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风：家族意识的古今变奏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奏曲论文,民风论文,古今论文,中国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民风属于大河文化，属于龙的文化。中国民风是一条河，一首曲。它是一条黄色的河，一曲古老的黄河谣。它是一条水中的龙，一曲深沉的水龙吟。
品析中国民风之曲主题是一大课题，使人犹如立于深潭高岭之前，有一种深不可测、高不可攀之感，自觉力绌气短。不过，本文还是想试探一下，作一草草素描，尽管视角不无偏窄，线条不免粗疏。
民风，从外在方面看指某一文化共同体成员在其日常活动中所采取的某种习惯性行为方式；从内在方面说这种习惯性行为方式是由某种既有心理结构所规定、所驱动的。民风可以说是人们在日常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风尚，一种精神气质。
这种精神气质有两个基本要素：其一目的性意识，即追求什么，表明一种价值取向；其二策略性意识，即如何追求它，意指一种价值实现方式。这两者在中国民风中便具体地表现为家族意识与实用精神。它们构成了中国民风主题曲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鉴于篇幅关系，本文只论述前者。
传统中国人主要是汉族人的家族意识从价值取向上说有两个限度：下限是血脉的保有和延续，上限则是家族的兴旺与荣耀。家族的延续与昌盛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最基本的人生价值需求。
中国民间很多传说都有这样类似的情节：一个家族突逢大难，危在旦夕时，最感迫切的事，不是如何处置田产宅院，而是如何能保存一点骨血，如何能留下一条根，一条寄托着整个家族最后希望的根，这通常是一遗孤。而仇家则决意斩草除根，即便追到天涯海角也要赶尽杀绝。故事的结局大多是落难少年躲追杀、报家仇，走遍了山山水水，经历了百般磨难，最后一举杀了仇人（往往也回敬了一个满门抄杀），重新祭起了祖宗牌位，昔日的那条刀下余根又长成枝叶繁茂的家族大树。
家族仇杀背景下的血脉传承，构成了中国民间传说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它之所以能打动国人，一方面，因为它反映了中国民间社会的某些史实，有其客观性；另一方面，因为它唤起了一些中国人心里深处的东西，把他们心中最近乎本能的欲望突出出来了。对许多国人来说，让其断子绝孙比直接伤害他本人生命更不能容忍。血脉的延续已成为许多中国人生活价值的底线，是一种不可能再向后退的生存限度。
中国人在获得家族的持续生存后，就要谋求家族的不断发展。从传统角度说，这种发展有这样一些层次：丰衣足食以立身，达官显贵以立功，书香门第以立言，最后是帝王世家以立天下。
显然，最后一个层次不是很多人能实现的，甚至不是多数人敢想象的。它仅仅是家族发展的一个特殊的极限状态，即拥有整个国家，君临一切家族之上。古时的国不过是家的扩大而已，不是姓刘，就是姓李、姓赵、姓朱、姓爱新觉罗。国君也无非是一个大家长，但大多是养尊处优、远离实际、不近民情，只是唱唱高调，做不了具体事。
第一个层次则是普通中国人世世代代最为基本、最为持久的生存期望。就今天下海经商来说，很多人做出此举并不纯从自己一人考虑，而是担负着家庭的责任，近的为家小挣个好生活，远的为子孙挣下一份产业。其中年纪稍长者还带有一种报恩父母之心。
颇值推敲的是第二层次与第三层次的关系。许多人会以为，在政治权力高于一切的传统社会中，官宦人家应该说有很高的地位了，但从历史上看书香门第则属更高境界。因为相对来说，后者能使门庭获得较持久的风光。其一，能够获得较持久的名声。中国人总喜欢在自己的身后留下点什么。这留下的东西除了血脉外，就数名声为重了。国人好名，你到任何一处名胜都会看见密密麻麻的名字。文人雅士把名字堂而皇之地刻在碑上，凡夫俗子则把它歪七扭八地涂在树上、石上。前者叫文物，后者叫污染，实则一样，都想留名天地间。至于留名青史的最好方式，通常不是做官，而是为学，即立言以传世。在中国历史上做官的名声不太好，尽管很实惠，有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清官之名倘如此，贪官之名就不在话下了。今天没有多少人能说出鲁定公、鲁哀公何许人也，能分清他们俩是什么关系，谁是老爹，谁是儿郎。但很少有人不知道孔子，不知道他有个儿子叫孔鲤。同样，今天知道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人一定比知道他官做几等的人多得多。
其二，能够获得较持久的家族繁荣。历史上那些仅有官位而无学养之家很难保持世代荣耀。尤其是那些丘八爷出身的功臣世家，如果不修门风，不积家学，那么只能是华贵其表，粗俗其内，只能有一代的功臣荣耀，接下来便是一代的衙内骄横，再后就可能一蹶不振，或败于家业挥霍，或败于民众口碑。相反，那些读书人家的发达势头要持久些。因为中国古书大多是政史之书、修身之书，讲的是世道兴衰更替之事、君子安身立命之理。出于此家的人往好处说，为官不骄横，持家不轻佻；往坏处说，机巧圆滑，善于应变，生存能力强。李鸿章做官不怎样，但家学其厚，荫蔽子孙。其本人做了总理外交事务的中堂大人，其孙也做了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曾国藩为政颇遭非议，但其家教甚严，家学颇丰，不仅惠及家人，繁荣了曾家祠堂，而且波及乡邻，促成湘乡民风刚健，人材辈出，方圆百里之内仅中共最富有刚性的人物就出了彭德怀、陈赓。
家族的繁衍与繁荣，是中国人最为基本、最为持久的生活欲望，是许多人魂牵梦绕、念念不忘的生存目的。这种浓厚的家族意识经世代相传且不断演化而成为民族性格中的一部分，成为一种介于有意识信念与无意识本能之间的东西。套用一个时髦概念，即沉积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东西。
浓厚的家族意识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貌，进而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征。家族是介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东西。家族意识也是介于自我观念与社会整体观念之间的东西。家族及其家族意识都是超越纯粹自我却又未能达到社会整体的中介性东西。中国社会的运转也正是以家族关系为中轴的。因此，家族意识的高扬决定了中国社会文化的中庸性质。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社会生活中，极端个人主义不太盛行，高度集体主义也不太盛行。因此，中国既不容易完全坠入私欲横行的非道德社会，也不容易达到公益准则高于一切的法治社会。这就既造成了中国文化不容易消失的持久性，又造成了中国社会不容易向现代过渡的保守性。
中国人很讲私情，但这种私情常常并不完全个人化，并不完全局限于自我一人，而是指向家族整体。许多人在社会交往中很自私，甚至有些损人利己；但一回到家中就是严父慈母，就是孝子贤孙，一副庄敬忠厚的样子。
一般来说，一个人在社会上很难与人相处，我们还不能断定他在家中也是如此，还不能从传统道德上彻底否定他；但一个人在家中不能善待亲属，对上不孝不敬，对下不严不慈，对平辈不忍不让，我们就可以断定他在社会上也是好与人交恶。家庭伦理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础，是最初的出发点和最后的限度。
中国人也讲利他精神。但这种利他精神在一些人那里主要是指向家族内的一些成员，而不是家族以外的人。这些人为了家人的幸福，自己忍辱负重，吃尽苦头而无后憾，表现出高度的家庭责任感；但一超出家族而涉及他人时，就有可能为了私利患得患失、斤斤计较起来，从而表现出社会责任感的匮乏。
也有些人在年轻时忧国忧民，抱有社会大同的理想，并能为此奋斗；可当他们功成名就之后，荣华之求、富贵之欲便油然而生。于是那种传统的与凡夫俗子共有的家族意识，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约束而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浮现出来，对家庭的考虑，对子女的照顾越来越多起来了，如龚自珍所说，“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孙”。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而又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这就使其家族能做寻常百姓所不能做的，甚至不能想的事。其中一些人往往做得姿情纵欲，无所顾忌，内窃国库，外敛民财，裙带骄横，衙内放纵。结果弄得怨声载道，毁了一生的功名，竟使人们怀疑起他们当年奋斗的初衷是什么，是为百姓，还是为自家子孙？
浓厚的家族意识不仅表现在中国普通人的言行中，而且也体现在中国思想精英的学说中；不仅有其俗文化的平铺直叙，而且有其雅文化的精巧推证。
孔子学说的核心概念是“仁”，而“仁”的一个基本涵义就是对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的确认。它包括两方面：“孝”与“悌”，即孝顺父母与敬爱兄长。显然，这是如何处理家庭上下左右关系的行为准则，是维系家庭尤其是男权家庭的稳定与繁荣的基本保证。
“仁”的另一个基本涵义就是进一步把中国家庭伦理关系向社会推衍，以达到对中国传统的社会行为规范的确认，即是把对家庭成员的那种长幼有别的亲密态度，推广为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尊卑有序的诚敬精神。简略地说，就是要象孝顺老子那样来忠于国君（或上级），即所谓“忠恕”，“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就是要向友爱兄弟那样来敬重同事或朋友。
一种伟大的至少曾经是伟大的人生哲学，一种能给生活以深刻启迪的学说，必然交叉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它一方面实实在在地抓住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充满激情地盯着理想的东西。前者使它能与人们产生心灵的共鸣，呼唤出他们内心中本来就有的东西。后者又使它能给人们造成一种催人奋进的心理压力，促使人们超越他们实际存在的状况，而达到他们应该所是的境界。
儒家学说正是这样一种学说。它紧紧抓住了中国人的传统家族意识，抓住了中国民族心理结构中最深沉最持久的东西，并把它高扬为一种价值理想。这也是儒家学说之所以居于中国哲学主流地位并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中国人的传统行为规范是以家族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是以家族的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为基本尺度的。浓厚的家族意识构成了中国民族精神内核的一个方面，构成了中国民风主题曲的一个乐章，自远古响彻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