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学者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述评——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过程与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述评论文,韩国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韩中两国虽然一衣带水，但也如国际局势的跌宕起伏一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处于冷战状态，不仅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针锋相对，经济贸易也长期处于隔离中，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进不了韩国历史视域和学者的研究视域。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关系的改善，这一状况有了改观，尤其是90年代以后，更多的韩国学者在反思中韩两国现代社会发展道路和思想发展史时，开始在学理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展开了初步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条件
在韩国学者眼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发生的极具重大意义的变化是西方思想的传入，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但韩国学者更关注中国当时为什么会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是什么？
（一）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外部条件
从当时的历史现状来看，韩国学者认为有两件事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第一是巴黎和会，第二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这两件事情形成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外部条件，也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识和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1)巴黎和会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转折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带来了希望，中国知识分子热烈欢迎战争的胜利。一方面，他们认为大战的胜利标志着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强权主义、君主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失败，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公理主义”的胜利；另一方面，按照威尔逊宣扬的《十四条》，他们渴望中国能从日本手中收回战败的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益。但是，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却将战败的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益尽数转给了日本。这无疑给乐观等待巴黎和会结果的中国人泼了一瓢冷水，彻底破灭了中国人的期待，使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了世间所谓的公理只是对西方国家的公理，战争的胜利与其说是“公理战胜了强权”，不如说是“强权战胜了公理”。中国人民从热烈的期待转向了彻底的失望和愤怒。尤其当中国人知悉巴黎和会上的丧权辱国不仅与西方列强的瓜分有关，而且也与中国的军阀政府对日本施行的政策有直接关联，这时中国人愤怒的矛头不仅指向日本，也指向本国军阀政府。[1]64-65巴黎和会的结果使中国人从效法西方、以西方为榜样转向否定西方。
这一时期，陈独秀思想的转变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巴黎和会对中国的影响。巴黎和会之前，陈独秀一直渴望接受自以为是最优越的近代西方的一切文明，从中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对陈独秀来说，近代西方文明是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前提，也是中国应该追寻的发展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与当时中国所有先进的知识分子的认识相同，陈独秀认为战争的胜利是西方文明的胜利，是公理和正义的胜利，它将会帮助中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使中国走向西方文明的发展大道。因此，陈独秀热烈庆祝战争的胜利，期待国际联盟通过巴黎和会支持中国的要求。但是，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并没有公平地对待中国。这引起了陈独秀对西方国家深深的失望，也使他原有的对西方的信心产生了怀疑，对他几乎盲从的西方文明发生了动摇，对西方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彻底变化。
陈独秀对巴黎和会的幻想是由于他没有弄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本质。他只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军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公理）的斗争，却没有全面认识到战争的发生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2]75但巴黎和会使陈独秀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脱出来，转向与西方其他思想不同的理念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从中寻找中国发展的新道路。这实际上也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
(2)巴黎和会使中国知识分子更深入地认识了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韩国学者看来，巴黎和会前，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崇尚西方文明，倡导科学和民主精神，批判一切与科学精神相悖的宗教偶像。裴京汉在《陈独秀的早期思想》中提出，陈独秀对任何宗教偶像都一概批判，但是，这种批判仅指出了基督文明与科学精神之间的矛盾关系，而没有说明基督文明和科学精神如何共存。陈独秀认为，西方在近代超越中国，主要依靠科学和民主两大精神，但他没有能够认识基督教是西方文明产生的母体，也没有说明基督教和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把西方文明看作是不加分析就可以全盘吸收的对象。[3]221但巴黎和会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认识到西方文明中不仅有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也存在侵略和强权的因子。《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作者宋荣培在谈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变时，也提出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中内蕴了强权的思想，基督教传入中国实际上成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帮凶。自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基督教有了更新的认识，从此不再盲从西方的文明。[4]333从而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历史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部条件
(1)新文化运动的作用：以巴黎和约为契机，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自觉反思。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部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使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陈独秀等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都醉心于西方思想，觉得只要依靠民主和科学进行新文化运动，就能改造中国的传统和伦理，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但巴黎和约后，他们对西方文明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经过十月革命炮火的洗礼，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文化运动对改造社会只能起次要作用，但不能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新文化运动有一定的局限，因此中国要摆脱列强的欺凌，获得新生，必须像俄国一样，经过革命的战争。
经过巴黎和约和“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马克思主义不仅有了积极的反应，而且也把它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思想。[5]299;[6]129,132
(2)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巴黎和会的结果，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对曾经被奉为效法榜样的西方产生了彻底的怀疑。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又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希望，他们把俄国革命与中国的未来联系起来，试图从俄国十月革命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新出路，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获得了国内知识分子的支持。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一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先驱者，开始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6]122-123
起初，当陈独秀醉心于西方民主和科学，并以民主与科学推进新文化运动之时，十月革命没有引起他积极响应。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巴黎和会以后，陈独秀的态度起了变化。他打破了对西方的幻想，开始摸索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新思想。[2]73-74;[3]223-224此时，陈独秀已认识到二十世纪俄国革命不同于十八世纪法国的政治革命，这是一场社会革命，它将为人类社会提供发展动力，也将是人类社会的伟大转折点。直到此时，陈独秀才肯定地接受了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才开始了从思想改造层面向现实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改造层面的转化，开始寻找新的社会改造原理。
由于当时独特的历史条件，陈独秀认识到俄国革命的价值。领导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列宁与西方民主主义者不同，他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问题早就关心，认为落后国家的民族主义对实现世界革命将会起很大的作用，列宁主义比西方民主主义对解放人类会有更大的帮助。因此俄国革命对于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陈独秀来说是值得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接受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必然的。[2]78
首次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李大钊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是最早积极而又高度评价俄国革命的知识分子。从俄国革命的胜利中，他看到民众积极主动的力量，看到了世界革命新的方向，他倾心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指出十月革命是20世纪新的世界潮流，预见了劳动者打败军阀和资本家的社会革命的到来。[7]222-223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立即发表了一些关于俄国革命的论文。1918年7月在《言治》第三册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法国革命是在国家主义基础上进行的革命，而俄国革命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行的革命。区分这两种革命的意义，他希望中国人能明确地认识新的世界潮流，主动地适应潮流。李大钊接着发表了《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以试图正确把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本质和俄国革命的意义。在1918年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中，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赞扬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他看来，俄国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中国应当欢迎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代表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潮流。李大钊在1918年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社会主义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世界劳动者阶级的胜利和新的世界潮流的胜利，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所以金钟云说，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由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十月革命是实现自由和理想社会的最佳途径。[6]126-128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曲折过程
（一）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在五四运动以前，马克思学说已经通过一些留学生和先进知识分子被介绍到中国了，中国的《万国公报》首次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万国公报》于1899年通过翻译登载的英国社会进化论者基尔特的《社会进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据当时的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是个提倡“安民新学”，集中地研究资本问题的人物。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发行的《译书汇编》也于1901年1月翻译登载日本人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其中介绍了马克思是创办第一共产国际的领导人。1902年梁启超留学日本时，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也介绍马克思；接着于1903年发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还介绍马克思是德国人，社会主义的鼻祖，著述颇丰。[6]94-95
马君武于1903年2月在《译书汇编》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历史解释方法和著作，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论角度解释历史，他们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均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分析社会。马君武于1903年8月在《浙江潮》发表了《新社会的理论》，进一步用阶级分析来理解新社会，用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对立或斗争来解释社会现象。[6]96
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重要贡献的刊物是中国革命同盟会发行的《民报》。《民报》第一、二号于1906年登载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涯和首次以汉语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介绍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积累的内容。《民报》第五号登载了朱执信的《论社会主义与政治革命的并行》，他通过此文试图阐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民报》第七号登载廖仲恺的《社会主义大纲》，也展现了1872年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分裂。[6]97
当时，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学术界和人民群众中还没有强大的影响力，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具备可接受马克思学说的知识土壤，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都还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学说的重要性。但俄国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而且生根发芽了。[6]73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阻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激烈的斗争和艰辛的历程。在当时的中国，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外，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种种主义，诸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与这些思潮在社会改造的浪潮中相互碰撞，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最著名的有三次论战：与胡适代表的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论战；与黄陵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与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论战。韩国学术界侧重于研究前两次的论战。
第一，“问题与主义”之争：围绕着中国革命如何发展这一社会面临的问题，在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发生了分歧。“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由此发生的第一次论战。
五四运动时期，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用西方“某种主义”彻底解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反对革命方法，提出以改良来解决社会问题。
胡适以实用主义为依据，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他看来，“主义”也只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于中国现实，尤其是阶级斗争理论。当时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情况因列强侵略已经落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处境，面临此种情景，只有改良主义的方法才能解决中国问题。
对此，李大钊针锋相对地批判胡适的主张，指出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所谓的社会问题首先一定要成为社会上多数人要解决的问题，而要解决这类问题，必须要有值得社会共同追求的理想和主义。因此，在问题和主义的内在关系中，“主义”是解决问题的原则。他认为中国问题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原则来解决。李大钊认为，胡适的实用主义虽然在批判封建主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当中华民族处于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境遇时，为了驱除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社会革命，必须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主义。
胡适和李大钊在问题和主义上的论战，实际上是围绕着中国革命的斗争路线，在社会主义路线和自由主义路线之间进行的最初和公开的政治理念论战。经过问题和主义的论战，中国知识分子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自觉地用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来认识中国问题。这“问题和主义”之争对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4]30-32;[7]221
第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还与无政府主义展开了论战。此次论战的核心是关于阶级斗争以后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为什么反对布尔什维克》中，无政府主义提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四点理由：其一，布尔什维克打倒资本家以后，没有打倒由资本主义组织的国家。其二，布尔什维克把财产归属国家从而除去了资本主义个人，却使所谓大资本家更加稳定起来了。其三，布尔什维克利用强权的手段，违背了民主主义精神。其四，阶级斗争违背了和平和人权的精神，无产阶级专政更是与民主精神不相容，也与马克思主义精神相矛盾。
马克思主义者针对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揭露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无组织和无纪律观点的实质。陈独秀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所信奉的个人的绝对自由只在艺术、道德领域可能实现，在政治、经济领域绝无可能。因为在陈独秀看来，无政府主义所说的自由是没有实践基础的虚无自由，如果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这种自由是根本实现不了的。陈独秀还指出无政府主义的无组织观，必然会导致革命的失败，因为革命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组织机构，只依靠没有训练的、散漫的孤立的个人，革命绝无可能成功。
可见，无政府主义只是一种缺乏实践的理论主张，正如陈独秀一针见血的批判，无政府主义所宣扬的无组织观念和虚无的自由，必然使他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缺乏实践性的空想。[6]118-120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一）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状况决定的，也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实践要求。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受到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局势的冲击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因而他们一定要寻找适应世界形势变化的新思想。当时中国面临着由西方列强、日本帝国主义和它们勾结封建军阀造成的亡国灭种危机，因此中国人要寻找的新思想就是用以一定要能够克服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新理论。因此救亡图存就是当时中国历史给中国知识分子赋予的最急迫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在中国作为当务之急的实践指南被接受了。
（二）主动性。裴京汉在研究陈独秀思想历程时，总结说：依据陈独秀思想发展过程，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两方面影响，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是俄国革命、共产国际和巴黎和会起到的外部影响。二是巴黎和会所导致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和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动因。他们首先认识到了西方所谓的公理只是对他们而言，“强权即公理”是他们的行动逻辑，这完全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而孕育了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则成了他们扩张的粉饰品，美化其行径的精神鸦片。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必须寻求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理论。从此，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积极宣扬和进一步了解俄国革命，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能动而积极的态度有关系，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主动积极的过程。
（三）必然性。中国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五四时期，在中国泛滥的各种政治思潮几乎都与社会主义思想有关，而马克思主义是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中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有说服力的思想。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而俄国革命的方式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榜样。对当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来说，列宁的打倒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口号，无疑给黑暗中的中国带来了希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方式是用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方式。因此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必然的。
（四）民族性。“五四”时期，崇尚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等人一直认为可以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白人文明”中寻找救国救民的新道路。他们盲从西方，忽视中国人自己的独立自主精神，没有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导致解决中国问题的政策和革命战略方面的错误，比如陈独秀、胡适和张东荪等人。陈独秀最先盲从“科学先生”和“民主先生”，接着又极端地向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转化，胡适盲从杜威实验主义，张东荪盲从罗素。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巴黎和约改变了这一状况。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逐渐地反思自认为优越于东方文明的“白人文化”，对西方人道主义也产生了怀疑。中国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一贯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中国人应当具有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相信自己。他们从当时中国具体的社会关系出发，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分析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可以依赖的力量。这使他们与极端崇尚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区别开来了。如鲁迅、李大钊、郭沫若、毛泽东和茅盾等人，既不盲从西方，也不迷信传统，而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分析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因而他们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并不是照搬照抄的拿来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圣典的教条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相结合，走自己道路。因此他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从韩国学者对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虽然他们的研究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但以其独特的视角对中国近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曲折历程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都作了较为客观的分析。这一研究也将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另一种参考。
（安徽大学马列部吴学琴教授对此篇文章的完成提供很大的帮助，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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