与《元丰类稿》卷十二《王深父文集序》、卷十五《再与欧阳舍人书》、卷十六《与王深父书》、《与王介甫三书》等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据上述文集中的文章所载，王回（字深父）病重时，王安石曾作志铭寄给曾巩看，曾巩阅后非常赞同王安石对王回的评价，认为是“发明其志，可谓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今《隆平集·王回传》虽只一百二十九字，却引录王安石的评价之语达五十余字，并以王安石语作结束：“……安石谓：‘回造次必稽孔子、孟轲所为而不为，小廉曲谨，以求名于世，其学问所得，自汉以来列儒林者罕及也。’”这个情况，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
此外，如《元丰类稿》卷四十二《戚舜墓志铭》谈到戚舜的祖先戚同文、戚纶、戚维时，与《隆平集》卷十三《戚纶传父同文附》语句措辞也基本相同。《隆平集》中的《侬智高传》、《狄青传》则可与《杂识二》的内容互通。其它许多传记的叙述，也都与曾巩平时写文章的风格相符合，如《李允则传》叙述“简严最有精彩”，“非得此妙笔，不足以传之”。《曹克明传》“错综轶宕，极有生色”。《杨邺传》“叙杨邺设谋力战处，如读《项羽记》、《刺客传》，令人可悲可涕，何等笔力”！《耶律隆绪传》“叙事中间以议论，行之何等活泼”、“措语简要，而有分寸”，“妙有姿致”。《夏国赵保吉传》“错落入妙”，“雄健错落”，“逐段引人入胜，与《五代史》可称合璧”（注：引文见清彭期所作《隆平集》批注。）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隆平集》与《元丰类稿》的作者只能是同一个人，即曾巩。唯一有所例外的是《隆平集》卷十五《徐复传》与《元丰类稿》卷四十八《徐复传》，两者不仅简详不一，记载内容差别也很大，未知何故。
（二）宋人引录《隆平集》者均称其为曾巩之书
《隆平集》于南宋绍兴年间刊行后，虽流布不广，但已为人们所重视和引用。南宋几位著名的史学家吴曾、李焘、李心传、杜大珪等，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引录过《隆平集》的内容，而均称其为曾巩所作，未曾稍疑其伪。这是《隆平集》为曾巩所作的有力旁证。
南宋绍兴年间吴曾所著《能改斋漫录》一书，素以征引繁富、考据精确见称。其书卷五《牛僧孺聪明台》条，曾记录有这么一段话：“《国史刘沆列传》，曾南丰撰，云：‘沆，吉州永新人。曾祖景洪，事杨行密为江西牙将。有彭玕者，据州称太守，胁景洪附湖南，伪许之。复以州归行密，遂不仕。尝谓人曰：我不从彭玕，当活万余人，后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后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读书堂故基，即其上筑台曰聪明台。沆母梦牛相公来而生沆。’以上皆列传所载。”今查《隆平集》卷五《刘沆传》，果有此段记载。足证《隆平集》为曾巩所撰国史之底稿无疑。
《能改斋漫录》卷十二《晏元献节俭》条又云：“曾南丰与公同乡里，元丰间，神宗命以史事。其传公曰：‘虽少富贵，奉养若寒士。’考公手帖，则曾传可谓得实。”今《隆平集》卷五《晏殊传》里，果然有“虽少富贵，奉养若寒士”两语。
与吴曾《能改斋漫录》可以互证的是，南宋绍熙间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其中有种放、范质、刘沆、包拯等四十三篇传记之文，皆题为“曾太史巩撰”或“曾舍人巩撰”。这些传记今均见于《隆平集》中，内容完全相同。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于卷四十八、九十五、九十六曾三次引用《隆平集》的内容，并在卷九十五所引文前明著“曾氏《隆平集》”五字，可见，李焘亦未曾怀疑《隆平集》为曾巩所撰。
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一《王文正遗事》谈到张师德（字尚贤）两诣王旦门不得见，旦谓师德奔竞，李心传辨之曰：“曾子固《隆平集》云：尚贤‘守道不回，执政不悦，在两掖者九年’。则似非奔竞者。”此语今见《隆平集》卷十四《张师德传》中，可见，李心传也直指《隆平集》为曾巩之书。
此外，南宋初李元纲在《厚德录》中也曾引《隆平集》材料达三十条，而皆直称为“曾子固《隆平集》”（注：见《说郛》卷九十四。）。
（三）《隆平集》为曾巩所修《五朝国史》之底稿
我们说《隆平集》为曾巩所修《五朝国史》之底稿，不仅有前引赵伯卫序和上引吴曾《能改斋漫录》（称其为“国史”）、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称其为“太史”）等为旁证，而且还可以从《隆平集》的内容与曾巩当日修国史时所拟订的内容进行比较，作为内证。
首先，从记事时间看，两者相吻合，皆记宋太祖至英宗五朝史事，如是伪作，很难如此巧合。
其次，从记载的范围看，根据曾巩所上《史馆申请三道札子》称，《五朝国史》的记载范围是宋兴以来五位皇帝的功德以及群臣拜罢、刑法、食货，特别是五朝名臣良士的言行功实等。今《隆平集》所记载的正是这方面的内容。
第三，从编写体例和原则看，当时曾巩规定《五朝国史》略仿司马迁《史记》体例，有本纪，有记载群臣拜罢的《百官表》，有记载刑法、食货、天文、灾祥的各志，有人物传。其原则是只记“善恶可劝戒，是非后世当考者。其细故常行，不备书”。“名位虽崇而事迹无可纪者，不必传。或善恶有可见者，则附见之”。今《隆平集》虽无纪、表、志（恐未成），但前三卷内容反映的正是这些情况，其中“圣绪”冠以首篇，似本纪之内容，“宰执”、“官名”、“官司”诸篇，则与百官表无异，其余各篇则明显属志的内容。卷四以下的人物传记，则集中体现了“善恶劝戒”的记事原则。每篇传记长短不拘，长的几千字，短的百余字，都是善恶分明，并时有附传，而遇到重要的章疏奏折，亦予以记载，深得《史》、《汉》列传之堂奥。前引《李允则传》、《曹克明传》等皆是如此。而《狄青传》，也是“叙述错综简括，颇得《史》、《汉》丰骨”。《范仲淹传》则长达二千四百余字，详载仲淹的许多重要章奏，史料价值极高。另如卷十五《赵师旦》、《曹觐》、《孔宗旦》三传，采用了《史记》合传之体，将这三位同时慷慨就义于侬智高叛乱的勇士合在一起叙述，“真令人读之无不感愤涕泪，得《史记》合传之体”（注：引文见清彭期所作《隆平集》批注。）。
康熙四十年，彭期序此书云：“……公因编著五朝之事为《隆平集》二十卷以进，而《宋史》及《通鉴》皆藉为根柢。所纪撰者，典而核，博而文，其词约者其义明，其文繁者其旨永。上下百余年之事，英君贤相、典章制度、赏罚兴革、人物风俗、忠良邪匿、内外舆图、营缮赋役、攻伐营屯诸事，莫不一目了然。善恶美刺，无所隐护。即当日最忌讳者，靡不微词见意。前以继《五代史》而并行，后可以合《宋史》而互见。……晁氏讥其记事多误，又曰或疑非先生之书，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也。且斯集之体制才思，俨然左国马班之遗，有识自能辨之尔。曰作者谁肯自掩其长而让能于公哉！……今付梓以附公文集之后，以见公之前集得于经学者既粹，而此集得于史学者尤深。出经入史，兼擅其长，又何才学识之弗备哉！”康熙四十七年，曾鸿麟跋此书则云：“文定公文章名天下，既醇乎经学，而《隆平集》则其史才也。……至今读之，其短篇则如《左氏传》，其长调则如《贾太传》，其典核又如《秦风》、《小戎》，所状士马、板屋、土风，宛然在人眉宇间。真旷代逸才也哉！”余嘉锡亦说：“究之，有宋一代正史别史，笔力之高，莫过于此。即其剪裁洗伐之功，已非王称、脱脱辈所能讥及。此岂后人所能伪作哉！”
以上评价虽不免有所夸张，但至少可以反映出《隆平集》作者的文笔才识与曾巩是一致和相匹配的。
我们认为，《隆平集》既为曾巩所修《五朝国史》之底稿而非定稿，其琐碎谬误之处在所难免，但总得来说，称得上是一部谨严之作，能体现出曾巩的“良史之才”（注：章学诚对曾巩史学的评语，见《章氏遗书》外编卷十六《志隅自叙》。）。特别是它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不仅在宋代已为吴曾、李焘、李心传、杜大珪等名家所称引，而且在元修《宋史》时，亦被列为重要参考书（注：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修辽宋金史搜访遗书状》。）。至于今天人们在研究宋史时，使用的频率就更高了。对于这么一部重要著作，晁公武仅以书中有误而轻率地疑其伪作，《四库全书总目》作者又独信晁氏片面之辞，妄下结论，实不应该。近代有的学者也不加甄别，在未提出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跟着断言“巩之未著《隆平集》无疑”（注：王焕镳：《曾南丰先生年谱》。），尤为无稽。今天，我们在研究曾巩学术时，只字不提《隆平集》，或在著录《隆平集》时，不敢径直写“曾巩撰”，是大可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