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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脱胎换骨的体制转换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休克疗法”并不能解决俄根深蒂固的低效益和低效率的问题，相反引起了社会的剧烈震荡，使社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普遍贫困和大批失业。现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认为温和而渐进的改革更加适合俄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激进改革 私有化 市场经济 渐进改革
众所周知，苏联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发源地。计划经济在苏联为时最长、范围最广、程度最深。70多年的计划经济与强权政治使苏联经济疏漏百出。几十年“不断完善的详尽的计划”并没有使计划制订者消除结构失衡、比例失调、商品短缺的长期综合症。
苏联解体后，主管俄罗斯经济改革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一些年轻而又较为了解西方的经济学家，如盖达尔、费奥得罗夫、丘拜斯。面对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及富裕的物质生活和以“两低”（低效益、低效率）及短缺为特征的俄罗斯经济，他们和当时的大多数俄罗斯人心情一样，都希望能按照西方发达国家模样尽快转向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与经营方式，希望能快刀斩乱麻，早日获得西方经数百年发展而达到的文明与富裕。这种急功近利的想法与西方国家在俄的经济改革顾问不谋而合。于是，1992年元月以俄总理盖达尔为首的激进改革派开始实施以“休克疗法”为特征的激进经济改革：完全放开物价，快速实施私有化，自由贸易，紧缩财政与信贷，实现本国货币与西方硬通货的自由兑换。但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经合组织提出设计，俄政府付诸实施的激进改革措施并未给俄经济稳定与发展带来预期效果，相反人们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生产锐减，失业增加，“灰色经济”猖狂。为什么会适得其反呢？本文试就俄经济改革政策的效果作一评析。
一、关于放开物价
物价稳定曾被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以宣扬，但这种物价稳定的实质是冻结物价，是以商品的长期短缺为代价的。苏联的物价几十年保持不变，实行低物价、多补贴、高福利的政策。但是低物价刺激消费、鼓励浪费、抑制生产，造成供给不足。长期的低物价既不反应价值规律，也不反应供求关系，还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补贴负担。
1992年元月2日，盖达尔政府宣布放开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由国家计划定价改为市场供求定价，取消物价补贴。但由于商品严重短缺，放开的物价如脱缰的野马，物价飞涨，卢布购买力不断下降。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物价监督与检查，近3年来俄物价上涨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许多人多年甚至一辈子的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俄通胀率1992年为1353%，1993年为896%，1994年为294%（1994年全世界平均通胀率为25%），政府财政赤字占GNP的10%以上①。
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进行配套改革，特别是没有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关系，在俄并未出现商品短缺——物价上涨——刺激生产的因果关系。高物价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相反出现了抢购、囤积居奇、垄断、哄抬物价的情况。由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需求弹性较小，所以消费需求的减少主要表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的下降和消费品结构的改变上，如近年来莫斯科市面包的消费量在增加，而肉蛋奶的消费量在下降。可以说，货币的贬值与物价的飞涨是俄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直接原因。
二、关于国有资产的私有化
国有资产私有化是俄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俄政府期望通过推行私有化，转变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形成广泛的私有者阶层，为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基础。
俄私有化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无偿私有化和有偿私有化。无偿私有化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向全民发放私有化证券的计划，规定每位公民不分年龄、性别、社会地位、收入水平等均可得到面额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该证券的使用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直接购买私有化企业的股票；二是投入投资基金会，然后由投资基金会投入到私有企业；三是向私人及非国营机构兑换成现金。另一种无偿私有化是将现有住房无偿地转让给居民所有。不论你所居住房屋的面积大小、建筑年代、质量及地理位置，只需到有关房管机构办理手续，就能无偿地获得房产证。私有化后的住房可以买卖、转让、出租、继承等。这种私有化无疑受到绝大部分居民的欢迎，但也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以前住房的分配虽然都是无偿的，但分配并不是公平合理的，特别是在特权盛行、等级森严的苏联，多占住房、占好住房者不乏其人，这种住房的无偿私有化是对以前住房分配不公的直接认同，也造成了新的不公和不平等。另一个问题是，现在已完全取消住房的无偿分配，需要住房的人一律在市场上以市价购买，这对于生活水平下降，经济处于危机中的无房者特别是年轻人无疑是个巨大困难。在俄时常发生住房犯罪的情况，一些鳏寡孤独者常死于非命，而其住房则被人抢占。
有偿私有化是指人们用自己的钱购买私有化企业的股票，收购私有化证券，用私有化证券再去购买动产和不动产，以及通过拍卖直接购买企业和租赁企业。这种私有化当然是针对有钱者而言的。但在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很难通过现金拍卖方式出售这些企业②。
（二）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小私有化即商业流通和服务业领域的私有化，其方式主要是按竞争原则通过招标、拍卖、出租的办法实现的。这方面进展较快，到1994年，小私有化90%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大私有化即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其方式主要是通过股份制形式实现的，它包括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及军工综合体的民营化。这方面困难很多，进展缓慢，到1994年，大私有化的50%目标还没完成③。
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人们的货币工资收入基本上都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能用于购买企业及股票的钱少之又少，这对激进、彻底而又广泛的私有化特别是对大私有化计划无疑是个巨大的阻碍。至于具有平民主义色彩的无偿私有化（私有化证券的发放），则导致了股权的过分分散，给改造后的企业的新管理机制带来了相当困难。
国内积累率不高，人们购买企业股票的资金有限，外资来源如何呢？由于俄政局连年动荡，又没有鼓励外商投资的法律，特别是没有优惠政策，外商投资风险大，与其它国家相比，俄并不具备多大吸引力。实际上俄利用外资的数额并不多，即使情况最佳的1994年，引进的外资也只有12亿美元（同一时期中国为350亿美元，其中海南特区为12.4亿美元，厦门特区为12.41亿美元）④。这与俄对外资的巨大需求相距甚远，所以，外资参与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作用有限。
在“立法基础大大落后于俄现实需要”（叶利钦语）的情况下，匆忙上阵而又规模巨大的私有化计划带来了不少混乱，也为不法之徒创造了“发财致富”的难得机会。俄《商业日报》记者季莫菲耶夫说，俄私有企业的90%的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61%的大富翁是把自己管理的社会主义企业变成了私人公司而发财的，即主要是通过权力和关系，利用价差、利差、汇差和税差把国有资产化为己有。同时私有化法律还致使工业银行和农业银行等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在一夜之间变成私人公司，或者立刻转到企业的前领导人手中。他们只需在私有化文件上签个字即可成为企业的真正主义和真正拥有者。在俄罗斯，从苏联一般官员到总理帕夫洛夫都毫无障碍地从社会主义跳到了资本主义。他们两头不吃亏，干的都是“洗国家的钱”的勾当，“昔日的合法小商贩已让位于今日的强盗资本家”⑤。
一方面，1994年虽然俄罗斯人的实际收入比1993年增长14%，但是贫富悬殊加剧，两极分化严重：10%最富的人的收入比10%最穷的人多13.2倍。1994年有3400万俄罗斯人的收入低于法定的最低生活标准（俄最低月工资目前为54100卢布，约合13美元）⑥。另据俄《论据与事实》周报第50期文章介绍，目前俄暴发户——新俄罗斯人——注意的焦点是豪华汽车，1993年“奔驰”500和600在俄的销量相当于整个西欧的销量之和，他们的月均收入为500万卢布，而全国平均月收入为25.7万卢布。另一方面，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俄罗斯，形成了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阶级结构相反的情况。在西方，最富、最穷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都较小，而中产阶级比重大，即所谓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而俄目前富翁占总人口的10%，生活有保障者占20%，生活无保障者及穷人占70%，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反常结构⑦。改革将更多的人推向贫困，这也成为俄今后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但是也应看到，俄付出了激进改革的代价，也收到了改革的初步成果。英国经济学家出版社出版的《1995年世界展望》认为，俄所继承的经济是过分军事化与过分工业化的经济，工业产值的下降使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从1991年的超过50%下降到1994年的大约30%。原来在苏联经济中还是一片空白的服务业现在在俄GDP中占50%。据估计，到1995年私营部门的产值将占GDP的60%。现在已有100多万俄罗斯人拥有像小商店、咖啡店这样的小企业，有1.7万家大中型企业已经私有化，4000多万俄罗斯人（占总人口的28%，美国持有股票的人数为4700多万，占总人口的20%）拥有私有化企业的股票⑧。
俄也出现了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市场经济结构。据《1995年世界展望》的统计资料，俄现有3000多家商业银行，800多家保险公司，600多家共同基金会，200多家农矿产品及证券交易所。对于几年前私营经济活动还被视为非法和犯罪的社会而言，现在竟然有了这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机构，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三、关于军工综合体的转产及私有化
苏联为“输出革命”，扩大势力范围，与美国进行超级军备竞赛，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投向国防工业建设，使国民经济逐渐演化成具有鲜明军事特征的经济。据俄《经济问题》1992年第4期资料显示，俄60%的工业与军事有关，约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直接或间接从事国防工作。近60年来苏联军工综合体共耗用了国家资源的80%以上。苏联解体后，俄继承了苏联绝大部分经济潜力和军事实力，同时也担负起了苏联遗留下来的沉重包袱，“俄罗斯继承的是声名狼藉的军事经济”（叶利钦语）。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战略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国内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近年来苏联及俄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把军转民、军工综合体的私有化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和降低国民经济军事化程度的重要环节。
但是，俄罗斯经济的非军事化遇到了重重困难：
（一）在起始阶段并没有制定军转民的具体计划及正式立法，不能解决军转民过程中出现的诸如转产机制、社会保障、知识产权、技术及军事保密等问题。直到1992年3月，俄议会才制定《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防工业军转民法》，目的在于促使因削减军费而出现的军工综合体闲置的设备、技术及劳动力能有效地转到民品生产中去，并保护军工企业的经济利益和对职工提供社会保障。但该法脱离实际，目标过高，实施步骤与规定也不具体，况且对军工综合体提供的各种优惠保护政策，从长期看也阻碍了它们在市场上的生存和竞争能力。
（二）在实施军转民的方法上存在着争议。如何将俄罗斯庞大的军工综合体转为民用，实现经济的非军事化是俄面临的一大难题。特别是1993年12月12日俄议会选举后，以弗·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俄自民党获得了巨大胜利，成为俄议会下院国家杜马的第二大党派（仅次于“俄罗斯选择”）。该党强烈反对俄现行的私有化计划和军转民方针，要求停止军转民，增加军工综合体的生产能力，扩大武器出口，以在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军工企业来“喂养俄罗斯”，藉此来进行社会经济改革。这也是议会竞选中俄自民党宣称的提高俄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之一。俄国内军界也对俄政府不断削减军费预算、大规模军转民及私有化颇有怨言。由此可见，在军转民问题上思想有分岐，认识不统一，致使军转民方向不明确，政策不连贯，行动不坚决，效果不理想。
（三）军工企业失业问题严重。在军转民过程中，由于压缩军工生产规模，关闭了部分军工企业，加之国家国防订货的减少，致使失业人数剧增。据《莫斯科时代》周报援引国防工业合作联盟负责人的话说，1994年有24%的国防企业根本没有得到订单，还有很大一部分军工企业只接到了极少的订单。例如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坦克厂1994年全年只生产了5辆坦克。1991年军工企业因军转民有40多万人失业。1992年有150多万人失业。现在失业人数还在增加⑨。
苏联军工企业集中了全苏众多的知识豪杰与人才精英。如此多的人失业，造成了人才的严重浪费与大量流失。一部分生化武器和核武器专家流失国外，重操旧业，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和生产生化武器和核武器。人才的流失导致了武器的流失，打破了地区间军事力量的平衡，产生了新的紧张局势。
（四）军工企业亏损严重。俄政府现在已关闭了一部分亏损的军工企业，还有一部分军工企业已开始转而生产民品，但并不是将所有劳动力、设备及生产能力投入民品生产，而是部分转产，即或同时生产民品与军品，或只部分生产民品。因此民品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低，产品批量小，劳动消耗大，产品成本高，竞争力低，根本没有规模经济效益。1992年有900多家军工企业亏损，亏损额达500多亿卢布⑩。因而想通过军转民来增加军工企业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能力的计划也落空了。
四、结束语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经济危机是极其深刻而又复杂的，既包括结构危机又包括体制危机。可以说经济结构不合理、国民经济军事化程度过高、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资金不足、企业缺乏竞争力、效益低下是造成俄社会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持续衰退的主要原因。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要稳定经济，扭转生产滑坡局面，除对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作相应改革外，还必须大规模增加资金和技术投入。但是，一方面俄深处经济危机之中，财政赤字严重，不可能向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另一方面，这也与俄向市场经济转轨计划中紧缩财政、减少赤字、抑制通胀的目标相悖。俄政府面对这一“两难”局面的构想是：通过实施私有化，使预算主体与投资主体逐渐分离，从而实现稳定经济和稳定财政的双重目标。
但是，激进的私有化虽然可以较快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关系和内部管理体制，但这并不伴随资金投入、技术进步和效益提高，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也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而企业难以很快摆脱目前的困境。也就是说，只靠激进的私有化并不能解决俄根深蒂固的“两低”问题，还必须进行配套改革和综合治理，建立可信赖的产权制度和运作良好的资金市场。企业也只有通过技术创新、自我积累和滚动发展才可能成为现实的投资主体。“要想通过这种私有化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只有把希望寄托在非国有财产形式的巨大效益上”（俄副总理丘拜斯语）。这显然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
从思想意识形态上来说，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强制推行的计划经济70多年。由这种强制计划经济向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漫长的体制转换过程，决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完成的。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给人们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再加上长期的政治熏陶并接受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教育，这也成为今天私有化进程的严重思想障碍。因为私有化突出的是残酷竞争，优胜劣汰，直接后果是造成大批职工失业。广大居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社会福利制度的突然崩溃，使得人们难以接受私有化，特别是激进的私有化。
俄激进的经济改革伴随着剧烈的政治动荡，改革可谓轰轰烈烈，炮声隆隆，可惜雷声大雨点小，上层权力斗争煞是热闹，但经济改革效果不佳。官僚主义照样盛行，办事效率依然低下，经济及行政管理体制依旧故我，没有分毫变化。似乎改革只是国家领导人的私事，似乎是强制推行，强人所难。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改革没有使广大民众得到实惠，“经济改革不具备社会内容”（叶利钦语），因此，改革也就得不到人们的理解、支持与拥护，改革的阻力也就越大。
再者，俄激进的改革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震荡，使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普遍贫困和大批失业。国际劳工组织《1995年世界就业情况》的报告认为，改革遇到的重重困难已迫使东欧特别是俄罗斯采取更加循序渐进的变革方式。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包括部分议员）认为，温和而渐进的中国式改革是可行的榜样。
注释：
①美联社华盛顿1995年1月10日电。
②［俄］《俄罗斯消息报》1995年2月18日。
③参见《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2期，第41页。
④［德］《商报》1995年2月2日，法新社1995年1月19日电，《中国证券报》1995年2月14日第1版。
⑤［美］《新闻周刊》，1994年12月20日。
⑥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5年2月5日电。
⑦［俄］《论据与事实》周报，1994年50期；《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2期。
⑧黄宝奎《各国金融制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⑨法新社莫斯科1994年12月28日电。
⑩《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1期，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