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科分割问题——兼论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综合性论文,学科论文,人文论文,期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4)06-0119-04
一
国内史学界知名刊物《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发表了一位历史学者《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新发展》一文，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哲学界和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哲学界学者随即在2002年第1期的《哲学研究》上发表了《唯物史观：发展还是超越》一文对其观点进行了有力反驳，同时史学工作者也在2002年第1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商榷文章。这一学术争鸣现已尘埃落定，然而由此学术争鸣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值得学界长期深思。一位历史学者的文章发表在史学刊物上并涉及到了哲学问题，然而在哲学界看来，作者在文章中所反映出来的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却仍然停留在20多年前的水平。实际上，20多年来哲学界的研究不但使他所说的“传统唯物史观”的缺陷得到了清理，同时也使唯物史观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这次从某种角度来说也许算不上学术争鸣的学术论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学科之间分割严重。
其实，何止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之间“隔行如隔山”，就是在同一学科内部，如哲学、历史学、法学内部的各二级学科之间也是分割严重。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界时至今日还依旧严格地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八个二级学科。这种哲学内在的二级学科的划分本身就没有充分的根据。更为严重的是，不同二级学科的学术研究的范式有很大的差异，例如，马克思主义研究比较喜欢‘宏大的’理论体系和观点的构造、西方哲学研究注重文本解读、中国哲学研究偏重理想化的人格塑造。不同学科之间缺少沟通，还常常相互看轻，甚至相互嘲笑。各个二级学科组成自己的学会和研究会，彼此不来往，造成各自研究的缺陷，严重阻碍了中国哲学的创新，而且无法与国际哲学研究接轨。”[2]
史学工作者也对学科分割对历史学的发展造成的制约感到忧虑。如有学者曾撰文指出：
从历史学内部来说，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名录，历史学下面包括8个二级学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这8个二级学科，各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同时它们又都是历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相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现实的情况是，各个二级学科之间壁垒过于森严。不少史学工作者除了自己所从事的二级学科，把其余学科都看作是另一种行当，不但在学术内容方面不闻不问，“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是在人员交往方面也颇有点“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此外，就是在同一个二级学科内部，也存在着学科分割的现象：或者专注于某一历史时段，或者潜心于某一社会历史领域，心无二用，目无旁骛。研究先秦的对唐宋历史无暇一顾，研宄经济史的对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也缺乏必要的兴趣。[3]
就法学研究来说，不少部门法的学者感到法理学的研究与各部门法的研究脱节，尤其是与经济法、行政法的研究脱节。各部门法之间也有如前述哲学研究、历史学研究同样的问题。各部门法之间的分割已严重影响了法学研究的进展。大量的现实问题往往需要“公法”学者和“私法”学者的一致努力，需要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等学科的学者共同配合。如中国的土地使用权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民法的问题，对它的研究还牵涉到经济法、行政法等多个学科的内容。然而中国法学研究的现实则是不少学者往往将“公法”与“私法”截然分开，认为一个问题要么是“公法”问题，要么是“私法”问题，研究“公法”的就不要去涉及“私法”问题，研究“私法”的就不要去涉及“公法”问题。另外，即使在一个部门法内部，也有彼此研究的脱节现象。如有经济法学者就认为中国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着“经济法总论与分论的脱节”，认为“过去人们在经济法理论研究中更多的是重视对经济法总论的体系构思，侧重于对经济法的较为抽象的领域诸如经济法的定义、调整对象、调整原则、价值取向等问题的研究，而忽视了与此相适应的对经济法分论体系的研究，从而形成了总论不能很好地指导分论，分论又不能很好地印证和呼应总论的现象。”[4](p.4)
学科的分割给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有学者曾总结学科分割对历史学的发展造成的制约：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影响了专题研究的深入；妨碍了学者间的交流；减弱了历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不利于历史学的学术创新。[3]历史学如此，对于其他学科来说何尝不是这样？国外文化研究的学者也对学科分割的弊端进行了分析：由于专家们只关注自己研究的狭小领域，使他们丧失了对于这个时代来说更为重要的整体性问题的话语权，从而丢掉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本应扮演的角色。[5](pp.77～91)
二
这种学科之间的严重分割与近代以来人们的分析方法有关。这种方法要求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总是将事物分解到最小单位，认为事物最简单的单位的性质决定了事物的性质的基础。正如自然科学中要认识一个事物总是要分析其分子，由分子到原子，由原子到质子、中子和电子，由质子、中子再到中微子，直止夸克一样。人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也是如此，认为学科的不断分化是人们科学认识运动由粗略到细致、由浅入深的体现，其表现形式是分支学科的不断产生。在中国，学科的分割也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学科建设片面强调专业化甚至行政化有关。不可否认，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不断分化也正如自然科学一样在近代以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在现当代，在学科继续分化的同时，各具体科学则愈益呈现出汇流之势。学科的不断综合已成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现代学科的综合，主要表现为包括边缘学科、横断学科、综合学科在内的交叉学科的不断涌现，它具有多种形式：有相临学科之间的交叉，也有边缘学科的交叉；有同一层次学科之间的交叉，也有数门学科之间的交叉；有传统学科之间的交叉，也有传统学科与交叉学科之间的交叉；有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之间的交叉，也有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等。”[6](pp.493～494)学科之间的综合使新的学科不断涌现。传统的学科如哲学，日益同经济、历史、科技等学科相结合，出现了经济哲学、历史哲学、科技哲学等等。经济学则在与其他学科的综合中产生出了人口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军事经济学、艺术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管理经济学、旅游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科学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等数十个分支学科。不仅人文社会科学是这样，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如地理学这样的传统自然科学分化为人文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行为地理学、计量地理学等新兴学科。
为什么新的综合性的学科不断涌现？
从社会科学研究的程序来说，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波普尔所说真正的科学研究是从问题开始的。[7](p.102)“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8]“从历史上看，任何对自己时代真正有意义的哲学，任何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哲学，一定是那种最敏锐又最深刻地把握和反映了自己时代问题的哲学。……问题而非别的东西才是哲学思考的根柢所在。如果无视或忘却了自己时代的问题，哲学理论就会变成无根之木而失去生命力。”[9](p.4)哲学这样，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而言，也是如此。然而现实中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述法学研究中的例子，往往非一门学科所能为。如在承担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过程中，李学勤教授就认为“这个项目的特点是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以多学科交叉的途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为进一步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基础。”“工程的最大特点是多学科，最明显的难点也就在多学科。”[10]文明的研究要涉及多个学科，中外学者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布罗代尔就认为，文明的研究涉及所有社会科学，“要阐释文明的概念，需要所有社会科学通力合作，它们当中包括历史学”，以及“其他那些被称作辅助学科的社会科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集体心理学。”[11]
事实上，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就涉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它既与我国各地的自然与社会历史条件有关，又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政策、世界形势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发展状况等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它决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光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肯定是不行的。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我们的专家学者进行经济、政治、历史、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综合的研究。”[12]其他如环境污染、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等问题都需要人文社会学科甚至自然科学的学者跨学科地综合研究。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因此正如有学者所言，“当代学术前沿的问题都带有跨学科的综合性特点，单凭一个学科的资源已无法索解这些问题的答案。”“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跨地域性发展趋势，使得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失去了解决人类面对的文明冲突和生存困境的意义和价值。”[13]
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不只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同时也是科学理论自身不断发展、创新的重要条件，它不仅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表现形式和重要标志，而且是科学获得突破性进展的必要条件和内在要求。早在1873年，恩格斯就曾指出：“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接触点上……但是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可望取得最大的成果。”[14](pp.635～636)科学理论的创新可以在某个单一学科的领域之内实现，但更多的理论创新则是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结果。众所周知，马克思即是从经济学的研究中发现了唯物史观，计算机科学则是数学与工程科学相融合的结晶。
当然每一门学科都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范式，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沟通有诸多困难[6](pp.478～482)，但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之间实现范式的沟通与转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学科之间严重分割的现象必须改变。
三
要打破学科之间的分割，实现学科之间的沟通与融合，需要我们从分析造成目前学科分割现象的原因着手。除了要转变观念，最根本的是要从改革现行相关的科研体制等方面着手。针对学科之间的分割状况，有学者提出了以下几种学科之间沟通的形式：(1)人文社会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流、交叉和交换；(2)学科际合作、学科际交流及学科际辩论；(3)科学范畴、理论、方法的借鉴、移植、杂交、提升与更新等等。[6](pp.488～495)实际上，现在中国不少单科院校向综合性院校发展及博士后人员的跨专业申请制度等都是克服学科分割弊端的有效措施。就此问题，笔者在此无意展开论述，只想从一个编辑的角度谈一谈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在促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沟通的作用。
首先，显而易见，综合性社科期刊由于其跨学科的天然优势，相比专业期刊可以为一些兼跨两个或多个学科的科研成果提供发表的阵地。有些新兴的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无论发表在相关的哪一类专业期刊似乎都不合适，综合性社科期刊则天然的是为它们服务的对象。然而并不是每个综合性社科期刊都能做到这一点。如有一些“综合类期刊学科覆盖面较窄，拘泥于文、史、哲、经、法等传统学科，许多学科特别是新兴学科在其选稿用稿的视野之外。”[13]笔者就曾听说一篇很有学术见解的论述国际文化贸易的论文被国内某知名综合性社科期刊拒绝发表，其原因只缘于该文在编辑部内不好分类：分给经济类编辑，经济编辑认为属于文化问题；分给文化类编辑，文化编辑则又认为是经济贸易类学科的分管范围。在不少综合性社科期刊内部，其编辑人员与组织结构仍按少数传统学科进行配置，其功能只等于数个专业期刊的简单相加。这样的综合性社科期刊其存在又有多少价值呢？事实上，发表跨学科的学术成果正是综合性社科期刊的当然职责。
其次，综合性社科期刊可以利用自己跨学科的优势主动组织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就某一专题进行研讨。人文社科期刊不能只是现有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简单展示，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编辑应具有主体意识，显现相当的主动性。[15]这种主动性一方面表现为对来稿的筛选、审理，表现为对来稿的修改加工，使之成为“适合流传”的作品；另一方面，编辑可以发挥他的策划作用，发挥他的组织作用。[16]编辑完全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主动担当起引领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朝着当前社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方向去研究。当然，在这方面，专业性社科期刊和综合性社科期刊各有发挥自己作用的舞台。实际上，一些专业期刊已经做出了努力，并取得了成效。如由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政法论坛》，近年每期都设置一个专栏，约请相同专业的数位知名学者就某一学术问题展开争鸣。如该刊在2003年第1期就曾设立“民法典纵横谈”专栏，约请参与“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的几位学者各抒己见，就一些焦点问题展开学术交锋，促进了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另外该刊还就公司法、破产法的修改及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等问题特邀专家、学者发表意见，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为相关法律的制订、修改及完善提供专家意见，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但是，正如前面所述，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更多问题需要多学科的学者共同研究，在这方面综合性社科期刊责无旁贷。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教授前两年就曾在一次谈话中举例指出，综合性社科学报可以组织多学科的学者就劳动价值论的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中国现有的一些综合性社科期刊在这方面已做出了有益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在新的世纪来临之际，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更加深入地波及全球各地，并由经济而引起政治、哲学、法律、文化、历史、教育等诸多领域的变化，全球化问题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探讨的热点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于2001年及时组织了人文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前沿学者就经济全球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影响及互动关系举行座谈。该刊在2001年第4期发表了座谈会上10位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哲学、文学、教育学等学科专家的发言摘要。该组文章发表后得到良好的社会反响，10篇文章被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科学总论》2002年第1期全部全文转载。
另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诚信问题已成近年我国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话题。诚信不仅是对个体的一种道德要求，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有序、高效运行的关键性条件。为了从源头上找到治理失信行为的治本措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在2002年第5期设立了“诚信问题的多视角透视”专栏，约请了伦理学界的学者撰写了《关于诚信的伦理学思考》、制度经济学者撰写了《关于诚信的制度经济学思考》、法学家撰写了《关于诚信的法学思考》等三篇论文。该组文章的发表，正如该栏目的特约主持人所说使人们“能以更开阔的眼界和更发散性的思路来思考诚信问题，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17]
再如，2003年一场“非典”危机，暴露了中国社会机制的诸多弊端。要探讨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探讨如何形成能够应对各类突发危机的机制，显然，这并非某一个专业的学者所能独立完成，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合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在“非典”肆虐之际约请了11位博士生导师分别从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人口学、社会学、法学和新闻学等不同学科角度发表见解，并于2003年第4期同时发表了这11篇文章，这对于促进该问题的解决即起到了积极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综合性学术期刊“在探究解决尖锐而复杂的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可以展现自身的理论空间和学术视野，为繁荣和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做出富有创造性的积极贡献。”[13]为跨学科的科研成果提供发表的阵地；将不同学科的学者专家组织起来，使这些平时不怎么接触其他学科的学者面对面地交流，从其他学科的专家那里得到思考问题的不同视角，从而促进学术的进展，这只是其中的两种形式。如何更好地发挥综合性社科期刊的独特优势，从而促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还需要综合性社科期刊的工作者进一步认真思考。
收稿日期：2004-06-10
标签：历史学论文; 历史学专业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人文社科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人文学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