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PP模型的高校信息素质合作教育评价研究--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课程为例_教育论文

基于CIPP模式的高校信息素养协作教育评估研究——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某课程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素养论文,课程论文,模式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协作教育包括一次性介入、可扩展模块、分层教学和全程跟踪四种形式[1],在线协作教育是当前该模式的研究热点之一[2]。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协作教育实践已取得了显著成绩,我国则处于起步阶段,以上海交通大学和武汉大学最具代表性[3]。信息素养协作教育是指图书馆员和专业教师协同教学,实现信息素养教育与学科课程教学有机整合的一种教学模式。近期,由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发布的《2015年大学图书馆环境扫描》报告也充分肯定了该模式的推广和应用价值[4]。文献调研显示,多数信息素养协作教育研究着眼于教学实施过程,仅少数文献涉及教学成效评估。评估主要集中在三个角度:

      (1)以信息素养变化情况为依据。如:多数国内外高校图书馆会利用问卷、访谈或电子表格等形式收集师生反馈,内容多显示教学成效良好[3]。马里兰大学、维拉努瓦大学等诸多国外大学评估学生的信息素养由“一般好”变成“非常好”[5]。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实践显示,多数学生认为课程模式有利于自身信息素养的培养[6]。张国臣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协作教育模式可以激发学生学习信息素养课程的热情,培养自学能力[7]。

      (2)以专业课成绩变化为依据。如:Hanlan等学者观察了三年间学生完成工程设计课题所使用的引文及参考资源数量的变化情况,证明协作教育模式有助于学生工程设计能力的提高[8]。美国科罗拉多州图书馆Lance研究发现,协作教育的开展与学生成绩之间是正函数关系[9]。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发现受教育学生在后续专业学习和研究中表现出色[6]。此外,国内外不少专业课教师反馈协作教育模式有助于学生对专业课产生兴趣,提高专业知识的综合利用能力[3]。

      (3)两者结合的整体评价。如:学者Naz等采用工程技术评审委员会ABET(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认证方式综合评判软件工程课学生的学习成果,对照分析了ABET的11项工程专业教学能力与ACRL信息素养标准的联系[10]。国内学者范瑞英等指出协作教育评价应当包括教学评价和学习效果评价两个方面[11]。黄龙等建议缘于教学双目标而对教学效果“双测评”,对信息素养和专业课程两方面的学习结果都应测试[5]。刘艳玲等构建了用于教师评价学生、学生评价教师和学生自评的在线教学效果评价系统,定期进行教学质量评估[12]。

      目前多数信息素养协作教育质量评估仅针对信息素养水平或专业课成绩的变化展开,评估方式稍显片面。少数涉及整体评价思路的文献只有定性的概述,尚未开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将CIPP模式应用于高校信息素养协作教育,构建评价模型,并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实践为例,探索协作教育模式的改进途径,具有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价值。

      1 CIPP评价模式

      1.1 CIPP理论内涵

      CIPP亦称决策导向评价模式或改进导向评价模式,由美国著名学者斯塔弗毕姆于1965年提出[13],该模式评价贯穿了项目产生、持续到完成的全过程,包括背景评估(Context Evaluation)、输入评估(Input Evaluation)、过程评估(Process Evaluation)和成果评估(Product Evaluation)四个部分,模式名称来源于这些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其中,背景评估用于定义与计划相关的环境,包括所在环境的需求、资源、问题和机会;输入评估是根据背景评价基础,对实现目标所需的条件、资源以及各备选方案的相对优势进行评价,其实质是对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的判断;过程评估是对方案过程持续的监督、检查和反馈,是对过程实施情况的评估;成果评估是对目标达到程度的评估,包括测量、判断、解释方案的成就,确定需要被满足的程度,并审视成果与目标之间的差异。CIPP模式认为评价的目的不是证明,而是改进。它以决策为目标,把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完整地结合起来[14]。目前,这一模式已广泛应用于项目、工程、职员、产品、协会和系统等的评估,特别是可持续改进项目的评估。

      1.2 CIPP应用于高校信息素养与专业课程协作教育评估的可行性

      1.2.1 CIPP的全程性符合协作教育整体评价的需要

      成效评价不能代表整个教育的质量,更何况协作教育成效不是立竿见影的,也不是靠课后的问卷或考卷就能证明的。不考虑教育背景、输入和过程,而仅仅通过有误差的成效来推断教育质量,往往带有局限性,容易造成决策失误。CIPP模式将评价融入协作教育的整个活动环节,背景评估对应教育环境,输入评估对应教育投入,过程评估对应教育行动,成果评估对应教学效果,从而进行整体评价。评价的实施既可以在教育开展前,也可以在教育开展过程中或是教育课程结束后,评价结果更全面客观。

      1.2.2 CIPP的诊断性能够满足协作教育决策与改进的需要

      先前的协作教育成效评价只能通过分析学生信息素养水平或学科成绩的变化,发现教学内容上的优势与不足。实际上,影响学习成绩的原因很多,教育环境、教育投入以及教育活动的实施过程都会影响结果。哪些是主因,哪些是次要,需要综合考虑整个教育背景、条件、过程与成果之间的有机联系。CIPP评价可以使得协作教育中的潜在原因、不利因素以及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变得清晰,从而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据此做出战略、策略调整或方式、方法改进。

      2 高校信息素养与专业课程协作教育CIPP模型构建

      2.1 总体模型

      图1是高校信息素养与专业课程协作教育CIPP总体模型图。CIPP的背景、输入、过程和成果四个要素分别对应协作教育环境、协作教育投入、协作教育行动和协作教育成效。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例如协作教育环境会直接影响投入、行动、成效,协作教育投入直接影响行动和成效等。我们可以单独对协作教育的任一环节或总体进行评估并形成报告,反之,评估报告也可以对各个环节形成反馈,引起局部策略调整。

      2.2 指标体系

      依据全面与重点相结合的原则,笔者归纳了高校信息素养与专业课程协作教育模式的背景、输入、过程和成果的具体内容,形成指标体系初稿。之后,项目组征集了13位教学专家(含6位大学图书馆员、6位大学专业课教师以及1位教务管理人员)的访谈意见,在初稿基础上修改构建了高校信息素养与专业课程协作教育CIPP评价指标体系,见下页表1。

      

      高校信息素养与专业课程协作教育CIPP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协作教育环境、协作教育投入、协作教育行动和协作教育成效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和37个三级指标。表中“指标释义”栏目阐释了每个三级指标的具体含义,“评价参考依据”栏目列举了评价各项指标时可选用的方法、参考文件和标准。

      

      2.3 权重确定

      本文选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一二级指标权重,首先对一二级指标建立层次结构,然后按照1~9标度构建判断矩阵,并利用特征根法计算权值,最后进行一致性检验。其中一致性指标CR依次为0、0、0.0965、0.0624、0,均小于0.1,说明判断矩阵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另外,考虑到三级指标数量较多,本身占比不大,本文选择与3位专家访谈的形式确定三级指标的单层权重。指标权重值见表2。

      数据显示,4个一级指标权重相当;权重较高的二级指标依次是教学收获、授课过程、课程准备、社会需求和培养目标,权重较高的三级指标依次是信息素养目标;专业素养目标、课程计划、教材、方案执行、课程执行、学生信息素养收获、学生专业素养收获、教师信息素养收获以及教学启发收获。权重较低的二级指标有预算、培养方案和学生表现;权重较低的三级指标有学生出勤、积极性、参与性、课堂考核、课外咨询、人力预算、经费预算、全程培养方案与课程培养方案。权重越高代表指标越受关注,权重低的指标可能与其被认知程度有关。

      

      其中i=1,2,…,m,j=1,2,.,t,k=1,2,…,s,其中m=4,t可变,s可变。

      3 实证研究

      3.1 实践过程

      笔者选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二年级某班的基础必修课《电子线路》课程为试点开展信息素养协作教学实践,被试学生34人。该课程是一门国家级精品课程,曾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奖项,影响力较大,同时任课教师对协作教育模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信心。图书馆员反复与任课教师沟通,全面分析课程条件,详细讨论教学流程,最终确定以课堂讲授的方式在该课程融入5个知识点。协作教学内容与授课方式见表3。其中授课人有3次为图书馆员,2次为事前经过培训的任课教师,主要原因是考虑该课程原本已由两位任课教师在64学时内分别讲授两部分内容,授课教师频繁转换容易干扰学生的学习思路。为配合课程闭卷笔试的考核形式,此次合作没有尝试课程设计形式的讨论环节。

      

      3.2 满意度评价结果与分析

      课后被试学生参与了此次协作教育的满意度调查。问卷内容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15]形式对协作教育CIPP评价模型的二级指标进行满意度测评[16];第二部分是开放式题目,征集学生对协作教育模式的感受、意见或建议。问卷共发放33份,有效问卷31份,有效率94%。问卷结果见下页表4。

      根据公式,可以计算出本次协作教育实施的总评分为4.10(总分5分),与总体满意度4.29相当,整体较为满意。

      测评数据显示,授课过程以4.42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部分,其次是教学收获4.35、教师表现4.23、预算4.16、培养目标4.13、师资4.03,均值都超过了4。不难发现,协作教育模式的授课过程调动了学生兴趣和注意力;通过知识融合,学生自然而然的掌握了跨学科的知识与技能;授课教师的能力和表现也获得学生的普遍认可。另外,由于学生不接触项目经费及教师工作量预算,测评中的预算仅衡量学生是否满意新模式下的学习任务量。可以看出,学生认为这种模式并没有增加太多的负担。测评结果中均值最低的是设施资源3.71,学生表现的满意度3.97也与预计存在差距,可能与课堂缺少有效互动有关。

      此外,调查还收集到一些反馈,其中多数是对协作教育模式的认可和赞同,建议推广到其他课程,也有个别诉求例如希望避免占用太多专业课学时,以及多位教师合作教学容易造成课堂混乱,建议不超过2人。

      3.3 改进措施

      

      此次协作教育实践的投入和成效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笔者建议在以下几方面尝试改进: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协作教育的认知度和影响力,让人们真正认识到协作教育的需求和目标。二是重视培养方案的设置,一方面依据专业制定系统的全程协作教育方案,在学生学习的不同年级、不同阶段选择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专业课,形成信息素养协作教育课程体系;另一方面制作课内可选择的信息素养协作教育模块,比如针对重要知识点、常见问题制作信息素养协作教育模块,提高协作效率。三是增加互动交流,设置小组活动、课程设计或点评等环节,调动学生思考和讨论,达到信息素养协作教育能力培养的目标。四是拓展教学收获评价途径,除了考核信息素养成绩、专业课成绩的方式,可以探索新的评价方法。五是改善教学设施,需要加大课室硬件设施的维护建设力度,提高文献资源利用率,宣传和创新学科咨询服务,加强在线咨询服务等。

      

      4 结语

      本文构建了信息素养协作教育CIPP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在今后的运用中可以注意以下几点,以便充分发挥模型的评价作用。

      4.1 重视评价主体对评价结果的影响

      协作教育CIPP模型可以服务于教育管理者、图书馆员、专业教师、学生等主体,满足不同主体的评价需求。高层的教育管理者更关注教育竞争性,了解学校在国内外的地位与影响,因此更重视背景和成果评价;基层教育管理者为促成协作,积极保障各种教学条件的有效投入,组织发布教学成果,更关注输入和成果评价;图书馆员与专业教师更关注协作教育的具体实施,更重视过程和成果评价;学生关注学习的收获情况,关注成果评价。在实施评价时,需要综合考虑不同主体的评价目的和侧重点,科学合理的利用评价结果。

      4.2 依据不同需求灵活运用评价结果

      协作教育CIPP模型囊括了教育背景、条件、过程和成果的各种影响因素,在保持其他指标状态相同的条件下,可以对单一指标的变化进行研究。例如在同一学校同一课程中采用不同的教学形式,利用模型评估比较,从而选择适合的教学形式;再如保持教学背景、形式等因素不变,探索不同考核方式、不同性质的课程与教学形式之间的匹配关系,从而选择恰当的合作课程。

      4.3 充分发挥评价的反馈性特点

      协作教育CIPP模式明确提出成果评估既可以在教育实施以后进行,也可以在教育实施前或进程之中进行。也就是说,CIPP模式希望获得事前和事中的反馈,从而对协作教育的计划、困难、问题等持续调整和改进。在应用该评价时,预先设计好评价实施的主体和时间节点,控制好评价实施频率,可以充分发挥其反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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