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经济关系中的汇率变动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汇率变动论文,经济论文,APEC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迭起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浪潮中，亚太区域的合作最为瞩目。自1989年11月堪培拉会议召开后，APEC至今已走过了八个年头。这一涵纳太平洋两岸经济发展最快国家的区域论坛，由民间提议到官方推动，由松散到协合，在多样性与灵活性原则下，18个成员国正朝向《茂物宣言》所确定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方向发展。APEC合作当中，一个显著特征是：成员彼此差异大，互补性强，这使得区域内合作富有多样性特点。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表明，APEC成员在其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客观上形成了制成品出口结构上的“阶梯攀登”格局（尤以东亚明显）。日本位居最高阶梯，亚洲NIEs（韩国、台湾、新加坡与香港）已上升到中间阶梯，东盟国家近来已开始了由低的阶梯向上攀登。日本不论就其文化联系、历史渊源，还是国际分工协作与经济导向能力来说，对于阶梯下属的其它成员国家都具有相当影响力。亚洲NIEs的崛起，与日本这一极产业格局置换释放的空间不无联系；后起的新兴经济体亦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着日本成功的发展经验。那么，“阶梯攀登”中的后进国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模仿了日本（或者说它们秉承的经验、现象是否具有共性）？这一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的塔科托斯·伊特、彼特·伊萨德与亚洲太平洋部的塔明·巴耶米做了研究。在以日本产出的快速增加和汇率升值一例考察中（1970～1992年），他们收集了亚太各国比较资料和相关的文献后分析发现：有好几例表明，APEC成员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并未遵循日本经历所揭示的产出增加伴随汇率升值的关系。但他们的结论却支持了一个广泛认可的观点——汇率水平的中期变动对贸易量具有清晰而重要的含义；而且，汇率似乎也影响了这一区域外国直接投资的决策。为了对这一研究所支持的观点作进一步的阐述，我们将汇率与一些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如经济增长、贸易、投资）联系起来考察。
汇率与经济增长
国际经济学理论指出，研究名义汇率的长期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通胀的差异来解释（PPP理论）， 但在实际分析时更具吸引力的是实际汇率的长期变动（经由国民通胀率差异调整后的名义汇率）。20世纪60年代由贝拉·巴拉萨和保罗·萨缪尔逊提出的一个理论（以下简称贝—萨假设）是这样叙述的：他们假设产出相对快速增加是和贸易品部门相对非贸易品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联系在一起，这就使非贸易品相对贸易品的价格存在上扬的压力；如果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在不同国家间仍保持近似不变，贝—萨假设认为：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升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
贝—萨假设在日本经济发展的高增长期得到验证，支持这一假设的便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里查德·马斯坦最近对美元／日元实际汇率所作的研究。他撷取了美、日两国的行业数据来计算1973～1983年期间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情况，他发现在美国，贸易品比非贸易品劳动率增加了13.2%；在日本，贸易品的劳动率则超过非贸易品达73.2个百分点。由贝—萨假设推知，两国的非贸易品价格（以贸易品计值）都应上升并且日本的幅度应更大；如果长期来看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变化不大，我们可以预期两国的相对价格变化会导致日元对美元的实际升值。
这一推论与事实相当吻合。马斯坦发现美国的非贸易品相对价格上升了12.3%；日本的相应数字是56.9%。虽然日本的贸易品价格相对美国贸易品价格的确剧降不少，最终的结果仍是日元对美元升值9%。 图（1～1）对汇率变动的这一过程作了最充分揭示：在1970～1992年间，美元对日元实际汇率，平均贬值达3.9%，与此相对应的是， 日本已渐次赶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海外投资国，综合竞争力居首位。
图1—1
专家们接下去研究日本梯度下的国家，但却发现日本的这一情况并非APEC成员经济高增长中伴随的普遍现象。截止1992年末的20多年间（1970～1992），韩国与中国台湾省遵循着类似日本的格局，显示出急速上升的人均国民收入与实际汇率变动的强有力关系（伊特）；香港和新加坡虽则经历了快速增长，但其汇率只有轻微升值（对此，伊特谨慎指出，研究成果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取得的数据期，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香港和新加坡历经了实际汇率的升值）；与上述情况相反，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的高增长率伴随着适度的汇率贬值；在中国，出现了大幅贬值。在拉美成员国中，智利与墨西哥持有近似但相对低的平均增长率和变化不大的实际汇率水平。
专家们的这一研究发现（高增长率与汇率升、贬值并存的现象）使汇率变化作为“直接被决定因素”的确定性遭到削弱；对此，伊萨德解释说，贝—萨假设出现的这一矛盾，至少在1970～1992年期间，可归结为下述两点不同因素的原因：
在部分快速增长的APEC经济体中（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有限的资料表明，它们非贸易品的价格这一期间相对贸易品价格是下降的，这与日本的情况相反。
长期来看，不同国家贸易品的价格并非恒定。后一事实至少综合了这样三点考虑：随着国家的发展，贸易品的构成会发生变化；长期来不同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并由此引起国内外价格指数中的不同权数相互影响；随着国家撤除贸易限制，货物仲裁的成本长期来看也下降了。
汇率与贸易
研究APEC贸易格局时，其背景与特点不容忽视。APEC这一区域的强劲增长主要得益于东亚经济体的高速增长率（近20年，东亚经济平均增长率为8%）和对贸易与投资的开放度（80年代末亚洲四小70 %的出口，68%的进口；东盟72%的出口，63%的进口；日本68%的出口，57%的进口；美国46%的出口， 53 %的进口均在亚太地区； 从1985 年到1991年，流入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以每年平均25%的速度增加，而其中将近一半的投资来自本区域内部）。 贸易与投资的活跃有力地促成了APEC“开放的地区主义”这一原则的拓展，从而也使APEC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作用日益重要：APEC区域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为40%，国民生产总值占的比重为50%，贸易比重为46%。
就APEC贸易格局来看，具有如下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一是与美国、日本的双边贸易关系在这一地区贸易格局中具有关键意义。二是东亚经济体通常是日本的净进口国和对美国的净出口国。这其中，亚洲国家从日本典型进口是机械、工具和其他半制成品以供装配，然后出口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情况相反，与日本贸易中存有盈余，而对美贸易中出现逆差。
APEC上述贸易格局，使得我们在探讨汇率对贸易关系影响时，可以看到相当鲜明的特点：在APEC地区中，日元、美元两种关键货币对大多数APEC成员国具有特别重要影响（加拿大、墨西哥是例外，它们受到美元的强烈影响，但对日元的变动具有免疫力），因而美元—日元实际汇率的大幅变动对各国会产生相当复杂的经济后果。一个经典的例子便是80年代中期，美元先是急剧升值，转而大幅贬值，这使得当时各国出口状况及国际市场价格普遍动荡不安。伊特指出，“在过去的15～20年间，APEC成员国对于美元和日元的相当惊人的汇率变动是非常敏感的”，为此他认为有必要区分开汇率波动的日与日、周与周及更长久时间内的变动状况，从而更精确评估对贸易的影响。伊特的这一看法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浮动汇率机制导入而使汇率不确定性增加的今天，逐渐为许多研究接受。在试图分析汇率不确定性与贸易的关系上，一种妥协的观点是：汇率对贸易只产生了次要影响。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作出的研究表明：完全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汇率中期变动的确影响着贸易量。汇率变动几乎立刻影响到贸易品价格，但对贸易量的影响存在时滞。因此结论是，汇率变动对贸易额的直接影响（短期）微乎其微，但长期来看，具有重要效应。
汇率与投资
在过去20年间，APEC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巨额的外国直接投资，反映出这些国家在生产率、资本帐户自由化和实际汇率上的基本趋势。有关汇率变动与资本流动的关系考察上，早期的研究认为，一国资本内流的增加往往伴随着汇率的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专家巴耶米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外来直接投资增加引起了生产和销售的扩大，受资国的进口也增加，从而汇率的贬值使该国对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并由此降低了资金成本，减少了运营成本。
在研究APEC区域中投资者如何应付汇率变动风险时，通常的情况是厂商以地域上的分散化经营来使汇率波动引起的风险最小化。日本的投资者在这方面表现相当出色，80年代下半期日元升值时，大举进军美国市场；90年代日本的产业向东盟、中国等新兴国家陆续转移时，也正基于这一考虑。“亚洲NIEs”的产业升级换代中，面对各该国的本币币值坚挺，资本外移的趋向也日益明朗。
基金组织的专家们还关注了汇率变动对美国、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影响。研究发现，日本外来投资流入相比美国汇率更敏感。通常认为这是跟美元、日元的国际化地位差异有关，但这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小结
APEC并非EU（欧盟）、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一种封闭性集团，它极力倡导的是一种“开放的地区主义”模式。APEC成员间横向、纵向经济联系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与协合性，这一特征也表现在各国一些基本经济关系的变动中，往往呈现出与此相吻合、相促进的一面。如互补性极强的东亚国家在出口阶梯攀登中因经济增长所致汇率升值共性在进一步催化这一地域内产业格局置换时，也使得各国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合作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拓展……从根本上说，APEC成员间通过不断开放贸易与投资借以削除壁垒成本及进行广泛而多层次的经济合作与技术交流，是有利于广泛区域整合性与协调性的加强，从而也为各国基本经济关系的运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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