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民正音》与汉语复辅音声母再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辅音论文,正音论文,汉语论文,声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想通过《训民正音》（韩国语文字）材料，考察韩国中世纪后期语音（公元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朝鲜王朝初期）复辅音声母情况，推测出韩国语复声母的消失和分化发展的方向；考察《鸡林类事》里存在的复辅音声母痕迹，证明上古汉语复声母留存在韩国中世纪后期语音里。
一、保留复辅音声母的《训民正音》
韩国借用汉字的历史很久，至少两千年以上。公元前后相继建立的高句丽、新罗、白济三国，都先后使用汉字为书面交际工具。1446年，李朝世宗王创制《训民正音》以来， 中世纪后期（公元15 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朝鲜王朝初期），特别是15世纪中叶韩国语在韩国语史的研究上受到格外注视。其理由是，在这时期创制了文字——《训民正音》〔1〕，并用这文字出版了许多文献。
（一）《训民正音》的体系
《训民正音》创制的理论性基础在于将一个音节分成初声、中声、终声等三个部分〔2〕，并且确认了初声与终声的同一性。 （这是对将音节分成声母和韵母的汉语音韵学的传统方法实施的根本性变革措施）。为初声与中声创制的文字，用于终声称之为“终声复用初声”，不另制造文字是这些理论导致的必然性结果。一方面，虽然《训民正音》是为韩国语的全面性书写法而作的，但是某些语言的文字化不得不采取固有要素和外来要素的配合书写形式。韩国语中，外来要素主要是汉字，所以，《训民正音》体系必须将纯粹的韩国语单词与汉字音的书写法一同考虑进去。
（二）《训民正音》的声母
《训民正音·解例·初声解》开头部分有“正音初声即韵书之字母也”。这直接表现出《训民正音》初声语音体系与汉语语音学字母体系的相关性。使用“牙音、舌音、唇音、齿音、半舌音、半齿音”或“全清、次清、全浊、不清不浊”为主的事实，是具体的证明之一。
两个或三个文字相结合的方法叫“并书”。这里有结合同一文字的“各自并书”与结合相异文字的“合用并书”。初声“各自并书”中有“kk、tt、pp、tsts、ss、hh”等。全浊声母及与之相应的全清声母，只有‘hh’并书了次清。这些“各自并书”主要用于汉字语音书写中。
对初声“合用并书”，《解例·合字解》里称之为“初声二字三字合用并书如谚语ssta为地、ptsak为只、pskwm为隙之类”，这属于“合用并书”三条列中各举一例。确实，中世纪文献中使用过（1）‘s’系（sk、st、sp），（2）‘p’系（pt、ps、pts、pt'），（3）‘ps ’系（psk、pst）等。这些具有“并书”的单词在现代语全都用“重音”〔3〕表示，如此多种多样的标记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这在韩国语语言历史上一直都是最大的疑难问题之一。
“合用并书”之所以引人注目，除它们奇异之外，还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与现代书写法的“重音”标记有关系，主张“各自并书”的一方，为了突出其历史的正当性，致力于解明“合用并书”是文字原本的辅音群。第二，如果它们表示词头辅音群，则与阿尔泰诸语的共同特征相违背。不采用词头辅音群，被指定为阿尔泰诸语的共同特征。
我们应该认为“合用并书”表现了文字原本的辅音群及其规则。《训民正音》创制之初的标记法，体现出文字与音素的彻底对应性。其他所有情况下，肯定这个对应，而唯独“合用并书”不予以肯定，很难认为这是明智的处理。
（三）《训民正音》的词头辅音群（复辅音声母）
中世纪后期韩国语中词头里以可同时跟随两个辅音为其特征。“初声合用并书”中，‘p’系（pt、ps、pts、pt'）和‘ps’系（ psk 、pst）表现为真正的辅音群。
先对‘p’系进行考察，先从结论说起， 这些认为是用于标记原本的辅音群，主要根据如下。
先前已指出，标记为‘ps、pt、pts’的单词，影响到‘p’现代语中。以现代语中的‘ip│s?al（大米）’、‘jop│sa?l （小米）’为例，中世语的文献上标记为‘ni│psal’（《杜诗谚解》），‘tso │psal’（《杜诗谚解》）。如果认为其中‘psal（米）’的‘p ’不发音，则无法解释出现在现代语合成词中出现的‘p’。
出现音韵变化之后，其痕迹残存于形态音素论现象之中，这是最近重新被认识的事实之一。中世纪语的‘ps、pt、pts’被重音化之后，这些辅音群的化石，尚存于合成语中，而解释该论点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上面所提到的‘psal’（米）在《鸡林类事》中标记为‘菩萨’。即“白米曰汉菩萨，粟曰田菩萨”。对其元音的重组并不确切，但是，将‘菩萨’读成‘[*] ps│sal’其与‘psal’的对应非常明白， 由第一音节的元音脱落形成了词头辅音群。
应注意‘pt'’的存在，用此“并书”标记的例子中， 可举出作为动词词根的‘pt'a-’（弹），‘pt'ui-’（跳），‘pt'w-’（裂）等与作为象声词的例子。无论如何，它们的‘pt'’无法认为是‘t' ’的重音，故只能将此认作[pt[h]]的表现形式。
15世纪《训民正音》文献的标记方法上，可发现暗示‘ps、pt、 pts’的实际被发音为‘p’的例子。由‘him（力）’和‘psw-（用）’的合成而形成的‘him│psw-’标记为‘hims-’的例子也不少。在这里为什么不使用‘p’？在中世纪语中，元音间只能有两个辅音。 就‘him│psw-’而言，‘him’与‘psw-’之间有休止，则三个辅音均能被发音，不然则只能发两个辅音，故一个辅音只能被省略。故而认为‘p ’因此而被脱落，将此标记出来则为‘hims’。
下面就‘ps’系进行考察，先从结论说起，认为‘psk、pst’是‘p’与重音‘sk’、‘st’形成的辅音群。
标记为‘psk、pst’的单词中的‘p’遗留在现代语中的事实， 过去也曾指出，但是，如同‘p’系所指观点，其理由也很有意思。 比如‘ip│t?ε（到这时候）、ts
p│t?ε（有时候）’的‘p ’ 是在中世纪语文献的‘pstε（时）’中的‘p’被发音，在合成词之中留下的痕迹。
15世纪《训民正音》文献中出现了‘han│pskwi（一时、俱、同）’。这无疑是‘han（一）’与‘pskwi（时）’的处格形‘pskwi’。 但是，这此早在16世纪里为‘ham│skwi’，与现代语中‘ham│k?ε（一起、俱、同）’是相同的意思。这个变化能证明两个事实：一个是‘pskwi’的‘p’被发音。‘han’与‘pskwi’之间的休止被删除时，元音之间只容许两个辅音，因此，‘p’消失，受其影响‘han’的‘n ’变成‘m’。这个‘n＞m’变化是在‘p’被发音的前题下才得以解释。另外一个事实是，‘sk’是重音。如果‘psk’是与[psk]相同的三个辅音，则[ps]理所当然地被牺牲，还留下‘sk’的事实，无疑是因为它是重音的佐证。
15世纪正音文献的拼写中，可查有暗示‘psk、pst’发音为重音‘k、t’的例子。‘nm│psti-（溢）’有时拼写为‘nm│sti-’（《且印释谱》、《楞严经谚解》）或‘nms│ti-’（《楞严经谚解》、《法华经谚解》）。因这种拼写法，将‘pst’发音为‘p’与重音‘t’，所以才得以实现。
另一方面，《训蒙字会》上可查见‘twl│pskε（苏）’与‘twlp│skε（荏）’的混标现象。这些明确说明，在“vr-v”环境下， ‘pskε’的‘psk’被发音为‘p’与重音化‘t’的事实。
上述论述中，中世纪后期韩国语中出现如下的词头辅音群：
ps pc pt
pt[h]
pt' pk'
这个体系以词头辅音是两唇闭锁音‘p’为其特点。但是， 第二个辅音在齿音中，只有闭锁音才具有平音、有气音、重音的三系列，摩擦音与破擦音只是平音而已。颚化闭锁音只有重音。值得注意的是，流音与鼻音也不出现为两个辅音的事实，有关这种体系残缺的原因，有待于研究。
《鸡林类事》的‘菩萨（*pa│sal ）’与《训民正音》文献的‘psal’比较，词头辅音群是第一音节的元音脱落所致。
从而，我们才得以假设，中世纪韩国语初期（12世纪）的‘pa │sal’到15世纪以前的某一时期，因元音脱落，转变为‘psal’。
（四）韩国语复辅音声母的消失及分化发展的推测
原先，韩国语在词头位置上只有一个辅音，词头辅音群的出现，无疑是非常费解的事情。不难猜测由此做出许多解除这些不稳定的努力。词头辅音群最终从韩国语消失，应归功于这些努力。
词头辅音群向三个方向发展。
其主方向是重音化。‘psk’早在15、16世纪文献中， 频频出现与‘sk’混标的例子。如关于‘psk│ti-（沦、坠）’，‘sk│ti-’（《龙飞御天歌37章》、《月印释谱》），关于‘pskwl（凿）’，‘skul’（《月印释谱》），关于‘pskwm（隙）’，‘skwm ’（《训蒙字会》），关于‘pskul（蜜）’，‘skul ’（《训蒙字会》）等等，这些混标的例子显示出这些单词的词头音被重音化的过程。
大多数单词的‘pt、ps、pts’也变为重音。 除频频出现于《杜诗谚解重刊本》的‘stwt（意）’，即‘pt、ps’到17世纪后半期，已混拼为‘st、s?’的例子。并且《捷解新语》中有‘pt│na│sj（离）’与‘st│na│sj’等，《朴通事谚解》中出现‘psw│ko （用）’和‘s?wm│i’，‘psuk（艾）’与‘s?uk’等。
综上所述，可推测‘psk’与‘pt’、‘ps’、‘pts’的重音化各自到16世纪与17世纪才得以形成。
第二个方向是存在“有气音化”（音节化）。‘pt’、‘pts ’也有变为‘t'、tsh’的例子。15世纪文献中，‘ptlp （涩）’为‘ptl│pwn’（《释谱详节》），‘ptl（拂）’为‘pth│lw │sja’（《楞严经谚解》），‘ptwt’（搁）为‘pthwt│ko ’（《月印释谱》）这种拼写例子令人注目。或许，称之为误刻。但，正是这些单词，在现代语的诸多方言中，表示‘ptlp-、t? l-、t?wt’与‘ thlp-、thl-、thwt-’时，说明了15世纪末已存在“有气化”倾向的事实。
对中世纪语的‘pt’与‘pts’，济州岛方言规律性地将‘th ’与‘tsh’的对应作为其特征。下面举几个例子，中世纪语‘pta- ’（拈 ）：济州岛方言tha-、ptl-（拂）：thl-、ptw-（开）：thw-、ptwi-（走）：thwi-、pthe（筏）：the、ptai（垢）：thε、pti-（蒸）：tshi-、ptwt-（摘）：thwt-、ptsak（双）：tsak、ptswts-（解）：tshwts-、ptsai-（裂）：tshε-、ptsa-（织）：tsha-、ptsa-（咸）：tsha-等。
另一个方向是‘p’的脱落。这是在‘pth’时，普遍出现的现象。‘pth’在18世纪文献中一般化为‘th’，但，实际上‘p’被脱落，可推测为17世纪。
这种现象跟汉语比较的话，“脱落”现象相当于汉语的“分化”现象。即[pl-]分化为[p-]和[l-]，[tl-]分化为[t-]和[l-]，[kl-]分化为[k-]和[l-]。如[kl-]分化为“考”[k-]“老”[l-]，[pl-]分化为“别”[p-]和“另”[l-]。 在分化过程中我们能推测[pl-]、[tl-]、[kl-]的[p-]、[t-]、[k- ]被脱落的事实。
二、汉语上古音复声母和韩国汉字音复声母的关系
（一）韩国汉字音的源流
韩国借用汉字的历史十分悠久，至少在两千年以上。李朝世宗王创制训民正音以前，韩国不仅借用汉字，而且还利用汉字的音和意，即利用汉字的假借原理和表意功能，创造了一种叫做“吏读”的文字形式。
15世纪中期，李朝世宗创制《训民正音》以后，曾命令“集贤传”学者翻译中国明朝的《洪武正韵》，同时以《古今韵会举要》为蓝本，校正了当时传统的韩国汉字音。他们认为韩国音与中国音不符是不合理的，必须根据中国韵书加以规范。由此编撰了《东国正音》。但是，不过几十年时间，《东国正音》就被淘汰了。这是因为《东国正音》带有较大人为的成分，不符合韩国汉字音的发展规律；因而当时的传统音，一直沿用到现代。
关于韩国汉字音的源流，中外学者说法不一。但是现在，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韩国汉字音借自《切韵》。”李得春在《汉语上古音在16世纪朝鲜汉字音中的遗存》（《民族语文》1985年第5 期）一文中说：“朝鲜汉字音保存了一些汉语音韵上比较古老的特点，这些特点都比《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系为早。考虑到朝鲜在公元前后高句丽、新罗、白济三国建立初期已借用汉字作为国家公用文字，所以，我们不妨认为，朝鲜汉字音里保存的那些古老特点乃是汉语上古音的遗存。”
但是，本文里我要以中古音里保存的韩国汉字音的痕迹，作为汉语上古音和韩国汉字音的证明。其主要材料是《鸡林类事》。所以先简单考察《鸡林类事》的版本和内容。
（二）《鸡林类事》
《鸡林类事》是宋朝的“奉使高丽国信书状官”孙穆于12世纪初期（确切地说是在1103～1104两年间）编写出来的，估计原本为三卷，由“土风朝制方言”及附录“口宣刻石等文”构成。如今其原版已失传，只有相传记录在《古今图书集成》（1725）和《说郛》的内容。《说郛》虽有其“明版”，但如今已无踪影，只存有引用到《大东韵府群玉》（1558）中的30余语项，如今可见的是“顺治版”（1647）和“台湾版”（1927），“台湾版”是参考“明版”的抄写本，对“顺治版”进行校正后得到的。这与引用到《大东韵府群玉》中的内容大致上一致。这些内容由短“序说”（主要关于土风，朝制）与“方言”构成。值得庆幸的是有关这个方言的部分较完整地保留了其原文形态。
这个方言中，记载有350 余项如“天曰汉奈”等用汉字写成的当时的韩国语单词或语句。从多方面考察，这本书确实是孙穆赴高丽之后直接记录韩国口语而写成的。因而，欲读懂本书书写，有必要了解孙穆所使用的中国字音的正确的知识。对本书书写法的全面性检查结果显示出可用宋代的开封音进行对照研究。这本书一方面由当时的字音构拟，另一方面由在韩国语史观点上的构拟来构成，我们确信，只有这些方面相互一致时，才能达到对这本书的正确的解读。
（三）《鸡林类事》的书写方法
《鸡林类事》的汉字用法，与韩国的汉字借用书写法大有不同，这是因为前者不利用汉字其意，只利用汉字其音。
汉字作为一个文字体系，本来是与汉语相对照的，因而韩国的汉字书写借用汉字体系是不太合适的。可是古代韩国人要用汉字书写本国语，用了两种方法。原来每个汉字有表意的功能和表音的功能。方法其一是不取汉字的表意功能而取汉字的表音功能，按照这原理造的是“音读字（直读字）”。其二是不取汉字的表音功能而取其表意功能，但是把表意性运用到本国语的词汇中去。用这种方法造的汉字就叫“释读字”。
但是，这种古代书写法的“音读字”，在这本书中均未被使用，可见韩国人没有直接参与这本书的编辑。意外的是，“豆曰太”“升曰刀”等文中，仍没用古代“吏读”的俗字，这可能是本书的著者调查高丽语时，对口语和书面语没有进行严格区别的结果。
（四）《鸡林类事》的辅音
前期韩国语中世语的资料虽数量不多，但在语音史的观点上，表明了非常重要的事实。《鸡林类事》表现出12世纪初期中世语的语音的情况。通过这些与15世纪后期中世语的材料，我们可推测出在14世纪中发生了明显的语音变化。但此时期资料的欠缺是一个遗憾。
前期中世语的辅音体系以重音系列的出现为其特点。重音可能是从原有的“单词”或“形态素”的连结中出现的现象。推测古语中，跟属格的‘叱（s）’和动名词词尾的‘尸（1）’之后的单词的头音‘p、t、s、ts、k’等都为重音。重音出现于词头， 才确立了语音体系中的位置。至于重音如何出现于词头上，尚未得到明确的解释，但毫无疑问此期就是前期的中世阶段。遗憾的是，《鸡林类事》中无法得到词头重音存在的明确的证据，但是，依据在后期中世语资料中被广泛得到确认的事实可知其存在是毫无疑问的。
虽然如此，《鸡林类事》里还包含着其他能保证复辅音声母的证据。 这就是“风曰孛缆”。 从“风曰孛缆”我们能推测汉语的“风”在12世纪左右的韩国语中说作“孛缆”。中古韩国语中相对于汉语“风”的为[pa│ram]。但是，“孛缆”二字却读为[pallam]， 似乎与现代韩国语发音[param]不完全相合，两个元音[a ]之间一为闪音[r]，一为持阻较长的边音[l]。这个问题的根据是韩国语连读规则， 前后接元音时读成闪音，后接辅音时读成边音。
尽管音标各异，音质起了变化，但对听觉分辨力不大（指对1 那样一类音素不敏感）的特定语言来说，听觉效果无多区别。由于l 发音部位的流动，它适宜与各种部位的塞音结合，p和l更易结合，但东亚人的听觉上r、l不分（韩国语、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满语等r、l不分）。文字是从属于语音的，音素的变异方使字母发生可能的变换，即使文言l不变，口语已音变作r，或者反过来，记作r而读作l，也无碍于事。
另外还有《鸡林类事》的“白米曰汉菩萨”、“粟曰田菩萨”的“菩萨”与15世纪的‘psal’（米）相对应。可知此时尚无词头的‘ps’是其间有某种元音的第二音节语。如把‘pasal’构拟的话， 可推测是由第一元音的脱落变为‘psal’的。
另一方面，由《鸡林类事》的“女儿曰宝妲”构拟的‘patal ’也显示上述单词相同的元音脱落的事实，即：‘*patal’经过‘*ptal ’的阶段到15世纪后，才变成‘stal’的。
三、结语
对上古音辅音系统的研究有三个方面，即（一）单辅音声母、（二）复辅音声母、（三）韵尾辅音。关于单辅音声母，从谐声字及其在中古音中的反映可加以确定。关于韵尾辅音，用谐声、诗韵及其在中古音中的反映能确定。本文主要考察了复辅音声母，关于复辅音声母的讨论也是用确定单辅音声母的同一方法来研究。
通过《鸡林类事》里保存的复声母，我们可以推测上古汉语复声母转入韩国中世纪后期语音以后的影响、痕迹。
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我所知道的很浮浅，但本文试着分析了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存在的证据和主要内容。其结论是上古汉语确实存在过复声母。而且中世纪后期韩国语声母也曾经保存过六个复辅音声母，它们的演变大致有以下三种方向：
（一）重音化。
（二）音节化。
（三）[p-]、[t-]、[k-]等的脱落。
与汉语音节演变比较的话，辅音减少，必然导致同音词的增多。同音词增多，使语言的交际作用减弱，而这又促使汉语的词汇，由古代的单音节向现代的多音节发展。这恐怕就是汉语古代单音节的词多而现代多音节词多的原因之一。
而且，从上述连绵字、双音节词的产生，可以反推上古复纽的存在，因为复纽比单纽的听觉分辨力高，可以一个音节独用。单纽辅音的听觉分辨力不高，如p和f、h和d、k和s等等，相似度很高，很容易混淆。而复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附注
①在朝鲜世宗主持下由郑麟趾等学者于1446年创制。起初称《训民正音》，简称《正音》，后来改称韩文。
②韩国语的音节结构由下列几个类型构成，即，①元音；②元音+辅音；③辅音+元音；④辅音+元音+辅音。第四类型中的辅音是初声，元音是中声，最后出现的辅音是终声，比如，mok（颈）。但是， 音节划分的原则是每一个音节必定含有元音。两个元音之间出现一个辅音时，这个辅音属于后一个音节，如[aptsi]（父亲）。 两个元音之间出现两个辅音时，第一个辅音属于前一个音节，第二个辅音属于后一个音节，如[hankwl]（韩国语）。
③韩国语辅音分松紧不分清浊，韩国语中汉语借词的辅音声母一律用松音，形式上多与汉语清辅音相类同。此“重音”指“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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