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近代中国人的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民主政治论文,困境论文,中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人类社会第一次用民主这个词表达“人民的统治”的政治形式开始，不知有多少人在努力地追求民主、实践民主、完善民主。马克思曾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所极力推崇的君主制中，充满激情地赞扬了民主政治：“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0-282页。）自近代社会以来，政治解放和民族独立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动力和理想。
从1840到1919年的前后80年中，近代中国人走上反对专制政治以追求民主政治的征途。“从魏源、徐断畲、洪仁轩对西方民主的赞叹、郑观应、王韬、张树声的立宪议论，康有为、谭嗣同的改革尝试，孙中山、邹容的共和方案，到陈独秀、李大钊的民主呐喊，反封建、争民主的思想犹如一江春水，一浪高一浪地奔腾向前。”（注：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9页。）研究这段历史，正确估价历史的得失和理性正视历史的经验，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
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问题：民主政治的认识论困境
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首先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进而“中体西用”，进而主张“全盘西化”，进而弘扬民主和科学精神。在这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伴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伴随着古今新旧之争，中国人越来越深刻地痛恨封建专制政治的腐朽，与此同时又痛苦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光辉。在近代中国人的眼里，西方的民主制度犹如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只要在中国引用这种政治制度，它就会使国家摆脱专制政治。正因如此，社会各阶层都把民主政体的确立看作是消弭内忧外患和实现富国强兵的主要手段。一代代中国人以此为理想进行了艰辛地探索，然而一次次地希望，却一次次地失望！痛苦和迷惘扰着近代中国人。为什么民主政治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遭到失败？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关键在于近代中国人政治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表现在无法以一种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本国的封建主义专制政治，只是充满激情地看到民主政治在西方社会里所结出的硕果，却不能冷静地探寻它所由产生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诸方面的“因”，因此，他们简单地得出结论，只要将民主政治从西方拿到中国来嫁接就可以同样发挥巨大的作用。实践证明，用这种乐观的浪漫主义态度来对待中国的现实问题肯定遭到碰壁，传统的社会结构条件无法培育出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土壤环境。无论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还是胡适的“全盘西化”，根本的困境在于不能正确估价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从而也就无法为中国社会真正走上现代民主政治的道路寻找到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案来。近代中国80年，资本主义议会政治和民主共和幻灭正好体现了这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困境。
认识论的革命往往是社会政治革命的前导。在坚持认识论必须革命的前提下，近代中国人却陷入了方向性的困境。在西方民主政治的耀眼光芒照耀下，在本国专制政治的痛苦反省下，近代中国人急切地希望社会发展与实现政治进步，与之相适应，他们选择了激进主义的认识论。激进主义的认识论主张为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必须“毕其功于一役”，彻底、全面、迅速地与传统政治体系及所支持的文化观念决裂。激进主义的认识论基础是政治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是指社会主体把自己的热情、理想、愿望不自觉地投射到某种对象上去，通过这种投射与移情作用来抒发、宣泄人们长期受到压抑的强烈愿望，并获得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升华。（注：萧功秦：《开展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思潮研究》，载《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最早可追溯至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康有为的“不变、全变”的维新思想。在康有为看来，传统政治是“朽木粪墙”，因而认定中国人只有“别立基构，拆而更筑，乃可托庇”。（注：康有为：《康南海年谱自编》，载《戊戍变法》，第4岫，第145页。）直至清末，立宪政治运动的失败，都是在政治浪漫主义为主导的认识论支配下所作出的政治选择。毋庸置疑，立宪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支柱。但是忽视本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以为通过“快速立宪”便可达到民主政治的阶段的激进立宪主义的后果，今人可以从历史中看到。可以这么说，1898年的戊戌变法以来，政治浪漫主义的认识论支配着近代中国人的政治选择的基本走向。政治浪漫主义的结局恰恰是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既体现民主政治的精神又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之价值系统。
浪漫主义政治观的困境最终归结为：
一是无法科学地区分现代民主政治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坚信全世界不同民族注定要沿着单一轨道前进，这是从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就开始提出的观点。西方社会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的行列，更加强了这种思想的地位。如果我们对西方人所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本国人民也对西方政治发展道路不加以客观分析就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在民族危难的关头，在西方炮火的面前，近代中国人无法真正地、客观地分析以往的光辉和现在的耻辱。要么依然沉浸于传统的光辉之中，要么跃然迷恋于西方的光芒下。在民族一次次的失败的过程中，更多的中国人是把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奉为经典。浪漫主义的政治观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倾注了太多的命定论色彩，其实质是把局部历史发展道路普遍化、个别因素扩大化、特殊环境抽象化，即把至多只是适合西方社会发展某些方面的特征整理成严格的图式，去套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
二是无法清醒地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始终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其文化载体处于相容状态中，因此，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无疑是不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的，必须具体地分析对待。既要克服封建专制政治下的文化传统对民主政治的阻力，又要善于利用政治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为民主政治提供赖以发育、成长的基础，从而维护社会发展的可行性与连续性。
三是无法有效地提出现代民主政治的文化支持与经济经济基础的关系。浪漫主义大多秉持民主政治的文化决定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政治问题本来无可厚非，但把中国的出路归结为根本是一个文化问题，那就出问题了。无论是清末体用之争还是五四东西文化之争都是从文化层次上来探讨现代化问题，而很少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如梁漱溟就认为：“中国的失败自然是文化的失败，西洋的胜利自然是文化的胜利”。（注：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后觉悟》，中华书局1933年。）就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关系而言，两者是互动共生的；任何脱离了经济发展的政治发展，或者忽略了政治发展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发展。同时我们不应当忘记，西方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要建立和发展民主政治，首当其冲的是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即如何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一旦社会的经济进步，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必然迅速地获得更大的规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5页。）仅仅从思想文化上寻求民主政治的动力，这种思维模式注定了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根基是脆弱的。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问题：民主政治的价值贫困
世界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发育的迟滞，使得中国现代民主政治不可能象西方那样是一个自然长成的政治解放过程。西方的民主主义是市民社会发育成熟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以个人为中心、提倡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反射到制度层面上，就是立宪政治、民主政体的产生。在西方民主政治的建立和运作有着一个核心的价值理念，那就是对公民权利和自我发展的信仰。民主的价值支撑起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人类社会的政治解放过程，它把人变成独立的个人和公民。同时，也正是西方民主政治在价值理性层面上的成熟为西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可见民主政治在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达到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随着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日益推进，无论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还是在对外扩张过程中，西方民主政治的价值理性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因此西方社会大力推行“价值怯除”。这对于一个民主政治价值理念已经扎根的西方社会来说，除了说明西方民主政治的成熟性和狭隘性还能说明什么。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封建专制政治之身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社会来说，要实现民主政治以完成政治解放过程必须首先要完成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的社会化过程。
中西两极相逢，在一次次遭到西方欺凌之后近代中国人开始了对中西社会的反思。当学习西方的技术已经明显不能解民族于倒悬的时候，近代中国社会就开始“道”与“器”、“体”与“用”、“本”与“末”的痛苦思考。传统的专制政治的价值遭到了怀疑，西方民主政治自然成为当时中国人的救国良方。“反帝救亡成了整个中国近代思想的压倒一切的首要主题。”（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9页。）大多数中国人仅仅把民主政治看成是实现民族解放的有效工具。民族主义的情怀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神魔般的社会动员作用，但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认识民主，就不可避免地把民主当作功利性的手段，而忽略了民主的价值理性的内涵。同时，功利性的民主观使得民主总是扭曲变形，常常是削民主主义之足，适中国现实之需。这种倾向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表现得相当明显。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之机构，就被视为民主政治之全部内涵。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成功后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许多人便以为中国民主政治已实现。可是等待中国人的却依然是专制政治和军阀政治。国家的重建和政治的解放依然是摆在中国人面前。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3页。）由于民族危机和国家重建危机伴随着中国人对民主政治探索的始终，因而在近代中国民主政治道路上充满着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这样导致民主政治的价值贫困局面，没有一个完整的价值理性支撑民主政治。开议院、立宪法固然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它仅仅是民主政治的形式。如果没有一个民主的价值理性支撑，民主政治不仅不能实现，反而会成为专制政治的花瓶。价值理性是民主政治之魂，价值的贫困必将导致民主政治的失败。价值的贫困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分离；名与实的分离。所谓目的与手段的分离；就是近代中国人把民主政治仅视为救国之良药，社会发展的工具，而不是被视为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和人性发展的需要。事实上，民主政治不仅包括民主制度，而且包括民主意识，更应包括公民的民主权利。这三者缺一不可，只有三者的统一才能支撑起民主政治的大厦，它反映着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当然，中国社会建构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绝对不是西方民主政治所依托的价值理念。在走向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中国社会面临着传统的价值理性的转换和民主的价值理性的构建的任务。这是达到民主政治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前提。所谓名与实的分离，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近代中国人缺乏对民主的价值理念之关怀，使得“每一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陷之具”。（注：鲁迅：《花边文学·偶感》，《鲁迅全集》，第5卷，第389页。）可见，只有民主的价值理性为全社会所奉行，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实现。
三、国体改造与政治发展的问题：民主政治的本质迷失
辛亥革命是一次重大的国家政治制度的革命，但这次政治革命却是建立在软弱的资产阶级这一阶级基础上的，因而辛亥革命迎来的民主政权并没有维持多久，取而代之的却是帝制复辟、地方割据的局面。在此之后，中国为了重建新的政治统一，寻求民主政治经历了将近四十年的曲折历程。这段历史充分地说明：
其一，民主政治的前提必须是国体改造，而国体的改造又必须依赖于一个强大的阶级，这是现代政治发展的本质规定性。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必然经历一个深刻的国体改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个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只能走入本质迷失的困境，中国不可能由资产阶级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主政治。这一理想目标必须由逐渐发展壮大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完成。
其二，近代中国社会所处的独特背景，传统专制政治的悠久历史和西方民主政治的肆意侵略使民主政治的建立与民族国家的独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民族国家的建立直接关系着民主政治的成功，而且民族的独立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更有着现实意义。因此，国体的改造不仅要求有着明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实的政治基础，而且需要实现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否则，民主政治就无以建立。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减轻中国社会所承受的西方的压力，也没有彻底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完成中国的主权独立。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扩张固然可以刺激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是西方国家在中国所攫取的一系列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走向现代化所必须的政治基础。1840年以来的中国先进分子长期行于两难境地。民族的独立使中国人不得不对西方文明采取排斥的态度，民族的振兴和民主政治的实现又需要向西方文明学习。这种矛盾心理一直困扰着近代中国人。中华民国的建立也没有能改变这种困境。既然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政治解放所反对的对象是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内部的封建主义，既然中国政治解放的任务是推翻这两个压迫者，那么，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国体改造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建立，而且是民族国家的独立过程。两者缺一不可。
其三，要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里实现民主政治，不可能从传统专政政治制度向现化民主政治直接过渡，而需要经过若干中介阶段。当然，这些中间阶段必然指向现代民主政治，而非有悖于民主政治。从这一角度来说，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发展模式，不失为一条后发展国家的民主政治之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社会“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不可能性。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个阶段必须衔接，而且其方向和归宿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而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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