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国际关系意义——对战争“三位一体”本质的一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争论文,国际关系论文,克劳论文,本质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对克劳塞维茨其人及其学说的研究，始自《战争论》第一版问世的1832年，然则实际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克劳塞维茨研究仅局限于欧洲甚至德国本土，且成果有限。该研究及其成果的兴盛，出现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克劳塞维茨研究在近代时期的欠发达，部分原因在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说含有深刻的哲学思考，但其军事实用性和短期效用显然不及同时代另一位拿破仑战争研究者约米尼(A.H.Jomini)的学说。（注：约米尼（1779-1869年）是与克劳塞维茨同时代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和拿破仑战争研究者，关于其生平及学说，参见A·H·约米尼：《战争艺术概论》（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6版。）
19世纪末和20世纪，战争与革命的发展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现出克劳塞维茨理论的真理性和深刻性，从而引起学术界甚至世人的关注。在这个历史时期，《战争论》的各种译本广泛流传，克劳塞维茨研究逐步深入并出现了两大标志性突破。其一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对“暴力”的理解和运用，他们特别强调并重视“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除斯大林之外均对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学说表示认同和赞赏。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和通信中多次提及克劳塞维茨及其著作；列宁深入研究过《战争论》并留下万余字的读书笔记；毛泽东也依据克劳塞维茨的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的论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斯大林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毛泽东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这就突破了把克劳塞维茨理论视为战争教条并作单纯军事理解和应用的传统的普鲁士——德意志方法，（注：将经典理论奉为教条、对经典理论只作字面理解而不作时代性和哲学性思考，是一种普遍倾向。这一点在近现代德国军事家对待克劳塞维茨学说的问题上尤为明显。毛奇、施利芬、鲁登道夫乃至希特勒仅仅部分地理解了克劳塞维茨，回避了军事的政治属性，他们将军事凌驾于政治、以手段代替目标的态度和做法，完全背离了克劳塞维茨学说的本意。那一时期，在德国，只有德尔布吕克等极少数人真正理解了克劳塞维茨的思想。见Edward Mead earl,et.,Makers of Modern Stratetgy: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i to Hitl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p.93-103,192-206,206-287,306-322,504-517.利德尔·哈特对此评价说：“在所有各种学术领域内，多数的先知者和思想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那就是他们的学说总是被人误解。克劳塞维茨的那些学生，背离了自己的老师，在战争目的的问题上并没有研究清楚，他们对于其原始观念的损害，甚至比其带有偏见而又主观的反对者还要严重。”见B·H·L·哈特：《战略论》（中译本），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63页。）而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和哲学高度探讨了矛盾与斗争、战争与和平、目标与手段等问题。其二，利德尔·哈特(Liddle Harter)等一批研究者在解读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基础上，反思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二战后的一些局部战争，由此形成了战略学和大战略研究。（注：较著名的大战略研究者还有J·柯林斯、A·博弗尔、P·肯尼迪，见张春、时殷弘：“大战略：理论与实践”，《世界政治与经济》1999年第7期。）哈特等人的解读并非完全准确和完整，但他们都一致承认克劳塞维茨是现代战略的一个重要奠基人，并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视为战略研究必须涉及的基础性内容。这是现当代条件下克劳塞维茨理论在应用领域的重大突破，它直接服务于国家的军事政治决策。
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彼得·帕雷特(Peter Paret)的《战争论》新译本、威廉·施拉姆(Wilhelm von Schramm)的《克劳塞维茨：生平与事业》、雷蒙·阿隆(Remond Aron)的《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等一系列名著的问世，（注：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eds and trans.,On Wa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Wilhelm von Schramm,Clausewitz:Leben und Werk,Esslingen:Bechtle Verlag,1997;Raymond Aron,Penser la guerre,Clausewitz,Gallimard,1976.）克劳塞维茨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国外克劳塞维茨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学者们不再拘泥于克劳塞维茨的生平、时代以及《战争论》本身，而是把重点放在应用性研究，特别是探究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重大意义。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成果有彼得·帕雷特的《克劳塞维茨和国家：生平、理论及其时代》（注：Peter Paret,Clausewitz and The State:The Man,His Theories,and His Tim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和阿隆的《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帕雷特和阿隆都是当代颇负盛名的战略研究者和国际关系理论家，特别是阿隆深受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影响，著有《和平与战争》这一国际关系经典著作。（注：Raymond Aron,Peace and War: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ison,1966.）阿隆等人对克劳塞维茨思想学说的研究都部分地运用了国际关系的视角和方法，而国际关系思想史学者霍华德·威廉斯(Howard Williams)甚至将克劳塞维茨列为从修昔底德到马克思的国际关系思想史脉流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注：Howard William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olitical Theory,London: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Chapter 10,"Clausewitz:The Strategic Dimension",pp.105-116.）
中国的克劳塞维茨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其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将由日本传入的《战争论》译成中文，其译名大多取为《大战学理》。20世纪30、40年代，随着东亚危机和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克劳塞维茨研究开始在中国兴起。国民政府当局不仅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和教官，还多次批准刊印发行不同版本的《战争论》。中国共产党也在延安组织过《战争论》研究会，认真研究克劳塞维茨学说并将其辨证地运用到抗日和反蒋斗争实践。60、70年代，克劳塞维茨研究归于沉寂。80年代以后，中国的克劳塞维茨研究重新兴起，虽仍是介绍多于应用，且缺乏有影响力的论著，但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人士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在世纪之交推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注：新近较为完整地介绍克劳塞维茨理论的通俗性和研究性代表著作，分别是夏征难：《西方战争理论经典——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浅说》，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吴琼：《〈战争论〉诠释》，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
二
全部国际关系的历史，可以概括为“战争与和平”，这种概括虽则过于简单，但也是恰如其分的。国际关系研究无法回避战争问题，因而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求助于有关的战争理论，在可供借鉴的理论中，克劳塞维茨的学说无疑最为引人瞩目。克劳塞维茨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提供了从国际关系角度研究其哲学思考和理论范式的空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说建立在对普鲁士军事文化传统和拿破仑战争所进行的深刻思考的基础之上，它不仅包含着深刻的军事学见解，还包含着诸如主权国家与战争工具的运用、政治与战争、战略与敌对冲突等一系列丰富的国际关系内容。此外，他的军事理论并非是单纯的战争教条，而是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的历史哲学思考，从更深层次意义上讲，其理论甚至是有关社会文化性质的哲理思考。他对于战争本质的哲学抽象与思考，已经完全超出了军事本身的意义。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对国际关系的意义，最主要地体现在他对战争本质的哲学思考，亦即他的“三位一体”战争本质的论断。（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本质观贯穿于《战争论》全书，在第一、第二、第八篇中尤为明显，其论述集中在第一篇第一章，“三位一体”的论断就在这一章的结尾，参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3-47页；Peter Paret,Clausewitz and the State:The Man,His Theories,and His Times,pp.382-392;John A.Vasquez,ed.,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86,pp.294-298.）他认为，从实践上分析并在理论上作总结，在其千变万化的表象之下，战争总是暴烈性、不确定性（概然性和偶然性）、政治从属性的结合体。他将这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归结为盲目的自然冲动、自由的精神活动和纯粹的理智行为，并最简约地将它们与人民、军队和政府相联系。他强调指出，“三位一体”的三种倾向像三条不同的规律深藏于战争的性质之中，同时起着不同的作用，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忽视其中的任何一种倾向，战争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使理论在这三种倾向之间保持平衡，就像在三个引力点之间保持平衡一样。（注：克劳塞维茨：前引书，第46-47页。）
克劳塞维茨的这个论断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较为客观明确的关于战争本质的科学解释。暴烈性的特征是战争的最基本特征，是战争区别于其他人类社会冲突现象的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战争逻辑的起点。它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作用，即暴力手段和敌对意图共同作用下的对抗性交互。它与时代条件和社会情感紧密联系，并且就其自身逻辑而言有着无限制发挥的趋向。不确定性的提出颇具历史和哲学深度。偶然性及其规律性反映概然性，作为复杂性现象（诸如战争这种社会性行为）的必然内涵，始终存在于战争进程的任何阶段，并且成为“战争迷雾”的主要原因。它表明，战争无论其起因、结果还是过程，既非命中注定，也无法计算和精确预测。政治从属性则明确地指出，不存在“为战而战”的战争，任何一场战争在其血腥表像之后都有政治作用的痕迹，战争的起因、战争的范围和目标、战争的结束都是政治作用的结果。战争只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是政治用以实现其目标的工具。它是战争逻辑的本质，对此所作的阐述是克劳塞维茨理论最具深远影响和最杰出的贡献。
克劳塞维茨在分析战争的本质属性时，建构了“绝对战争”—“现实战争”的理论模式。他首先将战争简单地抽象为“两个人的搏斗”，并由此展开分析，以从暴力为起点的三种相互作用，提出类似于黑格尔“绝对观念”的“绝对战争”这一先验性概念。然后，他以“战争不是孤立行为”、“战争不是短促一击”、“战争结局并不绝对”的三大主要事实，离开完全逻辑性质和单纯军事内涵的分析，完整地考虑了作为社会行为的战争的整体，得出了“现实战争”概念，并建立了战争本质“三位一体”的模式，最终完成了“理论上的总结”。克劳塞维茨对两种战争的理解不是就此为止，“绝对战争”的概念基本停留在暴烈性的基础性层次，而当不确定性和政治从属性概念被引入，特别是后者内涵的介入，战争完全现实化了。但这种“现实战争”仍旧是理论上的三要素完美平衡、目标与手段相称的“理想战争”而不是人类的“真实战争”。克劳塞维茨承认，战争现象极其复杂，真实的战争形态并不那么完美、手段与目标也并非相称。他强调战争是人类真实生活中的和社会性质的，同时也敏锐地觉察到战争实践中与理论逻辑完全相反的一种明显的倾向：战争从目标有限和手段节制的“现实战争”向暴力极度发挥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绝对战争”的回归。（注：克劳塞维茨：前引书，第855-857页。）这样，按照“正—反—合”的哲学思维路线，他完整地完成了“理论概念——现实条件下的理论修正——现实实践”的思考。
虽然“绝对战争”只是纯概念战争在理论上的逻辑终点，但在现实形态上，正如克劳塞维茨已经觉察到的，如果目标需要而且手段可以达到的话，战争也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绝对状态”，即彻底击败（未必是消灭但至少是打垮）敌人的暴力最大化的不懈努力，因为战争就其实践性质而言是试图实现己方意图和最大利益的零和结果的集团性冲突，一方的胜利就是另一方的失败，绝无平手的可能。尽管“三位一体”中的后两个因素会起到限制战争暴力向“绝对化”方向发展的作用，但是，后两者并非总是削弱战争的最基本的暴烈性特征。历史表明，不确定性所形成的风险收益的诱惑、大众政治所形成的民族性和意识形态狂热以及对战争失败将可能承担的政治（还包括经济和军事）后果的恐惧，加之政府的非理性选择和政治控制引导失能，往往助长暴力的使用和极度发挥。自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核武器和核战略理论诞生以来，战争（特别是大国间的战争）发展成为“具有绝对形态的现实战争”的趋向是极其明显的。所以，战争有其自身的逻辑，作用于这种逻辑的正是其“三位一体”的本质属性，它含有人类主观因素却完全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它普遍存在于任何形式的战争（包括内战、民族解放战争、革命战争甚至恐怖主义战争）特别是国家间的战争。
三
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国际关系意义，还在于它在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上为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提供了相应的理论范式。首先，“三位一体”理论在国家层面上解释了运用大战略的必要性。在现代物质和技术条件下，人类的暴力手段已经发展到极致，而战争的不确定性又有可能造成人们难以承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所以战争（特别是大战）不是国家应有的理性选择，在战争问题上有必要加强政治和大战略的作用。这样的情势更好地确定了战争在国家政策选择中的地位和作用——军事力量只是国家所运用的诸多力量之一，战争只是国家战略的最终手段。大战略要求多重手段的综合运用，并且侧重于以非战争手段达到己方目标，因为现代条件下，战争即使对于自以为有利可图的一方来说，也是得不偿失的。（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中译本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52页。）但是，大战略也不排除暴力（战争）手段的使用，只要这种使用有助于而不是有损于大战略目标的实现。战争本质“三位一体”的解释，直接面对战争作为政治手段运用的核心问题——目标和手段的相称性，即根据国家大战略目标，在排除其他一切手段的可能性之后，在何种前提下进行具有何种目标的何种战争是合适的。它同时表明，一国应当尽量避免在国际关系中简单地选择战争，除非情势已经达到非战争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因为战争不具普通的博弈游戏，它通常违背预先设想而脱离人类控制，因此，要在其三要素间维持平衡是极其困难的，这就要求国家在面临战争选择时慎之又慎。
在国际层面上，“三位一体”理论提供了限制战争建立国际安全和地区和平机制的方向和思路。对战争本质的分析，首要地解释了一些国际机制和国家政策的作用：军备裁减的意义在于部分地自主限制国家的战争能力，降低可能的“暴力”的破坏性以及国家间的敌意和疑惧；危机管理则重在尽可能地弱化“不确定性”的作用，避免误算和冲突升级，从国家行为和意图的角度避免使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战争及武装冲突控制所强调的问题则是，一旦战争暴力已经发生，那么“政治”必须牢牢掌握主动权而不能任事态自然发展。其次，它在深层次上解释了战争行为的症结性根源。“三位一体”所引出的关于“战争从防御开始”、“战争是社会性产物”、“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注：克劳塞维茨：前引书，第477,729,43页。）的一些论断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军事本身，从社会和哲学的角度理解，就是战争从敌对姿态和意志而不是事实冲突开始。这从根本上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无政府性质和国家“安全两难”困境。这两者又强化了国家政策中的战争行为选择的倾向。由此，“三位一体”证实了国际机制和国际法的必要性和重要功用。以胜利为唯一目标的战争，最终只会是“绝对形态的现实战争”，其政治社会后果与核大战并无太大差异。国家不能也不应该轻率地试图以战争来解决“安全困境”。现有的国际机制和国际法不仅不应被弱化和忽视，相反，应得到不断加强和发展。在国家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主体和战争行为责任人的情况下，有必要建立合理公正的、以发展国际合作和协调解决国家间利益冲突为目标的国际机制来防止战争，如果永久和平达不到，至少也应该保证绝大多数国家在相当时期内的相对和平。尽管历史地看，国际安全与地区和平大多是以一国霸权或多国均势为基础的，但无论哪一种途径都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战争手段，尽管包括克劳塞维茨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国际法对暴力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注：克劳塞维茨：前引书，第23页。）但战争“三位一体”的本质证实了以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约束和规范战争的可能性，暴力靠以暴制暴的方式和结果、不确定性以超然的客观性、政治以人为的主观努力迫使国家间寻求和平的规范和契约（有时是不言自明的默契）。《巴黎非战公约》（1928年）和《联合国宪章》（1948年）限制国家战争权利、取消预防性战争在传统国际法中合法手段的地位、宣布废止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革命性事件，都证明了这种可能性。现代战争的首要性考虑是其相称性、合法性和正义性，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相称性、合法性和正义性的评判标准是模糊的和各执一辞的。因此，限制暴力、消除敌意、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是限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最根本和最适合的途径，而国家间的政治合作最为关键。
国家战略决策和国际机制之建立形似分立，然而彼此间相互作用。国家决策往往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国际机制的效能，而国际机制也时刻影响着国家行为选择，国际和平需要负责任的国家决策和合理公正、和平有效的国际机制。如果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主要国家经常性地倾向于选择战争工具，自助和结盟的对抗冲突就会主导国际关系，“国际无政府”和“安全两难”就会不断加剧，现有的并不太强有力、不太有效的国际与地区和平机制就会逐渐弱化直至完全失效。反之，如果绝大多数国家倾向选择并努力维护国际和平机制，个别国家就会审慎地看待或运用战争手段，和平机制也因此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强化而更为有效。
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它们不仅造成了国际无政府状态，而且引起了战争与和平问题。战争的本质属性表明其逻辑发展既可以是正向的，又可以是反向的，而其决定权主要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并部分地取决于由国家参与建构的国际机制。因而，国家既是战争的制造者与和平的终结者，又是战争的反对者与和平的保护人，因为国家没有必然的逻辑和内在的动力去维持和保护一种国际制度环境，同样，它也没有必然的逻辑和内在的动力去破坏和毁灭一种国际制度环境。国家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作用是超然的和根本性的。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对绝对安全与霸权的自我节制、对国际制度与国际法的尊重和自觉遵守、对加强政治合作与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方式的坚决维护、对国际不法行为和不当行为的坚决抵制，才是国际和平的真正关键。
四
克劳塞维茨的天才，在于他是线性世界（人们广泛的但却是错误的一种认识）里的一个深邃的非线性思维的思想家。（注：Alan Beyerchen,"Clausewitz,Non-linearity,and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Winter 1992/93.）他的战争理论所包含的国际关系思想，具有一种明显的、接近理性主义的现实主义特征（注：关于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及其思想方法，见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ree Traditions,Holms & Meier,1992；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典型表现”，《欧洲》1995年第3期。），即“理性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将主权国家视为国际行为主体，遵循“人性恶”的哲学假定并由此引导出“国际无政府”和“国家行为自助”两大基本前提，进而以“权势”和“利益”为核心概念展开其理论体系。现实主义不仅仅是现当代的理论产物，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以及肯尼思·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其根源可上溯到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和中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克劳塞维茨及其战争哲学则是现实主义这一大历史脉流中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座丰碑。实际上，就克劳塞维茨所讨论的问题、他的个人经历和军人身份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而言，他不可能不是“现实主义”的。克劳塞维茨身处一个现实主义方法盛行的冲突时代，其著作和思想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的国际关系现实：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蓬勃发生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组织方法的突进，主权和民族国家观念的进一步强化，国家对战争工具的经常性运用以及拿破仑战争对旧战略思想体系和战争方法的毁灭性超越。然而，克劳塞维茨的现实主义是相对的，它是接近于理性主义的一种哲学思想。所谓“理性主义”，不仅是就其学说的方法论，而且是就其时代背景而言的。理性是理解自然、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一种能力和方法，即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以及人类自身的创造物的能力和方法。它是有限的、相对自主的和时代性的，其基本特征是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和基础、关注于人类自身以及关注于历史的哲学思考。“理性主义”作为克劳塞维茨学说的另一重大特征，表现在他较多地考察了人类心理（注：战略学家哈特指出，强调心理因素的作用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理论的最大贡献。哈特：《战略论》（中译本），第464页。），较多地关注于历史经验的总结，较多地运用了哲学和逻辑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完整而又严密的学说体系。这种风格和方法十分符合他所处的那个被称为理性主义的时代。在后启蒙时代，科学方法和理性主义始终是资产阶级推动其经济和社会革命的有力武器。
因此，克劳塞维茨的思想风格更接近修昔底德而非马基雅维利或者霍布斯，后两者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为极端的或强硬的现实主义。克劳塞维茨及其著作所表现的，是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相一致的“复杂的现实主义”。他从整体上去考察战争，对人类社会这个极端冲突的现象作人性的和哲学的理解。他只作价值中立的观察和思考，不作是非善恶的判断，并且无意将他的结论变成规定性研究的可以简约的教条。同时，他虽秉承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非道德性”，拒绝将战争归结为人类原罪的宗教神学传统，但又没有像后者那样把实力和手段奉为圭臬。他对人类心理所作的生动而深刻的描画，并不亚于霍布斯，却又没有像后者那样推论出容易将人类认识引入歧途的言论。他的哲学方法和观点深受德国古典学派的影响，其历史理性分析的方法以及对待人类认识和真理的态度是康德主义的，其辩证法和“绝对战争”—“现实战争”逻辑模式的建构却是黑格尔式的，而最终既未接受“永久和平”也不迷信“国家权威”的态度则证明他的学说自成体系，即使不能与前两者相提并论，至少也没有依附于其中任何一个。所有这些都表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风格是特殊的和复杂的。但最主要的是，他继承了修昔底德的传统，在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怀着学者和职业军人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以其丰富的战争和社会经历，用哲学思考的方法从理性和科学的高度上揭示了战争的本质属性，建立了对战争的“人性—政治”理解的逻辑体系。这一范式，在他之后，再没有人能够打破。即使是新现实主义的旗手肯尼思·华尔兹，也只能为这个范式提供层次分析上的新方法而不能革新其主要内容。（注：华尔兹对战争作了三个层次的分析，认为战争源自人性恶、国内制度不完善和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观点常被人称为“沃氏三原理”。Kenneth N.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以“理性现实主义”特征展现了其深刻性，而其国际关系意义最终归结于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他的战争本质“三位一体”构成的论断，解释了战争的发展逻辑，也为人类探索和追求和平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根本途径。作为战争的反向逻辑，和平要求限制暴力、消除敌意、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而国际间真诚平等负责的政治合作无疑是限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根本途径。如上所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国家起决定性作用，战争与和平是国家造成的，因而限制战争、维护和平完全取决于国家以何种态度对待战争，以何种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理解战争本质的三个基本构成——暴烈性、不确定性和政治从属性。战争最恶劣的影响并不在于战争暴力本身，而在于它导致人类进步信仰的丧失，（注：杰弗里·帕克：《剑桥战争史》（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7页。）即对人类道德、理性、智慧和能力以及历史变迁和发展最终将逐步改变国际关系的极端冲突性质这一信念的怀疑，亦即回归于汤因比所说的“把他们自己失败的原因推诿给那些完全无法由他们掌握的力量”这个“人类的一种亘古不变的弱点”。（注：汤因比：前引书，第5页。）当今时代，在暴力手段发展到使战争成本和收益不成比例、国际法和国际舆论将战争视为非合理行为、国际社会积极寻求和平与政治合作、战争由国家大战略的首要手段降格为诸多手段之一的情况下，国家安全与国际和平将极大地由非战争手段获得。“应该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认识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根据这种概然性，战争的特点越接近绝对战争、战争的轮廓包括交战国的群众越广和把他们卷入旋涡的程度越深，那么战争的各次事件之间就越有联系，就越有必要在迈出第一步以前先考虑好最后一步”。（注：克劳塞维茨：前引书，第862-863页。）这是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给予我们的最基本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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