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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字武子，一字克明。本贯开封人。登宋徽宗宣和六年沈诲榜进士。曾担任建康 府上元县尉，后为湖州提刑司干官。宋高宗绍兴初，应诏撰《折狱龟鉴》二十卷。(注 ：详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一《子部二·法家类·折狱龟鉴》，中华书局19 80年版，第618-619页。)可见，他生当两宋之交，是一位地方司法官员，且留心对实际 经验的总结。其《折狱龟鉴》，或称《决狱龟鉴》，是在五代和凝父子《疑狱集》的基 础上“采摭旧文，附益宋事”，(注：《致用丛书》本《折狱龟鉴》许《叙》。)加工而 成。全书共收判例故事276条，395事，虽“兼收猥琐，未免庞杂”，为四库馆臣所批评 ，但仍称赞它“特为赅备”。(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法家类·折狱龟鉴》。)郑 克于所辑故事之后，常常又“系以论断，皆精审”。(注：《致用丛书》本《折狱龟鉴 》许《叙》。)《折狱龟鉴》的篇目编排、案例选择，尤其是这些论断，都反映了郑克 的法律思想。毋庸讳言，郑克的法律思想对于我们当今的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然而，目前尚未见有学者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注：何勤华先生曾对其作过 介绍，详见何勤华：《中国法学史》(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153页。) 本人不揣谫陋，拟就其中的荦荦大者，从法官的品德与才能、诉讼审判的经验与技巧两 个方面初加探讨。不妥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一、法官的品德与才能
在郑克看来，法官既要有良好的品德，又要有过人的才能，二者缺一不可。人的品德 直接影响言行，是非常重要的。汉代的尹赏与尹翁归“其材颇同，而德弗类”，(注： 《折狱龟鉴》卷七《迹盗·尹翁归》按语。)所以其行为与结果也就不一样。尹赏“纯 用诛罚，故号酷吏，为万世戒。”(注：《折狱龟鉴》卷七《察盗·韩褒》按语。)尹翁 归则用猛“谨重”、用宽“简严”，宽猛相济，成为“百世之吏师”。(注：《折狱龟 鉴》卷五《察奸·尹翁归》按语。)关于法官的品德，郑克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仁恕矜谨。郑克主张，法官应仁慈、宽恕。他在说明全书的篇目编排时说：“《 折狱龟鉴》之为书也，以释冤、辨诬、鞫情、议罪、宥过、惩恶、严明、矜谨八篇为正 。”(注：《折狱龟鉴》卷五《察奸·薛向》按语。)“《折狱龟鉴》，终于矜谨。”( 注：《折狱龟鉴》卷八《矜谨·王延禧》按语。)这种始于释冤、辨诬，终于严明、矜 谨的结构，很明显地反映郑克宽仁折狱的思想。即使惩治奸、慝、盗、贼，也要“主于 严明，佐以矜谨。”(注：《折狱龟鉴》卷五《察奸·薛向》按语。)至于他在案例之后 所加的按语，《四库全书总目》评论道：“虽意主尚德缓刑，而时或偏主于宽，未能悉 协中道。”(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法家类·折狱龟鉴》。)可见，其主旨也与此 相同。
仁慈、宽恕的表现，是常存恻隐之心。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为物所迁，斯 失之矣。”而丧失了“不忍之心”，甚至会“有利人之死为己之功者”，出现“或文致 于大辟，或诬入于极典”的情况。(注：《折狱龟鉴》卷八《矜谨·王延禧》按语。)
恻隐之心反映在实际行动上，便是在案件的侦查、审理、判决时，都要哀矜审谨。郑 克认为“推穷贼党者，苟不矜谨，必至枉滥。”(注：《折狱龟鉴》卷八《矜谨·陆襄 》按语。)“追责赃证”要“审谨”。(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府从事》按语 。)他强调“哀矜折狱”。(注：《折狱龟鉴》卷八《矜谨·张奎》按语。)指出：“古 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者，乃刑杀焉”。(注：《折狱龟鉴》卷八《 矜谨·苏涣》按语。)即使是惩治奸恶，也要“体兹矜谨之意”，这样才不会有“枉滥 之咎”。(注：《折狱龟鉴》卷五《惩恶·张詠》按语。)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遭受冤枉，多是在案情是非难辨时，“听者不能审谨，忿然作威”所致。(注：《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孙登》按语。)他在评论后魏司马悦破获董毛奴被杀案时说：“其可称者，哀矜审谨，合于中孚‘议狱缓死’之义”。(注：《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司马悦》按语。)后魏宋世良实事求是，对于他郡所行文捕送的盗贼，“实则送之，非则放之”，郑克称之为“哀矜审谨之至。”(注：《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宋世良》按语。)宋代蔡高“宿海上七日而潮浮二尸至”，终于破获一起杀人案，他以为这是“至诚勤恤之效。”(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蔡高》按语。)宋代任布做越州知州时，有个州民喝醉了酒斥骂自己的祖父，“祖既诉之，已而大悔”，任布就特别宽赦释放了他，并上书自责。郑克赞扬这是“矜其失教而谨于用刑。”(注：《折狱龟鉴》卷八《矜谨·任布》及按语。)
东汉郭躬“决狱断刑，多依矜恕”，(注：《后汉书·郭躬传》。)能做到“推己以议 物，舍状以探情”，即设身处地去评议事物，舍弃现象去探求本情，郑克认为这是“忠 ”、“恕”兼备。(注：《折狱龟鉴》卷四《议罪·殷仲堪》按语。)唐代戴胄对于长孙 无忌不解佩刀见驾案中监门校尉应处刑罚的据理力争，也是这方面的榜样。(注：《折 狱龟鉴》卷四《议罪·戴胄》按语。)
这种哀矜还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狂者人所忽略，喑者人所鄙夷，有冤不伸 ，斯亦可怜。”(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沈括》按语。)因此，在司法实际中 ，对于精神病人、哑巴之类的弱者，也要给予应有的注意。
哀矜审谨是与刻薄深文格格不入的。他说：“持深刻之说”者便“失矜谨之义”。(注 ：《折狱龟鉴》卷八《矜谨·陈巽》按语。)对处处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人，郑克提 出了严厉批评。那些“无敢以情恕者，唯务一己逃责，岂恤众人负冤”(注：《折狱龟 鉴》卷三《辨诬·寒朗》按语。)以及捕盗官因贪图赏金而“以被胁为同谋”(注：《折 狱龟鉴》卷八《矜谨·胡向》按语。)都是不仁之举。害怕与上级争辩，不怜悯别人被 处死，也不是君子哀怜无辜之义。(注：《折狱龟鉴》卷四《议罪·蒲慎密》按语。)
但哀矜并不等同于一味的放纵。北宋赵师民面对犯盐铁禁令的老百姓，大发感慨：“ 障其利而罪之，是罔民也。”郑克虽称赞此为“仁人之言”，但对其一概不问的做法却 颇有微词：“稍宽之，斯亦可矣。若一切不问，则奸猾之民，争出于此，顾将奈何?” 并认为“君子宥过，不当如是。”(注：《折狱龟鉴》卷四《宥过·赵师民》按语。)
宋末元初时人刘壎所撰《隐居通议》记载：“高宗绍兴三年，降诏恤刑，戒饬 中外，俾务哀矜。”郑克《折狱龟鉴》乃应此诏而作。(注：详见余嘉锡：《四库提要 辨证》卷十一《子部二·法家类·折狱龟鉴》，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8-619页。)从 全书的主旨看，郑克是贯彻了高宗诏谕的意图的。所以，南宋理宗时赵时橐《跋》称此 书是“推广其明而示人以谨重之意。”(注：《折狱龟鉴》赵《跋》。)清道光时许梿《叙》说：“读是书者，知人罪之出入，务慎之于定案之先，其于哀敬之思，且油然生 矣。”(注：《致用丛书》本《折狱龟鉴》许《叙》。)这些评论都是比较中肯的。
(二)勇于为义。仅有仁恕之心，有时并不能公正执法，还要有见义勇为的精神。郑克 再三强调：“仁者必有勇。”(注：《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李元素》按语及卷三 《辨诬·寒朗》按语。)“冤枉弗释，非仁也。冤抑弗伸，非义也，仁义之道，并行而 不悖。”(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萧贯》按语。)所谓“义”，就是坚持操守 ，不畏权势，“无畏而恶不仁者”；(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萧贯》按语。) 勇于承担责任，“宁可己任其责，当使彼伸其冤。”(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 ·陈荐》按语。)
这种勇于为义的品质很重要。他以辨诬为例加以说明：诬陷有的难以查明，有的容易 查明。“智不足则有所惑，而于难知者不能辨矣；勇不足则有所惧，而于易知者不敢辨 矣。苟不能辨，亦奚足责；若不敢辨，斯实可罪。”(注：《折狱龟鉴》卷三《辨诬· 毕仲游》按语。)“若诬非难辨，而势有不敢，则唯勇于义者能之。”(注：《折狱龟鉴 》卷三《辨诬·苻融》按语。)因此他对宋代张昷之雪蒙城知县王申之冤一事赞赏有加 ，誉为“勇于义”。(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张昷之》按语。)唐代裴怀古 、张行岌在酷吏横行的时候，能“申析诬枉，抗辞执法，始终不挠”，(注：《折狱龟 鉴》卷一《释冤上·裴怀古》按语。)“不顺旨妄族平人，虽再被诘责，亦全其所守” ，(注：《折狱龟鉴》卷三《辨诬·张行岌》按语。)可钦可敬。他对李元素在辨令狐运 之冤时，不顾唐德宗震怒喝斥令“出”、“去”，色“不慑，辞不挠”深感佩服，叹为 “难能”。(注：《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李元素》按语。)
法官在办案时，会受到各种利诱与威胁。“诱之以利而不为变者，可谓仁矣”，“胁 之以势而不变者，可谓勇矣”，“苟不仁且无勇，则有为诱、胁所动而变其情者。故《 甫刑》云：‘非佞折狱，惟良折狱’。”(注：《折狱龟鉴》卷三《鞫情·司马宣》按 语。)士大夫不为威胁、利诱所动，便近乎孟子的“不动心”。(注：《折狱龟鉴》卷三 《鞫情·李南公》按语。)只有“仁”、“勇”兼具，才能公正执法。而人们生活在现 实当中，“利诱之、势胁之，能不失其守者难矣。”(注：《折狱龟鉴》卷四《议罪· 陈巽》按语。)
处理案件时，常常会出现“苟避简书之责”、(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陈荐 》按语。)“观望臣庶而容心”(注：《折狱龟鉴》卷三《鞫情·葛源》按语。)的情况 。办案官吏或苟且逃避失职之责，或遇事观望、专事迎合权贵而讨其欢心，郑克对此提 出了批评。另一方面，他对西汉张释之、东汉寒朗、唐徐有功等人为捍卫法律的尊严而 与天子争辩的行为大加赞赏。(注：《折狱龟鉴》卷三《辨诬·寒朗》及按语、卷四《 议罪·徐有功》及按语、卷四《议罪·蒲慎密》按语。)
(三)尽心不苟。郑克认为，一个好的法官必须尽心行事，即尽力而为，兢兢业业，忠 于职守。他多次强调要“尽心”，(注：《折狱龟鉴》卷三《辨诬·魏涛》按语。)“尽 心矜谨”，(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向敏中》按语。)“尽心”研求辨诬之术 以期能够精熟，(注：《折狱龟鉴》卷三《辨诬·御史》按语。)做一个“不苟”(注： 《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陈荐》按语。)的君子。
表现在行动上，即尽心察情、“验伤者宜尽心”、(注：《折狱龟鉴》卷六《证慝·李 处厚》按语。)“尽心推事”、(注：《折狱龟鉴》卷三《鞫情·司马岐》按语。)“尽 心察狱”(注：《折狱龟鉴》卷三《辨诬·寇平》按语。)，可以说贯穿了从诉讼到审判 的整个过程。后唐孔循、宋范正辞等人审案，“非有他术，俱尽心察情，故能释冤。” (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孔循》按语。)宋张尧佐对道士负冤之案，“苟非尽 心察情，不能得其冤状。”(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张尧佐》按语。)他对那 种不“检核验证”从而导致久系不决，“近者数岁，远者十年不能决”的现象痛恨不已 ，认为是“官吏不肯尽心”所致。(注：《折狱龟鉴》卷三《鞫情·司马岐》按语。)他 对北齐度支尚书崔昂谈笑间得投书案真情一事大为叹服：“昂于鞫情，可谓精微，然不 过尽心研究，以盘诘使之辞穷，则其情得矣。”(注：《折狱龟鉴》卷三《鞫情·崔昂 》按语。)宋欧阳晔之所以能辨出左撇子杀人犯，就是因为做到了“尽心察狱”。(注： 《折狱龟鉴》卷六《证慝·欧阳晔》按语。)即使对于“卜筮怪异”之事，也应当尽心 ，丝毫不能马虎。(注：《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苻融》按语。)
谨慎行事也是尽心的表现之一。郑克在记述了魏国陈矫“自览罪状”，将“系囚千数 ”“一时论决”之事后，称赞说：“《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矫自览 罪状，所谓明慎也，一时论决，所谓不留狱也。”并且分析道：这大概是罪状已经确定 ，而判轻判重还拿不准，所以吏人不敢决定。“若罪状未定者，虑有冤诬，理当考核， 岂可取决一时耶?君子于此，宜尽心焉。”(注：《折狱龟鉴》卷八《严明·陈矫》按语 。)另外，尽心还要求法官认真辨明案情，然后适用恰当的法条。比如，同样是子盗改 嫁之母的棺柩，如果母与后夫同穴而葬，却“发其冢取其柩”，则应按照“劫墓见尸” 之法论处，经过上请也只能减死一等，仅比“发冢取财”轻；假若后夫尚在，母死未葬 ，“独盗其丧以归”，没有发掘坟墓盗取财物，那么处罚就轻得多。(注：《折狱龟鉴 》卷四《议罪·苏寀》及按语。)
至于法官的才能方面的素质，郑克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明辨深察。明察秋毫的能力是合格的法官所必备的。郑克重申释冤、辨诬要“深 察其事”、(注：《折狱龟鉴》卷三《辨诬·武行德》按语。)“深察”、(注：《折狱 龟鉴》卷三《辨诬·王臻》按语。)“明察”，(注：《折狱龟鉴》卷三《辨诬·杜衍》 按语。)即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发现案件的真相。对于厚结党与、桀黠之徒，“非按者 严明不能发其事，非鞫者严明不能得其实”，(注：《折狱龟鉴》卷八《严明·刘敞》 按语。)调查、审理都要“严明”。特别是当“事迹涉于疑似”的时候，听讼的法官应 该明察，“不当容吏恣行考掠。”(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任中正》按语。)
他在介绍后周柳庆断贾人失金案后，剖析说：“缄闭不异而失其金，则盗非远，故疑 主人”，柳庆观察房主人的颜色、言辞和神情，判知他是被迫诬服，所以询问贾人钥匙 放置之处、同宿同饮者为何人?并通过沙门的反常举动查出真凶。柳庆的“明察”实在 值得称赞。(注：《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柳庆》及按语。)他以为“苻融验走而得 其实，薛颜视色而得其情”都可以称得上“察之深而辨之明”。(注：《折狱龟鉴》卷 三《辨诬·苻融》按语。)
明察秋毫需要法官本人有“精强之力，钩距之术”。(注：《折狱龟鉴》卷五《察奸· 尹翁归》按语。)精强之力指的是充沛的精力；钩距，晋儒晋灼注：“钩，致；距，闭 也。使对者无疑，若不问而自知，众莫觉所由以闭，其术为距也。”(注：《汉书·赵 广汉传》颜注引。)即辗转推问、究其情实的盘问方法。西汉赵广汉“为人强力，天性 精于吏职。见吏民，或夜不寝至旦”，又“善为钩距，以得事情”，(注：《汉书·赵 广汉传》。)二者兼而有之，所以能“钩致其隐伏，使不得遁，距闭其形迹，使不可窥 也”，取得了很好的办案效果。
一人之力毕竟有限，因此又要利用众人的力量，尽可能多地搜集情报。“盖以己耳目 察奸，不若以众耳目察奸之广且尽也。”(注：《折狱龟鉴》卷五《察奸·尹翁归》按 语。)治民上使用耳目，就好像用兵上运用间谍。(注：《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韦 鼎》按语。)他很赞成西汉张敞“以偷盗治偷盗”，认为“督察之术，莫善于此。”(注 ：《折狱龟鉴》卷七《察盗·张敞》按语。)隋代韦鼎之所以能“释疑似之冤”，是因 为“能广耳目以察奸慝。”(注：《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韦鼎》按语。)
不仅要利用耳目察“民事”，而且要察“盗贼”。只有对老百姓及犯罪分子的情况了 如指掌，才能迅速、准确地断案。他多次指出要“布耳目察民事”、(注：《折狱龟鉴 》卷三《辨诬·苏涣》按语。)“广耳目以察盗贼”、(注：《折狱龟鉴》卷七《察盗· 苏琼》按语。)“广耳目以察贼”。(注：《折狱龟鉴》卷七《察贼·赵广汉》按语及《 韦鼎》按语。)在评论宋代葛源断鄂州崇阳大姓与人妻谋杀其夫案时说：“此盖布耳目 察民事，而先知其为奸受赇者”，所以虽再审不得真情，却始终认为不公正。亲自前往 审问，然后查明罪状。(注：《折狱龟鉴》卷六《核奸·葛源》按语。)
郑克意识到依靠耳目进行侦查也有缺陷。“广耳目，察奸慝”，假如反被他们蒙蔽， “所使察奸慝者，或反为奸慝矣”，就不能收到“资耳目之用，释疑似之冤”(注：《 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韦鼎》按语。)的效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一则慎择 耳目，尽量挑选忠实可靠之人来充当；二则法官要有“精强之力”与“钩距之术”，不 过分依赖耳目。因此，他对北齐苏琼将“郡中旧贼一百余人，悉充左右”表示担忧：“ 既曰‘旧贼’，必非忠实，岂可深信，乃见亲委耶?”并以史为证：“魏吴校事，窃权 害政，人皆患苦，久乃诛戮”。(注：《折狱龟鉴》卷七《察盗·苏琼》按语。)
郑克还指出：察奸“不可逆疑之”，“逆诈示明者，不得为善察奸也。”(注：《折狱 龟鉴》卷五《察奸·荀攸》按语。)“明苟不足，岂能察奸?然不可妄以逆诈为明也。” (注：《折狱龟鉴》卷五《察奸·薛胄》按语。)即不能先入为主地怀疑别人有诈。他举 包拯“有意折吏之势”结果“矫枉过正，遂宽囚罪，为彼窃测，以至见卖”之例说明： “察奸不可有意”。(注：《折狱龟鉴》卷五《察奸·李至远》按语。)另外，“苛察细 事，骇服众人，以矜其明”的做法也不足取。(注：《折狱龟鉴》卷五《察奸·尹翁归 》按语。)
(二)博闻广见。要做到洞烛幽微，必须博闻广识。郑克以辨诬为例，说：“辨诬之术 ，惟博闻深察，不可欺惑，乃能精焉。”(注：《折狱龟鉴》卷三《辨诬·苻融》按语 。)
博闻广见的途径之一是从书本中学习。和凝认为“锐意典坟，思有得于邃古”是对法 官的一个要求，郑克也有同感：“用以折狱，谅无难矣。”(注：《折狱龟鉴》卷六《 核奸·狱吏》按语。)尤其要注意学习前贤的懿言嘉行。因为“言苟中理，无时不验” ，就连王者发布政令，也一定要根据古语，“尽心君子，焉可忽哉。”(注：《折狱龟 鉴》卷五《察奸·子产》按语。)梁御史中丞乐蔼由积灰推断车府库中丢失油络是因堆 积时间长而自燃所致，可谓“博物宏恕。”(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强至》 按语。)
他特别强调要熟悉儒家经典，并以之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欲决大狱，必傅古义。”( 注：《折狱龟鉴》卷四《议罪·梁适》按语。)比如，《尚书·尧典》说“怙终贼刑” ，意为“怙其奸慝不悛改以贼害人当刑杀之”，这是先王惩治邪恶的意旨，应当明白。 (注：《折狱龟鉴》卷五《惩恶·李若谷》按语。)《周礼》所载“荒政十有二”，其中 有“缓刑”、“舍禁”、“去几”几项，宋代王博文请求灾荒之年暂缓盐禁，与其义相 合。“苟非通达古今，岂能矜谨如是哉?”(注：《折狱龟鉴》卷八《矜谨·王博文》按 语。)
博闻广见的另一个途径是尽可能多地了解各地的风土民情。例如，在宋代，南方有一 种榉柳树，用它的叶子涂擦皮肤，便会青赤如同殴伤的一样。剥下它的树皮，平放在皮 肤上，用火熨烫，就会有如棒击伤一样的痕迹，水洗不掉。李南公做长沙知县时，审理 斗殴案，便遇到有人用榉柳叶伪造伤痕这种事情。(注：《折狱龟鉴》卷六《证慝·李 南公》按语。)
(三)妥善处事。除了有敏锐的观察力，还要善于处理事情。法官的处事才能往往受其 思想信仰的影响。孔子曾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 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注：《左传·昭公二十年》。)后世法官大多 奉之为圭臬，并努力遵循。汉代张敞与北周韩褒治盗贼，一“穷治所犯，纠之以猛”， 一“首原其罪，施之以宽”。但张“敞之猛不至于民残，而市无偷盗”，韩“褒之宽不 至于民慢，而群盗屏息”，都收到了较好的成效。(注：《折狱龟鉴》卷七《察盗·韩 褒》及按语。)这种处理方法值得称道。
另一方面，法官的处事能力也与其品德、度量有很大关系。宋代钱若水雪富民冤而不 据功，郑克说：“若水雪富民冤，犹非难能；唯其固辞奏功，乃见器识绝人。”宋代姜 遵平反两个死囚犯的冤狱，而根据惯例，“雪活死囚当赏”，姜遵恐怕因此牵累前任狱 吏，便不自言其功。(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钱若水》及按语。)这样的“笃 厚君子”(注：《折狱龟鉴》卷三《辨诬·方偕》按语。)值得人们学习。
宋代徐起做楚州知州时，有囚因诬被判死罪而逃走，等到徐起上任，自归诉冤，徐起 请转运使另派官员审理。郑克评论道：“起若辄自治之，则疑有心矫枉，故请更用他官 覆治，而囚得免死，合于公议矣”。这样做不仅“善释冤”，而且“善避嫌”。(注： 《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徐起》及按语。)宋代张保雍做汉州知州时，有“四卒夜 叩府告禁兵两营变”，张保雍“械四卒掠之，趣作诬状徇两营。”郑克分析说：张保雍 是根据常情识破奸计的：“军若已变，则告者何独四卒?军若未变，则何用夜叩府告?” 他把四个告密的士兵上刑拷打，迫促他们写出承认是诬告的供状，是因为担心军情因此 不安，想向两营的禁军宣示安抚。“此不惟善察奸，抑亦善处事矣。”(注：《折狱龟 鉴》卷五《察奸·张保雍》及按语。)他称赞唐代苏无名“缓以伺之，获为盗之人”， 裴度对吏盗省印，“缓而待之，获所盗之物”，宋代许仲宣于县令之妾盗县印一事，都 是“善处事”。原因在于他们“量足以处事，识足以察盗。”(注：《折狱龟鉴》卷七 《察盗·裴度》及按语。)这种度量、器识是妥善处事的基础之一，为合格法官所必需 。
二、诉讼审判的经验与技巧
郑克根据自己的司法实际，从历史上众多著名案例中总结、归纳出一套诉讼审判经验 与技巧，对后世的法官有很大的影响。
(一)诉讼。自从孔子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注：《论语·颜渊》 。)的主张后，后代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法官都视之为座右铭，并极力奉行。
要想息讼，首先，当然要对老百姓进行教化。郑克对孔子“不教而杀谓之虐”(注：《 论语·尧曰》。)的观点深表赞同。这种教化也包括在诉讼发生时采用劝谕、和解的方 法来处理，使当事人翻然悔悟。梁代陆襄为鄱阳内史，有彭、李二家，因为忿争而互相 诬告。陆襄“引入内室，不加责诮，但和言解谕之。”又“为设酒食令其尽欢，酒罢同 载而还。”隋代郎茂任卫国县令时，部民张元预与从父弟思兰不睦，他先是“遣县中耆 旧，更往敦谕，道路不绝”，又亲自“晓之以义”，终于使得二人“相亲睦，称为友悌 ”。郑克对此和解之术甚为推崇，主张“矜谨之士，宜鉴于兹。”(注：《折狱龟鉴》 卷八《矜谨·郎茂》及按语。)
对于母子相讼这类有害伦理之举，后汉的蒲亭长仇览亲至其家，“与其母子饮，因为 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唐代韦骏为贵乡令，以自身经历劝诫，“因呜咽流涕， 付授《孝经》，使习大义”。宋代薛奎为益州知州，“出俸钱为资业”。(注：《折狱 龟鉴》卷八《矜谨·薛奎》及按语。)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郑克觉得这是“矜谨”的 做法，比单纯地以法律进行惩治，要好得多。
其次，对于冥顽不化之徒严加惩肃，从而杜绝争讼。宋代燕肃做明州知州，“俗悍轻 喜斗”，燕肃“推先殴者，虽无伤必加以罪”。郑克分析说：“民之斗殴，伤有轻重， 理有曲直，不治其伤而治其理者，乃息斗之术也。”他很欣赏鞠真卿为润州知州时，对 于斗殴者“本罪之外，别令先下手者出钱以与后应者”的做法，说：“小人靳财，兼不 甘输钱于敌人，终日忿争相视，无敢先下手者。”近来州县中固然有让人交纳“下拳钱 ”的，但是由官府自己收取，“则不足以惩恶而适所以招怨，斯失其本矣。”(注：《 折狱龟鉴》卷八《严明·燕肃》及按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某些地区存在的流弊 。
(二)侦查。侦查就是进行调查取得证据，使犯罪暴露，从而释冤、辨诬、惩恶扬善的 过程。
犯罪包括“奸”与“慝”两种情形。慝(邪恶)、奸(奸伪)虽有不同：“奸必巧诈，慝 唯隐讳。”(注：《折狱龟鉴》卷六《察慝·高柔》按语。)但往往又是同一事情的两个 不同方面：从罪犯的巧诈来说，则称之为奸；从罪犯的隐恶来说，则称之为慝。(注： 《折狱龟鉴》卷七《钩慝·李崇》按语。)凡是弄巧设诈的，必然会有漏洞。“推核已 至，奸欺自露。”(注：《折狱龟鉴》卷六《核奸·程颢》按语。)比如，伪券之奸，世 上多有，“巧诈百端，不可胜察。”(注：《折狱龟鉴》卷五《察奸·江镐》按语。)宋 代章频由“券墨浮朱上”断定“先盗用印而后书之”，(注：《折狱龟鉴》卷五《察奸 ·章频》。)江镐由“表里一色”决“茶染纸”契券之伪，(注：《折狱龟鉴》卷五《察 奸·江镐》。)他们都是善于识破伪装的高手。
侦查要讲究方法。郑克多次指出：“凡欲释冤，必须有术。”(注：《折狱龟鉴》卷一 《释冤上·刘崇龟》按语。)“察狱”有“多术”。(注：《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 苻融》按语。)“善察贼者，必有以识之，使不能欺也。”(注：《折狱龟鉴》卷七《察 贼·张詠》按语。)究竟怎样才能识破奸慝呢?他总结道：“夫察奸者，或专以其色察之，或兼以其言察之。其色非常，其言有异，必奸诈也。……见其有异，见其非常，然后案之，未有不得其情者。”(注：《折狱龟鉴》卷五《察奸·荀攸》按语。)察获隐慝，也“不过色与辞之间。”(注：《折狱龟鉴》卷六《察慝·胡质》按语。)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言之异者，必有奸也。”逮捕拷问，查明真相，奸计便不能得 逞。(注：《折狱龟鉴》卷五《察奸·任颛》按语。)“凶残之人，气貌当异”，用不着 动问他已经神色大变，不等到盘查他就理屈辞穷。(注：《折狱龟鉴》卷六《察慝·蔡 高》按语。)即观察当事人的表情与言语，从中发现破绽。后汉冯绲疑诏文有异，止其 父自杀，郑克推测是“盖见语言有异而觉其诈也”。(注：《折狱龟鉴》卷五《察奸· 冯绲》按语。)宋俞献卿因富僧之徒告师出游而疑，诘之，“其徒色动”，于是执之， 终破杀师案。郑克分析说：富僧肯定不会出外云游，即使出游，也一定要收拾行装、告 别友好。“来告之辞，已可疑矣，被诘之色，又可见矣，有奸灼然，是故执之”，并誉 之为“善察奸”。(注：《折狱龟鉴》卷五《察奸·俞献卿》及按语。)宋代王利判二卒 杀同伴案时，由怀疑而调查，郑克认为：“利所以疑其奸者，卒之色、辞必有异也。” (注：《折狱龟鉴》卷六《核奸·王利》按语。)
对当事人产生怀疑后，还要千方百计寻找证据。后汉黄昌为宛令，有盗其车盖者，黄 昌“密遣亲客至门下贼曹家掩取得之。”郑克剖析其方法是“察其情状，犹涉疑似，验 其物色，遂见端的，于是掩取，理无不得也。”并称赞说：“昌发奸伏，可谓有术。” (注：《折狱龟鉴》卷五《察奸·黄昌》及按语。)
进行调查有两个途径，即“以迹求之”，用罪犯留下的物件作为线索以追查其去向； “以谲取之”，用诈术诳出罪犯的下落。(注：《折狱龟鉴》卷七《迹盗·高湝》按语 。)郑克称前者为“核奸”(核察奸伪)，称后者为“擿奸”(揭露奸伪)。在具体办案时 ，往往要二者兼用。(注：《折狱龟鉴》卷七《迹贼·魏昶》按语。)获取证据也有两种 方法，即“正”与“谲”。他说：“辨诬之术有正有谲”。(注：《折狱龟鉴》卷三《 辨诬·御史》按语。)二者相辅相成。“正不废谲，功乃可成；谲不失正，道乃可行。 ”(注：《折狱龟鉴》卷七《谲盗·陈述古》按语。)而且不同的途径采用不同的方法： “核奸以正，擿奸以谲”。(注：《折狱龟鉴》卷六《擿奸·周
》按语。)后汉周 断其属吏“晨取死人断手足，立寺门”一案时，“往至死人边，若与死人共语状，阴察 视口眼有稻芒”。郑克解释说：“察死人状而得稻芒焉，因以为求奸之迹，是核奸者也 ”，这就是“迹”，即寻求线索；“与死人语而使疑怪焉，因以动怀奸之心，是擿奸 者也”，这就是“谲”，即使用诈术。周“以迹推核其事，以谲发擿其情，乃复密问 以相参考”，于是查明了奸人。(注：《折狱龟鉴》卷六《核奸·周》及按语、《擿奸·周》按语。)北齐高湝留靴绐妪“以靴为迹”、后魏杨津下告谕“以衣与马 之色为迹”，而“皆用谲取之”。二者不同之处仅在于：“彼术得靴则主于迹而兼以谲 ，此言衣与马之色，则主于谲而示以迹也。”(注：《折狱龟鉴》卷七《迹盗·高湝》 、《谲贼·杨津》及按语。)
擿发奸伏常常要用诈谋。郑克再三强调：“用谲以擿奸。”(注：《折狱龟鉴》卷一 《释冤上·庄遵》按语。)揭发奸伪、钩取隐慝的方法“必用谲焉。”(注：《折狱龟鉴 》卷六《擿奸·安重荣》按语。)用诈谋以捕盗的方法，与揭露奸伪之术相同。(注： 《折狱龟鉴》卷七《谲盗·高谦之》按语。)“贼逃匿者，谲使出焉……擿奸钩慝，是 谲取其情者也。”(注：《折狱龟鉴》卷七《谲贼·刘崇龟》按语。)不仅擿奸、钩慝 、谲盗、谲贼要用诈术，而且核奸也离不开它。“据证者核奸用之，察情者擿奸用之 ，盖证或难凭而情亦难见，于是用谲以擿其伏，然后得之。”(注：《折狱龟鉴》卷六 《擿奸·黄霸》按语。)后魏李崇“用谲钩慝”，唐代蒋常“用谲察贼”，都平反了冤 狱。(注：《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李崇》及《蒋常》。)郑克还提出了用谲的两个 要领：一是要“沈密”，“以此用谲，则无败事”；(注：《折狱龟鉴》卷七《钩慝· 赵和》按语。)二是“用谲宜密而速，与兵法同矣。”(注：《折狱龟鉴》卷七《谲盗· 慕容彦超》按语。)
与以谲擿奸相比，郑克更推崇“以正核奸。”(注：《折狱龟鉴》卷六《核奸·王罕 》按语。)他通过研究发现，辨诬之术，“或以物正其慝”，“或以事核其奸”，前人 常常用正而不用谲。(注：《折狱龟鉴》卷三《辨诬·杜亚》按语。)他评论宋代任术治 地讼之策是兵法上的诈谋之类，偶然奏效，不可奉为常法。民众若是狡猾，就会反被欺 蒙。“夫欲核奸，谲不若正，履而度之者是也。”(注：《折狱龟鉴》卷六《核奸·任 术》按语。)
郑克指出，在侦查过程中，存在种种弊病。有的是“上下相蒙，不以狱事为意”；(注 ：《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柳浑》按语。)有的是负责巡捕的吏人“或纵盗而捕系 平民以应命，或失盗而捕系平民以逃责，或求盗而捕系平民以希赏”；(注：《折狱龟 鉴》卷二《释冤下·孔循》按语。)有的是“庸吏漫不省察，奸吏相与为市。”(注：《 折狱龟鉴》卷三《辨诬·王长吉》按语。)因此，办案的官吏只有亲自调查，才不会被 他人蒙蔽。宋代张式为寿州知州，“民有缢其妻以自杀告者，吏受赇，实之。”张式不 为所惑，终得其实。郑克说：被人勒死与自己上吊而死，伤痕不同，经过检验就会弄清 楚。吏人既然受贿，以非为是，必然在验尸文状上表现出可疑之处。“苟能听察，以理 穷诘，彼虽巧诈，将何所逃?”(注：《折狱龟鉴》卷六《核奸·张式》及按语。)
另外，郑克注意到，在侦查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偶然性。宋代靳宗说因为死囚有怀念 母亲之心而产生怜悯，释放他使其告别母亲，而“冤状卒明”，这是“出于邂逅。”( 注：《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辛祥》按语。)后魏司马悦能让董及祖服罪，“虽有 智算，亦偶然耳”。因为假如贼犯作案时没有遗落刀鞘，或刀鞘不是州内刀匠制作的， 就无法查知董及祖为贼犯。(注：《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司马悦》按语。)唐代张 楚金断江琛诬告裴光案，“偃卧窗边，日光穿透，因取反书向日看之，乃见字书补葺而 成。”平看看不出来，对着日光看就都看清了。郑克评论说：“此非智算所及，偶然见 之耳。”(注：《折狱龟鉴》卷三《辨诬·张楚金》及按语。)但这种偶然大多出于“至 诚求之不已”，(注：《折狱龟鉴》卷三《辨诬·张楚金》按语。)是“至诚哀矜之效” 、(注：《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辛祥》按语。)“尽心之效。”(注：《折狱龟鉴 》卷三《辨诬·张楚金》按语。)而且，郑克认为，全面考虑到必然性与偶然性，才不 会犯错误。在介绍吴主孙亮由蜜中鼠矢表湿里燥推断黄门诬陷藏吏之案后，他引述裴松 之的见解：“鼠矢新者，亦表里皆湿。黄门取新矢则无以得其奸，缘遇燥矢，故成亮之 慧。”并且总结道：“夫亮所言者，决定之理也。松之所言者，偶合之事也。理虽决定 ，事或偶合，故执理以御事亦有时乎不通，而穷理之人反为晓事者所笑”。只有“事、 理兼明”，才能“情状必得。”(注：《折狱龟鉴》卷三《辨诬·孙亮》及按语。)
(三)审理。郑克认为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折狱之道，必先鞫情而后议罪。”( 注：《折狱龟鉴》卷四《议罪·高防》按语。)“凡善核奸者，必善鞫情也。若不得实 情，则后必翻异而奸人得计矣。”(注：《折狱龟鉴》卷六《核奸·范纯仁》按语。)所 以，审理案件一定要睿智、严密。“推核之际，戒在疏略”。(注：《折狱龟鉴》卷六 《核奸·范纯仁》按语。)“智有余而言中理”，则“片言可以折狱”。(注：《折狱龟 鉴》卷六《证慝·孙宝》按语。)郑克主张法官在审理时要做到以下几点：
1.坚持西周时就已形成的“五听”原则，并加以发展。《周礼》提出了“辞听”、“ 色听”、“气听”、“耳听”、“目听”这种“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方法，首次 将心理学知识运用于审案当中。(注：《周礼·秋官·小司寇》。)对此，郑克强调要奉 行：辨诬之术，“不得之其辞，则得之其情。”(注：《折狱龟鉴》卷三《辨诬·寇平 》按语。)并进一步发挥说：“盖察狱之术有三：曰色，曰辞，曰情。……若辞与情颇 有冤枉，而迹其状稍涉疑似，岂可遽以为实哉?”(注：《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辛 祥》按语。)要“察其面之色、款之辞、事之情”。(注：《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 李崇》按语。)他总结审案的方法是：“鞫情之术，或先以其色察之，或先以其辞察之 ，非负冤被诬审矣，乃检事验物而曲折讯之，未有不得其情者也。”(注：《折狱龟鉴 》卷三《鞫情·胡质》按语。)“奸人之匿情而作伪者，或听其声而知之，或视其色而 知之，或诘其辞而知之，或讯其事而知之。盖以此四者得其情矣。”(注：《折狱龟鉴 》卷五《察奸·孙长卿》按语。)“凡察狱者，或以气貌，或以情理，或以事迹。此三 者皆足以知其冤否也。……夫事迹有时偶合，不可专用，当兼察其情理、气貌。”(注 ：《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王利》按语。)在“五听”(主要是“气貌”)的基础上 ，加入了“情理”、“事迹”等因素。
2.要善于运用情理，即人之常情、物之常理来断案。郑克主张“听讼者，或从其情， 或从其辞。”(注：《折狱龟鉴》卷八《严明·钟离意》按语。)所谓“情”，就是指情 理。他还说要“以事理察之”、(注：《折狱龟鉴》卷七《察盗·曹摅》按语。)“以事 理察盗”。(注：《折狱龟鉴》卷七《察盗·裴度》按语。)“以其事情理察之……以其 人气貌察之。”(注：《折狱龟鉴》卷七《察盗·何中立》按语。)审案不能“但凭赃证 ，不察情理。”因为“盖赃或非真，证或非实，唯以情理察之，然后不致枉滥。可不鉴 哉!可不谨哉!”(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高防》按语。)证据之外，也要兼顾 情理。“推事有两：一察情，一据证，固当兼用之也。然证有难凭者，则不若察情，可 以中其肺腑之隐；情有难见者，则不若据证，可以屈其口舌之争。两者迭用，各适所宜 也。”(注：《折狱龟鉴》卷六《证慝·韩亿》按语。)在介绍了宋朝钱冶断大姓仇家纵 火案后，他说：“此盖仇家放火也，察其家号冤之情，据仇家放火之证，情理证验，灼 然可见，彼安得不服乎?”(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钱冶》及按语。)宋代刘 贺为怀州修武县令，“民有醉不能归者，其侣得其衣以还其家，醉人道毙，丧家遂执以 诉”，刘贺说：“以衣还者，非所以杀也。”郑克慨叹：“若不遇贺以情理察之，则彼 负冤未易得释也。”(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刘贺》及按语。)宋代程戡因杀 人者置尸体于己门而疑，宋代苏涣因弓手见血衣不自取以为功而唤同伴往视生疑，终得 案件实情。郑克评论道：“辨诬者或以情理察之，程戡是也；或以辞理察之，苏涣是也 ，皆可谓之明矣。”(注：《折狱龟鉴》卷三《辨诬·程戡》、《苏涣》及按语。)
这种情理往往来自日常生活经验。如，“诬人大辟，必不徒然，或以希赏，或以释憾 ”。(注：《折狱龟鉴》卷三《辨诬·张保雍》按语。)凶杀案有其原因：“夫人之相杀 害者，苟无仇恨，若不因财，则必因色。惟此二者，足以得其人矣。”(注：《折狱龟 鉴》卷六《察慝·胡质》按语。)盗窃案也是如此：“夫吏盗省印，以有所欲故尔；妾 盗县印，以有所忿故尔。此两者可以得盗之情矣，则当用是察之也。”(注：《折狱龟 鉴》卷七《察盗·裴度》按语。)总之，犯罪动机无非贪图财色与发泄怨气二项。
3.在证据的采择上要慎重。郑克认为，审理案件要凭证据。“善鞫情者，必有以证之 ，使不可讳也”。(注：《折狱龟鉴》卷七《察贼·张詠》按语。)审查案情的方法，“有证之以其迹者”，“有核之以其辞者。”(注：《折狱龟鉴》卷三《鞫情·崔昂》按语。)盗贼服罪，必须有赃为证，然后可见不是被迫承认的。“赃证具在，罪状明白，安得不服乎?”(注：《折狱龟鉴》卷七《察盗·何中立》按语。)他在评述孙宝断环散案、张举断妻杀夫案时说：“孙宝以环散一枚之重为证，而诳言三百枚之慝显矣；张举以死猪口中之灰为证，而诳言夫烧死之慝显矣”。由此可见，隐恶未显露的，用实物为证，就无法再隐讳。(注：《折狱龟鉴》卷六《证慝·孙宝》、《张举》及按语。)
在人证与物证这二者之中，郑克对物证特别重视。他在介绍北魏李惠断负盐负薪者争 一张羊皮、南朝刘宋时傅琰断卖糖姥卖针姥争丝一团两案后说：“鞭丝击皮，事异理同 ，皆以物为证者也。”(注：《折狱龟鉴》卷六《证慝·李惠》及按语。)他指出物证的 优点：“证以人，或容伪焉……证以物，必得实焉。”(注：《折狱龟鉴》卷六《证慝 ·顾宪之》按语。)“旁求证左，或有伪也，直取证验，斯为实也。”(注：《折狱龟鉴 》卷六《证慝·程颢》按语。)宋代王曾据税籍而断负郭田之归属，曾谔据户籍许富民 与其仆之妻所生子继承财产，郑克分析说：田地的界限不明，所以引起争讼；券契不存 ，因此难于断决。“唯有税籍，可为证据。辞与籍同者其理直，辞与籍异者其理曲也。 曲直既判，焉得不服?”争田的讼案，税籍可以为证；分财的讼案，丁籍可以为证。“ 虽隐慝而健讼者，亦耸惧而屈服矣。”(注：《折狱龟鉴》卷六《证慝·王曾》及按语 。)
世界上的事情是异常复杂的。有时，证据也有假的。例如，南方有一种榉柳树，其树 叶与树皮都可以用来伪造伤痕。宋朝李南公为长沙知县时，有二人斗殴，甲强而乙弱， “各有青赤痕”。李南公亲自以手指捏伤处，断明：“乙真而甲伪也。”因为“殴伤者 血聚则硬，而伪者不然。”郑克感慨：“斗殴之讼，以伤为证，而有此伪，岂可不辨? ”(注：《折狱龟鉴》卷六《证慝·李南公》及按语。)关键是要细心从事。“凡据证折 狱者，不唯责问知见辞款，又当检勘其事，推验其物，以为证也。”(注：《折狱龟鉴 》卷六《证慝·李处厚》按语。)
郑克反对以刻薄的方法取得证据。五代汉慕容彦超“密令入藜卢散于酒中”，使仆役 将偷吃的樱桃吐出。对这种取证方法，郑克批评道：“事既细微，鞫亦刻薄，何足道哉 !”(注：《折狱龟鉴》卷六《证慝·慕容彦超》及按语。)
值得注意的是，郑克反对以考掠来获得口供。他说：审查案情的方法有正有诈，“正 以核之”，“谲以擿之”。“术苟精焉，情必得矣。恃考掠者，乃无术也。”(注：《 折狱龟鉴》卷三《鞫情·陈枢》按语。)法官“察其疑辞，已见其本情……于是曲折诘 问，攻其所抵，中其所隐，辞穷情得，势自屈服，斯不待于掠治也。”(注：《折狱龟 鉴》卷三《鞫情·胡质》按语。)但他对诱供、逼供等变相的刑讯却表示认同。吴国陈 表对“素壮悍，收考极毒，俟死无辞”的泼皮无赖施明，“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 酒食，欢以诱之”，终于使他承认盗窃官物的罪行，并开列出全部党徒。(注：《折狱 龟鉴》卷三《鞫情·陈表》。)宋代李南公对于“善服气”、“闭口不食百余日”的囚 犯，欲“以物塞鼻”，终使服罪。郑克说：“陈表破械，是诱之也；南公塞鼻，是胁之 也。所谓胁之者，不必考掠惨酷也。要在中其忌讳，使之悚然畏服。故于塞鼻之说，亦 有取焉。”(注：《折狱龟鉴》卷三《鞫情·李南公》及按语。)这表明，他对刑讯的认 识仍然是不全面、不深刻的，没有摆脱时代加予他的局限。
(四)判决。郑克强调，法官在判决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判决要慎之又慎，不能草率从事。他说：犯人有迹状重而本情轻的，以前既然 是斟酌情理而制定的法律，现在便应推原情理来确定罪名，千万不能不辨情理就处以死 罪。(注：《折狱龟鉴》卷八《矜谨·张奎》按语。)他提倡治狱要“审谨”、“详缓” ，“宁可淹系以求其实，毋或滥刑以陷于冤”，这样才与《尚书·舜典》“钦恤”、《 周易·中孚》“议狱缓死”的要求相符。(注：《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辛祥》按 语。)赃证尚未查明，案件不能匆忙判决。(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府从事》 按语。)只要情理上有可疑之处，“虽赃证符合，亦未宜遽决。”(注：《折狱龟鉴》卷 二《释冤下·高防》按语。)法官考察案情，“苟疑其冤，虽囚无冤词，亦不可遽决。 ”(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向敏中》按语。)要时刻牢记，“治狱贵缓，戒在 峻急，峻急则负冤者诬服；受捕贵详，戒在苟简，苟简则犯法者幸免。惟缓于狱而详于 捕者，既不失有罪，亦不及无辜，斯可贵矣。”(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王 利》按语。)
其次，要处理好情、理、法的关系。他提倡“执法之吏，不曲笔以纵有罪，不毁法以 陷无辜，而处议合于人心。”(注：《折狱龟鉴》卷四《议罪·高柔》按语。)议罪要“ 先正名分，次原情理。”并举宋陈奉古断执盗之卒拒盗母致其倒地身亡一案为例说：“ 彼欲前取者，被执之盗也，母虽亲，不得辄取也；此拒不与者，执盗之主也，卒虽弱， 不得辄与也。前取之情在于夺，不与之情在于捍。夺而捍焉，其状似斗，而实非斗，若 以斗论，是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也。”(注：《折狱龟鉴》卷四《议罪·陈奉古》及按 语。)宋朝胡向断“有人窃食，而主者击杀之”为“法当杖”。郑克认为：“此以名分 言之，则被击者窃食之盗也，击之者典食之主也；以情理言之，则与凡人相殴击异矣， 登时击杀，罪不致死也。”但这又是有条件的：必须是打人者本来没有杀人之意，偶然 中将人杀死。如果是用兵刃杀人，或是事后杀人，或是残毁肢体，那便是本意在于杀人 了，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对此，法官“又当原其情理，岂可一概科断?”(注：《折狱龟 鉴》卷四《议罪·胡向》及按语。)在比较西汉何武、宋朝张詠断财产继承的 不同做法后，他说：“夫所谓严明者，谨持法理，深察人情也。悉夺与儿，此之谓法理 ，三分与婿，此之谓人情。武以严断者，婿不如约与儿剑也；詠之明断者，婿请如约与儿财也。”(注：《折狱龟鉴》卷八《严明·何武》及按语。)又如，侵吞盗窃官物，不论是归己，还是给人，罪都是一样的。“然入己之情，贪于货利，是君子所疾也；与人之情，迫于权势，是君子所矜也。”(注：《折狱龟鉴》卷四《宥过·韦丹》按语。)具体情形不同，在处理时也应该有所区别。
在适用法律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依法而断与比附类推相结合。郑克强调，议罪要合于法，“彼其处决，有所推本， 若轻若重，无非法也。”(注：《折狱龟鉴》卷五《惩恶·吴中复》按语。)南朝萧齐时 王敬则为吴兴太守，“郡旧多剽掠，有十数岁小儿于路拾取遗物”，王敬则“欲骇众立 威”，故“杀之以徇”，虽然收到了“自此路不拾遗，郡无劫盗”的良好效果，郑克仍 然反对：“夫小儿无识，路有衍遗物而拾取之，非剽掠也，何足深罪?杀之以徇，斯为 酷滥”。(注：《折狱龟鉴》卷五《惩恶·孔琇之》按语。)
但他又认为，“夫宥过者或纵舍于法中，惩恶者或诛戮于法外”，(注：《折狱龟鉴》 卷五《惩恶·吴中复》按语。)在特定情况下，也是可以的。“情苟可恕，过无大矣。 ”(注：《折狱龟鉴》卷四《宥过·袁彖》按语。)“情苟可责，恶无小矣。”(注：《 折狱龟鉴》卷五《惩恶·李崇》按语。)宋朝张詠于“始下车，人情观望”之 时“能以威信折猾吏奸”，对于吏人因受到责罚决杖而强词夺理、不服处罚的，命令“ 牵出斩之以徇”。(注：《折狱龟鉴》卷五《惩恶·张詠》及按语。)吕公绰为“安众心”乃“论卒法外”，“事体所系大矣，则其为此惊慑群奸，于理或可也。” (注：《折狱龟鉴》卷五《惩恶·吕公绰》及《孙沔》按语。)由于对事体大小的区分没 有明确的标准，因此就极易导致官吏舍弃法律而以自己的喜怒从事。这表明郑克在依法 断案问题上态度不是很坚定的。
当法无明文规定时，可采用类推的方法。宋代杜镐认为“子毁父画像”可以比“僧道 毁天尊、佛像”。郑克分析道：“荀子言：‘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此以类 举者也。若夫黄霸戮三男，王尊杀假子，盖举其事之类耳。法不禁禽兽聚麀，然人杀禽兽无罪，则戮之可也。”(注：《折狱龟鉴》卷四《议罪·杜镐》及按语。)宋代“梓州妖人白彦欢能依鬼神作法诅咒人有死者”，然而法官“以不见伤为疑”，郑克批评说：“能依鬼神作法诅咒，是造蓄蛊毒厌魅之类也。鞫得其实，疑不见伤，此盖不知‘无法者以类举’之义耳。”(注：《折狱龟鉴》卷四《议罪·梁适》及按语。)
2.参详法意，对法律的了解要深刻、准确。一是要弄清法律概念、术语的涵义。郑克 举例说：“‘贼’与‘盗’异：害物曰‘贼’，攘物曰‘盗’，窃取曰‘贼’，劫取曰 ‘盗’。”(注：《折狱龟鉴》卷七《察贼·柳崇》按语。)可见，“贼”比“盗”情节 要轻。二是要知晓法律条文的隐含前提。宋文帝时规定，劫盗同籍期亲补兵。此处的“ 期亲”本指男性而言。余杭人薄道举进行抢劫，堂弟代公、道生都是大功亲，因为代公 等母亲仍在，是道举的期亲，因而判决儿子应当随从母亲补兵。这遭到了尚书左丞何承 天的反对。郑克说：“夫不辨男女之异，而谪妇人补兵，岂非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之甚 者欤?”(注：《折狱龟鉴》卷四《议罪·陈奉古》按语。)三是要明白法条适用条件。 宋代马亮为潭州知州，辖县有个逃亡的士卒进行抢掠攻扰，成为乡村的祸害。乡人合谋 杀了他。依法被判处死刑的有四人。马亮认为：“夫能为民除害，而反坐以死，岂法意 耶?”郑克解释说：法律允许捕捉进行抢掠攻扰的人。但如不是指名追捕的，擅自将他 谋杀，就怕其中会有诬陷冤枉，因而为法律所不容许。“此四人者，为民除害，其事有 实，其情可矜，而必诛之，非法意也。”下属们拘守法律的条文，知州则应当推原法律 的本意。(注：《折狱龟鉴》卷四《议罪·马亮》及按语。)王质为庐州知州，“有盗杀 其党，并其赀而遁”，被抓获，王质处之以死刑，并向坚持“盗杀其徒者死当原”的上 司申述自己的意见：“盗杀其徒而自首者当原，今杀人取其赀，非自首而捕得，原死， 岂法意乎?”郑克表示同意：“首则原之，许自新也，不首而原，复何谓耶?杀其徒，取 其赀，遁去捕得，初非悔过，而贷其死，失法意矣。”(注：《折狱龟鉴》卷四《议罪 ·王质》及按语。)
他称赞唐朝的戴胄“参处法意，至析秋毫”，宋代曾公亮、赵抃不判处劫 禁物的强盗、造伪印的罪犯死刑，“可谓明且谨”。(注：《折狱龟鉴》卷四《议罪· 曾公亮》、《赵抃》及按语。)正因为对法律的理解既要准确，又要知其深 意。所以，“汉以律为专门之学。唐置博士弟子员以讲之，尽心君子，亦焉可忽!”(注 ：《折狱龟鉴》卷四《议罪·强至》按语。)
再次，反对深文周纳，以刻为明。郑克认为：“深文峻法，务为苛刻者，皆委曲生意 而然也。君子不逆诈，盖恶其末流必至于此耳。”(注：《折狱龟鉴》卷四《议罪·郭 躬》按语。)他对深文刻薄、草菅人命的现象予以猛烈抨击：“以掩骸为加功，是深文 也。罪不应死而文致之，何其忍哉!尝闻用法杀人，无异用刃杀人，深文之罪，纵或幸 免，鬼得而诛之也。”(注：《折狱龟鉴》卷八《矜谨·李士衡》按语。)“夫捕盗之官 ，利盗之死，譬犹矢人惟恐不伤人，其术使之然也。虽迁一官而杀数人，荣不足言，愧 何可胜!君子岂忍为是哉?”(注：《折狱龟鉴》卷八《矜谨·王延禧》按语。)
后晋安重荣箭毙继母，郑克说：“古之后妇疾前妻子，亦已多矣，苟得其情，则切责 而严戒之可也，何必取快一时，加之非法乎?”(注：《折狱龟鉴》卷五《惩恶·安重荣 》及按语。)宋代孙沔断乞丐仅存两指，他认为：“惩恶之事，本非中道，不得已而为 之……丐者盗镬，事极微末，谲得其情，法外刑之，亦何忍哉!此世俗所夸以为严明， 而君子不取者也。”(注：《折狱龟鉴》卷五《惩恶·孙沔》及按语。)宋代刘湜趣令焚烧了诈死的强盗，郑克说：“因其诈死，遂以为实而即埋之，亦足以折奸而 惩恶矣，何必焚之耶?”况且，“掠人子女之罪，于法不至戮尸”，所以，不应该做焚 尸之类的事。(注：《折狱龟鉴》卷五《惩恶·刘湜》及按语。)
郑克对严明断案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严明者，非若世俗以苛为严，以刻为明也；持 循事理，照察物情之谓也。”(注：《折狱龟鉴》卷八《严明·孙甫》按语。)严明的关 键在于“治本”与“察见物情”：“治其末者，虽绳以峻法而终不能禁，徒为苛刻耳。 治其本者，虽处以平法而奸盗自止，岂非严明乎?苟欲严行正理，要唯明见事情，然后 政不苛暴，事不刻核，而狱讼省矣。”(注：《折狱龟鉴》卷八《严明·周沆》按语。) “严明之术，在于察见物情，裁处事体。……若君子则虽昭然深察，毅然决行，而从容 中理，无伤害也，岂非严明之懿者乎?”(注：《折狱龟鉴》卷八《严明·王罕》按语。 )后周裴侠对于“未之惧”者“治之”，“已知惧”者“宥之”。“其治之者，可以为 严矣，其宥之者，可以为明矣。明者无他，灼见物情也。”(注：《折狱龟鉴》卷八《 严明·裴侠》及按语。)“严明者，不必厉威刑也。察见物情，中其忌讳，有过于市朝 之挞者。”(注：《折狱龟鉴》卷八《严明·赵
》按语。)宋朝韩琚代理虔州知州 时，“究其风俗，考其枉直”，收到“下莫能欺”、“人不可劫”的效果。而“不可劫 所以为严也，莫能欺所以为明也。”(注：《折狱龟鉴》卷八《严明·韩琚》及按语。)
复次，要维护伦理道德与社会安定。汉景帝时防年的继母杀死其父，防年手刃继母； 而宋文帝时黄初妻子打死儿媳，其孙却不能报仇。同是亲属间的互相伤害，处理结果截 然不同。“冤痛之情，或伸或屈，天理存焉，法乃因而制之也。”(注：《折狱龟鉴》 卷四《议罪·汉武帝》及按语。)宋代贾黯议定益州推官桑泽犯了不孝之罪，“若深文 者，盖以名教不可不严，是《春秋》诛意之义也。”(注：《折狱龟鉴》卷四《议罪· 贾黯》及按语。)又如，当翁姑与子妇发生冲突，即使“翁姑理皆不直。然家人之义， 当责卑幼，但不可遽绳以法耳。是故恕其罪而责之养也。”(注：《折狱龟鉴》卷八《 矜谨·张詠》按语。)梁御史中丞任昉弹劾与寡嫂范氏争讼的中军参军刘整，“请免整收治其罪”，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处理山阴人孔平讼嫂买米欠钱不还则“但赐米钱以偿之，不治平罪”，其原因在于“责士之法，不以责民”。(注：《折狱龟鉴》卷八《矜谨·萧子良》及按语。)虽然同样于伦理有害，但一为官员，一为百姓，处理方法也就两样。
判决还应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郑克在评论宋代李南公治诡户税之案说：“诡户之税 ，非独豪右作此弊也，盖其乡司相与为奸”，但李南公“专责豪右而乡司获免”，虽然 不尽合理，但其意为“责豪右宜急，责乡司宜缓”，(注：《折狱龟鉴》卷六《核奸· 李南公》按语。)着眼于保持社会的稳定。
三、郑克法律思想的局限
郑克的法律思想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是有若干不足之处。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不反 对诱供逼供等变相的刑讯、对审判时的依法而断态度有些游移，还有以下两点：
其一，他对一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信以为真。西汉丙吉曾说：“吾闻老人之子不耐寒， 日中无影”，并据以断财产继承案。郑克说：“或疑无影恐其不然……前代之人，固尝 验此，尚有疑哉?”(注：《折狱龟鉴》卷三《辨诬·丙吉》及按语。)对于老人生子无 影这样的无稽之谈深信不疑。
其二，他相信冥助之说。郑克认为，“至诚哀矜，必获冥助。”(注：《折狱龟鉴》卷 一《释冤上·苻融》按语。)“平时矜谨，故感于梦寐。《记》曰：‘至诚之道，可以 前知。’”(注：《折狱龟鉴》卷八《矜谨·王琪》按语。)南唐萧俨断庐陵豪民丢失衾 服案时，“斋戒祷神，伫雪冤枉。至郡之日，天气晴和，忽有雷声自西北起，至失物家 ，震死一牛，剖其腹而得所失物。”郑克评论道：“此非智算所及，盖获冥助尔，实至 诚哀矜之效也。”(注：《折狱龟鉴》卷二《释冤下·萧俨》及按语。)南唐大理寺狱吏 “焚香恳祷，以求神助”，因梦而得杀人贼。郑克说：“盖获冥助……非智算所及也。 ”他对和凝断案离不开“洁诚斋戒，祈获祐于上穹”的观点也表示赞同。(注 ：《折狱龟鉴》卷六《核奸·狱吏》及按语。)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司法活动中也会存在一些偶然因素。但将案件的侦查寄托于虚 无飘渺的神明、用怪诞之说作为可信的证据，这显然是荒谬的。当然，郑克生活在距今 八、九百年前，有这类思想也不足为怪。对此，我们自不必苛求。
注释：
(77)《折狱龟鉴》卷七《察贼·赵广汉》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