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技术政策调整的分析与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迪论文,发达国家论文,政策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技术政策调整的理论依据
发达国家制定技术政策的理论依据，是以熊彼特的技术创新学说、波特的国家竞争学说、英国学者弗里曼的国家创新系统概念及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进一步发展为基础，不断完善建立起来的。
熊彼特是第一个从经济学角度系统地提出了创新理论的人。1912年，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阐述了技术创新的经济学概念和创新理论的基本要点。从熊彼特的创新内涵可以看到，创新是指一种生产过程，这种生产过程具有商业目的，是抢占或开辟市场追求经济效益的一种手段。之后，波特(Porter,1990)在《竞争优势》一书提出了著名的产业价值链学说，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进一步完善了该学说，并指出创新存在于产业价值链的任何环节，从而提出了基于竞争战略的产业技术创新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了产业技术创新在国家竞争中的意义。
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Freeman,1997)是第一位系统提出产业创新理论的人。在产业创新理论的基础上，他又首次提出了国家创新理论，并指出国家创新的核心是产业创新。弗里曼认为产业创新包括技术和技能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管理创新（含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弗里曼指出产业创新是一个系统的概念，系统因素是产业创新成功的决定因素。
战略专家哈梅尔和普拉哈拉德(1998)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产业转型的理论，他们认为以创新未来产业或改变现有产业结构，以对自己有利为出发点来制定企业战略，是企业战略的最高层次。
2 目前发达国家技术政策调整方向分析
2.1 应用研究开发成为战略优先项目
传统理论认为，基础科学研究既需要相当的成本，又要冒较大的风险，研究项目能否成功、何时成功难以确定，而其收益又很难保证。由于市场存在缺陷，一般个体不会愿意冒很大的风险进行研究。而应用项目研究，由于其可预期的收益，自然会吸引民众去投资研究。因此，主要的发达国家政府一直对基础科学研究给予财政和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使这些国家的学术研究得到稳步发展。然而，这一情况在目前已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转变。实施“战略优先项目”，成为这些发达国家制定技术政策的重点。[1]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虽然仍被承认，但已不再被放在首要位置。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加紧在应用领域扩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并且形成了相互竞争的态势。
2.2 更加注重民用领域的研究
随着冷战的结束，原先“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已经打破。作为原“两极”的俄罗斯与美国，为了恢复其国内经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民用领域的研究。他们根据自身军用领域研究力量较强的特点，重点促进军民两方面的技术融合，通过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来进行过渡，把重心定为促进经济和就业增长、保护环境和提高政府机构效率。例如克林顿政府就曾指示，美国726个原从事军事研究的联邦实验室将现有预算的10-20%用于工业界兴办的民办企业。缩小政府在国防技术研究开发方面的投入比例。在研究内容上，也将国防技术的开发转向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2]
2.3 前沿科技成为研发的聚焦点
高新技术群中的前沿科技是当今世界瞩目的焦点，在当前一代和未来几代之间的科技发展链中蕴含着大量的机遇。一批国家正把主攻方向瞄准微电子—光电子—生物电子，细胞工程—基因技术—生命科学，核能—氢能—太阳能，高磁材料—超导材料—纳米材料，空间提纯—微重力成形—太空基站，海水淡化—海洋油气开发—深海采掘等前沿领域。这些技术在未来具有竞争力和市场潜力、对国家的安定与繁荣、对人民福利的提高能起到至关重要作用。攻占这些科技高地的竞争日趋激烈。因此，发达国家都在强调抓这些具有长远意义的前沿技术，并制定相应的国家关键技术计划，国家技术的研究开发也迅速围绕这些计划逐步展开。如日本的《1992年科学技术政策大纲》就将信息、电子、软件、半导体、新材料、生命科学、能源、海洋科学、宇宙科学和地球环境等作为研究开发的重点。美国政府也推出了《未来工业项目计划》、《航空航天局航空事业计划》、《生物技术研究项目计划》、《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等。
2.4 更加注重“标准化”的研究。
在二十世纪末，各国研究的项目明显的表现出“标准化”的趋势。由于技术标准与产业化发展的紧密关系，标准之争就成为技术竞争的核心战略。因为，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和行业标准的强制性，在新兴产业发展中技术很容易形成垄断：谁先行、谁先进，谁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产品甚至一个行业的技术标准[3]。例如，INTEL的CPU，以及MICROSOFT的WINDOWS，由于他们在行业中的技术领先，使整个行业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标准，整个行业的相关产品的生产都围绕他们的标准来实行。这就确保了产品和技术的长期垄断。将本国标准制定成国际标准，或者是将本国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协会标准推向世界并为各国所公认，就可以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先声夺人。因此，目前的标准化大潮主要表现为各国对国际标准制定权的争夺，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领域标准化中的竞争。1998年3月至2000年9月，美国标准学会(ANSI)和美国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合作，用了两年半时间，制定了美国标准化发展战略。日本经济产业省工业标准调查会组织了20多名专家和有关方面的代表，投资1.3亿日元，从1999年6月至2001年9月，历时两年零三个月，完成了日本标准化发展战略的制定任务。
3 发达国家采取技术政策的主要保障措施
3.1 提供技术政策的法律保障
发达国家为了体现促进技术发展的重要性，更有效地支持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纷纷通过立法，以法律的形式对相关政策的实施给予必要的保证。如美国从80年开始，颁布了《贝赫—多尔法案》、《史蒂文森—怀德勒法案》以及后来的《联邦技术转移法》、《国家合作研究法》、《总贸易和竞争法》等。日本则颁布了《科学技术政策大纲》、《科学技术基本法》等。德国也有《中小企业科研和技术政策规定》等。
3.2 不断加大政府对研发资金的投入
美国政府的资金投入是对技术开发最直接的支持。1997年为730亿美元，达到全国开发投资总额的40%。2002财政年度，美国政府的研发预算增加到95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6%：基础研究预算达230亿美元，增加了6%。德国1996年达到212亿马克，占全国研发投入的21%。据统计，美、欧、日各国政府研究开发支出约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45%。
3.3 确定重点发展产业
选择并重点支持核心产业及关键技术，确定一批既能大力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经济增长，又能确保给予在今后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的高科技核心产业重点支持。[4]如美国政府1996年投入4.34亿用于航空优先技术项目、高速研究项目、先进亚音速技术项目，比1995年增长25%；对环境计划拨款1.92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38%；对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生物医学计划拨款118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4%。日本在80年代制定了《第五代计算机十年发展规划》、《原子能开发利用长远规划》、《生命科学开发计划》、《激光研究五年计划》、《绿色能源十年计划》、《职能建筑物研究计划》、《宇宙开发计划》等一系列计划项目。并经过不断调整，于1996年6月制定《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使其技术产业化和产业技术化水平不断提高。
3.4 加强研究开发的软环境建设
除了有针对性地建立和资助一些研究开发机构外，还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技术成果的转化过程。如税收和金融方面的支持。美国政府就用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经费，并对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从所纳所得税中抵免。在日本，企业年度试验研究费超过过去历年最高额时，其超过额的20%部分的税额予以扣除；用于基础性研究开发的资产购置额的7%，于前一项可一同扣除；中小企业试验研究费用6%的税额予以扣除。提供低息或无息的资金融通则是另一方面的支持。日本开发银行就设立了新技术企业化融资、重机械开发融资、新型机械企业化融资、新技术开发融资等。到1995年，其规模已达1150亿日元。日本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国产技术企业化融资制度。此外，各国政府还大力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如美国1977年民营风险资本公司的新资本为1500万美元，1994年则骤升至341亿美元。而到了本世纪，这个数字早已超过了1000亿美元。90年代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建立了第二板的股票市场，提高风险资本的流动性。大大刺激了风险投资的发展，从而迅速带动了科学技术的产业化转变，加快了技术成果的转化过程，促使技术再生和深化，并带动相关技术发展。
3.5 加强人力资源的建设
各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各国都把培养具有综合素质、创新精神的高科技人才作为教育与培训的重要目标。在德国，一直对科学家保持着高薪待遇，全国都对科学家高度重视和尊敬。300多所高等院校，16个国家大研究中心，拥有近百个研究所或研究小组的马普(Max Planck)学会（以法人社团形式建立的独立科研机构）构成了德国基础研究的主要体系，也培养了大批的核心技术人才。日本政府则强调优先投资100所国立大学和国家实验室，重点培养大批青年科学家。在五年内把大学的博士后科研人员数量提高70%。[5]在美国，政府实施“终身学习计划”（计划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再就业系统、技能标准和教育技术计划等），以帮助美国公民面对新经济的到来，提高竞争力，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的劳动生产率。
4 发达国家技术政策调整对我国的启迪
4.1 政府要制定完善的法规政策
发达国家为保障其产业技术目标的实现，纷纷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而这些法规政策主要分为三类。
(1)支持和促进技术进步的基础性法律。如美国的《贝赫—多尔法》、《联邦技术转移法》，日本的《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中小企业投资育成公司法》、《中小企业指导法》等。
(2)对产业技术发展方向起指导性作用的宏观规划。如美国的《技术为经济增长服务：建设经济实力的新方针》、《先进技术计划》，日本的《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科学技术政策大纲》等。
(3)对产业技术发展方向起调整作用的产业发展规划。如美国的《航空航天法》、《国家信息技术设施计划》，日本的《石油化学工业发展政策》、《振兴电子工业临时措施法》等。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我们国家为保障其产业技术目标的实现，必须制定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法规为基础，才能保证技术政策的实现。
4.2 加大政府科研投入
政府对研究开发的资金投入，是保障社会科研力量发展，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手段，也是发达国家的一贯方针。政府的研究开发投入应该主要致力于进行基础性、高风险的项目。这些项目一般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但对于企业来说风险大，且收益不明确，因此企业大多不愿意涉足。这就需要国家来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开发。
在国家间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发达国家政府对研究开发的资金有逐步加大的趋势。目前发达国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2%左右，我国目前不足1%。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加大政府科研经费的投入。日本曾一度过分依赖企业的科研投入，造成后来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不足的严重后果。我们必须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
4.3 促进企业科研力量的发展
加强国家对科研开发中的作用并不是要降低企业在科研开发中的作用。恰恰相反，我国更需要加强企业在研究开发活动中的作用。
我国企业普遍缺乏必要的研究开发能力，在经营战略上对研究开发重视得非常不够。发达国家企业对研究开发的投入一般都占其销售额的3%左右，高技术企业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则在其销售额的5%以上。美国大多数企业研究开发经费占其销售收入的4%左右，全美企业的科研开发经费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9%。而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41%、1.39%和1.37%，平均不到1.4%。许多企业长期以来没有真正重视研究开发投入，过分依赖引进技术，造成了我国成为世界加工厂，只能生产一些生产耗费大，附加值低的产品。这使得当前我国民族工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企业的科研活动进行全方位的支持：首先从政策或法律上要求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加强研究开发功能，增加研究开发投入；其次，要完善鼓励企业研究开发的政策环境，从税收、项目资助、政府采购、融资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支持企业加强研究开发活动；第三，加强国家研究机构与企业的合作，提高企业的科研能力；第四，加强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保障科技成果的收益。
4.4 合理安排国家科技发展的重点方向
从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政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国制定技术政策普遍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即符合本国的基本国情和紧跟世界发展的趋势。例如日本在战后进行恢复性的发展，重点发展对经济增长拉动大的钢铁、电子、化工、机械等产业，并大量引进技术，充分利用它国科技成果。后期则由于自身情况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提出加强基础研究和创造性科学。德国的技术政策也是一个由恢复到发展，到创新的过程。因此，我国制定技术政策也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并且紧跟世界发展的节奏。
(1)加强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同时注重培养技术的原始创新能力：加强技术的引进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技术的原创性。中国属于技术后发的国家，我国的产业发展如果只是单一地引进技术，一味地沿袭技术梯度转移的模式，以简单地跟踪模仿发达国家技术为主的话，将很难实现产业技术的跨越式发展。经历了改革开放20年的引进战略，目前面对加入WTO难以突破的技术壁垒，跟踪模仿的技术发展空间已十分有限，它将造成难以摆脱的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因此，面对变化的世界环境，中国必须实施技术跨越的战略选择，在关键产业的核心技术领域加强原创性研究，由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转化，组织队伍，实施创新人才战略，专利和技术标准战略，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制度、文化环境，培养技术原始创新的能力，为实现新时期我国技术发展战略转化提供保障。
(2)尽快确立适合我国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一方面，我国必须紧跟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尽量保证不在高科技浪潮中掉队。另一方面，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我国又必须选择最符合我国需要的产业来优先发展。①电子信息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在我国拥有较为广泛的基础。特别是近几年来，电子工业发展迅速，对我国的经济起到较大的拉动作用。但是，我国的电子工业主要还停留在低档的生产加工上，政府应促进该行业向高科技方向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②生物技术产业。我国的生物技术一直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某些方面在国际上具有领先水平，但是，我国生物技术的产业化程度低，这将导致其发展缺乏后劲，政府必须促进生物技术的产业化。③能源产业。总的来说，我国是一个能源缺乏国，也是一个能源浪费大国。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需要能源供应的支持，因此，我国必须加强能源科技研究，提高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环保能源。能源产业是一个大投入的产业，因此，它的发展尤其需要政府的支持。④环保产业。我国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以高投入、高消耗为基础的，付出了环境代价，这对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利的，为此，国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大环保方面的科研开发，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应成为这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⑤新材料产业。钢铁材料和硅单晶材料发展都为人类物质文明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近年来纳米技术的发展又成为科技界注目的焦点。新材料本身是一个大的市场，由它带动而产生的产品、新技术则是一个更大的市场，这个产业的发展将对我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都产生积极的影响。[6]
(3)加强科技成果的转化。科技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转化为生产力，所以我们应尽量促进这一转变。同时，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也有利于增强科技研究的动力。近年来，各发达国家无不纷纷加强了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力度。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也应该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
(5)加强对高科技企业的支持。首先在政策上鼓励发展高科技企业，建立专门的机构为高科技企业服务；其次，要在税收、融资、国家采购、技术支持等多方位对高科技企业给予优惠，创造有利于高科技创业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第三，加强国家科研机构和企业界的合作，一方面增加科研机构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加快机构的科研成果流向企业。同时，双方的紧密联系可以影响科研机构的研究方向，提高其研究的实用价值。第四，完善我国的高科技园区建设。尽管我国建立了大批的所谓高新技术开发区，但是，其中真正的高新技术成分并不多。各地政府为了吸引投资，无论什么企业，都尽力引入高新区，这就无法形成一个高新技术企业群，无法形成一个技术中心，使得高新技术企业间的技术示范效应无法形成。同时，多种类型企业聚集，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专门政策也无法完全展开，影响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因此，提高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档次是目前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五，培养我国的风险资本及其市场。高科技产品虽然可能收益很高，但其开发时间长、风险大，一般资本不愿涉足，而资金缺乏又将抑制研究开发活动。风险资本的产生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发达国家风险资本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其科技成果的转化，而风险资本自身也得到了发展。美国风险资本从1980年的35亿美元、1989年的330亿美元发展到2000年的1000亿美元以上规模。我国的高科技企业要进一步发展，提高自身生存能力，就必须培养自己的风险资本并完善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